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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06 ）03—0005—04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没有丢失政权的危险，能有效抵御住各种执政风险，执政体系处在稳健良性运行以及可与时俱进的状态。[1]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及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经受执政地位考验”的执政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凭借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磨练中所积累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代中国，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执政安全思想作为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理念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任何政治统治执政都必须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两大基础。而执政理念正是执政党对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认识和处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一度处于劣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执政理念，有效维护了党的执政安全。
（一）帮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党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们党面临的首要问题。能不能解决好人民的生活问题，关系到人心向背。邓小平早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2]
（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把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看作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告诫道：“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 他还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4] 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5]
（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就把“共同富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 并告之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邓小平“共同富裕”这一执政理念的提出，充分强调了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针对性。为此，他把消灭贫困作为当务之急来抓，并设计了温饱、小康、中等发达水平三步走的战略思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初步实现了小康，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大局”——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主题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8]
（一）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在领导和推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着力提出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战略转移。邓小平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9] 他还多次对党的各级干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0]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和思考。在他看来，东欧剧变，执政多年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执政党最终被群众所抛弃。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在1979年3 月就明确地指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 他坚信，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放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因此他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内容。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 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大潮。他还在此次的南方讲话中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 正是在这些艰难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终于找到和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标志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三）三步走战略。1982年8月21日， 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14]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阶段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5] 这标志着“分三步走”战略规划的形成。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深思熟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前提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6]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载入党章和宪法。1992年，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明确强调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摘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17] 他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8]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9]
（二）反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性质上根本对立的两种制度。继公开的武装侵略失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更加紧了和平演变的战略攻势，最终导致共产党在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中丧失了领导权，整个国家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面对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邓小平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谆谆告诫道：“（西方国家）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20] “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学者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21]
四“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主体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22] 执政党建设搞得好不好，关系到党自身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国外共产党盛衰兴亡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围绕如何把执政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搞好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在他看来，只有搞好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邓小平反复论述的重大原则问题，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体系的核心主题，更是邓小平对执政安全探索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党自身的不足，必须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23]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党风的根本问题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功的秘诀，更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为此，邓小平告诫全党：“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3]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建国之初，邓小平就从执政党的地位及领导方式等角度，明确提出了“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25] 邓小平认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要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外，更重要的是改善领导，实行严格的监督。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深刻指出：“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26]
五“政治上发展民主”——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方式
执政方式主要是指党采取什么方式开展执政活动的问题。在党的执政方式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思想和方法，主要可概括为：反对以党治国，主张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反对“以党治国”。受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在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治国的不良倾向。对此，邓小平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早在1941年4月， 邓小平就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27] 由于当时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光辉思想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1981年8月， 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着力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28] 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在谈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又多次强调：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是滋长官僚主义、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主要根源。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29]
政治体制改革。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30]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1]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非常重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2] 1985年，他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的内政方针政策时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33] 并把发展民主置于首位。邓小平在强调要加强民主建设的同时，还指出我们讲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它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之上的我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34] 所以，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绝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而且民主政治建设决不可随心所欲，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的、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
（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提出了加强法制的大政方针，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35] 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著名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从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各个环节构成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完整框架。此外，邓小平还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36]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非常重视法制教育问题，认为针对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的情况，有必要在全社会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37] “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38] 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够积极维护法律。
六“党指挥枪”及“学会拿笔杆”——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保证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既靠枪杆子，又靠笔杆子，中国共产党安全执政，同样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
（一）国防力量举足轻重。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一个是根治贫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再一个是维护和平，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国家的命运首先系于安危。不安全，国将不国，不能立国，何以富国？因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39] 国防力量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忽视了国防，不仅经济发展难以维持，连主权都有丧失的危险。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有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在集中主要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根据国家的经济恰当地投入国防，因为强兵是富国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始终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强调其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强调：“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40] 长期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之所以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之所以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早在1950年5月，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41] 1980年底， 中央决定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就此谈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42] 他深深地地体会到：党能不能把宣传思想工作抓在手上、发挥作用，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他始终十分关注并重视宣传工作。邓小平既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和方式，同时更把它作为党在执政的条件下，提高领导水平，提高执政能力的一种手段。
对任何执政党来讲，能否使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互补的关系是事关执政党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深化了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党在国家建设、协调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使命的同时，不断对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进行探索，较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具有更加明确的执政任务和目的。邓小平执政安全思想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建设理论，为当代执政安全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路，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邓小平关于执政安全的思想和经验，并在迎接新挑战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进一步确保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
收稿日期：200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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