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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4-0005-11 中国道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功勋卓著，那么，这条道路的社会性质是怎样的呢?对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斩钉截铁地明确回答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 一、鼓吹和驳斥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双方的论据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却总是一面抱怨中国没有走上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异类，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涂上资本主义的色彩。在这方面，集大成的代表作是黄亚生200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他在书中写道： 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给予了农民创造奇迹的自由，并降低了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挤压了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且刺激了腐败的蔓延。正是由于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交替和在现实中的融合，可以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在两个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的中国和国家引导的城市的中国——之间的政治上协调的功能”[2](pxvi)。 黄亚生在这里列举了两种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上海国有企业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说由于前者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还可七拐八弯地把它挂上点资本主义的边，那么，把国有企业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叫做资本主义，则毫无道理可言，然而，黄亚生对此并不作任何论证。 实际上，西方的一些严谨学者对于以黄亚生为代表的这种给中国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作法，就是持反对意见的。例如，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大卫·施威卡特早在黄亚生出此书的2年以前就表示了反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作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意见。他于2006年在《团结经济》网站上发表《中国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文中，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概念的四种定义时指出： “让我们从概念上考察什么是资本主义入手。资本主义存在着花样繁多的定义，从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1)从结构上来定义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而雇佣劳动和市场是其主要组成部分；(2)从阶级基础出发来定义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被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所控制的社会，而这一阶级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生产性资本的所有权，而非雇佣行为；(3)从社会的主要动机取向出发来定义资本主义。如C.B.麦克佛森指出‘占有性个人主义’是满足个体消费的无限欲望的动力；(4)从宏观行为出发来定义资本主义。如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秩序赋予资本以无限积累的优先权”。 “中国适用于以上任何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定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它不适用于结构性定义。在中国，私有制不是所有制的主导形式，雇佣劳动也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一半以上的中国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土地却并没有被私有化。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贡献的‘增加值’也和私人企业一样多。其次，中国也不适用于从阶级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家阶级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吗?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着资本家阶级，但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新阶级，他们并没有控制经济或社会整体，在政治领域也处于弱势地位。再次，中国社会目前被‘占有性个人主义’所主导吗?当然，在中国，‘占有性个人主义’比以前体现得更加明显，但远没有达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而抗议者经常会诉诸社会主义价值。最后，中国赋予资本以无限积累的优先权吗?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这一发展趋势，中国政府更强调平衡、可持续发展，并公开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等类似政策”。 所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论者的认识误区 既然从四个不同角度的资本主义的定义，都不能说明中国正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那为什么有些人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呢?我认为，单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这些人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同层次上的界限所致，而对于这些不同的层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区分得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邓小平从普遍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详细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当然比资本主义好的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3](p167)。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就能够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反之，资本主义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所以，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3](p337)。即使以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一段时期处于停滞徘徊境地的经济发展来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并且比较稳定和持久”[3](p167)。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惊人的准确性证实了邓小平的这个预见。面对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如此鲜明的对比，人们怎么能容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蜕变成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呢?! 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为它不能摆脱旧中国那种混乱、贫困和落后。具体地说，在过去，国民党搞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结果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在今天，如果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即使百分之几的人口可以富裕起来，会产生一批百万富翁，却绝不能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口的生活富裕问题，甚至连温饱都没有保证，最后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附庸国。所以，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上，我们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坚持社会主义而摒弃资本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1](p311)。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中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而且由于它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而必然在发展过程中取代资本主义。邓小平根据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坚定地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而当我们在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就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pp382～383)。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界限的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次。这个问题是从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上提出来的。邓小平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的生产力”，然而，“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1](p149)。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试验，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总结归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与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的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373)。 关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的问题，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在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就已提出来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又多次重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能设想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苏维埃政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等等。只是在尔后苏联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长时期内，人们才形成了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的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还有向资本主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的片面认识和态度。所以，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所谓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一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没有阶级性的；二是指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三是指市场经济，传统观念给市场经济烙上资本主义的印记，但实际上它只是配置资源的方法，其性质取决于它为谁服务；四是指外国资本。本来，它从性质和作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来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情况下，它在作用上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补充。正是根据这种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3](p236)。 据此，把我国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如黄亚生利用我国乡镇企业利用自由市场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那显然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次，同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相混淆，把前一个层次上的事情当作后一个层次上的事情了，然而，这却是典型的混淆视听。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还有第三个层次，这就是由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思想影响的层次。实践证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积极的思想影响，这是主要的方面。但也带来消极的思想影响，如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也随着对外开放一起涌了进来。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情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那么，它肯定就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会使社会主义变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所以，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而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1](p111)。但是，即使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作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党正保持着务必要消除这些腐朽东西的清醒头脑，根据邓小平所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方针，来杜绝资本主义腐朽东西蔓延开来、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到头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那只是帝国主义、西方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三、把中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行列，根源于概念混乱 在西方世界，继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作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又有人把中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行列。例如，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董事长伊恩·布雷默，在2009年5～6月号《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一文，就把中国同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列入“国家在其中扮演经济主角并为争取政治上好处而利用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行列之中。 据布雷默的文章说，“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有一些密切关系将国家治理者与企业经营者联系起来”；而“国家对经济的严重干预标志着在战略上摒弃自由市场理论”，于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市场的效率大规模降低了，并使民粹主义政治进入到经济决策中”，而且“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干预，意味着官僚浪费、效率低下、腐败等很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所以“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它不能给其两大主要实践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作者站在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预言说，“事实终将证明，官僚们无力驾驭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挑战；他们最终将认识到，自由市场会帮助他们向14亿人民提供食品和住房，创造每年所需要的1000万到2000万个新增的就业岗位”。 在这里，布雷默一是把国家对经济的严重、深度干预，不分青红皂白地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是没有根据的；二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以致造成把社会主义中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行列中去的严重错误。 在实际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使是严重、深度的干预，它所表明的，也不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直接同国家政权相联系并受国家控制或监督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却有多种多样的情况，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不同的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如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各种官办的、官商合办的工商企业、银行、铁路、邮电及公用事业等。在这类企业里，和普通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相比，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并没有改变，工人直接受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更发展成为由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并为其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全面干预国民经济以保证垄断组织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并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诞生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去反对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外它可以吸收外国资本和技术，对内可以促进大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列宁在1917年9月发表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列宁认为，在革命民主国家的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克服俄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在1921年，列宁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这是因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无产阶级在打倒地主资产阶级以后，遇到的主要危险就是小私有者和小资本的自发势力，而国家资本主义正可以把广大的中小企业引向集中化、社会化和计划化，使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还可以利用私人资本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经营经验，迅速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列宁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可以采取租让制、租借制、代购代销、合营股份公司等形式。只是在实践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截至1925年，在工业中仅有91份租让合同生效，在租让企业中工作的只有2万多人。 而在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联盟。当时，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按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联系和结合的程度，分为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中有加工、订货、统购和包销等，在商业中有经销、代销等。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通过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各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生产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在其发展中又可区分为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两个阶段。在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进入企业内部，国家干部担任了企业领导，资本主义剥削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而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已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现阶段我国和外国资本合作经营的企业也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所以，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的，并不是布雷默所说“国家对经济的严重干预”，而是国家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不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必然构成或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同作为主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结合，无论怎样密切，都不存在什么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把我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行列，是由概念混乱造成的严重错误。 四、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有关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 在有些人热衷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作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把中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行列的时候，又有一些人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却是“和资本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设想，主要的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和陆续取胜而诞生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但如果就此止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只设想了由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诞生的社会主义，那显然是把科学社会主义想象得过于狭窄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那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没有忽略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相反地，他们认为，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帮助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还包括在西方先进国家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经过革命而诞生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所包含的内容。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4](pp115～116))。 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围绕着能否以当时保存下来的、实行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民粹派和自由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就争论的问题表态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把它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在1874～1875年的《流浪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认为，“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由公社所有制)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5](p620)。 在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所写复信的几个草稿中，马克思从另一个侧面去考察问题。 在这封信的初稿中，马克思指出，正因为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挫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的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达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6](p431)。卡夫丁峡谷，原是指公元前1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强迫他们背负着牛轭通过峡谷来羞辱他们。所谓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挫折中遭受侮辱。 在这封信的二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吸取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6](p444)。 在这封信的三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说，和俄国农村公社同时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6](p451)。 在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2版所写《序言》中又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p326)。 恩格斯强调必须在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联结上，来考察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893年10月17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它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种已存在的样板”[7](p148)。 在1894年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所写《跋》中，恩格斯又就此作进一步的论证说：“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公社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的先决条件”[8](p500)。这是因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种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是有保证的”[8](p502)。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把马克思和他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推广到用以考察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其它国家的命运上去。例如在1886年10月9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写道：“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民族机构会成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9](p535)。而在1894年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应用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一切国家。他说，在资本主义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8](pp502～503)。 为什么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必须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能解决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那是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去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认为，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恩格斯强调说，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反映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它去解决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然而，不仅可能而且勿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和氏族制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8](p502)。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也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前景。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表现为，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在经济上以跳跃的速度赶超原先较发达的国家，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同殖民地、势力范围原有划分情况不相适应的变化，再加上世界上的领土已经被分割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取得与其增长了的实力相匹配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只有通过军事冲突或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这就导致帝国主义阵线分裂，国际资产阶级相互削弱，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出现薄弱环节的形势。这就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过去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陆续取胜的预期前景，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中首先取胜具有了可能。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10](554)。在1916年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列宁又进一步阐述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国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0](p722)。在1918年1月11日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列宁强调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组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11](pp416～417)。 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俄国资本主义这种一定的发展水平，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经济物质条件。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在当时的俄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因而它在经济上、技术上还相当落后。在1913年这一战前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其工业总产值也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6％，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俄国的人均工业产值为美国的8.3％、德国的7.6％、英国的7.1％、法国的12.5％。而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战前俄国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42％，而农业则占58％。如从人口构成来看，俄国当时还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82％以上，其中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67％，城市人口仅占18％。 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先在俄国爆发和取胜呢?那首先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要比英国、德国的都强大。对此，列宁曾进行分析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根据这种情况，列宁论证说，“如果说我们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11](p531)。 然而，根据列宁的这个指导思想发动和实现的俄国十月革命却遭到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为名义所进行的猛烈抨击。例如，1917年10月28日，普列汉诺夫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说，“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2](pp464～465)。考茨基在1918年出版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把十月革命中的俄国无产阶级比喻为“这样一个怀孕中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以便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3](p295)。俄国的孟什维克分子苏汉诺夫则在1922年的《革命札记》第3、4卷中反复唠叨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针对着诸如此类的攻击，列宁在1923年1月16～17日口授而成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这个批驳从分析十月革命所处的国际形势入手，列宁指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pp776～777)。 归结起来，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能否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或所谓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一致肯定的，因而根本不存在“两种”社会主义—— 一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另一种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的“同资本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一样，都肯定了经由不同途径在这两种类型国家中所产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同一种社会主义。但是，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一点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只有在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西欧先进国家的示范和帮助下，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则认为，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使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可以不是在西欧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而是先于它们而首先进入社会主义。 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既没有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被“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更没有像考茨基所预言的那样“活不成”，而是使国民经济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一二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工业化过程，并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时的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上升到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有些人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提出的质疑。 第一，中国道路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虽然我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就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道路的性质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3](p133)。“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p111)。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和基础上进行的，它从来是有所改、有所不改的。那些不能改的，比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结构形式，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等，都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就可能动摇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所以必须坚持。而坚持了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的中国道路，理所当然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第二，标明中国道路性质的社会主义，是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和科学社会主义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 标明中国道路性质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鉴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邓小平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p252)。党的十三大文件指出，这个初级阶段的任务就是“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里所说的“别的许多国家”，就是指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们已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所以，一旦当它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了；反之，我们这种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得不首先用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然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等任务，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它们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 现在，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围绕着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地接力推进的基本脉络。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西欧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和实践了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首先经过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进行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和实践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使我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在建党一百周年时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周年时迎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邓小平说过，虽说现在我们也在搞的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据此，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对邓小平的这段话作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他的原意的。邓小平是在1987年4月26日会见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讲上面那段话的，现在以《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225页。邓小平这篇谈话的主旨是：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要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此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什么说现在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不够的是什么“格”?这个格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格，而是指“还没有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个格。为什么说21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因为我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至于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更是不正确的。过渡时期不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问题的时期。在过渡时期内，占有相当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既有于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又有于国计民生不利的一面，而且怀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同社会主义进行着谁胜谁负的斗争，因此，党和国家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我们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前提下，也允许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1](p149)。因而，党和国家确定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使之健康发展的政策。党的十五大更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固定下来，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结起来，作为中国道路性质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原先设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只有产生途径、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并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正因为这样，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5](p418)。标签：恩格斯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邓小平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