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路口论文,自由主义者论文,顾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1-0060-07
毋庸置言，深受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影响的顾维钧，其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痕。就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言，作为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他既是“文化人”，又是“政治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胡适断言：“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性的文化了。”[1](p100)但在武人专制时代以及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独裁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其固有的政治多元化意识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无法得以展示，甚至以不谈论、不介入政治为自己的行为范式或遵循的理念原则。抗战胜利前后，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权支配和控制的加强，中国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迁，美国以经济、军事援助为诱饵，大力向国民党政权施行政治渗透，压迫其结束一党训政的一元化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基础，以确立美国式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在这种历史和政治背景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潜在的政治意识被激发出来。本文试图构建的历史图像，正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为代表，包括胡适、蒋廷黻等留美知识分子的两难抉择形象。
本命题可能会引起诸多研究者的质疑，即顾维钧能否视为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顾自美学成归国，一直扮演政府高级官僚角色，与西方政治规范中的自由主义难以吻合，亦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显有不同。但肯定的一点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接纳，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等生态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中诸多的人参与政治或担任政府公职，并不一定以谋取官位为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思想观念与政治理想。[2](p224-250)顾应属这一类自由主义者。诚如其所言：“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我之所以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并“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3](p297-299),[4](p27-45)由此推断，顾维钧至少在政治理念上含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就是具体行动，亦并非无迹可寻，最明显的实例是其曾参与20世纪20年代轰动一时的“好人政府”，这个“政府”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政府”。而在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他积极参与筹组“自由主义内阁”和“自由党”，则生动地体现了他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试图追求思想理念与实际行为一致的政治准则。
一 背景：美国对华政策政治目标的回顾与瞻望
在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决策人物认识到为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政治统治体系中，解决国共内战危机实系当务之急，此乃关系美国在东亚政治战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5](p266)
对日战争结束前，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政策上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权；另一派则主张有限度地援蒋，以利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争执，并在中国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进行政治改革。1945年1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对华政策的权威声明中指出：“运用我们的影响以促成中国的统一，既作为短期目标又作为长期目标——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这未必说中国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如果拿短期目标来说，蒋介石是唯一的、现在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改变支持蒋介石完成我们的近期目标的政策，可能会引起混乱。拿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宗旨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以便我们能够与最有希望促进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合作。”[6](p105)这份文件勾画出了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意图，即战后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将视形势的发展和美国的需要确定，而替代者必须是一个愿受美国支配的人。故战争结束前后，美国着手调处国共争端，其本质在于压迫蒋介石改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基础，以便于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
1945年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12月，杜鲁门决定任命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执行美国对华政策，调解国共之争，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12月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致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各方应以真正的和解愿望来解决其分歧。我们相信蒋委员长正如我们一贯期望的那样为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提供了满意的基础。[7](p396);[8](p760-761)于是，马歇尔被授予这样的使命：敦促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便实现中国的统一。
美、蒋在如何重建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美国希望蒋介石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府。杜鲁门在声明中宣称：“美国政府认识到，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乃是‘一党政府’。美国相信：如果能将该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以容纳其他政治派别，将会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事业。”蒋介石却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至少将其削弱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在如何扩大国民政府基础以包容各主要政治派别问题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美国的影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因素，但能解决到何种程度，全取决于我方运用这种影响的能力。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这样地运用：即既鼓励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又要鼓励所谓的共产党人也作出让步，也要求其他方面人士作出让步”[9](p306-308)。这样，马歇尔以其最初受国共双方赞扬的突出的乐观精神着手进行其长达一年之久的毫无结果的使命。国共双方当时之所以持有高姿态，在于美国的和平统一方案因应了中共方面希望避免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而其大规模援蒋的先决条件是国共双方停止冲突并实现统一，从而迫使国民党作出有限度让步。
美国在寻求抑制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也考虑到除非国民党改变其不得人心的政治经济政策，并使国民党重新获得生机，或者出现新生的政治力量，否则，美国施加给国民党的压力，会由于美国不愿承担在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责任，而加强共产党的地位。美国还考虑到共产党人具有坚实的民众基础，而国民党及其他政治集团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和自由主义势力是完全可能的，除非美国以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支持后者，包括直接的武力干涉。这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难题，即在不使用武装干涉手段的前提下如何产生这些政治变化。美国政府遂决定首先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尽可能的最大压力，如果直接的压力不能迫使其进行改革，则有必要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抑制或摧毁国民党内握有实权的若干派系，并扶植其他派系的权力。[9](p325)其中包括加强小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势力，造成一个自由主义集团并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平衡力量，以维持各种政治势力的均衡。马歇尔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失败后，便积极鼓励各小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爱国者的组织”，并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鼓励和影响了相当一批自由主义者，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形成一支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多元化的政治美景就在眼前。
二 使命：一元变多元
国民党的军事优势被共产党弱化，中国政治经济处于极度不稳定的时刻，自由主义者固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开始爆发出来，试图担负起中国政治重新整合的重任。
1947年6月26日，美国人士毕范宇告诉顾维钧，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美国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10](p148)。顾则表示：“这是个好主意，但必须知道，自由主义者在群众中没有根基，因此不能对自由主义者阶层寄予奢望。他们实在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要大家一起干。美国可以向我们明确指出希望中国做些什么来作为援助的条件。”[10](p149)显然，此时历经宦海沉浮的顾维钧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相当的了解，自由主义者由于其本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确实不可能形成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担负起美国赋予它的艰难使命。9月10日，国民政府前铁道部次长黎照寰在访美时向顾透露：“最近中国发动了一场运动，以谋取国民党内党外的自由主义者的合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此大加鼓励，发动这场运动的想法是使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工作，并推动一系列的改革。”黎称蒋介石已声明，只要自由主义者拥护政府的反共运动并提供合作，他将欢迎其来协助扩大政府基础。黎还说，在国民党内没有合适的人来领导政府，他们一伙已决定提请顾维钧这位国际知名人物来做他们的领导。[10](p189)。顾以其同国民党的关系松散为由婉言谢绝。他认为：“在中国威望很重要，现在很难找到一个享有像蒋介石那样威望的其他领袖人物。”[11](p5)表明他对多元化政治运动取回避态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和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宣布“引退”。几天前，顾维钧对一位人士说，他的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等待观望的消极政策，期望看到中国组成一个“自由”的政府，然后再增加援助。[11](p22)几天后，他对争取美援的教会领导人于斌说：“我们全部的需要就是联合所有反共分子，抛弃一切分歧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保全中国不要落入共产党手中。”如果蒋介石复出领导反共作战，必须进行改革。并当即列举了应付时局的六条最重要的措施：(1)组织一套不自私、有勇气、有经验的顾问班子为蒋介石服务；(2)在现代化基础上重组中国军队，由忠诚、精干和富有经验的军官负责指挥；(3)以年轻有为的人接替年老腐化的人；(4)任用文官为各省主席，以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5)实施照顾及任用年轻大学生的计划，为他们谋取出路并灌输为国家服务的信念；(6)经济和贸易自由，给人民以谋生和外国商人在华经商的机会。[11](p29-30)从这些措施来看，顾维钧对民国以来中国政府体制上的弊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以致他对政府的机能和有效运作投入了更大的关注，这种关注自然而然地遮掩了他对中国社会弊端以及由此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的透视。3月19日、20日的两则日记就为他的这种认识和局限作了很好的注释。他指出：局势表明政府过去多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有某些错误，忽视了在治理国家中应当注意人民意愿的原则”。“按照现代的意义说，人民是国家的股东，政府不过是董事会。董事会不可能一直违反股东的利益进行经营而不遭到股东的怀疑，失去他们的支持，以致引起抗议和反对。”又指出：“回顾中国的苦难局势，目前较之过去更为明确，即人治政府不论其心地如何善良，永远不如法制政府为理想。法治是建立国家的巩固基础。人治不可能摆脱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影响。”[12](p10)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崩溃已是指日可待。此时，争取美援包括直接的武装干涉成为挽救国民党政权最后、也是惟一的希望。5月8日，顾维钧会见杜勒斯时说：“我们应该敦促我国人民首先重建一个新的内阁，全部由胡适、晏阳初、吴国桢、孙立人、俞大维等以诚实、正直、富有才干而著称的人组成（这些人都为美国人所熟知），并且准备好实行改革的计划”，通过改革以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1](p118)。顾维钧所言的“新内阁”就是所谓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其成员主要由美国熟悉的归国留美学者组成。6月4日，他与蒋廷黻会谈中，更明确地提出“新内阁”的组成人选：行政院长胡适，外交部长蒋廷黻或王世杰，国防部长孙立人，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晏阳初，财政部长陈光甫，等等。而其余不太重要的职务则留给各个地方派系，如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以至于粤系等。[11](p126)并说：“这确实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王牌。”[11](p126-127)6月10日、16日，在与宋子文和胡适的谈话中，又为运筹中的“新内阁”规定了明确的施政方针，他说：“我提出可以组成自由主义内阁的人选，这些人既会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也会受到美国公众的欢迎，同时极力主张有必要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阶梯，使之能体面地下来，并且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按美国的期望行事，才能保证取得美援。没有美援，国民党中国的处境就会非常危急。”胡适则表示需要组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没有政党就不能有所作为”，“没有一个他挑选的班子，即使他出任行政院长，也不能做成什么事”[11](p137-145)。与此同时，王世杰、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也认为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必须取得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享有决定政策的充分权力，否则达不到任何目的。顾维钧认为以胡适为首的“新内阁”应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局势，为此又为“新内阁”精心设计了一套运作模式，即由“五十来个既无职务、头衔，也没有权力的人，来充当领袖人物、领袖人物与内阁、立法院与政府（行政院）之间以及中央政府和各省集团之间的联络员”。“那些领袖人物必须保证将全部权力交给内阁，保证站在局外大力支持政府作出决定，而不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或影响。”他以为通过这样一些联络人员的活动可以说服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在特定的基础上，在“民族利益”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提供合作和帮助。[11](p158-159)
顾维钧坚信胡适是“新内阁”领袖最理想的人选。但被其视为“王牌”的胡适，认为他“生性不愿指挥别人，强令别人服从”，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其实，早在1948年冬，胡适就明确表示像他那样的学者是没有能力管理一个政府的，那时他先后拒绝了要他担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邀请[12](p18)。胡适认为，“尽管蒋介石有他的缺点，他也是应当得到支持的”，因为只有他看到了“共产主义是非常不宽容和不能容忍的，在其思想灌输中是非常凶暴的，而且在中国强行其独裁统治中也是极为冷酷无情的”，“并且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也几乎只有他没有染上贪婪的习气或中国官场上其他典型的罪恶”[13](p335-336)。胡适既表示要献身于国民党的事业，又不愿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职务，充分显示出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政治军事失败时刻的困窘。
顾维钧、宋子文等人显然对胡适不愿出任“新内阁”首脑深感忧虑，但他们确信组织一个其成员主要是留美学者且又掌握实权的内阁是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途径。只有这样的内阁，才能得到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援助与合作。他们一致认为：“毋需害怕美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因为只要我们告诉他们或暗示我方意图，他们就会随时撤离。”[11](p206)顾维钧还特意以美国主动撤离菲律宾，恢复菲律宾独立地位的例子来证明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他又认为要想得到美国人的关心和支持，必须让其分享中国的控制权。顾维钧等人筹拟的“新内阁”的性质在这里描述得更加清晰了。
在美国日渐“抛弃”蒋介石的政治背景下，顾维钧逐渐意识到美国已“显然不愿同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再打什么交道了”[11](p207)。从1949年5月开始，一向淡泊政治的顾维钧不间断地与宋子文、胡适、蒋廷黻等自由主义人士以及美国官方人士商讨一项取代国民党的政治计划，以适应美国中途换马和培植新生政治势力的需要。到8月，他深切地感到“拯救中国局势的时间所剩已十分有限了”，必须尽快“邀集一部分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学者在委员长和李宗仁将军支持下，组成一个新内阁，并在各政府机构工作中使用若干美国顾问”[11](p207)，以鼓舞民心和影响美国政府。他乐观地估计，只要这种合作维持两三个月，就能唤起美国的关注。为将此项政治计划付诸实践，一向小心慎言的顾维钧又明确宣称：必须“说服委员长自己退居幕后”，因为“委员长的活动正在引起国务院越来越多的反对”。“我们要光明正大地挽救中国，就应该说服他暂时往后靠。如果中国得救，他作为最大的股东来说，将得利最大，我们可以再次倡议并拥护他当领袖。”“国民党也必须退居幕后，授予新内阁以施政的全权，用民主的方式来应付局势。”[11](p207)由于“新内阁”首脑的理想人选胡适不愿贸然尝试，顾维钧开始考虑由吴国桢出来组阁，胡适则在吴阁中担任外交部长。后来，考虑到蒋介石绝对不会“往后靠”的实际情况，又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没有委员长的支持，国务院如果要想从中国其他方面找出一个新的领导人是不容易的。我苦思冥想，并与中国的朋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打算找到一个拯救中国的方案。我想出一个主意就是把一些爱国的、正直的和能干的领袖组成一个集团，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背景和属于什么派系，就像胡适、蒋廷黻和吴国桢那样的人，他们不仅受到中国人而且也受到美国人的信任。由这些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宪法，在委员长或李宗仁的领导下，受权管理政府。”顾维钧多次敦促胡适出任外交部长以至于行政院长之类的任何公职，胡适却认为“让著名而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出来协助政府，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11](p210-211)。蒋廷黻对胡适的表现无奈而厌烦地说：让其“作中国的甘地吧，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12](p212)。
胡适对于出任政府任何公职都感到厌恶，却对组织一个自由主义政党的兴趣颇浓。胡适和蒋廷黻在1947年就产生了组建“自由党”的想法。据顾维钧讲，这个计划可能先由蒋提出并获得胡的赞同，然后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11](p480)。胡适是美国两党制的坚定信仰者，他认为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党。顾维钧对“自由党”的设想也“大体赞同”，并参与了蒋、胡等人关于党纲、党章的讨论。组织自由主义政府和自由党的设想都是以一批留学美国的头面人物为主体，以多元化为革新政治的模式。1949年6月，胡适对顾说，“他觉得没有这样一个党想要通过改革扭转乾坤，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并称他准备于9月初回国组织“自由党”[11](p481)。9月，顾致函蒋廷黻，表示愿为拟议中的“自由党”的发起人，并要求把他接受充当“自由党”发起人看做是他放弃国民党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先决条件。据顾回忆，建立“自由党”的准备工作在当年10月初取得了很大进展，蒋廷黻已负责草拟了“自由党”的党章，并获得了某些美国当权人士以及英国人士的好评。此时，顾对组党一事一改往日闪烁其词的态度，表现出异常的热心，他不仅赞同蒋廷黻草拟的党章草案，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增加收取党费以作为该党收入、公布财务和决算报告等。在他看来，组织“自由党”，“其根本思想系基于这样一种普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中，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而有效的反对党”[11](p484)。他对青年党魁首曾琦说：“国民政府总是希望有少数几个中国所谓的附庸党参加新建立的不论什么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等，作为对抨击国民政府是独裁政府，不是多党组织的回答。在政府中，为了同样理由，通常把一两个次要职位分给这些少数党。作为一种权术，政府还寻求和欢迎少数党党员赞成其政策。”[11](p434)此番话道出了“自由党”将不会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党，而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对等的反对党。问题就出在该党如何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名符其实的反对党，其关键要素则在于能否取得蒋介石的许可。顾维钧对此深表忧虑。从根本上讲，蒋介石不可能赞同成立另外一个政党，尤其是由美国支持的强有力的且受欢迎的开明的领袖们所组成的政党。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所谓的“自由党”绝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上的反对党，而是一个开明人士组成的团体，如同自由主义者设想的开明政府中所包含的团体一样。蒋介石所能许可的最大限度是争取那些“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者领袖人物加入政府，以提高业已失去人心的政府的威望，并或多或少地迎合美国的期望和引起美国的重视。同时，由于美国推行倒蒋换马和扶植新生政治势力的政策，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酝酿组建新党，希望独树一帜，相应冲淡了对“自由党”的兴趣和热忱。如，在美国的曾琦等人的“中国民主自由同盟”，在香港的张君劢等人的第三势力。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自由党”所标榜的升平时代的政纲，挽救不了中国的大局，反应冷淡[14](p48-49)。因而，成立“自由党”的动议和草案虽持续运筹，却无法付诸于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总而言之，待国民党失去对大陆的统治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者组建新政党的热情已逐渐为保守台湾和处理国民党与美国关系问题所取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内阁”和“自由党”最终双双胎死腹中。
三 困窘：多元归一统
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以胡适、蒋廷黻、顾维钧等既不满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激进的社会改革政策的留美知识分子，在美国的鼓励下，独立地打出自由主义阵营的旗帜，力图超越国共两党的对立，按照西方政治价值观念，建立起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用以抵抗共产党的强大影响和克服国民党政权的诸种弊端，实现他们积多少年来的政治追求，完成一直动荡的中国政治的重新整合。然而，这种微弱的政治尝试在共产党夺取大陆和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随着蒋介石政治地位的再度巩固而逐渐消隐，自由主义者在无奈之中对蒋介石政权的向心力也日益增强。这种向心倾向除蒋介石极端排拒政治多元化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外，还在于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异常恐惧，需要联合蒋介石并在这位权威反共人物的领导下共同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强劲扩张。同时，也与美国放弃倒蒋换马和扶植第三种新的政治势力转而重新支持蒋介石继续领导反共斗争有相当的关系。
在整个政治局势发生转换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运动走入了困境，自由主义者们由此开始对现实中的政治环境进行反思。1950年7月，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对顾维钧说：“美国人拒绝给我们更多援助，原因就在于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既然还在执政，不愿让贤，这就没有指望了。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收拾残局的任务。但是……中国没有那样的人。”问题在于“中国有了蒋委员长不好办，可是又不能没有他，因为中国缺乏新的领袖，也因为蒋委员长一向刚愎自用，惯于独裁，只喜欢在他左右的那些唯命是从的平庸之辈”。[15](p34)胡适也对他说：无论自己在美国声望有多么高，“由于没有权力，他不能领导任何运动或组织政府”。他认为蒋介石是惟一的领袖，而国民党是“庸人党”、“耗子窝”，蒋介石应该摆脱国民党，以作为迎合美国政府所期望的一项切实可行的办法。蒋廷黻则认为劝说蒋介石下野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蒋委员长纯粹作为宪法上的总统，政府依新宪法行使职权，此后不受他的干预”[15](p56-57)。顾维钧此时基本上开始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觉得多元化的政治前景是暗淡的。12月，他对一位名叫威廉·里基特的英国情报人士说：“美国当局曾探索了一年之久，意在找到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去领导自由中国，但目前尚未找到。”又说：“政治上的领导人不是一朝一夕就会产生出来的。中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出了蒋委员长这样一个国家领袖……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让军队服从命令，舍此之外，任何领袖也不会获得成功。”[15](p233)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建立一个由各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参加的政治派别，共同组织某种自由主义政府，以取得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普遍的想法。顾维钧反复劝告这些人：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蒋虽然有缺点，但仍不愧为一个爱国者，尽管他在统治大陆期间犯过错误，但是在那里他仍被当做一个杰出领袖而受到尊敬，寄希望于他能将大陆从共产党压迫下解放出来。”[15](p254)他还极力争取和安排蒋介石以某种名义访美并会见杜鲁门，以化解彼此之间的恶感。与此同时，胡适也承认美国所寻求的以第三种势力为核心，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民主的、亲美的新政权的政治努力不会成功。在胡适看来，蒋介石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足以团结大陆和台湾的非共产党人，领导光复大陆运动的领袖”。他“非常自尊”且“大公无私”，绝不会向美国“卑躬屈膝”[15](p255)。
鉴于美国仍不肯支持蒋介石充当反共领袖的现实处境，顾维钧甚至还建议蒋介石采取某种措施以保证军队领导人忠于“政府”并拥护他。顾也极力运动美国朝野，要求将最终由谁来担任中国反共领导人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谈，留待适当的时机共同解决，以度过当前的危机。但到了1951年3月，蒋廷黻告诉他，美国政府首脑人物对组建新政党问题感兴趣。一度对此颇具热情的蒋廷黻则劝告那些对第三种力量感兴趣的美国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支持蒋委员长进行改革……其他办法，也就是支持蒋委员长而不进行改革，或者进行改革而不要蒋委员长，都是不切实际的。”[15](p318)。胡适更明确地表示，蒋廷黻、顾维钧乃至于宋子文都不懂政治，不熟悉政治作用，不可能创建新的反共力量，惟有蒋介石代表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作为反共的象征。自由主义者对蒋介石是惟一领袖的承认，无疑是对多元化政治的自我否定。
从思想本质立论，西方多元化的政治模式无疑问地是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追求，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顾维钧：“政治必须面对现实。”他也真正地体会到了“中国的政治领导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形成的”。“任何人不管他的品德、才能和学识怎样在国际上知名，如果他不能赢得军队的信任或者没有掌握军队，他就不能成功地领导国家。”[15](p339)他告诉杭立武：“时间对我们来说已是很紧迫了，必须寻找一些办法来帮助美国挽回它的面子，使它能公开全力地支持我们光复大陆。在我们现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决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它将起不到任何好的作用，只能有助于进一步削弱美国政府对我们的信心。”“没有充分的美国支持，我们就不能做好返回大陆的准备……如果我们找不出能够对付美国的偏见与骄傲的方案，我们就不能获得美国的支持……蒋委员长和国民党……能够为中国自身的利益筹画出一种方案来加以克服。”[15](p412)他又对张君劢说：我们“应该支持台北政府，因为为反共而工作的人就必须为一种已经组织起来的活动、一支武装力量、一个被承认有国际地位的政权和领导进行工作。而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特征，在台湾政府中都找得到”。这些东西是得到“自由世界”国家支持和帮助的希望，“一个人必须在他从事反共工作和设法收回大陆的态度和政策上采取现实主义”[17](p451-542)。要保持与国民党政权的合作，把它看作是亚洲反共运动逻辑上的“必然核心”和“领袖”，不符合实际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具空言。只有承认国民党政权现存力量、组织和国际地位，团结在它的周围，才能有助于完成收复大陆和建立一个统一、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目标[17](p542)。
时局发展到1952年，逐渐对台湾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因素，美台关系趋向好转的迹象益加明显，对台援助增加，双方往来也相对频繁起来。11月，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并任用反共强硬派人物杜勒斯为国务卿。次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首次国情咨文，下令解除台湾海峡“中立化”状态，“不再使用第七舰队来屏障共产党中国”[17](p275)，意指不再阻止或限制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此项举措表明新政府在支持台湾当局反共、阻挠中国统一方面比前任的民主党政府将走得更远。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此项决定是美国“最合理而光明之举”，保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决不要求友邦以地面部队来协助我作战”[18]。美台关系转入一个新阶段。
9月10日，蒋经国应邀访美，这是美国重新确认蒋介石地位的一个隐示。蒋经国访美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正如一位台湾官员披露：蒋经国此次访美名义上是一次私人访问，“目的是使他对美国的民主方式产生兴趣”，但实际上“可能是为委员长大限到来之日，美国人民认可他接班创造条件”。“美国在台湾和国民党中国身上花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因而感到在委员长已经年近七十和精力日衰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他的继承人问题。美国认为对大陆几亿中国人来说，任何解放运动的领袖的名字必须是人所共知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终于认识到所谓第三种势力运动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至今还看不出能指望谁来领导解放运动，谁也没有蒋介石那样出名”[19](p389-390)。11月8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回访台湾。之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等方面的援助明显增强。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已领略到要实际上保持台湾及不使其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政策目标，除继续支持和扶植蒋介石外，别无他途，遂打消了扶植第三种势力取蒋而代之的设想。
美国对蒋介石地位的某种认可，消除了自由主义者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角逐的幻想，原本潜藏的多元化政治思想复归一统。自由主义者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应运而出，又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缩了回去，关键要素在于即使是在动荡不定的历史关头，蒋介石虽身处逆境却不肯向命运低头，无论在台前还是隐退幕后，均牢牢地掌握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机器，自由主义者面对这样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其兴奋、热忱与活力慢慢消退，至少说已经十分疲软，不得不趋向于服从一个政治军事权威。在这一点上，顾维钧的认识是深刻的：军队是政治的后盾，是政治最具权威的发言人，不管自由主义者的“品德、才能和学识怎样在国际上知名，如果他不能赢得军队的信任或没有掌握军队，他就不能成功地领导国家”。承认掌握军队是领导国家的前提条件，就等于对政治多元化的否定。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对立，决定了顾维钧及他所代表的相当一批自由主义者的二重性格。
【收稿日期】 20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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