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兵亦盗:历史上廖内群岛的海人
[马来西亚]杜振尊
〔摘 要〕 海人是一支长期生活在海上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今天西马来西亚南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由于海人的划桨技术一流,熟知马六甲海峡的地理环境,有时成为马来王国海军的中坚力量,有时则成为海盗。海人在马来群岛的历史上,先后协助了室利佛逝王国、马六甲王国和柔佛王国三个马来政权。三个马来王国在海人的辅助下,依靠海上贸易成为马来群岛的强国。1699年的弑君事件后,海人在柔佛王国的地位开始衰弱,游离在政权以外从事海盗活动。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扩张和打击海盗政策,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人再也无法在马来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海人 马来政权 海军 海盗
马来群岛(Nusantara)[注] Nunsatara是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南、菲南群岛、新加坡岛、文莱和东帝汶等几个传统南岛民族生活的地理文化区域,可以直接翻译为马来群岛和马来世界。这一词是源于由古爪哇语中的nusa(岛屿)和antara(之间)两个词语组成。但在印度尼西亚,Nusantara的定义是指整个印度尼西亚国家,却不包括马来西亚、泰南、菲南、新加坡和文莱的国土在内。 是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历史上该区域出现的强国,大都依靠海上贸易而繁盛。然而,马来群岛的岛屿众多、地势复杂,陆地政权要开展海上贸易,必须依靠熟悉这一海域地理环境的群体。长期生活在廖内群岛的海人(Orang Laut)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利用对马六甲海峡地形的了解和自身熟练的操舟本领,成为古代东南亚政权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历史上,海人先后协助了室利佛逝王国、马六甲王国和柔佛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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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人民族特性及其社会组织
海人,中国学者一般直接以马来语音译为“奥朗·劳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学者称之为“海番”“海滨人”或“罗越人”。海人是属于马来族的一支分系,分布在今天西马来西亚南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该民族长期生活在海上,马来群岛的人们称他们为海人。而早期来到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称他们为色拉特人(Orang Seletar, Celetes),意为海峡人。后来也有欧洲的旅行家和学者称他们为“海贾昆”(Sea Jakun)、“海上吉卜赛人”(Sea-gypsies)或“海上游牧民族”(Sea Nomads)等。
19世纪的英国殖民官约翰·克劳馥(John Crawfurd)在编写《东印度群岛及其周边国家描述性词典》时,关于海人一词写道:“奥朗·劳特,字面的意思为大海的男人,或海人(sea people)。这一名词常被马来人称呼的是那些永久居住在船只上,没有在岸上定居的未开化人民。他们也被称为海人民(rayat-laut)或简称为人民(rayat);照字面解释是‘海洋国民’……这短句的意思是指马六甲和柔佛王国的海洋国民。……这个民族所居住的地方不能称为国家,他们居住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海峡或狭窄海域的众多岛屿,靠近马六甲海峡最东南的地方。”[注] John Crawfur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and Adjacent Countries , London: Bradbury & Evans, 1856, 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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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说,东南亚的海人还包含了生活在泰国和缅甸附近安达曼群岛和丹老群岛(Mergui Archipelago)的海上居民,他们被称为莫肯(Moken);以及生活在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小巽他群岛和加里曼丹岛东部等海域的海上民族,他们被称为巴瑶族(Samal Bajau)。莫肯和巴瑶族在生活方式上和廖内群岛的海人相差不大。然而,在东南亚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廖内群岛的海人较积极地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中,成为这一区域马来王国的海军力量。
海人长期在海上生活,平时居住在称为“长舢板”(Sampan Panjang)的船上,一切生活所需都从海上获得,偶尔才回到海岛或陆地。至今,虽然当地政府建造了住宅给海人,但一部分海人还是季节性地回到船上生活。[注] Liobo Lenhart, “Orang Suku Laut Ethnicity and Acculturation”,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 Deel 153, 4de Afl., Riau In Transition (1997), p.583.海人平时捕鱼和采集贝类、玳瑁、珍珠、海藻、海参等海产,除了自给自足以外,他们也将海产卖给马来王公和华商。海人对廖内群岛的洋流和潮汐、风向、渔场以及太阳、星星和月亮的位置非常熟悉,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注] Liobo Lenhart, “Orang Suku Laut Ethnicity and Acculturation”, p.584. 语言方面,海人除了使用廖内的马来语,也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称为“海人语”(Bahasa Orang Laut),也有小部分海人因为与潮州华人有生意往来,还会说潮州话。[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London: Routledge, 2010, p.5.20世纪以前,海人偶尔会率队出海劫掠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因此被欧洲殖民者和各地商人视为海盗民族。
海人部落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主张同一部族通婚。海人社会可以划分为几个部落,而部落之间等级分明,其中答蓝部落[注] Dalam在马来语是指内部或里面,而奥朗·答蓝(Orang Dalam)则是指皇家的人。 (Suku Orang Dalam)、宾坦部落(Suku Bintan)和莫帕尔部落(Suku Mepar)的等级最高,因为他们与马六甲和柔佛的王室关系最密切;接着次等的部落是加郎(Galang)、色加纳克(Sekanak)、格兰(Gelam);而最底层的部落包括色拉特(Selat)、特隆(Trong)、苏极(Sugi)、淡布斯(Tambus)、曼当(Mantang)和南(Nan)等。[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p.21-22.
(1)对图5进行分析可知,沿着八边形空心墩截面周向方向沿墩壁外表面的应力梯度较小,而径向方向的应力梯度较大,并且背阳面和向阳面沿着径向的应力分布规律一致,应力大致呈对称分布。
海人部落等级高低,主要与他们在马来王室所承担的职责相关。较高级的部落如宾坦部落的海人被苏丹委任为宰相(Bendahara)和水师提督(Laksamana)等高职,在战争时领导其他部落与敌人作战;次等的部落如色加纳克、格兰等则组成一支苏丹的军队,但最高职位只能到将军(Panglima);和平时期,这些部落的海人作为浆手负责为王室家庭划船。最低等的海人部落如淡布斯和曼当则负责织造帆布、看守苏丹的猎狗等。当然一些工作由特定的部落完成,如莫帕尔部落负责传送官方公文、造船的工作则属于格郎部落。[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p.22-23.
安达娅夫妇认为室利佛逝王国强大的原因在于“他的统治者和奥朗·劳特人(海人)之间存在并发展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海人早前多为海盗,以劫掠商船为业。10世纪以前,马六甲海峡的商贸也因为这一不安定的因素很难发展起来。“只有使‘奥朗·劳特人’切身感受到他们是当地最高领主雄心伟业的一部分时,马六甲海峡的贸易才能繁荣起来。”[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25页。 人类学家辛西娅·周(Cynthia Chou)认为:“海人对统治者的忠诚决定了帝国的兴盛与衰落。”[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42.
二、海人与室利佛逝王国
从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资料来看,虽然都没有直接记载海人这一民族的名称,但是可以间接了解到早期海人的活动。
唐代宰相贾耽在《入四夷道里》中写到:“……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祗国[注] 葛葛僧祗国,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外的伯劳威斯群岛(Brouwers),伯希和则直接指出是今天的美当岛(Medang Island),而周运中则认为在兰卡威(Langkawi)群岛。相关讨论参考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 ,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注] 林远辉、张应龙编:《中文古籍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46页。 贾耽所记录的这一段南海航路,特别指出了离开新加坡海峡三日后抵达葛葛僧祗国,该国居民经常劫掠,乘船的人们都非常害怕。而葛葛僧祗国的位置是海人活动的区域。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提到了今天新加坡和廖内群岛的海盗活动。“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注] 吉利门,指的是今天的卡里门岛(Karimun Island),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与廖内群岛之间。 ,舶人须驾箭稝,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係乎顷刻之间也。”[注] (元)汪大渊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14页。 汪大渊推断这些“贼舟”是来自这一海域的居民,也就是海人。
进入19世纪,马来群岛的局势也有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来自英国重返东南亚的政策,挑战了荷兰殖民政府在马来群岛的霸权。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爆发,荷兰本土被法国所占领,无闲管辖其在东南亚的领地。英国则代替荷兰管理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荷兰重返东南亚取回他们原有的殖民地。当时明古连(Bencoolen)的副总督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要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找一个更好的贸易港口,最初目标是海人的故乡廖内群岛,却发现廖内已经被荷兰占领了[注] 1784年,柔佛副王拉惹·哈芝(Raja Haji)在马六甲与荷兰的战役中被击毙后,解除了武吉斯人对马六甲的包围。荷兰一鼓作气把廖内的武吉斯人驱逐,控制了廖内王国。拿破仑战争爆发以后,马六甲交由英国人接管,同时武吉斯人再次回到柔佛廖内王国攫取政权。而反对派的马来贵族则愤而离开廖内,到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居住。 ,于是往北航行到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是柔佛王国的领土,由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ung Abdul Rahman)管理,因此莱佛士先和天猛公签订临时协定。莱佛士了解住在廖内的柔佛苏丹已经在荷兰人的控制下[注] 1818年,荷兰人与苏丹阿都拉曼签署条约,承认阿都拉曼为苏丹,而苏丹阿都拉曼则允许荷兰人在廖内群岛重建荷兰人的哨所作为回报。这也意味着荷兰人控制了廖内群岛及其苏丹。 ,不会批准这项协定。
18世纪初,海人在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急剧下滑,除了与马六甲王国的君臣关系被切断以外,同时还面对外来移民如武吉斯人(Bugis)和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的竞争。再来,还要面对以荷兰和英国为首的殖民者反海盗政策的打压和领土的划分导致海人部落分裂。在主观和客观的影响下,海人渐渐退出马来王国的政治舞台。
其中:为常数;G为桩周土体的剪切模量;r0为桩的半径;rm为桩的影响半径,Randolph[17]研究得到,rm可用桩长l和泊松比表示v,rm=l(1-2.5v)。
室利佛逝成为海上强国,除了优越的港口、人力资源和物资流动到巨港以外,还需要拥有一支优秀的海军来维护海上贸易安全。为此,室利佛逝的统治者依靠海人部落来组建一支强而有力的海军。
虽然海人群体不集中,而且内部组织复杂,但是他们却形成了马来王国的权力基础。马来王国把他们纳入政权的防御系统,依靠他们统领了岛屿和海岸的居民。换句话说,正是海人群体维持了内陆马来社会的安定。[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24.
室利佛逝王国获得海人的效忠后,利用他们来保护海陆交通线,使进入巨港的商船不受其他海盗劫掠,维持了海上贸易的稳定局面。海人卓越的航海技术让他们成为舰队的水手,构成了室利佛逝海军的中坚力量。同时,廖内群岛的海人能联系其他在南中国海的海人来协助室利佛逝进行帝国扩张。[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43.10世纪左右,一位阿拉伯人记录到室利佛逝王国以一位海人将军哈拉什(Harladj)的名字,来为一座岛屿命名[注] O. W. Wolters,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可见在室利佛逝王国的统治下海人的尊崇地位。
11世纪后,室利佛逝两次遭到注辇国[注] 注辇国,公元1-13世纪时印度半岛南部古国,有遣使到中国朝贡的记录。 (Chola)的袭击,国王也被俘虏。随后,室利佛逝王国出现变故,其权力中心从巨港转移到占碑(Jambi)。室利佛逝的国力开始衰落下来,不得不依靠海人在海上巡逻,强迫商船入港以维持对过境贸易的控制。宋朝赵汝适《诸蕃志》中关于三佛齐写到:“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凑焉。”[注]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页。 这可以说是以一种海盗的方式来对待不入境的商船。然而,室利佛逝衰败后,渐渐地失去了海人的忠诚,海人部落开始寻找另一名可以效忠的统治者,即马六甲王国的创立者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
要塑造好自身的人格,个体应做到以下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要拥有积极的自我观念。应既能悦纳自己也能为他人悦纳。虽然有时会感觉不顺意,但肯定、积极的自我观念应占大学生个体人格的优势。其次,能面对和接受现实。即使现实不符合自己的希望与信念,也能踏实地面对和接受现实的考验。第三,能适度地认同他人,能认可别人的存在与重要性,接纳不同个体的性格差别,包容他人的错误与缺陷,而且能与别人分享并且不会因此失去自我。
三、海人与马六甲王国的创立
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后,与柔佛王国再缔约结盟,承认柔佛王国在马来半岛的宗主权。荷兰当时不愿与柔佛为敌,主要是担心海人对商船的袭击,影响了马六甲海峡的和平与自身的利益。[注]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pp.51-52.柔佛王国在没有欧洲殖民者的干扰下,依靠国际贸易进入了短暂复兴期。柔佛王国的复兴有两点可以归功于海人的贡献:第一,他们有能力吸引商人来到柔佛王国进行贸易;第二,他们所采集的海产如玳瑁、海藻和海参等都有很大的市场价值,尤其是来自中国市场的需求。[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48.这时候的海人也和他们在室利佛逝王国和马六甲王国的祖先一样,保护柔佛王国的顾客以及袭击竞争对手顾客的商船。[注]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 pp.51.
葡萄牙药剂师皮列士[注] 多默·皮列士原为葡萄牙王子的药剂师,后随东征船队来到马六甲担任药物生意经纪人。被派往中国后,皮列士经历了重重曲折、苦难,被监禁、发配,最后于16世纪中期死于中国。他的著作《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长期湮没世间,直至20世纪才被发掘,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最珍贵的资料之一。 (Tome Pires)将其旅行时收集的马六甲历史、政治、贸易资料和民间传说,写入了他的著作《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Suma Oriental)里。皮列士认为马六甲王国的创立与海人的关系非常大,他称海人为色拉特人,并这样描写海人:“他们是乘轻便小船的海盗……他们是乘舟船出海劫掠和捕鱼的人,有时在陆上有时在海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1510-1520),他们大量存在。他们携带吹筒发射他们的黑藜芦小箭,见血就杀死人,如在攻打和摧毁著名马六甲城时他们常对我们葡萄牙人造成的伤害;在各族中它是很有名的。……色拉特人是盗窃的海寇,他们乘小巴劳[注] 巴劳,指的是马来群岛中土著的船只,马来语为perahu,在欧洲人的文献则是prahu,因此正确的翻译应为“帕拉胡”,而中国明代史籍的名称叫作“八橹船”。 出海,在他们能够到达的所有地方进行抢劫。他们服从马六甲,文担[注] 指今天印尼廖内群岛的宾坦岛。 是他们的大本营。当马六甲王有需要时,他们就为他充当划船手,没有报酬,只为获得食物。同时,当他们在一年的某几个月需要去服务时,文担的长官就把他们带去。”[注] [葡萄牙]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第223页、第244页。
同一时期另一位葡萄牙人巴洛斯(João de Barros)在他的著作《第二个十年》(Decades of Asia)中这样评论:“虽然色拉特人是低级、卑贱的民族……拜里米苏拉(马六甲王国创立者)和他的儿子查罕·答儿沙[注] 指马六甲第二任统治者伊斯干陀沙(Megat Iskandar Syah)。 (Xaquem Darxa)通过海人的行为发现了他们的忠实。最主要为了他们的定居点,特别是马六甲。他们给海人贵族的封号,允许海人中最高贵的人与爪哇人结婚。”[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80, No.2 (293) (December 2007), p.36.
初期研究主要基于MOOC与图书馆在信息共享和教育公平等理念方面的共鸣,采用定性分析法,对图书馆参与MOOC的可行性、图书馆推广MOOC的必要性、MOOC环境下图书馆及图书馆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进行阐述。随着国内图书馆MOOC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内图书馆与MOOC相关问题的研究者们开始采用实证案例法,如对某门MOOC课程的教学情况、某特定范围内MOOC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特征、MOOC学习过程中某具体环节的技术支持与优化等问题进行探讨。
《马来纪年》用文学形式来描述拜里米苏拉建国与海人的关系。从神光山[注] 神光山,《马来纪年》的记录为Seguntang Mahameru,也翻译为须弥山,位于今天苏门答腊巨港附近的一座小丘。《马来纪年》以统治者出自显赫的家系开始,将马六甲国王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在文献里,后者是一位无上荣光的穆斯林国王,而他的三位后裔神奇地现身在巨港的“神光山”上。——摘自[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36页。 (Bukit Seguntang)下凡的王子之一室利·特里·布瓦纳[注] 室利·特里·布瓦纳,《马来纪年》版本认为他是马六甲王国创立者拜里米苏拉的祖先,有学者分析认为他就是马六甲王国创立者拜里米苏拉本人。 (Sri Tri Buana)在巨港称王。不久,室利·特里·布瓦纳和宰相表示想去看海,并乘坐龙船离开巨港,先到海人的大本营宾坦岛,受到了海人女王万·室利·伯妮(Uwan Seri Beni)热烈欢迎,并将他收为干儿子。室利·特里·布瓦纳接着乘船到了单马锡,并向女王请求在这里建国,女王同意并提供人马和大象给他。后来女王去世,室利·特里·布瓦纳的两个儿子就娶了女王的两位孙女,与海人形成了政治联姻。室利·特里·布瓦纳的子孙拜里米苏拉[注] 《马来纪年》记载为苏丹·伊斯坎达·沙(Sultan Iskandar Syah)。 在位时,僧伽补罗[注] 室利·特里·布瓦纳在位时,将淡马锡改名为僧伽补罗(Singapura),也就是今天新加坡地名的由来。 被爪哇人进攻,拜里米苏拉只好逃到马六甲重建国家。[注] 罗杰、傅聪聪等译:《<马来纪年>翻译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1页。 从《马来纪年》的撰写也可以看到马六甲统治者从室利佛逝王国继承了海人的效忠。在马来传说中著名的英雄汉都亚(Hang Tuah)也是来自宾坦岛的海人部落。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宾坦部落在海人里是等级最高的部落。
海人除了在马六甲创立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对马六甲王国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力。马六甲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必须确保贸易安全,因此马六甲王国需要依靠海人来保护他们的顾客,同时袭击驶向竞争对手港口的商船。这些安全措施是商人们选择频频光顾这个新港口,而不去其他港口的重要原因。[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46页。 马六甲王国行政上两个重要的职位,宰相(Bendahara)和水师提督(Laksamana)长期被海人掌控着,一直到1509年,即马六甲被攻陷前两年。[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p.45.
1511年,葡萄牙人亚伯奎率领舰队攻陷马六甲城后,马六甲国王苏丹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出逃并辗转到柔佛重建国家,这时海人也随着苏丹一起逃离。自拜里米苏拉开始,海人与马六甲王国建立牢不可破的同盟和臣属关系,一直持续到柔佛王国的建立。
四、海人与柔佛王国的发展
马六甲城被葡萄牙人占领后,苏丹马末沙率众撤退到巴莪(Pagor)建立要塞,并在彭亨的支持下,开展对葡萄牙人的复国战争。他经常派遣海人骚扰马六甲城边缘地区,并在海上抢劫葡萄牙商船。1515-1519年,苏丹马末沙先后三次进攻马六甲城,但均以失败告终。葡萄牙军队随后袭击巴莪,苏丹马末沙在海人的带领下被迫迁都到海人的大本营宾坦岛去。
几年后,苏丹马末沙再次进攻马六甲城,还是以失败告终。此举却遭到葡萄牙人的报复,派兵大举进攻宾坦岛。苏丹马末沙在海人的协助下,逃到苏门答腊甘巴(Kampar),两年后去世。其子苏丹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Sultan Alauddin Riayat Syah II)继位后,重返柔佛与葡萄牙人继续对抗,但依然遭遇失败,只好进行和谈。最终葡萄牙人承认他为“柔佛苏丹”。随后苏丹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定都于旧柔佛(Johor Lama),柔佛王国正式建立。
从这段历史来看,自拜里米苏拉和海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后,海人世世代代都是马六甲和柔佛王国政权的守护者,一直到1699年,这一关系才出现变化。海人对马来王国的忠诚可以举个例子:1526年当葡萄牙人进攻宾坦岛后,一名海人领袖巴杜卡·端(Paduka Tuan)对他的儿子说:“你去海上,将我们在海上的人民召集起来。我们前去迎接苏丹陛下。”随后巴杜卡·端的儿子将居住在海上的人民聚集起来,保护着苏丹马末沙航行到甘巴(Kampar)。[注] 罗杰、傅聪聪等译:《<马来纪年>翻译与研究》,第207-208页;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47;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8.
柔佛王国建立后,统治者也继承了马六甲苏丹的神光山血统,因此海人以此继续协助柔佛王国。三角战争爆发后,海人领袖和追随者帮助柔佛王国抵挡了来自葡萄牙和亚齐王国的进攻。17世纪后,海人协助柔佛王国扩张其在马来群岛的领土。而柔佛王国因为战争有多次迁都的历史,但每一次迁都时,柔佛苏丹都会确保附近有海人的定居点。因为“从那里(海人的定居点),他们(柔佛苏丹)透过可以袭击商船和寻找新的盟友,来支持他们重建马六甲王国昔日的光辉”[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80, No. 2 (293) (December 2007), p.40.。
自占碑战争始,柔佛统治者为了抵抗占碑人的入侵,招募了武吉斯人当雇佣兵。武吉斯人原住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是善于经商和作战的民族。大航海时代,东南亚最活跃的商人就是武吉斯人。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入侵望加锡后,武吉斯人被迫离乡背井到马来群岛,成为了马来国家的雇佣军。由于他们骁勇善战,帮助柔佛王国对抗占碑人时屡建战功,因此权势日增,足以左右马来半岛的政局。武吉斯人在柔佛王国的影响力扩大,使得海人非常不满这一外来群体。
马六甲王国的创立和统治都得到了海人的效忠。马六甲王国的创立者拜里米苏拉原属巨港的王子,在一次与爪哇人(满者伯夷)的战争后,逃离苏门答腊,逃走时有30名海人跟随他并保卫他的生命。拜里米苏拉率众逃到单马锡[注] 指今天的新加坡岛。 后,受到当地酋长的欢迎,但拜里米苏拉却将酋长杀死自立为王。这时海人在附近的卡里门岛(Karimun Island)定居,并从事捕鱼和海盗活动来维持拜里米苏拉在单马锡的统治。由于单马锡酋长臣服于暹罗[注] 也有说淡马锡酋长是暹罗王的女婿。 ,暹罗国王听说酋长被杀的消息,决定发兵进攻单马锡。拜里米苏拉不敢迎战只好率众逃到麻坡(Muar)去,而这30名海人也随之逃走,并在附近的马六甲定居和劫掠商船。海人到马六甲河捕鱼时,发现了一个适合建造一座大城的广阔地方,此地有大片田地和清洁的水。正是因为他们向拜里米苏拉举荐,拜里米苏拉派人勘查后才做出移居到马六甲的决定。为了答谢海人对马六甲城地的发现,拜里米苏拉将30名海人封为贵族,永远赐封予他们的后代,并让继位苏丹的儿子和一位海人领袖的女儿结婚,从而形成政治联姻。[注] [葡萄牙]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2-224页;[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35-36页;[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70-71页。
17世纪末期占碑战争后,流亡到彭亨的苏丹阿都·贾里尔(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I)指示水师提督阿都·贾米尔(Tun Abdul Jamil)重振国家。水师提督率领海人向占碑复仇,恢复了柔佛在马来世界的地位,并且将其家族置于国内最有权势的地位。[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84页。 随后继任的苏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迁都到海人的基地廖内。几年后,苏丹依布拉欣被毒身亡,水师提督家族与宰相为首的贵族展开斗争。随后,宰相将年幼的苏丹马末沙二世(Sultan Muhmud Syah II)带走。这一举动使得海人抛弃水师提督家族转投到宰相家族。[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86-87页。 “尽管敦·阿都·贾米尔拥有庞大的财富,但是他却无法买到海人的忠诚来与幼王对抗。”[注]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 p.48.
1699年是柔佛王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同时也导致海人在马来世界里的地位下滑。当时,年轻且荒淫无道的苏丹马末沙二世,经过贵族精心策划后在路上被人刺杀身亡。由于苏丹马末沙二世没有子嗣,来自室利佛逝和马六甲的血统就此断绝。同时“也切断了将奥朗·劳特人和马六甲王朝以往一切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忠诚纽带”[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87页。 。海人在马来世界的地位也开始走下坡。
1)斜面长度3 mm;2)针尖倒角(17±2)°;3)针尖曲率半径(2.5±0.5) μm。XLPE水树老化样本如图1所示。
五、海人在马来政治上的衰落
7世纪中叶,苏门答腊岛上出现了一个海上强国,中国史书在宋朝以前称其为室利佛逝(Sri Vijaya),宋朝以后则称其为三佛齐[注] 室利佛逝是音译自梵文Sri Vijaya,宋代以前僧人到苏门答腊学习佛法,因此以梵文来称呼。Samboja为爪哇语,宋代以后阿拉伯商人称为Zabag,中国史书因此以三佛齐来称呼这一古国。 (Samboja)。室利佛逝以巨港(Palembang)为中心建国。巨港位于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之间,这是当时中国和阿拉伯商人海上贸易的要道,为室利佛逝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其强盛后,室利佛逝逐渐将其势力扩张到马来半岛上。
自苏丹马末沙二世被刺杀后,柔佛王国的宰相被其他贵族选为新的柔佛统治者,被称为苏丹阿都·查利·沙(Sultan Abdul Jalil IV)。然而海人认为新的苏丹没有巨港神光山的血统,因此没有历代国王具有的神圣地位,不愿意再为其效劳,甚至当时有海人将入侵柔佛王国的谣言。[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92页。 虽然海人对新政权反感,但大部分海人最后还是选择妥协,以继续留在统治集团里。而少部分则把他们的忠诚转向当时巨港的统治者。[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p.42.
荷兰人来到东南亚后,利用柔佛王国反葡萄牙人的心理多次与其缔约,联合进攻马六甲,并于1641年占领了马六甲。在这段联合军事行动中,柔佛王国的军队主要还是以海人为首,协助荷兰人攻陷马六甲城。[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p.41. 伦纳德·安达娅认为海人要帮助柔佛王国恢复在马六甲海峡昔日的荣光,例如在占碑战争期间(1666-1679),海人不断地袭击打算停靠占碑的商船,来帮助柔佛王国在这区域内占上风。[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p.41.
1717年,来自苏门答腊东海岸的锡亚克王国(Siak)出现了一名拉惹,名为拉惹克己(Raja Kecil),他宣称自己是苏丹马末沙二世的私生子。这使得大部分对于新政权不满的海人相继投奔拉惹克己,并认为他有纯正的神光山血统。《锡亚克传》(Hikayat Siak)提到一名海人领袖拉惹·尼加拉·石叻(Raja Negara Selat)在望加丽会见拉惹克己时,愿意离开柔佛王国,并为拉惹克己提供所有大小船只,让所有的海人追随他。[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p.43. 次年,拉惹克己率领军队入侵柔佛王国,海人军队临阵倒戈,使得拉惹克己很快就占领了柔佛的都城。
拉惹克己统治柔佛几年后,就回到锡亚克去,这一举动使得海人对他感到愤怒,认为他不是苏丹马末沙二世的私生子,拒绝再为他效劳。[注] Timothy p.Barnard, “Celates, Rayat-Laut, Pirates: The Orang Laut and Their Decline in History”, p.43. 结果拉惹克己屠杀了一些海人领袖。这时逃亡在外的苏丹阿都·查利·沙与武吉斯人密谋推翻拉惹克己,但是事败,在彭亨被刺杀。随后武吉斯人的军队将拉惹克己驱出廖内,并立了苏丹苏莱曼(Sultan Sulaiman)为新的统治者,而武吉斯人的首领邓·马里瓦(Daeng Merewah)则担任副王(Yamtuan Muda)。从此武吉斯人把持着柔佛的朝政,海人则由于先前的倒戈被柔佛苏丹蔑视。原先海人在马六甲和柔佛王国享有的特权和尊贵地位,逐渐被武吉斯人取代。武吉斯人的航海本领和战斗力也比海人高,使得海人对柔佛王国不再有利用价值。
竞赛教学的运用是竞赛教学法实施的重点。在运用竞赛教学前要了解学生的课堂参与层次。彭银梅教授将学生的课堂参与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借助感官刺激的表层参与、由感性经验到理性认知的浅层参与、基于课程资源充分开发应用的深度参与[6]。其次是比赛和教学的结合。因此,竞赛教学法在现阶段的学校体育中,要注意比赛和教学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本质作用。此外还应注意在进行教学比赛结束时,教师应同时要做好赛后总结,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
在这一情况下,海人部落开始分裂,一部分跟随拉惹克己回到锡亚克,一部分则留下来服从新的政权,还有一部分则选择逃到附近岛屿当海盗劫掠过往的商船。“对于所有奥朗·劳特而言,他们令人骄傲自豪的传统地位已经一去不返了。”[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84页。 虽然之后依然有马来王公如拉惹克己的儿子拉惹阿兰(Raja Alam)和苏丹苏莱曼亲自到锡安坦岛[注] 位于南中国海最南端,靠近柔佛州,今为印度尼西亚的领土。 (Siantan Island)寻求联盟,但海人的实力已经不如武吉斯人。18世纪后期,海人的海盗事业还要面对来自苏禄群岛的伊拉努人(Ilanun)的竞争。伊拉努人在劫掠商船和掠奴行动上比海人还要凶狠,装备也比海人先进。
六、19世纪海人与海盗活动
阿拉伯人伊本·赛义德[注] 伊本·赛义德(1213-1286),出生于西班牙格拉纳达(Grenade),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Ibn Sa’id)留下的手稿,记载在新加坡海峡的宾坦岛(Pulau Bintan)上有“以毒箭武装的黑人海盗经常出没那里,他们只劫取财物而不扣留人”[注] [法]费琅辑注,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80页。 。宾坦岛是海人的重要基地,伊本·赛义德所记载的海盗应该也是来自海人部落。因此,在海人参与到马来王国的政治活动前,是以海盗活动来劫掠航行在这一海域的商人。
柔佛廖内王国自1812年起发生了王位继承的争议。苏丹马末三世(Sultan Mahmud Shah III)去世后,他属意的继承人长子东姑隆(Tengku Long)在彭亨办理婚事,没有出席葬礼,因此武吉斯人排斥了东姑隆,拥立了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 Muazzam Shah)为王。而以天猛公和彭亨宰相为首的马来贵族支持东姑隆。于是,莱佛士利用这一次机会,把东姑隆迎接到新加坡,然后拥立他即位苏丹,称号为苏丹胡申(Sultan Hussein)。双方签订协定后,使得新加坡成为英国的合法殖民地。
马来新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在新加坡遇到海人时,写下这段记载:“那些在船上的海番(海人),他们的习性有如野兽。当他们看见人在行走时,若来得及,就逃到船上去,若来不及,就跳进海里,像鱼儿一样潜水。”[注] [马六甲]文西·阿都拉著,[新加坡]杨贵谊译:《阿都拉传》,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海人依然活在传统的生活中。一位名为万·哈金(Wan Hakim)的海人见证了莱佛士第一次登陆新加坡。而迎接东姑隆的也是一位名为巴丁·沙必(Batin Sapi)的海人领袖。[注] H. T. H. Haughton, “Landing of Raffle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42, No. 1 (215),Singapore 15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July, 1969), pp.78-79.
进入19世纪后,海人与柔佛王国的苏丹和贵族合作进行海盗活动,前者出力,后者则提供舰船和武器。海人劫掠过往的商船,将战利品的一部分交给马来王公。另外,不同的海人部落,效忠的对象也不同。其中格兰、谢勒塔(Selatar)和加冷(Kallang)等部落大约有10000人的海人效忠于新加坡的天猛公阿都拉曼;摩洛(Moro)、苏极和格郎则效忠于廖内苏丹;其余的海人部落一部分效忠于该地区其他的马来贵族;还有一小部分的海人部落则加入了伊拉努的海盗团伙,在苏门答腊东岸一带漫游寻找猎物。[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p.52-53.
其中最为著名的海人部落来自加郎岛(Pulau Galang),他们被收编进了海盗船队,在马来战船的指挥下四处劫掠,使群岛各地的人们闻风丧胆。[注] [英]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著,欧阳敏译:《新加坡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8页。 而加郎岛也是著名的奴隶和贼赃交易中心。19世纪20年代初期,加郎人原先是效忠于天猛公阿都拉曼,并经常以低于市场价格售卖海藻(agar-agar)给天猛公,而天猛公则以市场价再转售给其他商人。[注] Scott C. Abel, A Covert War at Sea :Pira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laya , 1824-1874, PhD Thesis,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Dec 2016, p.140.1824年《英荷条约》划清了英国和荷兰的势力范围,导致了柔佛王国的分裂,天猛公阿都拉曼再也无法管控加郎岛,因此加郎部落转向投靠了廖内的苏丹。[注] Scott C. Abel, A Covert War at Sea :Pira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laya , 1824-1874, PhD Thesis, p.141.
观察组患者起效时间较对照组短(P<0.05),但两组患者临床作用时间及恢复指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加郎海盗于19世纪30年代不断地在马来群岛海域袭击各种船只。海峡殖民地的各族商人联合上诉到新加坡和印度总部,但都无法解决海人的海盗活动。直到英国本土收到海峡殖民地商人的请愿书后,才重视东印度群岛的海盗问题,并派出皇家海军来到马来群岛打击海盗活动。在1836年的一次交战中,英国海军击败了一支格郎海人的主力舰队,使得格郎人的势力一蹶不振。接着,皇家海军将领查德斯(Captain Henry Ducie Chads)领航“安德洛玛克号”(H. M. S. Andromache)摧毁了加郎岛。而他们的效忠对象廖内苏丹在荷兰人的警告和英国人的介入下,被迫抛弃从事海盗活动的海人部落,以争取更多有利的谈判条件。[注] Scott C. Abel, A Covert War at Sea :Pira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laya , 1824-1874, PhD Thesis, pp.139-155.
海人在马来群岛的劫掠活动,对欧洲殖民者来说就是海盗行为。加上之前如皮列士、巴洛斯等欧洲人的记载中,将海人描述为海盗,因此海人给予欧洲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文明和野蛮的民族。这一观点可以从19世纪各种欧洲人的记录中见到。[注] Cynthia Chou, The Orang Suku Laut of Riau ,Indonesia :the inalienable gift of territory , pp.53-55.荷兰和英国签订了《英荷条约》后,为了确保马来群岛周边海域的贸易安全,决定取缔在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活动。首先,欧洲人限制马来王公对海盗活动的支持;再来,利用先进的蒸汽船和火炮攻击海盗基地,并展开海上巡逻,使得海人难以再劫掠商船;第三,欧洲殖民者废除了马来群岛的奴隶制度,使得掠奴成为无利可图的事业。这种种打击海盗的政策,都使得海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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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随着欧洲殖民者打击海盗活动取得成效,一部分海人只好走上陆地过新的生活。大部分的海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通婚后,渐渐地被马来人同化,导致很多海人的民族性也渐渐地消失,只留下小部分海人继续保留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今,东南亚各国现代化后,虽然各国政府出钱出力来资助海人,他们依然是被大众遗忘的族群。
结 语
马来群岛帝国的形成是依靠着海洋和海上贸易发展起来,与海洋民族的合作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海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海洋民族,在马来群岛的历史进程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室利佛逝王国、马六甲王国和柔佛王国在得到他们的效忠后,就能掌控马六甲海峡,并依靠贸易使国家强大起来。安达娅认为:“(海人)人多势众且善于航海,对于任何一个企图在(马六甲)海峡树立政治霸权的君主而言,他们是重要的盟友。而且他们的海产品非常重要,能吸引商人前来,而商人正是马六甲财富的源泉。数百年以来,奥朗·劳特人一直是马六甲统治者‘忠诚的朋友’,他们是维持国家稳定、确保繁荣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注]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52页。
海人对于马来王室的绝对忠诚,是这一民族值得被敬仰的品德。然而要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让海人坚定不移地效忠于马六甲和柔佛王室?基本上学者都认同东南亚著名学者沃尔特斯(O. W. Wolters)的观点。沃尔特斯从现有的材料分析14世纪末室利佛逝的历史,认为马六甲创立者在室利佛逝经历过一个神圣化的仪式——灌顶典礼(abhiseka ceremony),而宾坦岛的海人知道这个特别的宗教仪式。因此,“海人认为只有君主的荣誉袍[注] 《马来纪年》记载了马六甲王国的宫廷礼仪,其中行赏时,苏丹命人将用托盘将锦衣、头巾等衣物赏赐给受封者。沃尔特斯文中写的是Robes of honour,直译为荣誉袍,笔者推断沃尔特斯的荣誉袍应该是苏丹平时赏赐给部下的锦衣。 ,才值得期待作为忠诚的回报”[注] O. W. Wolters,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 pp.125-126.。从之后的历史发展和海人对马六甲王国继承者的忠诚度来看,海人全心全意地回应拜里米苏拉的“灌顶典礼”表演,并相信至少可以获得承诺中的“荣誉袍”。[注]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p.49.除此之外,安达娅从《马来纪年》里解读出daulat[注] Daulat是阿拉伯语,印度语者称为sakti。现代马来语daulat的意思是指祝福或万岁。 这一思想对马来臣民的影响。Daulat是指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背叛(derhaka)君主的臣民。这一概念自室利佛逝王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主要为了建立臣民为统治者献身的观念。马来统治者将这概念灌输到马来人和海人的脑海里,以致他们不敢随意背叛统治者。[注] 参考[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美]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第26-27页,第50-51页;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p.49.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上游牧民族,廖内群岛的海人在马来群岛有着辉煌的历史,并以他们的能力在马来王国的政治发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廖内群岛的海人在马来王国政治上与统治者维持了几百年的相互依附关系。印尼东部的巴瑶族虽然在历史上也和望加锡的武吉斯人王国有合作关系,但没有廖内群岛的海人与马来王国的合作重要和长久。其他的海上民族如伊拉努、巴郎金吉(Balangingi)、海达雅(Sea Dayak)等都是以海盗活动和掠奴活动闻名,鲜有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中,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新时代赋予工人阶级新使命,新征程召唤工会组织新作为。党中央寄予厚望,职工群众充满期待,工会工作大有可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奋力谱写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篇章。□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科技的发展,海人的航海技术已经不被需要了,加上马来内部的纷争不断以及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扩张,使得他们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英国和荷兰在伦敦签订了《英荷条约》后,除了分裂柔佛王国以外,同时也将廖内群岛的海人分裂成几个部分。如今海人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三个国家,现代“国家”的定义赐予他们不同的国籍,也使得海人难以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民族。
从马来西亚的历史教科书来看,正统的史观对于海人在马来群岛的历史地位没有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现代海人在各国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庞大的填海工程与发展计划,大肆破坏了海人赖以为生的红树林与海草床,他们不是被逼迁,就是面临再也捕不到鱼、抓不到蟹的窘境。[注] “走进柔佛海人村·讨海人的困境,家在哪里?”,《星洲日报》,21-09-2016,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69491/%E8%B5%B0%E8%BF%9B%E6%9F%94%E4%BD%9B%E6%B5%B7%E4%BA%BA%E6%9D%91%C2%B7%E8%AE%A8%E6%B5%B7%E4%BA%BA%E7%9A%84%E5%9B%B0%E5%A2%83%EF%BC%8C%E5%AE%B6%E5%9C%A8%E5%93%AA%E9%87%8C%EF%BC%9F. 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海人这一民族将会渐渐地被各国政府所同化,其文化传统也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Abstract: The Orang Laut, also known as “Sea Peoples”, are an indigenous group of people who live and travel in their boats on the sea in today’s Singapore, Souther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the Riau Archipelago of Indonesia. Having superb boat technique and goo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Malacca, they had served as a maritime force of the Malay kingdom but they were pirates, too. In historical time, they had served the Malay rulers of Srivijaya, Malacca Sultanate and Johor Sultanat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Orang Laut, these Malay regimes relied on maritime trade to establish their rule.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Sultan Mahmud II in 1699, the role of Orang Laut in the Johor Sultanate weakened, and so they engaged in piracy again. With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European power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suppression of pirac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navig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Orang Laut could no longer play a role in the Malay politics.
Keywords: Orang Laut; Malay Regimes; Navy; Pirate
作者杜振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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