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型实用文化与李约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曾向历史发问：
“为什么中国在前十四个世纪，在获得科学知识并为人类造福方面，均较欧洲更有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状态？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是整个比较社会史研究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解析，使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型价值取向与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结合，产生的“生存型实用文化”，或许能提供解答“李约瑟问题”的某种线索。
一、超越实用的终极关怀与生存型实用文化
1.超越实用：古代西方人的理论旨趣
对宇宙奥秘的超功利的好奇心是人们的天性，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而这种人类天性，在希腊人那里被大大强化了。这种非功利性的“知识价值取向”，驱使古希腊人创立了远远超出当时实践生活需要的抽象理论。其中最典型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它作为柏拉图“理念世界”的一个范本，成为西方科学的一个楷模。这种超越实用的精神追求驱使着世世代代的富有终极关怀精神的哲学家与科学家们进行抽象理论的探索，揭示世界的奥秘。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等人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2.中国古代的生存型实用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文化——以生存为目的的实用文化。它导致中国缺乏纯科学研究，使科学终止于工匠水平。
在面临较严峻自然环境的中国古代社会，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氏族与国家的社会秩序以生存下去。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诸子百家学说。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行为，无论是隐者还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其读书的最终目的，基本上并非探索自然与社会之奥秘，而是出于为官从政之需。其失败者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目的还是为了“生存”这一实用目的。
在这个思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自然是实用的工匠型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气象与物候诸学，既是直接为农耕服务之术，也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天道之学。正是这种农耕社会的实用型文化，使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而缺乏纯科学探究。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鲜明而突出地具有生存型实用价值取向的特征，它使中国文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种实用型价值取向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科技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具有高度成熟的实践理性精神的文化，它将全部社会资源几乎都投入到实用性领域，使面临相当严峻的自然环境挑战的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全球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文明。这正是“李约瑟第一问题”（中国为什么在古代领先）的主要谜底。然而，当中国古人把全部智力资源都投入于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事物之时，便忽视那些暂时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探索，从而严重束缚了中国古人的思想与智慧，导致我们先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上的以下缺陷：
第一是浅层次性。远离实际需要的人类的好奇心是对深层规律研究的动力源泉。而在生存型实用文化的土壤上，缺乏这种动力源泉。
第二是实践领域的狭隘性。生存型实用价值取向将社会的智力资源只投入到当前社会实践所涉及到的范围之中，而对于那些超越当前实践范围之外的客观世界，则采取“子不语”式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第三是产生了关系网结构。它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主体创造精神的发挥。这种深重的影响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
以上这些因素，使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的实践内部，没有产生出专门探索自然奥秘的纯科学。一旦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其潜力便发挥殆尽，难有新的飞跃。这正是“李约瑟第二问题”（近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重要谜底之一。
3.中西价值取向差异产生的原因
西方文化中，人们在精神世界对世界奥秘的追求与其在世俗社会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间的分离，很可能起因于西方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二重化——世俗生活与宗教精神生活的二重化。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产生那种探索世界奥秘的非功利的精神追求，可能起源于西方社会宗教精神生活与世俗物质生活的二元分立的文化传统。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文明成为早熟的文明。当西方人还沉浸在宗教幻想中之时，我们的先人就早已从宗教幻想中解脱出来，产生了一种相当高度的实践理性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实精神的中国古人，有着极其聪慧的心智，对宗教仪式采取高度实践理性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这导致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高度一体化，使中国的宗教——儒教成为高度世俗化的宗教，它的教义与礼仪就是社会世俗生活本身。由此逐渐成为中国主导性价值，产生了中国古代的生存型实用文化特征。
二、生存与扩张：中国实用文化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区别
如果说实用价值观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人们会提出反驳：美国是最明确地以实用主义精神作为社会精神的国度，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持此见解的人们忽视了一个根本性事实：美国的实用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实用文化具有本质的差异——现代精神与传统精神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实用价值观是生存型实用价值观。在满足直接的消费需求的实用型价值观的驱使下，人们只需要对自然界进行短周期的浅层次开发，创造出简单直接的技术体系，而缺乏那种对自然进行长周期的深层次开发，以建立迂回的生产体系的动力。它使人们满足于眼前的实用，而不是尽一切可能利用已有知识来创造物质财富。
而近代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式的文明——所产生追求物质财富的实用主义，是高度理性化的实用主义：它超越生存，追求那种超出生存的实际需要的资本积累。这种实用主义，是把那些表面看来远离实用需要的抽象知识转化为物质财富，以实现资本增殖的强大动力。
资本力量驱动下的扩张型实用主义，内在要求全方位地将抽象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为生产力。这种实用主义的功利要求，通过“倒逼机制”，间接地推动表面上似乎远离功利的抽象理论研究——因为它们揭示了事物深层客观规律，被有远见的政府与企业家看成是未来资本扩张的储备库，未来商业利润的精神资源。
因此，正像超越实用的抽象理论旨趣极大地发挥了人的认知潜能，把实践基础上的所能猜想和推导的理论推向极致一样，扩张型实用主义极大地激发了人类追逐那种功利的潜能，把人类对抽象理论的各种可能的利用方式，各种可能的实用性发明，推进到极限水平，进而间接地推动了抽象理论研究的发展。因此，对世界奥秘的理论旨趣与对市场体制下资本积累的功利旨趣，形成对立两极之间的互动。二者犹如现代西方文明的两条腿，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体系正是靠这两条腿走路形成的。
当然，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两条腿有严重缺陷。对生存型实用观念的超越，实际上导致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对生存的遗忘”，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思想上，超越了活生生的存在本身，而把存在处理为“存在者”，建立了蜘蛛网式的关于“存在者”的抽象理论；在行为上，人们超越了原始存在，无止境地追求对存在者的征服与占有，创造出一个作为“存在者”的技术世界，并且无止境地追求资本积累与技术世界的扩张：“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形态中都时时处处地看到那种在今天决定世界现实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技术。它现在已经以同样的形式统治着整个地球，甚至统治着地球以外的太空领域。”这种无止境追求的“浮土德精神”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使“人类正日渐陷入物化而丧失自身的危险”。它导致了生产过剩，导致物对人的报复与奴役——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与生态失衡等。因此，西方文明在取得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它们是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的前车之鉴。
三、中国实用文化的当代形式与后果
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西方文明中关于“物质财富的占有”至上的价值取向，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成就进入到中国人的心目中。于是，深深积淀于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传统的实用型价值取向，与这种物质占有欲相结合，产生了“现代型”表现形式。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实用型文化所追求的，主要是对基本物质生活及其社会关系的实用性要求，那么现代中国很多人染上了追求占有物质财富的实用型价值观。于是西方现代文明固有的弊端，凭籍工业化生产力，在当代中国以近乎漫画般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其表现可归结为两类表现形式。
第一类表现形式，是轻视理论研究的浮躁情绪。这种浮躁情绪如不得到克服，所谓“李约瑟问题”还会在现代中国继续下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会停留在直接的浅层次应用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日益增大。
第二类表现形式是功利目标上的浅层次与短期行为。即便在功利目标上，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一些人只追求享受现代文明的物质利益成果，而不追求生产这些物质文明的深层生产过程与资本积累过程，盲目追求浅层次的、短视的实用价值。
那么，如何减少和消除这些消极现象？应当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地说，应当在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之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约束与政治法律约束机制，驱使人们超越局部的短期的实用目的，着眼于全社会资本的长期扩张与发展，以产生对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的动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此同时，克服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适当鼓励一些非功利探索精神，营造人民高尚的精神生活，进行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人性化教育，打动人的内心世界，鼓励追求真、善、美的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