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构性困境——安徽凤阳县的经验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凤阳县论文,安徽论文,结构性论文,新农村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期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发展的方向和任务而提出来的。就本质意义而言，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的社会史和经验进行考察后提出，小农家庭在土地私有化时代、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以及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都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而是出现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产生这一悖论的结构性原因便是乡村社会的“过密化”，即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问题。① 因此，要解决“三农”发展问题，就需要从过密化这一结构性问题着手。
如果说安徽省凤阳县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选择的行动及策略是旨在促进乡村发展的，那么，这些对策所面临的问题最终都将会与劳动力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收入低下有关。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就将验证“过密化”困境这一假设。凤阳县的新农村建设经验是否提供了过密化困境的证据呢？如果存在这一结构性困境，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困境呢？
凤阳县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凤阳县地处安徽省东北部，隶属滁州市，辖26个乡镇，390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949.5平方公里，总人口73万，农业人口58万；2005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亿元，达到2.11亿元，居滁州市第二；农民人均纯收入265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7％。凤阳县是农村改革之乡，在20世纪70年代小岗村以率先实行“大包干”而赢得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称号。另外，凤阳县也是石英之乡，石英资源丰富，储量和品质均居华东之首，销售量占全国的50％以上。
凤阳县位于淮河中游南岸，气候、生态南北过渡色彩十分明显，种植主要是稻麦兼作，水旱作物种类齐全。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区域性生产所导致的落后状况也越来越明显，凤阳县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实行了“大包干”，开中国农村改革之先河，但传统农业的经济特征并未发生质的变化。2005年，第一、第二产业比是32∶35，而全省为17∶41，73万人口有80％在农村，仍然是“庄稼不收当年穷”，靠天吃饭的景象。
中央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方向之后，凤阳县地方政府自然就在积极探索如何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倡议，探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政策措施，农民们则在期盼着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他们希望改变的地方。
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层面上，凤阳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的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宣传动员工作。政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简报以及现代网络等信息手段，来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精神，以便全面、深入地发动群众，把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宣传动员是一项基本工作方法，也是经济有效的手段。因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既要最大化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又要尽量降低自己的成本，也就是节省地方财政负担，那么，通过宣传动员，目的在于动员社会多方面力量，来分担地方政府的负担，尤其是农村主体即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如果农民能独立自主发展起来，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就会降低，政府负担也就随之减轻。
第二，农村需求大调查。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凤阳县政府提出了“尊重民意，顺从民愿，培植民力”的原则。为此，政府在2006年组织了一次农户需求大型调查，深入26个乡镇，对1万个农户的家庭生活、生产就业、文化活动、治安、负担、教育、医疗、投资意愿、基层管理、精神文明等10项近百个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目前农民家庭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了解农户的真实需要，为县、乡、村制定新农村发展规划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规划中心村镇，试点推行。为推动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凤阳县政府根据人文特色、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集聚等方面的特征编制中心镇和中心村规划，建设资源型、生态型、保护型中心村；以交通便利、人流物流趋向、水源条件等环境与自然因素规划中心经济区域。目前，1个中心镇，12 个市级示范村初步规划已基本完成，正在积极修订当中。全县正在26个县市级试点村和1个市级试点乡镇，由指导组进驻进行实地指导，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实践。
第四，调整产业发展战略。凤阳县是资源大县，也是农业大县。目前，支柱产业为玻璃工业、旅游业和农业。但农业生产依然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结构调整缓慢。凤阳县农村养殖业是主要家庭副业之一，但仍然处在规模小、分散、技术含量低、风险大、效益低的状况上，为改变农村生产收益率低下这一现状，政府提出了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战略。当然，这些战略主要是政府的理想或一种理论观点，关于这一观点，学术界也存有争议，而且在实践中能否真正落实，还取决于各地发展条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小农都纳入到大规模的农场组织或公司之中。
最后，鼓励资本回流。舒尔茨（T.Schultz）认为，小农的收入水平低下并非是因为他们保守和分散，而是因为农村的“收入流”太少，或是“收入流”价格偏高。② 所谓“收入流”，实际就是赖以获得收入的各种资本，如人力资本、资金资本、信息、技术资本等。凤阳县政府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即农村发展资本的流失和递减，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所以，其采取多种鼓励政策，激励资本向三农回流。例如，鼓励大学生和技术人才到农村基层工作、创业，参与农村建设；鼓励农村经济精英领建新农村，通过“政治上给荣誉，政策上给扶持，税费上给优惠”等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家向三农投入资金。目前，已有35个企业与30个行政村建立了对接领建关系。
不仅县政府大力动员并出台多种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而且，基层乡镇政府乃至乡村自治组织也在积极谋划和响应上级政府的精神，配合实施相关政策。所以，从凤阳县农村实际情况来看，新农村建设已经确实成为一个努力方向和一项中心任务。
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困境
在凤阳县上上下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虽然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但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对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感到困惑。
对政府而言，最大困惑是广大农民对政府的极度依赖，而自身的独立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似乎并不高。从实地访谈的情况来看，较多农民说新农村建设就是政府投资，帮助农村修新路、建新房。由此表明，一方面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农民似乎更加寄希望于政府。诚然，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又担心因为自己的过度介入而导致事与愿违。即便是政府承担起主要角色，但仅凭政府有限的财力，也难以支持建设太多的项目。
在新农村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乡村发展的滞后。农业收益率的低速增长，使得政府的财政来源受到较大局限；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增加对农村公共建设的投入。
而对于农民来说，困扰他们的是农业和副业的边际收入水平递减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其他经济作物，或是外出打工，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递减。农民普遍反映，虽然粮食价格近几年来有所提高，但粮食价格提高带来了物价指数的上涨，尤其是农资物品和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指数，几乎全部抵消了粮食价格提高所带动的收入增长。如水稻价格从60元／百斤提高到现在的约70元／百斤，上涨了16％左右，而化肥价格则上涨了20％，柴油价格上涨幅度在50％以上。这一事实表明，黄宗智所说的“农村过密化”问题目前依然存在，③ 而且，当前的过密化可能还不同于晚清时代的过密型商品化和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的过密化，它可能是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的过密化。
农村过密化问题并非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更不是人口和劳动力的密集化，问题的根本是发展上的过密化，即农村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问题。虽然人口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会影响到收入水平，但是，如果增加的人口创造的知识和收入是递增的话，就不会直接导致边际报酬的递减。“有众多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并没有降低真实人均收入增长率。”④
目前，凤阳县农民面临的困境是，他们有较多的土地，有较高的农业产出，也有与农业相关的副业，但是，他们的报酬和资金积累的增长却相当缓慢。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既不能完全脱离农村，又不能在农村中获得进一步发展。
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凤阳县政府虽然大力动员农民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如果缺乏政府或社会资本的进入，农民难以靠自己的资本来响应各种建设规划。例如，美化村容村貌，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虽然是农民所向往的，但是，农户现有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不会把这种理想作为近期选择的目标。这样，农户对新农村建设这些目标的实现，自然就依赖于政府。
凤阳县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设计和试点推行工作中，提出中心镇和中心村的规划和发展模式。就理论而言，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心镇和中心村，是一种社会与人口结构的调整。通过这一调整和整合，使得乡村资源得以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以便提高乡村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带动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降低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和阻力。
首先，谁来为这些规划的实施“买单”，中央财政还是县财政，还是社会筹资机制的引入？而对于农民来说，除非他们能从中看到较为直接的收益增长机会，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目前的生存环境。因为目前仍游离于体制外的农民，其行动的最基本逻辑就是遵循“安全第一”、尽量规避风险的原则。正如斯科特（J.Scott）对东南亚小农经济特点所作的总结那样：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经济”。⑤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以其现有的发展水平，如果选择离开生活已久的村落去新建中心镇或中心村，那意味着冒极大的风险。所以，不要说让他们为此投资了，就是让他们免费搬迁，都会有较大的困难。除非将他们所面临的生存风险降低到最小，他们才会乐意接受改变。
其次，既然有较多的农户对政府的规划和设计并不主动接受和配合，甚至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抵制，那么，政府面临的困境是：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尊重民意、顺从民愿的原则，而农民的意愿可能与政府的政策目标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不一致，政府究竟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呢？
在一个农业仍占生产总值较大比例的地方，地方财政和基层公共收入的支持力度是极为有限的。尽管地方政府极力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并非万能的，地方政府的能力则更加有限。因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村过密化这一结构性问题与社会结构转型也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农户收入和过密化问题，集体化时代农产品价格主要受政府支配，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更多，更复杂，它们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而且可能来自于世界范围。所以，政府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规划中的理想目标往往可能忽略其他复杂因素的作用，在实际中可能难以实现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农民更注重可预见的目标，对长远的难以预见结果的规划目标采取谨慎态度，也在情理之中。农民的这一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梁漱溟看来，属于“愚”和“私”的范畴，针对于此，他极力倡导平民教育，以救愚改私，促进团结合作。⑥ 然而，早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并未带来乡村社会的实质性发展，因为他们把乡村问题往往归因于单一因素，而忽视结构性障碍，以至于在实践中对单一政策和行动抱过高期望。
和其他众多地方一样，凤阳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也把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作为理想目标，并设想了公司＋农户、综合农业协会等具体模式。在这些设想中，共同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从结构着手，因为“三农”问题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但是，在这种努力方向上，同样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当前，凤阳县农村“过密化”困境在两个方面表现显著：一方面，农户依靠种植或纯农业的相对收入水平呈递减趋势，而且收入的不确定性呈递增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向农业外转移的可能性和对农业的依赖性并无明显改变。由于政策和传统的惯性作用，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相对较低，而成本价格增长较快，因此，农业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较为突出。而且，随着农产品价格和农资物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中引入了市场力量，使得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此外，由于农民向农业外转移的方式仍属于个体的、非制度化的行为，因而其不确定性较强，而且外出打工的收入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之上。所以，农民越来越面临两难困境，坚持在家种庄稼，报酬越来越微薄，而弃农外出打工，收入也在相对递减。
新农村建设倡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和经营模式，通过结构调整和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方式来促进农民增收。实际上，这些措施可能在微观层面上是有效的，但在宏观上却并无明显绩效，因此，仍然难以解决结构性困境。例如，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曾以多种黑豆少种粮的结构调整方式，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好的微观绩效，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种植黑豆，黑豆市场价格下降，绩效立即消失。此例表明，农民进行结构调整的风险较大，而承担风险和进行再投入的资本是有限的。这就是农民维持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困境之中，多数农户目前对农业的信心锐减，同时对外出打工的期望值也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是在保证家庭温饱水平上经营农业，并力求通过家庭副业和在附近寻找额外收益机会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
走出困境的策略
从凤阳县农村的现状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户边际收入递减的“过密化”困境。农村“过密化”问题并非简单的人地矛盾问题，也非农户市场地位较低的问题，而是一种由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构性问题或结构性困境。新农村建设能否帮助农村走出这种结构性困境，又何以能使农村走出结构性困境呢？
既然是结构性困境，说明其形成是受多种因素尤其是多种宏观结构因素的制约的。所以，要寻找走出结构困境的路径，可能还是要在宏观结构中去探寻。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微观层面运用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构性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困境，它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因结构变动而引起的冲击和振荡现象，是结构转型的一个阶段。所以，摆脱结构性困境实际上是较为平稳地渡过这一阶段，而不是仅仅解决某些具体问题。
从凤阳县新农村建设实践来看，虽然县政府和基层政府及自治组织规划和设计出诸多策略，试图推动农村发展，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政策、措施可能只会有助于某些问题的解决，而无法帮助农民真正走出结构性困境。因此，凤阳县的实践表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还在于宏观上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改革，“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⑦。这一次反过密化的改革，其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家庭责任制，使得农村劳动力成功地向农业外转移，并带动农业效率和农户边际收入的快速增长。
如何实现中国乡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呢？新的反过密化策略又是什么呢？首先，从乡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经验中，可以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是农业劳动力的解放，即向农业外转移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农民从束缚在土地上向可以自由从业的转变，意味着缓解过密化机会的获得。那么，在新的时期，要使乡村再次出现反过密化，光有机会显然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实现转移的动力或资源。也就是说，给乡村增加资源和发展的动力，让更多的乡村人口尤其是农业劳动力有能力向外转移。所以，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如何将资本、技术和信息引入农村，如何将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要实现这些目标，以下宏观政策的改革是必要的。
第一，为建设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而增加公共财政投入。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吸引资本投入的重要条件，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电力及通讯设施建设曾被政府轻视，政府只关注城镇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对农村地区则希望通过地方税费来建设。政府在推行“村村通工程”的过程中，需要科学规划农村公路网络，不断追加投入，逐步完善农村公路建设。
第二，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要实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对一些宏观制度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制度化转移的法律基础；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制则是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的制度保证；再次，公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此外，深化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更加明晰化，将有助于土地有序流转和土地收益率的提高，从而可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向农业外转移资本的增长。
第三，增加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人力资本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乡村社会的发展实质是人的发展，如果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仍然难以摆脱乡村发展的过密化困境，而且无助于不平等问题的缓解。如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普及高中教育，扩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减轻乡村教育负担，不仅会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而且会大大促进乡村人的发展。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得以普及，但是，更高水平的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尤其在地方财政状况不太好的农村地区，高中以上的教育几乎成为农村居民的奢侈消费。高昂的教育成本使得很多农户望而却步，不得不放弃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高中及职业教育公共投入的削弱，意味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从而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之一。
最后，发挥小城镇建设在乡村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小城镇发展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正如费孝通所说，“小城镇，大问题”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南部沿海地区依靠集体资金、外来资本及私人资本，迅速发展起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小城镇也相应地得到快速发展，由此，东南沿海的农村地区走出了过密化困境，同时也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机会，大批打工者在这些先发展地区和大城市争取和积累了一定资本，但他们又难以融入这些地区，所以有较多打工者已经将自己的积累投向家乡附近的城市和小城镇或小集镇。这一经验和趋势表明，小城镇发展符合乡村居民发展的实际需要。小城镇发展是培育乡村市场的最为经济的途径，也是实现乡村人口与资源再整合和效率提高的途径。进一步推进小城镇建设，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总之，“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乡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受复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要摆脱这种困境，仅靠某些具体措施和方法显然不够，因此，从宏观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结论
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凤阳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采取了动员群众，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规划中心镇和中心村，旨在改变农村面貌；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生产经营方式的现代化转换；激励资本向乡村回流等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内容，反映了凤阳县农村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以及发展需求。
在推行和实施这些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实践经验已经暴露出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简单的问题，而是复杂结构因素作用的结构性困境，即乡村过密化，也就是乡村劳动力边际收入下降问题。凤阳县农民之所以对新农村建设动员并不抱以积极态度，是因为较多农民并无足够的资本投入建设，因而他们期望政府增加对他们的投入，而不是自己增加投入。
过密化的困境并非由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矛盾状态。农民边际报酬增长缓慢甚至递减问题，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大。但是，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既包括政策的因素，也包括市场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由此表明，“三农”问题的核心、制约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结构性的困境。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应该是让农村走出这种发展的困境。
由于结构性困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要摆脱这种困境，建设新农村，仅仅局限于地方性的、微观的措施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在宏观层面上深化农村改革。也就是说，要通过宏观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创新，推动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实现乡村第二次反过密化。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稳定有序地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同时鼓励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信息向乡村转移，应该是摆脱乡村发展过密化困境的基本策略。
注释：
①③⑦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14、442～443页。
②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19页。
④ ［美］约翰逊（D.Johnson）：《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林毅夫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7页。
⑤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8页。
⑥ 李守经编：《农村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⑧ 费孝通：《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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