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化与论文,新发展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89(2001)03-0098-05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完全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在政治、文化、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摩擦。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不断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新特点、新发展。
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在内涵上已由过去的蒸汽化、电气化发展到当今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在地域上已由一国范围发展到国际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在生产要素上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化与国际化
蒸汽化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社会化的主要标志。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切先进的生产活动无不打上蒸汽化的烙印。蒸汽化使生产社会化以一种全新的模式与方式运作，促使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当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时，电气化就取代蒸汽化，成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的主要标志。具有蒸汽动力无法比拟的电动力使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影响的领域更广，把资本主义推进到生产力更发达的阶段。电气化时代的到来，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在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而在新科技革命巨大影响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就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它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最高水平。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互联网络与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空前广泛的运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生产技术与手段的电子化、数字化，信息产业与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革，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方式，成为促进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急先锋。
从地域上看，资本不断增值与扩张的本性，全球市场的形成与完善，现代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发达，使资本主义生产由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化，逐渐发展到国际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社会化。资本、资源、技术与人员的国际流动，国际垄断组织及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生产规模不断升级，生产地域越出一国范围。而各国经济技术水平发展的不平衡，优势互补的内在动力，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协作的迅猛发展。当今已有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交换部门、流通部门和消费部门都在组织全球性的大协作。一种高科技产品由多国企业共同生产与制造的现象屡见不鲜。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还表现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及资本运作方式的社会化和国际化。国家资本所有制的出现，股份制、合作制经济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社会化和国际化的突出表现和具体载体。从国家资本所有制的发展看，虽然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出现私有化浪潮，但国有经济的比重仍占整个经济的15～20%左右。一些西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不仅控制着基础产业，而且涉及很多尖端部门和一些竞争性企业。从合作制经济的发展看，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了以股权社会化为特征的股份制经济，股份制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目前，股份制几乎扩展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并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占企业总数15%的股份公司的总资产已占企业总资产的80%，销售额占全国销售额的90%左右。作为资本社会化的另一种形式——合作经济也在慢慢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在数量和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合作社的内容和形式日趋丰富，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消费合作社、医疗合作社、农业信贷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已发展成为私人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第三大经济势力。从跨国公司的发展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已成为资本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和组织形式。
二、资本剥削与政治压迫出现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一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与斗争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由于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变化而出现缓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在经济稳定发展时期能够和平相处。资本剥削范围已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剥削对象由本国工人转向别国工人，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趋势。资本剥削的国际化、全球化，使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由过去主要是一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演变为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进而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的同时，也使新的垄断形式——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国际垄断资本凭借强大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可以在别国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不得不容忍国际资本的盘剥及其总代言人——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和不公正待遇。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与斗争在经济上的突出体现，就是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加强了资产阶级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使资方获得了剥削劳动者的新手段，从而大大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危机和社会贫困，使贫富对立日趋严重。更为突出的是，旧殖民体系瓦解后，西方国家不断变换剥削手法，积极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政策，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控制，以实现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它们运用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或政治组织，通过资本输出、国际信贷、国际贸易、技术转让等各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支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给这些国家的发展造成严重困难。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仅从投资、外债和对外贸易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剥削量，就在240亿美元左右。80年代后期，每年榨取的垄断利润至少为2500-3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左右。目前，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高收入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占有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的86%，控制着世界各国国外投资总额的68%。西方的3名巨富的财产，居然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在政治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美苏在全球范围内争霸，两个超级大国对其盟国发号施令、干涉内政甚至武装侵略，是冷战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表现。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过近10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以美、俄、日、欧、中五大力量为基本架构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初步显现出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内涵和变化。在“一超多强”并存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不甘心自己地位的衰落，依然运用冷战思维，纠集盟国，试图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运用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以确保21世纪成为美国主宰下的单极世界。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积极推行全球称霸战略。其重点是从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对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进行全面的干扰、破坏和控制。在经济上，既与发达国家展开激烈的市场、贸易战，也竭力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制造障碍。在军事上，在欧洲，依托北约军事集团，推动北约东扩与北约任务全球化，建立欧洲安全体系，抑俄制欧。在亚洲，以在亚洲的军事联盟为基础，力图建立亚太地区导弹防御体系和安全防御体系，抑华制日。美国的目的，一方面是把欧亚势力范围衔接，形成它认为21世纪可能成为其潜在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半月形战略包围”，另一方面牵制欧洲和日本。在政治上，美国继续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和影响，还进一步介入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意图那里的演变变得不可“逆转”。
早在冷战初期，发展中国家就积极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到了60年代，它们联合起来同发达国家对话。1964年，77个发展中国家成立“七十七国集团”，强烈要求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尽管此后的南北双方多次谈判，曾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原则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冷战结束后，欧洲和日本为保持自身利益，主动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但他们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符合它们利益的国际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平等地位，经济政治矛盾不断加剧。同时，解体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积极加入到国际竞争的行列中来，使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化。国与国之间、区域经济组织之间、国际经济组织内成员国之间，在各领域的竞争、对立和斗争，是新形势下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的主要表现。
三、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对立，是当今国际社会两大基本的对立主体，但斗争主体也出现多元化趋势，而且国际斗争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经济、科技、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因素上升为影响国际斗争内涵与方式的主导因素
斗争主体是指对立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两极格局时期，国际斗争的基本特点是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对抗，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斗争的基本主体与矢的对象。后来，两大阵营内部的分化使国际斗争主体逐渐变成美苏在全球范围的争霸。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觉醒并联合起来。“77国集团”的成立与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与美苏对立的新的第三种国际斗争主体的出现。苏联的衰落及两极格局的解体，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为国际社会的两大基本对立主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不断激化，发展中国家经常联合起来，在重大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相抗衡。
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与矛盾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现象，但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国际斗争主体出现多元化特征。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凸现出来，共同政治敌人的消失，使各国在经济利益与安全问题上妥协与让步的空隙越来越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对立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一幕。1992年以来，西方大国间的经济磨擦和贸易战日趋激烈，有人认为东西方冷战已为西方经济冷战所代替。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民族、种族、宗教、领土、主权方面的矛盾不断尖锐，对立面错综复杂，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军事冲突不断，成为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不利因素。原苏东国家的大多数在转轨过程中，经济、政治危机加重，社会动荡，民族分裂，领土争端加剧，武装冲突迭起，难民潮涌现。
伴随着国际斗争主体的新变化，国际斗争形势也发生重要变化，经济、科技、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因素上升为影响国际斗争内涵与方式的主导因素。冷战时代，敌对阵营或矛盾主体间的斗争主要涉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由于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军事干预、武装冲突是双方斗争的主要方式。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国际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国际斗争的内涵与方式发生重要变化。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存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是当代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但它却以新面孔形式出现，包裹着“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外衣。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聚集于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几乎所有的政治磨擦、外交纠纷甚至军事对抗，都围绕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而展开，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市场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战日趋激烈，因纯粹的非经济因素而引起的国际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少。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手段与方式也多种多样，有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但更多的是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手段。不运用或尽量少使用武力来达到本国对外的政治目的，是各国政府的首选之策。大国之间的对抗已从过去单纯依靠军事与武力为主的“硬较量”，逐渐转向以经济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软较量”。
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也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人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今天，各种文明间的矛盾、冲突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夸大文明冲突的作用，把当代国际关系的冲突都归结为文明间的冲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客观地看，西方文明确实正侵蚀着其他文明，甚至危及其他文明类型的生存。特别是一些怀有政治目的的西方势力，配合自身对外政治斗争的需要，大肆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推行西方价值观，企图以自己的所谓“优秀文明”取代其他国家的所谓“落后文明”。“文明冲突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目的，是国际斗争在思想文化阵地交锋，是一场杀伤力不低的无硝烟的战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鼓惑性。当前国际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隐蔽性与多样性，对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政治敏锐力、洞察力，以及防腐拒变的能力，提高了更高要求。
四、西方大国继续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在发动局部战争，世界并不太平，这是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表现，也是国际斗争日趋复杂化、强权化的主要根源
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不但没有停止冷战思维，反而认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他们不顾时代主题的新要求，仍用冷战眼光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制定政策，处理国际事务。
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并将重点移向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军事的等卑劣手段，继续搞渗透，搞破坏，企图让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重演。我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后，某些西方大国就把中国作为他们当前与今后的竞争对手与潜在敌手，把军事对抗的战略重点由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他们想方设法牵制或遏制中国的发展，或直接干预，或支持与勾结境内外的反华势力与分子，设置障碍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企图逼中国就范，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断在“人权”、“民主”、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利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暂时问题与困难，在电视、广播、报刊、网站等媒体进行大量的反社会主义宣传，丑化人民民主政权。更令人深恶痛绝的是，某些所谓的西方文明大国居然不顾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反对，丧心病狂地支持以李洪志为首的反政府、反人民、反社会、反人性的邪教组织——“法轮功”。一些顽固不化的敌对分子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以美国作为基地和避难所，心甘情愿地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破坏中国来之不易的稳定环境。一些西方大国还利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机，不断提出苛刻的“入世”条件，利用经济手段遏制中国。显而易见，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斗争形势是严峻的。
在对外政策上，为满足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不断制造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当代资本主义有重新野蛮化的趋势。20世纪末发生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近期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是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深深印有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痕迹，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受到空前的严重挑战。国际军事组织的继续存在，不利于地区局势稳定的军事与政治同盟条约的签署，西方大国高科技军事战略的实施，继续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化进程。所有这一切表明，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远没有结束，热爱和平的人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新动向。
五、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日益突出，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而引发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作为一种生命物，人的生存需要有一定的生态环境。当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有限时，自然界似乎是一种无限大的存在，并不对掠夺者的行为以及人类的活动与生存构成限制。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新科技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历来被认为庞大的地球在资本家贪婪与无休止的欲望面前显得渺小。有限的资源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欲望产生严重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瑞尼尔·格仑德曼认为全球生态问题有8个方面的主要表现：空气和水体污染；地下水减少；有毒化学物扩散；危险垃圾扩散；腐蚀；废弃物质；酸化；新化学物。现在，人类正受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报复。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冲突更为严重。不但各种矿产资源已经表现出无法适应生产持续高速发展的需要，就连一度被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和空气，也日渐紧张。这种情况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尽管生态危机与资本家个人的自私、贪婪的本性，消费者病态的、异化的消费观念不无关系，但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看，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不断扩张的内驱力，驱动着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在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只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掠夺，才能保证个别企业的利润。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在市场法则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趋势，即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想方设法把一部分生产成本（即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推向企业外部，转嫁给社会。在这种状况下，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态帝国主义”（即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生态掠夺，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今天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是建立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被污染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给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和损害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2.5倍。西方以占世界20%的人口消费着世界80%的资源，却把生态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留给发展中国家。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纸制品消费占世界的2/3，但所用木材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美国以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产量的34%，并制造出大致相当的污染物。据研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国人现有的方式生活，从资源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有四个地球，从环境的角度看，需要有九个地球，而事实上我们的地球却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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