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传统中预叙的发生及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统论文,发生论文,中预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研究叙事时序问题时指出：“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相反的方法少见得多……小说(广义而言，其重心不如说在19世纪)‘古典’构思所特有的对叙述悬念的关心很难适应这种做法，同样也难以适应叙述者传统的虚构，他应当看上去好像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现故事。因此，在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预叙极为少见……”①以色列叙事学家里蒙-凯南也指出：“用得较少的——其理由显而易见——是事件发生前的叙述(‘事前叙述’)。这是一种预示性的叙述，一般使用将来时，但是有时也使用现在时。虽然在《圣经》的预言书里‘事前叙述’的例子相当多，然而完全采用这种预见性叙述的现代作品却颇为罕见。一般情况下，这类叙述常以关于作品人物的预言、诅咒和梦的形式出现于叙事作品中的叙事作品。”②两位学者都指出了预叙在西方叙事作品中很罕见，但有趣的是，它在中国却非常普遍。其源头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史传中。史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源头。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即有重史的传统，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史贵于文”观念的产生，使中国人的叙事能力首先是在修史行为中得到锻炼和成熟的。史传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叙事范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叙事思维，其孕育的众多叙事要素，在进入文学后，虽然其形式和功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却割不断与它的血脉联系。预叙，即预先叙述，就是作者通过各种方式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叙述、暗示给读者。它包含两种类型：一种发生在故事层面，预叙者为故事内的人物；另一种发生在话语层面，预叙者为故事外的叙述者。前者最早发生在史传，尤其是《左传》中(不考虑远古的口头叙事)，与春秋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史传的基本功能等密切相关。后者出现得很晚，至宋代话本小说中才非常普遍。
一、《左传》中预叙的发生
《左传》中的预叙其实并不是一种叙事策略，而只是对应验了的预占的记录而已。春秋时期的预占文化非常发达。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天的方面进行的预占，比如龟卜、筮占、星象、历数、神怪、望气等；一类是从人的方面进行的预占，比如长相、表情、声音、名字、举止、梦境等。《左传》记录的预占非常多，以最古老的也是最普遍的占卜方式——卜筮为例，《太平御览》卷第725《方术部六》载录《左传》卜龟的材料有26条，筮占的材料有13条，加上漏录的数条，至少有四十多条。
综观《左传》所记录的预占，可以发现它们都遵循着同一个叙事模式，即“预言—行动—应验”，只是有的省略了中间的“行动”环节，有的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即“行动——应验——预言”。陈平原认为：“小说叙事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模式，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③《左传》中这种叙事模式的诞生，就与中国历史早期的预占文化分不开。预占文化的思想根源是传统天命观。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非常有限，所以把人间的一切都看成是上天的旨意。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人们虽然已经开始对传统天命观有所怀疑，但这种怀疑又是不彻底的。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依然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卜筮，请教巫祝以询问神灵的旨意，所以预占文化依然很发达。
《左传》除了用占卜、梦境等形式预叙外，还用贤人之语进行预叙，其叙事模式同样是“预言—行动—应验”。这一点，在其最擅长的战争叙事中表现最明显。《左传》所记录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有四百八十余次，详细描写的有近百次，有些战争叙事，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鄢陵之战、晋楚餂之战、秦晋崤之战、齐晋鼣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叙事非常精彩，历来为人们所赞颂。这些战争叙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战争开始之前，总是要通过多种方式预示战争的结局，比如：
秦晋崤之战发生之前，有三次关于战争胜败的预言。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在出师之前拜访蹇叔，“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这三次预言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局——晋胜秦败，战争结局果然应验了这些预言。
晋楚城濮之战前，楚王打算围宋时，让子文与子玉治兵。子玉治兵一天，鞭打七人，用箭刺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尚幼的蒍贾便预言：“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是城濮之战的主帅。而晋国主帅为郤縠，战前作者借晋赵衰之口已经预言了战争的胜负，“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战争之前，作者还插入了另一件事，即晋文公听从子反建议耐心教民、爱民，结尾以叙述者口吻预叙“出榖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两军对战其间，“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战后又补叙了战前子玉做的一个梦，梦中河神要子玉把琼弁玉缨献给他，子玉不肯。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也不听。荣黄预言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从以上所举例子可知，《左传》预言战争结局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神异事件预言，如卜筮、梦兆，灾异等，一是贤人预言。这些贤人之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是从礼的角度来预言战争胜败，而且都遵循着同一个逻辑：行动合于礼，则胜；反之，则败。礼是春秋时期道德的根本，是对一切具体德行的概括，规定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则。用贤人预言这种方式的产生同样离不开春秋时期的文化背景。因为那时候怀疑传统天命观的思想已经萌芽，人的作用得到了肯定。僖公十六年，内史叔兴提出了“吉凶由人”的观点，这是春秋时期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此外，昭公十八年时，郑子产也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人的道德品质、言行举止对事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贤人之语多是从这个角度去预言事件发展的，而且常常是长篇累牍式的。比如晋楚餂之战，整个故事叙述篇幅才三千六百余字，而随武子、知庄子、栾武子预言战争胜败的篇幅竟然分别约为500字、140字、270字。这与春秋时期对“言”的重视有关。中国早期史书，记言记事是分开的。《汉书·艺文志第十》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把言语单独记录，说明了言在古代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春秋时期，“立言”更是成为中国古人人生价值的重要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第一次把“立言”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可见“立言”之重要。《左传》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对人物语言的关注大于对人物行动的关注。
从常识推断，无论是占卜，还是贤人的预言，必然有应验的，也有不应验的，但《左传》为什么只选择应验的预言来记录？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说：“我要指出，没有诸如一般叙事这样的东西，只有不同种类的故事或故事类型，而且历史故事的解释效果来自于它赋予事件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是通过将特别的情节结构加给故事而实现的。这就是说，可以认为叙事性陈述是通过将故事再现为具有一般的情节类型——史诗、喜剧、悲剧、闹剧等——的连贯性来解释事件的。”④为此，他认为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情有：“1，‘精简’手中的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2，将一些事实‘排挤’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同时将其余的移近中心位置；3，把一些事实看作是原因而其余的为结果；4，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的，只在于使历史学家本人的变形处理显得可信……”⑤由此可见，历史学家采用叙事的形式来言说历史，就意味着当他面对一大堆纷乱的历史事件时，要从中挑选一些事件，并要选择一种故事类型来编排这些事件，使它们成为一个连贯的故事，一个能够传达其撰写意图的故事。《左传》只记载应验的卜筮、梦境、贤人预言，以形成“预言——行动——应验”的故事类型，这是由史书撰写的目的决定的，那就是“慎言行，昭法式”、⑥“彰善瘅恶，树之风声”。⑦在中国的上古时期，神权与王权是合一的。陈梦家研究商代巫术时得出的结论是：“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由此可见，神权与王权的合一，意味着王室需要借助神的名义来治理国家，而占卜就是人神之间的对话，那么占卜应验了，也即意味着人间的一切都是神灵的旨意，这样就能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易·观卦·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祭义》中也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所以魏源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⑧这就是为什么《左传》只记载应验的占卜的原因。《左传》所记载的贤人的预言，也都是应验的预言。他们的预言也遵循着同一个逻辑，即人物行动合于礼则胜，反之则败。这样的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教化功能，而这正是史传撰写的基本意图。
由以上论述可见，预叙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发生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春秋时期的预占文化特别发达，而史书撰写的目的又是“申以劝诫，树之风声”，⑨导致了其只记录应验的预占，形成了“预言——行动——应验”的叙事模式，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预叙”，即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告诉读者。史书中用贤人之语进行预言形成的预叙同样也是其宣扬礼制、实现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要手段。这些预叙都发生在故事层面，是由故事中人物的言语来预叙的。它并不是一种叙事策略，而是一种叙事内容；其目的也不是审美，而是教化。
二、预叙在文学叙事中的流变
《左传》中预叙的生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天命观逐渐退至历史的边缘，从天的方面、人的方面进行的预占都必然逐渐减少，但是这种叙事形式却被文学所继承，在后世的发展中，又会受到各个时代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形式变得多样化了，其功能也从教化走向审美。
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受史传影响最直接，而且有些志怪小说的作者本身即为史官，比如东晋的干宝(《搜神记》)、南朝的任昉(《述异记》)、南朝的吴均(《续齐谐记》)等。志怪小说常用神仙鬼怪之语来预言。这与其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就如鲁迅所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⑩但志怪小说中的这些预言能算预叙吗？比如《述异记》中这则故事：
吕光永康二年，有鬼叫于都卫曰：“兄弟相灭，百姓毙，两吕绝。”徼吏寻声视之，则靡所见。是年光死，子绍立五日，绍庶兄篡绍而自立。明年，其弟车骑大将军常山公征光屡有战功，疑赞不已，帅众攻赞，所杀。穷酣长酗，游走无度。明年，因醉为从弟起所杀，起推兄隆为主。姚兴因民，遣叔父征西将军陇西公硕德伐之，隆师徒挠败，寻为姚氏所灭。
这篇小说中虽然有预言，但很难说是预叙。因为故事叙述太简单，从预言到应验之间没有时间上的距离感。因为预叙的事件无论是发生在第一叙事时间之内(即内预叙)，还是第一叙事时间之外(即外预叙)，都必须要保证它与其前后事件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否则难以有预先叙述的艺术效果。小说发展到唐传奇时，已具有文体独立的性质了。董乃斌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从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转化、创造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等六个方面论证了这个问题。就预叙而言，主要还是发生在故事层面。《补江总白猿传》千年白猿临死前预言欧阳纥的妻子将来生下的孩子一定会遇到圣明的皇帝、《定婚店》中来自阴间执掌人间婚姻的老人预言韦固未来的妻子是陈婆3岁的女儿、《郑德
》中水府府君预言郑德将来是巴陵县令等。唐传奇中常用神仙、幽冥之人进行预言及其“预言—应验”叙事模式中传达出的因果循环等思想与唐朝道教、佛教的昌盛密切相关。
到宋明话本小说中，又出现了很多用算命、卜卦的形式来预言。这是因为话本小说本就来源于市井，而算命、卜卦又是民间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它的预言方式也具有了强烈的民间色彩。比如《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开篇写卜卦的为奉符县第一名押司孙文占卜的卦辞是“白虎临身日，临身必有灾。不过明旦丑，亲族尽悲哀”。后文故事发展，果然如卦辞所言。《初刻拍案惊奇》第五卷《感神媒张德容遇虎，凑吉日裴越客乘龙》的入话和正话都有一个算命的预言，故事结果都应验了他们的话。明清小说中预叙形式同样很多，比如谶语、相术、占梦、星象、诗词、曲词、灯谜、酒令等。仅以《红楼梦》为例，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借贾宝玉梦中观看金陵十二正钗册子、听《红楼梦曲》来预叙贾府及府内主要女子的命运。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则以谶语、禅机、灯谜的方式预示贾府及府中人物的命运。
特别要注意的是，话本小说普遍使用另一种预叙，即话语层面的预叙，比如其入话部分。早期的话本小说多数只有入话诗，然后就直接进入正话。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在入话诗后几乎都加入了解释、说明、议论的文字，这其中就有叙述者对故事的预叙。如《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入话部分为“说话的，为何单表那两个嫁人不着的？只为如今说一个聪明女子嫁着一个聪明的丈夫，一唱一和，遂变出若干的话文”。《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的入话为“如今说东京开封府界有个员外，年逾六旬，须发皤然，只因不服老，兀自贪色，荡散了一个家计，几乎作了失乡之鬼”。有些入话诗本身就是对故事的预叙，只是非常含蓄而已。如《喻世明言》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的入话诗“飞禽若起祸根芽，七命相残事可嗟。奉劝世人须鉴戒，莫教儿女不当家”就预叙了整个故事的内容。有的话本在头回和正话之间会插入预叙。如《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一卷《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的头回结束后，叙述人预叙道：“前边说的人命，是将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说一个将假作真的，只为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场祸来，若非天道昭昭，险些儿死于非命。”话本小说的正话部分也经常插入叙述者对以后故事发展情况的介绍。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沈小官提着画眉去柳林里时，叙述者插入预叙：“不想沈秀这一去，死于非命。”当沈秀的父亲沈昱因事到京时，叙述者又说：“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见了自家虫蚁，又害了一条性命。”话本小说的预叙如此之多，一方面是因为其文体源头是说书艺术。最初话本小说是作为说书人的底稿而存在的。说书人在坊间讲故事，不是一天两天能讲完的，听众又是流动不居的，所以为了吸引听众，也为了使每一位听众对故事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他们常在说的过程中插入对故事的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化的创作目的。随着唐宋古文运动“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和宋代理学的形成，文学的教化色彩越来越浓。话本小说的受众多是普通大众，这让文人创作时，觉得对其进行劝诫教化的责任或者欲望更强烈了。就像鲁迅所说的：“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都理学化了，认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11)鲁迅这段话虽然是针对传奇文所讲的，但却指出了宋代小说普遍的教化特征，而明代拟话本又是模仿宋话本而作，所以依然承袭它的这一特点。从《左传》可以看出，“预言——行动——应验”型的叙事模式最适合达到教化目的。不过，《左传》是通过神异事件、贤人之语预言，且是故事层面的预叙，而话本小说则是话语层面的预叙，由叙述者直接告知读者故事内容，并进行劝诫。明清小说中也有很多发生于话语层面的预叙，但其功能不再只是教化了。比如很多小说开头的“楔子”。“楔子”是指在小说开头借助于神话、故事等方式来阐释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部分，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头回”。但是话本小说的“头回”有的与正话的故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楔子则与正文的故事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就是对水浒故事内容的预叙，而且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意蕴。《红楼梦》中经常出现的“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不在话下”等标志性话语，就是提前叙述一些事件，以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热奈特觉得预叙在西方小说中很少见，是因为它会减少悬念感，但中国古代小说预叙的频繁，似乎并没有影响受众的兴趣，话本小说的受众量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故事结果的悬念感虽然没有了，但是又生出另一种悬念感，即过程的悬念感。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应是中西不同的叙事文化传统所培育出来的受众不同的接受心理吧。
注释：
①［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9页。
②［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1－162页。
③陈平原《话本：说话人与叙事者》，《上海文学》，1996年，第7期。
④［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⑤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⑥［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⑦［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3页。
⑧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5页。
⑨［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2页。
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