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兵[1]2000年在《中国汉语文教材教育思想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种成熟的书面语系统的汉语文教材发端于殷商的甲骨文，绵延至今约3000多年。这段历史如同长江黄河一样奔流不息，时而缓歌徐咏，时而汹涌澎湃。莘莘学子，无不在她的清流里嬉戏沐浴，激扬壮志，构建起走向世界的雄才大略；悠悠华夏，无不在她的碧波上扬起政治、经济、文化的船帆，自古至今，积累起中华文明的高山厚土。这是一条母亲河，养育众生、滋润万物，载德载仁，却大道不言，隐忍恬静，退让出功名利禄之外，藏身于古籍黄卷之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识之士披踪寻迹，淘沙见金；无知之人嗤之以鼻，弃如敝履。笔者谨遵导师教诲，三年苦读，始如管中窥豹，仅见一斑，不揣浅薄，作成此篇。 笔者从汉语文教材的丰厚与繁复中取出教育思想这一核心予以透视，将滔滔长河分作三段展开。第一章是古代汉语文教材教育思想的索源式研究，自殷商甲骨文出现到1903年语文独立设科。该章重在评析人文主义主潮的源起、发展、高峰、衰落的流程，表明了汉语文漫长历程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突出了汉语文教材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人格情操。 第二章是近现代汉语文教材教育思想的流变式研究，自1903年到1976年。该章重在评析科学主义主潮构建的汉语文学科教材体系，其间流派纷杂，古今中外，汇聚成潭，至今仍各地不同，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一而足；共同之处在于不论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左”倾主义，都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主张以科学、民主来构建各自的教育理想，追求知识与智力的完备深刻，注重理性经验和逻辑分析方法，轻视人文关怀与全面发展。 第三章是当代汉语文教材教育思想的流向式研究，自1976年到21世纪初。该章重在评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语文教材中的回归与交融式发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可以断言未来语文教材教育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相互沟通协调前进的。 综合三章的研究，有索源、有流变、有流向，力求能使历史与现实融合；教育思想立足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与统一的思考，理清脉胳，廓清纷繁，试图把握主流。自知功力不够，思虑欠周，谨以此求教于大方之家。
罗国锋[2]2010年在《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洪宗礼,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从1960年大学毕业至今,一直默默致力于我国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从教学实践到理论探索再到教材革新再到中外母语比较研究,洪先生为推进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论文以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主体部分展开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通过对洪先生的简介、本论文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的阐述,旨在了解前人研究的成果,勾勒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背景,以便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究。第二章,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观点。探讨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语文教育“链”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理论——“五说”语文观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第三章,洪宗礼语文教学观。在上一章的基础上,进入操作层面,抓住“双引”教学法,在阐述“引读”教学时,试图将它与八十年代的语文导读法作一个传承与剥离的探讨,并深入阐述思维训练在洪宗礼语文教学观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四章,洪宗礼的语文教材理论与编制创新。结合中国百年的教材探索,围绕洪宗礼个人成长的特点——教改与教材编制相结合,来谈他的教材理论上的探索、剖析洪宗礼教材的体系以及教材编制的延展工作如中外母语教材研究等。第五章,“洪宗礼现象”的启示意义。结合洪宗礼的语文教师观,阐述洪宗礼的个人成长对于广大教师专业成长的借鉴意义。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同时借鉴当代系统方法、价值论方法、阐释学方法、比较方法等。作为第一篇研究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的硕士论文,本文试图较为全面地阐释洪宗礼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认为：学习研究洪宗礼的语文教育思想,对于推进新课程改革,指导语文教学实践,有现实意义。
史成明[3]2006年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早期路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针对当前语文教育研究取向中历史意识的缺失，本研究旨在强调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研究中“历史立场”的意义，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早期路向的研究，对目前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将语文教育研究放在教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即历史文化学，立足于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当代的问题，把现实的问题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揭示当代语文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历史意识薄弱的现象，由此明确“历史立场”和历史研究法的重要性，界定“语文”、“语文教育”、“现代语文教育”、“早期”的基本所指与内涵，并简要交代了本文的写作思路。 其次，从“历史立场”阐述中国现代语文教育路向发生转变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语文教育从前学科时期的语文教育转到学科语文教育，使其具有“现代”内涵，一方面是古代语文教育中的不适应社会、时代的特点如“伦理性”、“政治性”、“外在性”、“过去性”迫使它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后的特定社会时局的变化迫使中国教育包括语文教育踏上“现代”的征程，完成艰难的路向转变。 最后，论文围绕着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早期发展的三个“路向”展开论述。通过“大众化”路向的论述，使人们从白话取代文言、由方言而国语、简化汉字、标点符号的使用等方面了解中国现代语文教育逐渐下移，成为大众教育的取向；通过“人本化”路向的论述，使人们把握“人”的理念、“儿童”的概念进入语文教育的背景、过程及其体现：而通过“科学化”路向的论述，使人们从语文教育目标的具体化、语文教育研究方式的实验化、语文教育方法的广义化、语文教材编写体例的体系化方面感受语文教育学科化的脉络，而语文教育的大众化、人本化、科学化的路向又代表了语文教育现代化的主要路向。应该说，百年语文教育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向并仍将沿着这样的路向发展下去。 最后，论文围绕着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早期路向的反思和启示展开，主要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早期路向的成败得失以及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借鉴着眼，力图解决语文教育中继承与变革、向外与向内的关系，同时对语文教育及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问题进行厘清，试图对当代语文教育及其研究、基础语文教育
于源溟[4]2004年在《预成性语文课程基点批判》文中认为本论文从课程设计立场出发对过往预成性语文课程的基点——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进行了解构性批判。主要的写作目的是消解语文学科性质这一预成性语文课程的本体论基点,为生成性语文课程的创生建立本体论基础。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为: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梳理过往课程与语文课程范式研究成果,归纳出语文教育史中的四种语文课程范式并对其进行预成性品格判定,总结出预成性语文课程的思维方式特点,确证语文学科性质(本质)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基点;梳理已有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各派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的思维路径,通过谁的性质、什么性质的性质、为何研究性质和怎样研究性质四个提问,发现过往语文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不明、本体虚无、目的错位、方法失当,揭示出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虚妄性,消解了预成性语文课程的本体论基础;从课程设计立场出发,进行问题转换,实现从语文学科性质研究向语文课程属性研究的格式塔式转换,提出研究语文课程属性的合理方式。 全文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预成判定:语文课程历史品格认证。包括“范式与课程范式”、“语文课程范式及其进化”、“预成性语文课程思维方式特征”三章。本编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过往语文课程范式进行预成性判定。引进了库恩的范式理论,梳理了国际、国内和语文教育领域中课程范式研究的成果。以本论文所确立的语文课程范式概念,总结出语文教育史上的四种语文课程范式,即:“工具——综合”范式、“工具——实用”范式、“工具——思想”范式和“工具——人文”范式,归纳出语文课程范式的三条演化规律。借用课程范式突变律,发现过往四种语文课程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范式,即预成性语文课程范式。概括出预成性语文课程范式的思维方式特征,并找到了预成性语文课程所赖以建构的的基点:语文学科性质。 下编,批判解构:预成性语文课程基点剖析。包括“纽拉特之船:语文学科性质研究演变”、“阿基米德之点: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解构"和“面
周敏[5]2010年在《语文课程“动姿化”知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文课程知识是整个语文课程的逻辑起点,也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具有很大的理论容量和解释力。但长久以来,语文课程知识学理性研究的缺失,实际上造成了语文知识教育的茫然无措和沉重低效。当前,虽然我们已然是以开放的视野,多元的立场,力求深入到语文课程知识的本质来展开研究,但是,困惑依然存在。我们对语文课程知识的内涵、范畴的解说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纭状态。本文提出的语文课程“动姿化”知识研究,是在承认语文知识的多样性存在的基础上,尝试用一种全新的视角,为语文课程知识教育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行性思路。在本文中,笔者把“动姿化”作为语文课程知识重构的一个关键点。“动姿化”一词来自德国人类学家舍勒,把它引入到课程领域,用以表述知识在教材、教学中的一种积极的、不断进化的存在方式。“动姿化”包含了动态研究的意味,蕴含着时间维度上的知识演化历程,同时更关注到知识内在价值的生命力的张扬。语文课程的“动姿化”知识理念融合了建构主义、人本主义、情景教育、理解教育等当前教育新思潮,又与重于“人治”的汉语言特性相通相契,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教育思潮的最佳结合视角。从论文结构看,全文共6章,呈现出现状反思——历史回溯——重构策略三大板块的整体构架思路,来研究语文课程的“动姿化”知识问题。第一板块即第一章,为现状反思。从语文新课改中“泛人文”思潮下的“反知识”现状入手,由语文教学外显行为表层逐步深入到对语文课程知识本体研究性缺失的内在原因分析,提出语文课程知识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急迫性。在这一现实基础上,文章展开了纵横两条“动姿化”的研究路径。第二板块,历史的回溯。引入知识进化理论,从纵向路径来展开研究,揭示语文课程“动姿化”知识的必然趋势。第二、三两章,引入时间的维度,分别追溯了中国和西方知识教育的渊源和发展历程,以期动态地把握语文课程知识当前境遇形成的深厚背景。这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语文知识教学的“动姿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东西方的知识教育各时期知识存现状态和知识教育的价值取向流变的描摹,推衍出课程动姿化知识的共同趋势：关注“知识与人的相遇”,彰显知识的精神价值,以促进人的成长。第四章,又回归语文课程改革的当前语境,在中西比对中,反思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关联。通过对教育情境中,“动姿化”演进历程描画,明示出知识自身的内蕴“有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教育过程就是将外在客体知识经过教材化、教学化的演进,最终作用于学生个体,内化为个体的主观知识。放在“泛人文化”的语文课改困境来看,这一视角的审视有着深刻的意蕴：肯定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就在语文课程知识的本体当中,弥合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第三板块,提出重构策略。在新课改背景下,语文课程的‘动姿化”知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如何实现知识的生命化、活化,本文提出了以“知识元”为核心概念整合知识的四个层面,来考量语文课程知识的完形态势的适宜策略。这是一种横向的探究路径。第五章,概念的提出。在分析了近年来诸多语文课程专家、学者的语文知识分类理论基础上,引入一个“知识元”的概念,提出：语文课程知识是一个围绕着最基本的知识元,可多层级链接的整合体。任何一个层级的“知识元”都应该是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第六章,策略的构设。带有一定的前瞻性,提出了语文课标知识“单元化”、教材知识“概念聚合化”、教学知识“情节化”等语文课程知识“动姿化”的改革策略。以期进一步修缮语文课标和语文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促成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形成“人与知识相遇”的动人情境,推进课改的纵深发展。
胡虹丽[6]2010年在《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言诗文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文言诗文教学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一个特殊的领域。自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史,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百年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思想、理念、实施究竟有着怎样的演变过程?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经验与教训?为了全面总结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所走过的路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发展,本论文运用文献分析、历史比较、案例研究、实地调查等方法,沿着由历史追溯到现实观照到未来构想的基本思路,坚持史论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的研究原则,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百年演变作了全景式展示,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现实作了掘进式揭示,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作了前瞻式构想。文章前有导论,后有结语,正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历史回顾与反思”。本篇全面梳理了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发展的百年演变历程,从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目的要求、教材编选、教学方法等方面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绎过程作了比较具体的历史描述和特征归纳。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背景以及不同阶段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对不同时期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特点形成的原因作了较深入地分析,力求探寻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在价值取向、目的要求、内容变迁、方法沿革等方面的一般规律。文章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把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分为“现代转型”和“当代发展”两大阶段。“现代转型”包括“过渡”“激进”“平和”三个时期。从清末新政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处于由传统“经学”教育向现代国文、国语教育转化的孕育和过渡时期,其主要发展趋势为“延续传统,改良文言”。这个时期的国文教学在教学宗旨上强调的仍然是“忠君”“尊孔”的圣化作用,但也明确地包含了“实用”思想,突出语文教育的工具功能；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注重选文的经典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时代要求,并注意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适切性；教学方法虽然基本上还是传统语文教育方法“读、背、讲”的延续,但不乏对传统教学法的反思和改进之举,并在延续旧法的同时,尝试引进新法。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凝结为强大的“批判传统,抑制文言”的势头,加速了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现代转型。在国语教育阶段,教育目的已由传授“圣贤之道”转向“练习常用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教育内容则由文言独霸变成文言与白话并存,并出现由文言文教学逐步过渡到白话文教学的趋势；在标举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教学方法出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由接受到发现、由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转轨。1927-1949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经历了现代转型的裂变,进入到“反思传统,规范文言”的平和期。在“学科本体建构”的意识和努力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革命性演变,现代文言诗文教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进入到“当代发展”阶段。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当代发展包括“起伏”“探索”“融合”三个时期。1949年-1978年,在革命政治话语的统摄之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经历两次“大起大落”,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性解读方式窄化文学价值”和“文学分析范式弱化语言训练”两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工具论”长期主导着中小学语文教学。在科学理性的引领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进入了“探索期”。一方面,在改变教学目标的模糊性、教学内容的随意性、训练方法的无序性等方面,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训练的异化使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陷入僵化的模式。“人文论”以矫正语文“工具训练”的姿态出现于90年代之后。在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中,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被冷落多年的“文化价值”受到重视,文言诗文教学思路由单一走向融合,“文学鉴赏”得到关注,鉴赏文学作品的过程成为审美发现、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篇为“现实观照与剖析”。包括“坚守：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必然需求”和“异化：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实然审视”两个部分。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实。“坚守”,这是我们从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中解读出的一个“关键词”。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是中小学语文学科的课程内容,文章首先从课程论的视角,沿着社会、个人、学科三个层面展开了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坚守的意义探寻。接着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审视了当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困境,并追溯了问题的根源,对当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在目的、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的异化现象及成因作了较深入的剖析。文章指出,当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主要存在“教学目的南辕北辙,教学内容游移不定,教学方法两极分化,教学评价剑走偏锋,教师发展专业缺失”五个方面的异化现象。下篇为“未来前瞻与建构”。探寻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出路,“如何创新”是一个关键问题。文言诗文教学需要在坚守中创新,也需要在借鉴中创新。本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在前面纵览历史的基础上,思考文言诗文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要继承与创新哪些传统经验；另一方面,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思考当下台湾、香港的文言诗文教学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教学方法及评价测试等方面的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思考如何把当前各种先进的科学理论,教育理念及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到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实践中来。基于这样的思考,把文言诗文教学的过去、现在、未来整合起来,文章提出了加强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理念和策略：确立“文化本位”的核心理念,构建“整体规划”的教学体系,凸显“诵读教学”的本体地位,树立“时代融合”的课程意识。
吴琼[7]2016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语文教育在近代经历了由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过渡,尤其是1904年中国文学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育开始了自身的不断变革,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语文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学校语文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政策制定、师资选聘、教法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本论文试图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小学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方针政策以及语文教育具体的实施情况。1927至1937年的语文教育是在继承历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语文教育是语文教育近现代变革的历史基点。传统语文教育历时较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是一种混合了文学、史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的大语文教育,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到了近代,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传统语文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且西方的教育观念传入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提出了变革传统语文教育的要求。清末的癸卯学制在中小学设立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标志着语文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了自己学科现代化的进程,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有了独特的教学内容。民国成立后,几次重要的教育变革壬子癸丑学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壬戌学制都深刻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变革,使得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科书的编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27至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中小学语文教育发展的政策,颁布了三个课程标准,其中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对于小学国语课的课时比重、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法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当时的专家学者也对小学国语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学国文课程设置、国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政府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里也有明确的规定。专家学者对于自己中小学阶段语文学习的回忆有助于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当时国语国文教育的实施状况。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国语国文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对1927至1937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后,对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进行总结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重在指出本时期语文教育取得的成就、语文教育的局限性及时人对改进语文教育的意见,同时总结出十年间语文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以求给当前的语文教育提供借鉴。本时期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最为完善的,是在充分总结了以往语文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于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更加明确,对教学内容、教学法和教材的选材标准做出了一般的规定,教科书的编订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也存在着党化色彩浓厚、实施过程中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当时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很多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总结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语文教育的成功经验,认真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借鉴时人给出的改进建议,结合当前的学校语文教育实际,加强语文教育的研究使语文教育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章家谊[8]2015年在《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一项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关于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批评语言学研究。母语教育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教科书则是母语教育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国目前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即使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多是在学科教育学框架下开展,很少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语文教科书可以说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种,“分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从这一行为的本质入手”(胡范铸)。而要有效地认识语文教科书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语文”的本质。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一直纠缠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其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说最为流行。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母语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教育即母语教育的行为本质?母语教育是否只是一个学科的教学行为?甚至只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教学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重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语文教科书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样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阿普尔等)；而语文教科书提供的知识类型、呈现的认知水平、构建的意识形态更是对于未来社会人群的一种塑造方案,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阿普尔等)。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汉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获得以外,——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知识类型,这一知识类型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缺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认知水平,这—认知水平是否有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构建了—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一致?——在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新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和规则?由此,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四种版本的初中阶段语文教科书,以书中所含所有名词为分析比较对象,综合运用依据观念结构理论、批评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教科书政治学理论、预设理论等相关理论,针对上述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认知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考察当今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否符合语文教科书的行为本质,并就此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据此提出在语文教科书研究方面前人未涉及而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论述语文教科书行为的本质。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教育,是人的存在性教育,必然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知道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语文教科书,作为传达语文教育行为本质理念的载体和主要途径,其行为本质和本质功能必然是提供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本章还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原因和其所含全部名词概貌。第三章——第五章以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所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认知水平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其中,第三章是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基于“现行大学学科分类基本合理有效”和“母语既构成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必须,也开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可能”的假设,通过对于语文教科书名词所反映的观念和观念结构与大学现行学科分类的对比,努力客观描写初中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结构。并进而对各种版本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比较,得出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但是深入到具体的知识类型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观念结构之间不均衡、知识类型缺失等问题。第四章是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强化功能”、“深度思维功能”及“多元思维观功能”。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初中语文教科书存在认知强化功能弱化、深度思维能力弱化、多元思维观能力弱化的问题,并提出其主要原因源于语文教科书编写存在的最大弊病——“角色预设偏误”。第五章是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在回顾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最能体现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名词还是与人有关的名词,因此本文通过对四版本所含的人物类名词本身属性隐涵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考察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揭示了教科书存在的“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刻板化”的问题。第六章是教科书“叙说”(编写)行为的规则分析。结合对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全部名词的分析结论,提出针对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文教科书编写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切实的意见,为语文教科书的语言学视角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王荣生[9]2003年在《语文科课程论建构》文中提出根植我国语文教育现实、面对我国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中问题的“语文科课程论”，是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的新品种。其主要任务有三：第一，重整“语文科课程”的基本概念，构建语文课程，包括语文课程目标、语文教材等方面的分析框架。第二，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学派理论的学理阐释，包括对语文教育史上重要问题的评述。第三，对当前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评析，对改革所显现的理论问题放在多元视野的背景中探悉其学理。上述三方面各有侧重，但往往糅合在一起，尤其是作为研究形态的状况下。本文计有九章： 第一章《导言：语文科课程论》：本章为语文科课程论的研究划定了疆界，这是后续各章得以进行的前提。首先，试建了纵横两道的语文教育研究归属参照系，根据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的实际，区分出语文教育研究的五种性质和七个层面。接着，经过“语文教育、语文课程具体形态与语文科课程”、“语文科课程论与语文科教学论”、“学派语文课程论与语文科课程论”三组比照，界定了语文科课程论的研究性质、对象、任务等。 第二章《破解语文科的“性质”难题》：本章可以看作是下一章的铺垫，所做的工作，是弄清我国的语文教育研究何以有一个“性质”的难题，并探询对待“性质”问题的合适方式。首先建立了一个描述语文教育研究的基本模型，依据模型推导“性质”难题的产生过程，再通过与“性质”问题研究的正常模型比照，揭示之所以成为难题的原由。接着沿历史语境中的话语方式，按四个阶段追溯“语文科性质”在我国百年语文教育研究中的演化过程。 第三章《语文课程目标分析框架的破与立》：本章是上一章的延续，也是以下几章的总纲。在“性质”的纷争中，“思想性”(或“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对峙，转化为语文科及其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认识和分析框架。这一袭用框架，有较大的局限性。界说“分析框架”含义之后，本章指出袭用框架“两极概念的实体化”、“分析能力的残缺”的弊端，接着介绍语文教育界突破该框架的努力，进而提出“层叠蕴涵分析框架”。层叠蕴涵分析框架，与《语文课程标准》目标设计的“三个维度”，原则一致。接下来对取样的美国语文课程目标所进行的分析，则初步展示了层叠蕴涵分析框架的运行情况，也证明了该框架作为公用平台的效用。 第四章《层叠蕴涵分析框架运行：课程取向》：本章侧重于“潜层面”中的课程取向，以展示层叠蕴涵分析框架的解释力。首先界说“课程取向”的含义，接着分别评述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语文科课程总取向，并对我国语文教育研究对总取向的纷争及其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课程取向，在语文科还表现为语文课程中的听、说、读、写取向。在中日语文课程的阅读取向比较、中美语文课程“说话”目标比较、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取向变异三个专题，揭示了长期被掩盖的语文课程听、说、读、写目标的取向问题。 第五章《层登蕊涵分析框架运行:文化意识》:本章侧重于“潜层面”中的文化意识，以展示层叠蕴涵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我们将“文化意识”界定为与听、说、读、写这四项技能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五个维面”。接着，本章从“古与今”、“中与西”两个侧面分别考察了“整体感知”、“对话理论”以及与之相连的“感受性阅读”的问题。“整体感知”和“对话理论”是当前中小学语文课程最重要的两个基点，它们或者是阅读教学的最重要目标、或者与阅读教学的绝大部分目标密切相关。 第六章《层叠组洒分析框架运行:知识状况》:本章侧重于“潜层面”中的知识状况，以展示层叠蕴涵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在界定“知识状况”的含义之后，本章分别考察了欧美的语文课程目标和我国语文课程的知识状况。我们认为，合宜的能力要有适当的知识来建构，对知识状况的审理要紧急地提到日程，并在课程具体形态层面将语文学校知识问题“主题化”。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揭示出，我国语文教育的严重问题，根由之一是我们一直只有“选文集锦”的语文教材，很大程度上不曾有过严格课程论意义上的语文课程。这样，论题就逻辑地转到了承载语文课程内容的语文教材。 第七章《语文教材的两个理论问题》:本章面对的是进入语文教材研究必须先行解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是“语文教材内容”问题，二是“语文教材体系”问题。 第八章《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我国语文教材向来以“文选型”为正宗，语文教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便落实为“选文”问题的讨论。根据我们对中外语文教材的比较和研究，语文教材里的选文，大致可以鉴别出四种类型，即“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不同类型的选文有不同的功能和功能发挥方式，在语文教材编撰和语文教学中需要不同的对待。将语文教材中的选文鉴别出四种类型，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也构成了研究语文课程、教材乃至教学的一种认识框架，同时也是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蕴涵层叠分析框架“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与“选文学习目标”之间关系的具体化。 第九章《代结语:对语文课程改革的建议)):本章是上面各章所建立的概念?
邹铁夫[10]2013年在《论争与存在—文言的现代命运》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与民族危亡的双重时代主题下,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与面貌都发生了巨变。其中“文言”渐趋“没落”,“白话”成为社会通行语言是影响最大的变化之一。汉语文的语言载体与表现形式的变革,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思想文化的变革。白话文成为社会主流语言一百年来,汉语文无论从内涵还是面貌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另一方面,现代汉语文建设过程中一直争议不断。及至当代,国人母语能力的普遍下降与文学创作、语文教育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如果从现代汉语文形成的源头与过程来思考,就不能忽视“文言”对现代汉语文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要想在现代白话文语境下讨论“文言”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既需要回顾百年来文言在汉语文形成过程中的争议和境遇,同时也要考察文言在这百年来的实际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文言以及文白问题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达到高潮的。在白话文运动时期,秉持不同文化理念和现代汉语文建设思想的学人们,大体上形成了以倡导彻底打倒文言而推崇纯白话的“白话倡导者”一派,和表示坚持以传统文言为基础进行语言改良的“文言守护者”一派。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次大讨论。此后百年,两派流脉不绝,其争论也持续了一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理清百年来关于文言和白话等相关语言论争,不但能够梳理近代以来的汉语书面语面貌变化的根源、脉络,还可以借此把握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倾向。以文言为核心角度去考察语言论争,首先我们要重新客观回顾、评价“文言守护者”们对文言性质与价值的观念和认识。在五四白话文运动高喊文言已“死”的呼声中,文言守护者基于对文学、文化理念上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他们与白话倡导者对文言性质定位的针锋相对。他们认为文言并没有死去,否认语言的阶级属性,认为文言在语文修习、艺术表现力等诸方面仍有其特定的价值和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文言守护者就像我们惯常认识的那样是反对文学革命的,事实上他们想通过改良中国文学来实现改变现代中国社会的初始目的,是与新文化倡导者一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与白话倡导者的文化理念和改良措施不同。一般惯常认为五四白话倡导者是积极倡导白话、号召打到文言的,但实际上我们相对缺乏关于他们对文言的认识和表现的研究。通过对白话倡导者阵营内部意见分歧的考察,会发现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理念上是很重视文言对现代汉语文建设的价值的。再者,通过考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文言的关系,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出白话倡导者对文言实际的客观认识,以及对文言的复杂心理情结。除了重点考察五四时期之外,还要梳理五四之后直至新世纪对文言的争论以及对汉语特色新的认识和思考。文白之争并没有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落潮而结束,关于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发展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有很多因时代发展而出现的问题成为了新的讨论焦点。百年的讨论,既让人们不断对汉语书面语的过去和现状重新思考、咀嚼；更让我们逐渐摆脱了过去因模仿西方理论从而造成对汉语的片面化认识,转而开始认识汉语本身的特点,为汉语文研究和良性发展提供了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百年来关于文言的争论一直没有断绝,可文言在汉语文应用上从未真正消失过,它在社会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在文艺创作方面,不但文言已经深入影响、融合进现代白话文之中,甚至旧体诗词和各式旧式文体的创作也仍然存在。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空间,文言在各式应用文体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最后,文言在作为文化传承的语文教育中的变化历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近代以来文言教育随着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而逐渐衰落。而近些年来,文言及传统文化对母语教育的特殊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语文教育中的文白比例、教学教法等话题的反思与讨论也逐渐走向深入。总之,考查近代以来百年,白话文逐渐成为正统语言过程中,文言与白话之间的互动过程；辨析在白话文为大势所趋的历史与现实中,主张和倡导“文言”价值和应用功能学说的理论流脉,并以当代眼光重新审视,从中发现和讨论对汉语文发展有益的理念；考察文言在现代语境下社会生存的实际状况；梳理文言在语文教育中的发展变化和理念探讨,对当下语文观念的新变和语文教育的改革予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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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 罗国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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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成性语文课程基点批判[D]. 于源溟.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5]. 语文课程“动姿化”知识研究[D]. 周敏.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6]. 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D]. 胡虹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1927-1937）[D]. 吴琼.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8]. 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D]. 章家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9]. 语文科课程论建构[D]. 王荣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10]. 论争与存在—文言的现代命运[D]. 邹铁夫. 南开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