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政治与道德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道德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在把领袖人物当成英雄崇拜的同时，我们似乎并不计较他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使国家强大或者用什么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我们所接受的理论是：政治与道德的实质是不同的，道德的实质是“爱屋及乌”、“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政治的实质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失败，是他在政治生活中遵循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原则，把政治跟生活搞混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这种行事原则呢？
戈尔巴乔夫试图用道德原则重塑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
法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结束时引用拉贝莱的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朝更迭、政权兴替，其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但当权者的“无道”，即违背人类的普遍道德，如正直、诚信、公正、廉洁、仁慈、无私等，恐怕是共同的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生危机的原因很多，与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基本权利，不讲法治、滥杀无辜，曾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不无关系。戈尔巴乔夫的道德优先原则源于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批判，目的是重塑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形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当时的苏联可谓危机四伏：国际上苏联几乎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很糟，由于入侵阿富汗和击落韩国客机等事件的影响，苏联的国际形象很差，处于受各国谴责的境地。国内由于勃列日涅夫满足现状，歌舞升平，积累了许多矛盾与问题，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降，居民购买日常消费品的队列越排越长，许多人对苏共早已失去了信任，苏联社会亟须变革。从理论上讲，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时仍然可以一成不变地维持原来的体系及做法，就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安享权力，在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如果上层不发起改革，下层即使有改革的愿望，也很难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虽然有经济状况不佳的因素，但是如果不改革，苏联的经济也能维持下去。决定苏联改革的原因中，“其中主要的是决定政治气候的社会心理态势，在战后时期国内的实际情况与大多数公民期望之间出现巨大差距，而且这一差距在持续扩大。苏联政权几十年来的政治信用建立在居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定信念上，即相信他们目前日复一日经历的严重困难是暂时的，好日子为期不远。这种信念依据的不仅是许诺和纲领性文件公开宣布的目标，还有社会政策上某些实际行动，它们被视为按既定方向前进的证明。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预示着情况必将好转的未来渐行渐远，于是便产生失望，然后是疏远政权，逐渐又转化为敌视政权。”[1]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联领袖选择了走改革之路，政治家的良心与道德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提出的口号是：“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他意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把人只当成工具，背离了社会主义为人创造幸福的宗旨，他要予以纠正。戈尔巴乔夫认为，“具体来讲就是要把苏联社会变成自由的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建立在人道主义、人民政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之上，以能够人人当家作主并无限发挥主动性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保障一切民族的实际平等和人的充分权利，并容纳人类最优秀的民主成果。”[2]也就是说纠正社会主义的某种变形，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体现了这一思想：如企业领导人由工人选举产生，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实行差额选举，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等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起初也是从经济入手，但他的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碍机制。他意识到要破除这一阻碍机制，必须抛弃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时，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戈尔巴乔夫与其他人一样，不知道没有斯大林该怎样生活，在寒风中排一昼夜队，目的是最后再看一眼斯大林这位英明领袖。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狂热在苏共“二十大”后逐渐冷却，参加工作后他对苏联体制的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认识到这个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现在在许多事情变得清楚明了之后，我对斯大林的看法自然改变了。如果我的看法不改变的话，我就不会开始改革。走向改革，这首先是就意味着我在自己身上克服了斯大林。但不仅是斯大林，还有以后的停滞的经验。”[3]斯大林虽然把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国，但斯大林所使用的手段是俄国式的，在连续不断的镇压和清洗中，许多无辜者失去了生命与自由，给民众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在体验过斯大林主义的悲惨与恐怖之后，在仔细地端详那些无罪的人们的苦恼和悲伤，经历和忍受过战后饥饿时代的人们一如我以及与我同龄的人，所追求的几乎是一种本能的、立志于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沉重遗产，完全获得解放。”[4]退职后的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苏联模式时坚持认为：“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了些，但实质仍然故我。”[5]因此，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首先强调要改变思维方式，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他把人当做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认为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提出要关心人，不要把人当做手段。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治理念突出了道德原则，旨在纠正斯大林模式对人的漠视。
斯大林模式的残酷性首先体现在对待农民上。1929年斯大林开始改变新经济政策，把自由拥有土地自由耕种的农民用强力手段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成为为国家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工具。斯大林此举的出发点是保证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为此斯大林制造了“剪刀差”理论，要求农民在买工业品时多付些钱，在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因此，许多集体农庄在义务交售制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生产得越多越亏损。在发生天灾和因组织集体农庄农业减产的情况下，斯大林仍然向西方出口粮食换取外汇。1932-1933年苏联发生了大饥荒，乌克兰这个“粮仓”有上千万人饿死。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出生在1931年，那是一个恐怖的饥饿年代到来的前两年。而之所以造成饥饿的原因，至今仍是历史学家议论不休的话题，那是为了彻底消灭农民而引起的人祸，还是缘于恶劣气候的天灾呢？……确是旱灾严重，但我认为将之全部归咎于天气恐怕也说不过去。由于大规模地强行实施集体农庄化，那经历了几百年而形成的传统的生活基础崩塌了，人们长期以来代代相袭的农事、生活方式等等，全都分崩离析、彻底解体。而这些‘人祸’不正是造成此次灾害毁灭性结果的最致命因素吗？”[6]
斯大林之后苏联的农业政策有所调整，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农业继续衰退，进口的食品逐年增多，1984年苏联的粮食进口占到了苏联进口总额的8.2％，市场供应紧张。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就注意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他就强调用经济手段对集体农庄进行管理，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提高他们对最终成果的关心和责任感。苏共“二十七大”之后苏联开始在农业中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制，让农民有生产的自主权和处理剩余产品的权利。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所着手的事业，正是证明了历史的正义。因为在斯大林时代，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尝辛酸的正是苏联农民。他们被当成了农奴，更不被允许有护照，他们被迫在集体农庄从早到晚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只得到很微薄的报偿，被视作是一批会说话的牲畜。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他们也要被迫过着三餐不继的贫困生活。”[7]
斯大林给苏联社会造成无法愈合的另一个伤痛是对无辜者的莫名镇压。斯大林消灭了军队中最有能力的指挥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消灭了与列宁一起创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家，包括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娃”的大理论家布哈林、十月革命的领袖和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消灭了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大批民族精英。这给无数苏联家庭带来了伤害。斯大林一逝世，要求为受害者平反的要求就强烈表现出来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平反工作不彻底，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工作又停顿下来了。80年代中期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气氛下，政论家、文学家、史学工作者和一些记者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映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战后大镇压的文章、回忆录，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了斯大林体制的不人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戈尔巴乔夫要继续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重塑社会主义的新形象。
戈尔巴乔夫一面清理斯大林时代的案件，为无辜者平反，一面忙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理论。针对斯大林体制的不人道与不民主，他把人作为社会的核心，强调“通过改革，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为人谋利和使人变得更高尚的现实人道主义制度的一切可能性。它是个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在这个社会里，人人有主人翁感，而且实际上是主人翁。”[8]对此有切身体会的俄罗斯政论家鲍里斯·斯拉文说：“把戈尔巴乔夫改革看做苏联社会彻底摆脱斯大林威权主义(应该译成极权主义更确切——引者)的任何表现和坚决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是最客观最符合历史事实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成了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的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观点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和强权共产主义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我们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一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是对苏联社会的革命革新，它要实现自由、公正、团结和人道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简言之，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的第一次反极权主义政治革命。”[9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
道德优先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念
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永远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应该知道用什么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戈尔巴乔夫未能实现其改革之初提出来的更新社会主义的目标，苏联在他当权时解体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共和国都认为自己吃了亏。实际上这个国家主要靠苏共的集中与统一来维持。在改革中苏共民族主义化了，不再是统一的力量。这使苏联走上了四分五裂之路，而不用武装力量来维护国家统一，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道德优先的政治理念阻止了戈尔巴乔夫用武力去维护国家的统一。
戈尔巴乔夫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权力和政治总是与正义相互矛盾的，当存在着不道德行为的时候，权力对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10]戈尔巴乔夫拒绝把暴力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基本手段，他不愿用暴力对付民族分离主义者。俄罗斯学者维克多·库瓦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使用暴力不仅是因为道德的绝对指令，而且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俄罗斯的沉重遗产，当时任何诉诸强力的做法都可能迅速葬送改革的民主理想以及对自由的希望和憧憬。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用强力把人民驱赶到改革的自由王国中，而少了强力成分就无法走向那里。不仅如此，不受约束的改革自发势力有可能把失去自卫能力的国家打得粉碎。”[11]
1986年17—19日阿拉木图发生混乱，军队和警察介入，有两人被打死，一千多人接受了医疗机构的帮助，235人人院，有两千多人被捕[12]。1989年4月8日午夜军队驱散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造成16人当场丧命，多人受伤。第比利斯事件的悲剧性后果在苏联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反对使用武力的呼声一片。在几天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军队的作用，“国防部长亚佐夫被告知：从今以后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13]1989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压根儿不能容许……”[14]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和政治协商解决民族问题，即使这种手段不起作用，他也不准备使用武力，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15]。
面对从波罗的海开始的国家分裂进程，戈尔巴乔夫也不想采取武力手段。1989年夏天，50万人组成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16]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携夫人到立陶宛，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17]但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他们决心独立了。
1990年3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国内失效。在3月22日苏共中央高层讨论国内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以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年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但任何一个共和国在抛弃苏联时都没有遵循过这一法律。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从1990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也曾一度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官方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991年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苏联军队于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点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据报道有14名立陶宛人和1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攻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其他共和国也表示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戈尔巴乔夫竭力否认自己与这次军事行动有关，他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说：“维尔纽斯发生的事绝对不能表达总统当局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18]戈尔巴乔夫要求以宪法的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
立陶宛危机后，戈尔巴乔夫很快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在更新联盟的过程中不再考虑这三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改革联盟体制，使其余共和国能够留在新联盟中，为此，他与叶利钦等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并做出了很大让步，一度达成了新联盟条约草案。但是，8·19事件打断了戈尔巴乔夫更新联盟的进程。1991年12月8日在叶利钦等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背着他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布终结苏联时，戈尔巴乔夫除了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这样做会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外，也没产生过动用军队的念头。
在戈尔巴乔夫道德优先的行事原则下，他没有充分使用自己的权力，没有用强力手段阻止破坏联盟进程的人。武力手段不用，法律手段又不起作用，那么，只好顺其自然了，结果是苏联一分为15个国家。如果说苏联解体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这种鼓励“文明离婚”的行为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没有发生南斯拉夫那样的流血冲突。
在国际关系领域，戈尔巴乔夫也放弃了武力与对抗。苏联从阿富汗撤回了军队，主动放弃了与美国进行对抗的冷战政策，对于东欧国家的剧变，戈尔巴乔夫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进行武力干涉，给了东欧人民以选择的自由。
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政治道德传统的修正
俄罗斯学者梅茹耶夫在谈到评价政治家的标准时认为，“我们形成的意识是，对我们而言伟大的政治家一定是为了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和扩大政权不择手段的枭雄：伊凡雷帝、彼得一世、斯大林。”“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拥有完全权力的情况下，为了思想和道德价值自觉地限制权力并且甘冒丧失权力风险的政治家。他有着另外的成功标准，他根据另外的、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的规则做游戏，根据人的道德准则做政治游戏。所以应该根据这些规则评价他是否成功。”[19]确实，戈尔巴乔夫的行事原则不同于俄国历史上的领导者们，他没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把目的与手段看得都很重要，不仅注重目的合理性，而且注重手段的合理性。
在俄罗斯历史上有为目的不择手段的传统，有“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理念。大家熟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苏沃洛夫将军说过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俄罗斯那些有作为的统治者们——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等，无不把自己的功绩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斯大林也为了建成和巩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不择手段，不仅消灭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还消灭了可能的竞争对手，以及可能反对他的人；勃列日涅夫把许多不认同他保守僵化政策的人或者赶出国门，或者送进疯人院。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俄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传统，在他看来，政治行为首先得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他强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做重大决定时，我最注重的是道德考量。我敦促追随我的事业和理念的人，在设法达成目标时，无论目标是否达成，都要注重过程的参与。政治应该是洁净无私的，是不可以衡量价值的，但可惜现在的政治并非如此，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我必须说，人们要诚实地来思考该选谁出来执政。设法达成目标时，无论目标是否达成，都要注重过程的参与。”[20]戈尔巴乔夫的夫人也说：“我不止一次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讲：我们所确定的目标，绝不允许我们不择手段地求得它的实现。”[21]戈尔巴乔夫自动离职和放弃权力，导致其所确定的改革目标没有实现。
不管人们是否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行为原则，他一直坚信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用不同的标准与尺度衡量戈尔巴乔夫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怎样，戈尔巴乔夫所生活的时代与彼得大帝、斯大林等人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政治文明、协商民主已经深入人心，时代也不允许他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政治如果遵循“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信条，在政治生活中必然充斥狡诈、伪善、背信弃义、残暴等恶行。无数的历史事例证明，这是民众的灾难。实际上政治也需要道德的正当，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伴随着选举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生活的文明化，道德的正当性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旨在纠正苏联政治文明中与人类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方面，在自己的政治行为中强调人道、和平、民主、法制，他把遵循道德的原则，坚持不使用暴力、不流血的原则放在了维护国家统一之上。以成败论，戈尔巴乔夫是失败的，苏联这个大国解体了，他自己也失去了权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现象并不是过眼云烟，其留下的遗产，特别是他的道德政治观还是值得研究的。
19世纪法国政治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说过两段很有见地的话： “诡计和暴力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成功，但是，绝不能保证国家的伟大的繁荣。以不道德的政策获得的成功不会长久，国家就像个人一样、政治家就像老百姓一样，迟早会因其所作之恶而被惩罚，也会因其所行之善而获报偿。”[22]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的利益并非取决于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一个正确合理的政策，恰恰就是合乎道德的政策。这种政策促使民族国家走向公道正义与宽厚仁慈，也只有这种政策才能维持住国际的长久和平，并使各国在交往中都获得各自的利益。” [23]
前一段话可以用来说明苏联解体的原因，后一段话可以说明我们所追求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可见，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要想获得长久的利益与成果，都离不开对人类共同道德原则的遵循。人类是高级动物，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的行为也越来越文明化了，更加理性了。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大门，推动了俄罗斯政治民主与文明的发展。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这或许应该算是戈尔巴乔夫留下的有价值的政治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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