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调控效应减弱的表现、原因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对策论文,效应论文,原因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运用的金融政策工具主要有信贷规模、存贷款利率（含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和贷款限额、公开市场业务，以及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以调控人民币汇率水平，等等。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为了确保经济增长8%的目标实现， 全面启动了上述金融调控手段。1998年1月， 中央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实现了货币信贷总量由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转换；3 月底，中央银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月底， 发布《关于加大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5月下旬， 中央银行制定了《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7月1日，中央银行再次大幅下调了存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外汇操作则一直在进行。这一系列金融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人们有不同评价。我认为，近两年国家采用日渐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产生的效应在减弱。本文主要就中央银行采用下调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其利率，以及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等政策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作出回答。
一、金融宏观调控效应减弱的表现
1.利率水平大幅下调难以刺激经济增长。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社会各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的调节，直接影响到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利率水平的变动，哪怕是升降一个或半个百分点，也会对经济冷热造成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也曾比较有效地利用利率政策调节经济增长速度，但近年来这种效应却有降低的倾向。详情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利率变动关系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1984年之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高是低，利率水平都稳步上升。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但应该承认，1984—1986年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控主要依靠的还是行政手段，当时经济增长速度的升降与利率水平变动的关系还不怎么紧密。8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才越来越多地运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其效果也明显增强。譬如，由于1987、1988年连续两年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将利率水平从1987年的7.2 %提高到1988年的8.64%和1989年的11.34%，结果1989、1990 年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最低点。从1990年开始，中央银行又将利率水平下调，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反弹，从1990年的3.9%飚升到1991年9.1%，1992年14.2%。为了制止新的经济过热，1993年5月中央银行又将利率水平提高到9.18%，7月再次提到10.98%的新高，且维持了两年多时间。同时还实行了保值储蓄和严格的贷款规模控制，使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回落。随着1996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中央银行又开始下调利率和取消保值储蓄，从1996年5月至1998年3月，利率水平下调一半多，而经济增长并未出现反弹，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到7%，以至为确保今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中央银行不得不于7月将利率再次下调至4.77%，为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与1987—1992年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与利率变动关系相比较，当时经济增长率的走高与下降，与中央银行提高与降低利率对策的时滞为1 年多时间，且利率升降幅度仅为40%左右。这说明近年来运用利率政策调节经济增长速度的效应有减弱的迹象。
2.连续松动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效应不明显。（1 ）货币政策的松动扭转不了投资增长下降的局面。在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松动之前的1994、199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0.4%和17.5 %，1996年松动货币政策之后，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4.8 %， 1997年10.1%，1998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0.3%，比1997年同期增速下降3.6%，1998年上半年， 在第二季度国家同时松动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国有固定资产同比增长13.8%，相当于1997年同期水平。这说明，仅有货币政策的松动未能有效地扭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降的局面。 （2）货币政策的松动未能刺激居民扩大消费需求。居民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资料，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五”、“七五”、“八五”和1996、1997年，分别为59.0%，53.6%，47.5%，45.9%和52.5%。近年来货币政策的连续松动并未唤起消费需求的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现价增长幅度1995年26.8%，1996年20.1%，1997年11.1%，1998年上半年9.1%（同比下降4.2%），无论从现价增长率还是从实际增长率看， 1997年和1998年上半年均呈明显下降趋势。（3 ）货币政策的松动未能加快出口增长。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近年来，调低贷款利率以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扩大贷款以支持出口商品的生产与收购，虽然对刺激出口起了一定作用，但其边际效应在降低。1998年上半年出口比上年同期仅增长7.6%， 大大低于上年同期的26.2%，而且今年5月份的出口出现了连续22 个月增长之后的首次下跌1.5%。6月份恢复增长，但比去年同期仅增长1.6%， 增速明显降低。
反映社会总需求变化的货币指标广义货币M[,2]余额，1995 年增长33.5%，1996年25.2%，1997年17.4%，1998年6 月末比上年同期增长14%；反映企业资金松紧的货币指标狭义货币M[,1]余额， 则分别增长16.7%，18.9%，16.5%和8.7%（注：《中国金融展望》1994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上半年的数字见1998年7月15 日《广州日报》。），与经济增长回落相对应。M[,2]、M[,1]的不断下降，一方面说明这几年经过金融整顿，无效贷款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和企业并未因货币政策工具的宽松而扩大需求。
3.连续松动货币政策并未令股市升温。股市行情是一国经济变化的晴雨表，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利率升降反应敏感。两年多以前，一年期存款利率10.98%，换算下来的股票市盈率9倍多，以此指标衡量，绝大多数股票无投资价值，股市冷却不足为怪。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4.77%，换算下来的股票市盈率21倍，有相当多的股票接近这一数值，按理进入股市资金应不断增加。但事实上，大幅降息，对股市刺激并不明显，从1997年10月至1998年7月的8个多月时间内连续3次降息， 股价始终在低位振荡，而且在今年7月1日降息后的一段时间内，股价不但不上扬，反而连续下挫，至今难以走高。
二、金融宏观调控效应减弱的原因
1.经济运行正处在周期性的探底过程。我国这一波经济增长，1992年达到14.2%的高峰，1993年中期开始加强宏观调控，运用行政手段和双紧政策紧缩经济，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9.6%， 一般认为这一年我国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之后的1997年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增长速度稳定或者重新向上。但从经济增长曲线走势分析，把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8.8%的1997 年视为“谷底”是不科学的，这一速度在当今世界上是居首位的高速度，在我国经济周期史上也未曾有过如此高的“谷底”（在80年代经济增长曲线上，1986年由于国家强行紧缩，经济增长速度从1985年的13.5%回落到8.8%，1987 年又反弹到11.6%，这里只能视为经济扩张政策的力度调整，而不能视为一个经济周期）。事实上，1997—1998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周期性的探底过程。在经济运行回落的大势中，单纯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扭转方向是难以办到的。
2.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变化，抑制了贷款规模的扩大。在1998 年3月第四次降息以前，由于一方面有贷款规模控制，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高企，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把资金存入中央银行可以“坐地生息”，因此商业银行“惜贷”既有利于实现规模控制，又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安全与效益原则。按理说，1998年以来，中央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扩大其发放贷款的自主权；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强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应能力；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使得商业银行资金向中央银行回流获利通道受阻，因而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扩大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这样，抑制贷款规模扩大的因素亦同时在起作用。第一，在传统体制下银行往往是奉命贷款，尽管很多贷款变成了不良贷款，但责任由上级政府承担。虽然人们对这种作法口诛笔伐多年，但真正实行转轨，发放贷款完全由商业银行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并不完全适应，即使其信贷资金供应能力较足，也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贸然扩大贷款规模。第二，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后，特别是1997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后，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大大加强，在目前各商业银行自有资本金比例不高，不良贷款比重居高不下和国有企业大面积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也不敢继续扩大贷款规模，以免重蹈东南亚国家复辙。第三，商业银行贷款内控制度的加强和新增贷款收贷率、收息率百分之百的年度考核办法，也使得贷款规模难以扩大。这说明近几年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正从不考虑贷款风险转向把回避贷款风险放到优先位置上。这种以回避贷款风险为重心的经营机制，不可能有效传递扩张性货币政策，达到扩大贷款规模，刺激有效需求的目标。
3.企业风险意识增强，投资扩张乏力。货币政策的连续放松对企业的直接好处，一是5次降息，粗略计算可减少企业贷款利息支出 2400亿元，从而降低企业成本；二是由于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应能力增强和贷款自由度扩大，从而使得企业容易获得贷款。常规的结果应是企业扩大借款，加大投资力度，投资需求上升。但事实却相反，原因有三：第一，企业投资风险意识增强。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虽然还不能说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完全建立了，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风险意识大为增强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没有足够的获利把握不敢投资，政府也不敢象过去一样指挥银行贷款，银行更是慎之又慎，不是有求必应。因此，即使银根松动，也不会象过去一样随之出现投资需求迅速膨胀的局面。第二，国有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国有企业高负债经营和1／3以上亏损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经营好的企业，收益率水平也不高。以经过筛选的上市公司为例，资产净收益率1993年为14.31%，1994年13.98%，1995年10.7%，1996年9.96%， 1997年情况更差，当年不分配的公司高达373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0.13%，大大高于1995年的20.12%和1996年的32.08%（注：《金融研究》1997年第12期，第40页；《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第30页。）。这就是说，即使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由于收益率水平不高，企图通过自我积累扩大投资是困难的，按现行7—8%的低利率借款搞投资也无利可图，在自负盈亏的尺子越量越准的今天，企业投资积极性自然不足。第三，市场饱和，投资前景不明。据内贸部1997年下半年对全国613 种主要商品的调查表明，供不应求的商品10种，仅占1.6%， 供求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注：《管理世界》1998年第1 期，第35页。）。后两者相加占98.4%，这说明目前我国市场已处于饱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难以确定投资目标。首先，企业若在原有技术基础上增加投资扩大产量，只不过是重复建设，既背离国家产业政策，也面临销售困难；其次，企业若想通过投资来更新产品，提升技术结构，则要冒很大风险，在得不到政府有效支持下，不敢贸然从事；投资方向不明，投资扩张自然乏力。
4.居民收入预期悲观，即期消费减少。由于连续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城镇地区失业、下岗人员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趋缓，加上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居民收入预期悲观，支出预期加大，使得即期消费减少，推后消费增加，表现在伴随存款利率的降低，居民储蓄增幅仍大大高于收入增幅。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实际表明，当居民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时，用常规的政策调控是难以见效的。
5.旧宏观调控体制的惯性尤在，新宏观调控体制的敏感点未形成。在1996年“软着陆”之前，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有力的行政手段，再加上双紧或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人们已逐渐适应了这种调控模式。1996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保持低通胀条件下的稳定经济增长。按照两个转换的要求，在调控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了以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人们对这种新的调控方式并不适应，特别是微观基础并未形成对金融间接调控迅速作出反映的敏感机制。因此，当货币政策不断放松的时候，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并不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有的即使理解了也由于种种困难不能作出有利于宏观目标实现的反应。
6.周边国家金融风暴的影响。1997年夏季以来，周边国家相继发生金融危机，给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陆续推出的金融刺激政策和提高退税率等政策，对支撑出口增长起了一定作用，但不足以完全克服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造成的负面影响，致使1998年出口按进度累计值的增长幅度逐月下降，从而进一步打压了经济的增长。这说明这场意料之外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冲击也是削弱金融宏观调控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的对策与建议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同时使用。如前所述，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有赖于经济体形成对它能作出迅速反映的敏感传导机制。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特别是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货币政策难以达到目标，必须同时运用财政政策；在我国法制不够健全的条件下，财政资金的分配具有行政手段的色彩，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比货币政策直接有效得多。今年5月份以来，针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继续下滑，全年经济增长8%目标面临打折扣的情况，国家已经较大力度地启动了财政政策，并将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点，各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政策的动员下，均推出了较大规模的支持扩大投资的贷款计划。这一重大举措，无疑会拉动下半年经济增长。但是，有效的财政政策必须依赖良好的财政基础，如果财政基础脆弱，财政赤字剧增，则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省市政府官员，把实现高于8 %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升为政治问题，不断向财政、金融部门和企业施加扩大投资的压力。在我国目前财政状况捉襟见肘（1998年上半年仅完成全年收入目标的46.6%），银行不良贷款继续增加的情况下，这样做很容易引发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所以，在现行体制环境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同时并用，在近期内可以同时放松，但要量力而行，把握力度和时间，防止“高速度偏好后遗症”的恶性发作。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善金融服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多，从增强金融宏观调控效应的角度来说，近期金融体制改革尤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调整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结构，扩大金融服务对象。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但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这种融资结构应该改变。据统计，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全部信贷资金的90%以上，而90%的贷款又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占经济总量60%以上且在近年新增加的GDP中占到3／4 的非国有经济则很少获得国家信贷资金的支持。这种情况必然引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降低金融调控的效应，二是扰乱金融秩序。因此，从提高金融调控效应和整肃金融秩序要求看，调整国有银行融资结构，将其服务对象扩大到非国有经济成份是必需的，而且这种改革的难度相对来说较小。第二，帮助银行改变经营观念，积极捕捉贷款机会。过去几年由于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高，商业银行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存放到中央银行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因而商业银行只重视吸收存款而不重视贷款的发放。现在这条获利的路子行不通了，商业银行要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必须既重视吸收存款，又重视发放贷款，并在贷款的不断发放和回收中取得效益。因此，帮助银行改变经营观念，正确处理好提高信贷质量与扩大信贷投放的关系，克服驼鸟心态（原来总是怪行政干预太多，银行自身缺乏发放贷款自主权，现在有了发放贷款自主权，又不敢贷款），积极捕捉有利可图而又安全可靠的贷款机会是当务之机。第三，在扩大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时，要注意优化结构，加大技术改造贷款投放的力度。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提高银行效益的要求，近期内银行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势在必行。但在目前市场饱和与一般加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条件下，银行如果不加选择地发放投资贷款，必然造成新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而且等于给自己制造新的不良贷款。这就是说，银行在扩大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时，不能头脑发热，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注重优化投资贷款结构。目前，国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要素生产效率及其产出水平低，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层次不高，消费需求空间狭窄和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出口商品结构落后和国际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基础产业薄弱和产业的技术水平低。因此，加快基础产业建设和现有产业的技术改造是刻不容缓的。加大基础产业投资问题，今年国家计划重点作了安排和补充，这里不多讨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加大技术改造投资贷款力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各方面总是重基本建设、轻技术改造。1996年以来，技改投资已连续两年没有完成计划，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投入的预算资金的数量及比重、银行贷款的数量及比重均呈下降趋势。1998年计划技改投资增长18.3%，但1—2月仅增长1%，是历年来最慢的，3月份增幅回升，4 月末同比增长11.2%，离计划要求相距甚远。如果不能扭转技改投资严重不足的局面，上述国民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会更加恶化；反之，加大技改投资力度，这些问题会得到改善，将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所以，把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规模的重点放在技改贷款上，既符合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规模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导向，又有利于提高信贷质量和改善银行经营效益，可算是最佳选择。为此，银行一要加快对已上技改项目放贷的进度，二要加快对新上技改项目的评估，三要正确对待目前效益不好的企业技改贷款要求，对一些确有发展潜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陷入亏损的企业的技改贷款应予以积极支持，灵活掌握技改项目贷款资本金30%的现行政策比例。第四，加快金融服务创新，刺激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随着我国两个根本转变的推进，经济的表征正从消费品供给不足转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强化金融调控效应也需要把金融服务的注意力转向刺激消费需求上来，譬如，根据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消费水平和需求结构，采用各种形式的消费信用、代缴费税等新的金融服务，培育消费热点，提升消费结构，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3.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最终对象，企业的自我约束程度决定着金融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及作用的程度。在我国，获得全社会信贷资金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经过近20年的改革，风险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仍未建立，对金融宏观调控信号仍缺乏灵敏反应。为此，需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这是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效应的基础性工作。
4.在深化改革的舆论导向上，少打雷，多下雨，增强民众的信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工作习惯、利益格局等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这样的转折时期，舆论导向非常重要，它既可以起到释解疑难、增强信心、鼓舞士气，促进改革与发展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制造迷局、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妨碍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我认为，近年来在舆论导向上有偏差。有些本属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下岗”、“再就业”，被舆论一炒，似乎成了中国特有的灾难。一些正常的改革也被炒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如精兵简政、减员增效问题，这本是万民拥护的好事，但宣传造势这里要压缩一半，那里要裁员1／3，把一些几年以后才可能办好的，或者只是“脱钩”、“换牌”性的机构调整，集中进行宣传，给人的印象是大裁员、大失业即将来临，再加上企业工人下岗层层定指标，结果人人自危，信心大减。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需求岂能上升。所以我认为需要改进宣传舆论工作，只打雷不下雨，或打大雷下小雨的改革宣传少搞，要帮助人们解除困惑、增强信心，这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效应非常必要。
收稿时间：199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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