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东方社会发展之“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来说，东方社会究竟如何走是马克思晚年最为关注的一个社会发展问题。19世纪后期，当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向东方，东方国家面临前途抉择的时候，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起来。实际上，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归于沉寂时，马克思便把希望寄托于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越”。
其实，东方社会问题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进入马克思的思想视野。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事业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东方社会却显示了它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旧有的制度迟迟没有打破，新的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起来。马克思深切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激发起强烈的理论兴趣。因为，东方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这种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与他从西方社会发展中所引出的一般社会发展道路不太相洽的。当资本主义的势力大规模地侵入东方社会时，马克思的视线也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他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了解到东方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虽然他对资本主义的贪婪行为进行了人道主义的谴责，但他又非常冷静、客观甚而残酷地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 版（下同），第766页。）在这里， 马克思考虑到的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要加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行列。他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是破坏性使命，消灭旧的亚细亚社会；一是建设性使命，即把亚细亚社会卷进资本主义文明中来，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此时，马克思没有想到东方社会“跳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只有当社会主义革命从欧洲燃向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才热切地感到，东方社会的前途就是他的希望所在。在这里，马克思关心东方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关心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但是，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富有激情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理论家。他充分考虑到，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对东方社会历史和现状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前途作出判断。
和马克思一样，关心东方社会发展的有很多西方的和东方的革命者和理论工作者，他们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东方的社会发展途径——以俄国社会发展为典型——产生了许多不一致的想法，从而争论不休。有人也借此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向马克思提出请教、疑问、甚至责难，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质疑。因此，马克思毅然放弃《资本论》后两卷的整理出版，而专注于新的问题的研究。
一、《资本论》遇到挑战
《资本论》遇到的挑战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就马克思晚年来说，《资本论》受到的质疑，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应当说是社会发展观问题。《资本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亦是他生前费神最多，最认真最严肃的一部代表作，它的出版意味着马克思划时代的理论发现得以最终确定，并对外展现。此时有人借俄国问题对《资本论》中的社会发展观产生疑问或误解，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一次重大挑战。这一挑战的意义就在于它直接地引发了马克思以后的全新的研究。
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时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这篇文章认为，《资本论》中的描述表明，马克思不赞成“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9页。）。对此，马克思的反应是强烈的。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意见缺乏依据，并对《资本论》中的描述存在着“错误的解释”。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使之绝对化，并将其视为一把万能钥匙，到处乱用。其实，那个时候，马克思正密切关注着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而且他对俄国的研究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0页。）
1881年2月，“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他谈谈俄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前景问题，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57页。）可见，包括查苏利奇在内，有相当一批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存在着疑问和误解。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而历史的“规律”等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定会使其灭亡并最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资本论》分明写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
于是，马克思为了消除因“误解”而产生的“怀疑”，给查苏利奇写了封回信。马克思在信中明确表示，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4、775页。）无论米海洛夫斯基向马克思表示的一种挑战， 还是查苏利奇提出的请教，他们都是出于同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历史必然性”与俄国社会发展前景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亦即说，一方面，“历史必然性”是否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民族是否注定都要走西欧各国所走的道路；另一方面，俄国社会究竟应该探索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对于这两者的回答之间尽管有几年之隔，但他的观点前后是一致的。马克思首先认为，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描述当作一般历史哲学即将其绝对化、教条化，是对他的“误解”和“侮辱”。其次，他才对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尽管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并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最后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还是没有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寄出诉诸于众。几年之后，当他给查苏利奇写回信时，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笔墨，几易其稿，最后也只是写了几句言简意赅的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和严肃的，没有足够的研究，决不轻易地作出结论，并予以公开发表。因为马克思深知，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的实践命运问题。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历史必然性”、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如“五形态”理论，到底与东方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的社会发展，如俄国的社会发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历史必然性”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呢？究竟有没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性质呢？难道马克思所表述的就仅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感性历史？他的“历史必然性”难道不具有超越西欧感性历史之上的“一般”特性？毫无疑问，马克思以西欧社会为典型研究出的社会发展观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历史哲学”。问题是这种哲学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有自己的独立的起源，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少受或不受外来先进或落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不偏离自己的独立的发展轨道，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度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并一直是自主地发展下去，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所呈现的“必然性”及其所要经历的演进形态基本上就与马克思的表述相一致。同样，问题是，不能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就将其在具体的现实中随处套用，而不顾现实存在中的特殊情形。一般的存在是理论的存在形态，现实的存在都是个别的存在、具体的存在。马克思拥有一般的存在，但他丝毫没有把它当作“万能钥匙”的意思，进而对具体的现实存在指手画脚。马克思向来尊重现实，主张让“事物本身”去说话，一生都是“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受理论“一般”的束缚和限制。他对待自己的理论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存在，不是理论的一般。理论仅仅是辅助，是指导，它不可能取代现实的具体而成为出发点。所以，把《资本论》中的理论绝对化，去解决一切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
二、“历史环境”——东方社会之路的可能性根据
马克思从西方社会的独立发展中抽象出一般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东方社会的发展中遇到了挑战，这确属事实。但这并不说明它失去了科学性和有效性。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一般社会发展道路具有其自身的先在前提，即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独立的、自在的。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从整个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角度，即对世界各民族社会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尽管各民族各地区有其特殊的发展情形，但总体上是大致要经过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各个社会形态的。这个角度就是把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看作是一个民族。第二，单就某一个民族进行考察，即从一个民族的自在的、独立的、不受外来任何影响的自主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社会演进过程大体上也是经过那几个阶段。这个角度就是把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看作是一个个孤立的、互不影响而封闭独居的民族。
然而，我们无论从宏观的角度把地球上的人类视为一个总体的民族，还是从微观的角度把地球上的人类视为无数个彼此孤立的分散的小民族，都不能无视历史发展的真实，即：世界上的人类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无数个彼此孤立的民族，而是很多在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民族。而且，不可忽视的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又具有不平衡性。因此，随着交往的产生与扩大，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大工业的发展使普遍的交往成为可能，这就使世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各个民族在普遍的交往中发生“同化”、“趋同”等现象。也就是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那么，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同化、趋同现象的发生则主要是以一些落后民族的“跳越”式发展来实现的。同化是先进的同化落后的，高级的同化低级的。趋同是落后的向先进的趋同，是野蛮的向文明的趋同。所以，同化或趋同就意味着跳越或跨越，意味着发展的“间断”式前进。
其实，各民族间的“交往”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已经发生，不管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交往曾使各个民族的发展在不同程度同上受到影响，或“促进”或“阻碍”，或“跳越”或“趋同”，实际的进程是千变万化。这种“交往关系”构成了各个民族发展的独特的“历史环境”，它是一个客观的进程。正是这一客观的、无可回避的进程给各个民族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的可变性因素。当这一进程在资本主义时代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时，它对各个民族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和深远。
“历史环境”一直是存在着的，因为交往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只是规模的大小、程度的深浅、方式的迥异以及结果的差别。这种历史发展所提供的“交往环境”是一个民族独立发展的外来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使一个民族消灭，可以使一个民族丧失主权，使一个民族改变道路，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壮大、繁荣，成为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精神”的代表。也就是说，历史环境可以使一个民族独立自在的发展道路发生“变轨”。这种现象在人类世界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马克思在西欧社会的发展中看到资本主义“文明”正在席卷全球，使各个民族加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因此他清晰地认识到普遍交往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但是，马克思是在研究西欧，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如果他研究了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研究了中国的盛唐时代，他同样会发现交往的价值和意义，尽管这些帝国是在有限的范围，而不是将世界各个民族都卷进“世界历史”。它们在交往中使多少民族发生了变轨、加速、跳越、同化，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又壮大了自身，巩固了自身，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显然是与此有联系的，他的历史学笔记尤能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晚年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之路这个问题时，也正是立足于“历史环境”，从“历史环境”出发，探索和追寻其一般社会发展道路发生“变轨”的突破口。这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全新内容。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那封信中有一段反驳米海洛夫斯基的话是这样说的：“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我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黑体为引者所强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342页。）马克思的思路很清楚， 他首先以坚定不移的语气肯定了他的“铁面无情”的规律，同时又以“历史环境”为支点驳斥批评者对他的理论的绝对化。“历史环境”成为马克思反驳米海洛夫斯基的最后依据。在信的后面，当马克思谈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形时再次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黑体为引者所强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这个“钥匙”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民族所处的独特的“交往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离开这一点，“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页。）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谈论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时也说，要使它（农村公社）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在这里，无论是“影响”还是“条件”，都是“历史环境的”的事情。马克思这两句简短的话语是他研究了大量资料之后的结晶。他的回信写了四稿，就是致力于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以便求证出俄国社会发展之路的前提依据和基础。
在这里，我们必须申明的是，马克思研究俄国的“历史环境”问题并不是去刻意追求《资本论》之外的另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他对俄国的分析不是意在指明其发展道路的一种新的必然选择。他的辛苦的劳动——只是为了避开“历史必然性”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不过是在《资本论》“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论证俄国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前景，而且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前景。对于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当时有很多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以《资本论》为借口，甚至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马克思的意见是鲜明的，他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向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2页。）
在论证俄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上的可能性”时，马克思首先注意的还是俄国的农村公社本身，因为它毕竟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这是它走向何处的内在的前提条件。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如果没有“历史环境”，俄国只是孤立地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将逃脱不掉灭亡的命运而走向资本主义。“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5页。）可见，土地公有制是前提，但也仅仅是前提，至于如何走，则是由“历史环境”的作用来决定的。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是在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分析之后，才对“历史环境”予以了重大的历史责任。
那么，历史环境是指什么呢？在一般意义上，这应该是指一个民族外在的并与之不断交往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关系。对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来说，在马克思看来，主要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有了这样的“历史环境”，俄国的农村公社便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肯定成果相结合，“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0页。）
马克思在他给查苏利奇复信所起的第二份草稿中有一段话最能准确地表达他对俄国公社命运的看法，而且意味深长。他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意味深长的是， 马克思在这里仍然坚持着他的一般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并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他的理论的“一般性”内涵。但他并没有拘泥于他的“一般性”，而是非常洒脱地“可是”，从而使“历史环境”的出现导致了他的“一般性”的“变轨”。因此，俄国公社完全可以利用它所特有的“历史环境”，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出“一般性”，跨过“卡夫丁峡谷”，达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对于“历史环境”给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极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所带来的无尽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其早年的研究中注意不是很充分。虽然他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落后和野蛮的民族都卷进到“文明”中来，各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交往中不断消除其特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地考察各个民族，尤其是相对较为滞后的民族，是如何被卷进“文明”之中的，是如何进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的。马克思只是站在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西欧社会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没有从落后民族的角度去说明这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因此，马克思在晚年转向落后东方社会的研究，以“历史环境”为基点寻得了理论上的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其早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补正，不能不说是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完善。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主要是以俄国为典型，他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中提出俄国社会发展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出路。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获得确切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各民族的发展不仅存在着一般的发展道路，而且存在着具有各自特点的具体的、特殊的民族轨迹。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普遍性交往的前提条件，各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于是也就使社会发展的道路显得丰富多彩起来。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是马克思对自己先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既是现实的发展对这位思想家的客观的要求，也是理论的发展在这位思想家身上所表现的特有的执着。
三、从“可能”到现实
然而，理论上的突破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尽管马克思通过对俄国问题的认真研究，获得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理论，这种理论是对“一般性”理论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尽管马克思在研究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的基础上，又研究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研究了社会演化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上，又研究了社会演进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他在理论上也因此获得了新生、完善和圆满。但是，马克思向来又不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发现与突破，而是更多地去关注现实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他在理论上的创新一直是为“改变世界”服务的。所以，如何使“历史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才是马克思关心的最根本的目标。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世界历史”之前，在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中，对于各个民族的发展来说，“跳越”式发展早已存在，它们在其他民族的冲击和影响下不知道跳越了多少条“峡谷”。待到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时，普遍的交往造就普遍的“跨越”已是必然所趋。但是，马克思晚年所探讨的俄国公社的“跨越”却与以往的历史不同，尽管这一“跨越”的可能性在以往的历史中存在着深厚的背景和根据。过去的历史是：无论是古代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中国的盛唐及元朝帝国，还是现代的西欧资本主义，对那些被它们卷进历史发生跳跃的、野蛮的或是落后的民族来说，都是强大的、客观的实体，它们牢牢的、稳稳地在那儿存在着，它们似乎是时刻等待着其他民族的跨越、参与、加入，它们是“峡谷”那边的坚实的“岸”，是落后民族跳越“峡谷”之后的坚实的实实在在的落脚点。
俄国公社的“跨越”则不然，因为它在跨越时，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那边并不存在坚实的“岸”，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在这个世界上尚不存在，不具有实体的形式。这个“岸”尽管在“历史必然性”的视野中存在，但在现实中仍然只是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着。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当时是一种可能性，俄国跨过西欧的发展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彼岸更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如何使这种“可能性”向现实发生转变，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对俄国的公社来说，仅仅拥有土地公有制和历史环境仍然是不够的。土地公有制仅仅是基础，“历史环境”仅仅是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如果俄国的公社是被卷进资本主义的“文明”之中，那么它就不再需要什么了，但是，它是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化到社会主义，直接达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且目前的状况是：俄国的公社正面临威胁，而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又不会自觉的倒进俄国公社的怀抱。因此，俄国如欲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性”，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作为保证。这一革命不仅要在俄国发生，而且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前者能够保护农村公社不致遭受毁灭，后者则能将“一切肯定的成就”归无产阶级所有。只有两者的密切配合才能使俄国的“跨越”顺利进行。在这里，马克思的落脚点和希望再次指向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是“世界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马克思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3页。）在马克思看来，俄国的公社正面临的威胁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唯有通过革命摧毁资本主义，才能免去公社的灭顶之灾。“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正因如此，马克思在1882年1月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序言时则明确正告俄国的人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虽然俄国的革命是必须的，但仅仅是俄国的革命，也还是不够的。俄国的革命还必须引起西方的革命，只有两者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成为“世界意义”的存在，俄国的公社才有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西方的革命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能够直接掌握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自觉地、比较顺利地进入获得革命成功的俄国社会，实现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从回答疑问、挑战，到提出“跨越”的可能性、条件、基础，最后是“唯一的答复”，这是马克思晚年思想和研究的重要思路。它表明，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是他的不灭的希望和情结，一直是他思考问题的始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判断、提示和构想，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马克思毕生思考与探索的一种“历史必然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为共产主义所有制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俄国为典型的东方社会发展的“可能”的“跨越”之路，又是寓于“历史必然性”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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