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实”：一个口号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口号论文,真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01 —014—018
作为一个已经退隐的文学口号，“写真实”已经被很多人渐渐遗忘。单从字面上看，这个口号确实不具备理论性，它所指的是对创作的某种艺术期待或要求。由于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思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它已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历史已经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已经构成20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一条显性线索。
一、口号的诞生
现在，很多人已经认同这个口号是由斯大林首倡，而由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中首次引入。这个文本于1955年1月30日作为《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册公开出版，原文如下：
拉普派底指导“理论”是：要求作家首先具有工人阶级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要求作家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去创作。拉普派的统治对那以前的苏联文学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为了清算拉普派底这种“理论”（当然还有作为这“理论”底原因和结果的宗派主义），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那本质的意义就包括在斯大林底谈话里面：“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罢！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见《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录》，我当时是从日文介绍读到的。）①
胡风的这段表述至少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写真实”并非他所独创，而是由斯大林首倡，这也许本身包含着胡风的政治策略；二是表明“写真实”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之密切，点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就是“写真实”。从口号的诞生上来看，胡风的转引被后来的很多人证明是不实的，有代表性的是吴元迈和程继田的考证。
吴元迈对斯大林关于“写真实”的提法则是在《K ·捷林斯基回忆录》中找到蛛丝马迹的：“……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他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觉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② 这段话虽然不能证明胡风所点明的第一点，但可以证实胡风所要点明的第二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即“写真实”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密切关系。
程继田则进一步对“写真实”口号的起源作了探究，基本上澄清了这个口号从一出生就引发的小小误会：
“写真实”，并不是斯大林的原话，而是论述者的话。关于斯大林论述“写真实”的中文译文，最早见于李相崇译的叶尔米洛夫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那段译文是：
写真实——斯大林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这样回答的。
“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以高度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真实，它就一定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这里，写真实也没有冠以引号，是作家根据斯大林的意思概括的话。后来胡风在他的《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里，也用了这段话，并以此作为他的“写真实”论的主要理论根据。……然而，如前所述，俄文版里，在“让作家向生活学习吧”之前，并没有“写真实”三个字。这就可以看出，那种认为斯大林提出“写真实”口号的说法，是缺乏有力根据的。③
吴程两人的考证过程，在表面上否定了“写真实”这一口号是由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的，对胡风的引述从字面意义上进行了推翻，而从考证的实际内容看，他们又证实了斯大林对“写真实”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密切关系的认可。从斯大林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象征来看，“写真实”一词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政治性话语”与“文学性话语”两种话语的合流与对抗之中，而随着“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不断改写而遭遇了一种特殊的语境。
二、“写真实”：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合流
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够为“现实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作为叙事的一种基本原则来表述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写真实”早已成为它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主义”基本上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影响力而又最暧昧性的词语，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话语圈：一则因为没有人能逃离生活本身而存在，追求所谓真实已构成人的某种本性和价值；一则因特殊的政党与政治利益的需要以及政治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主导性地位。所以现实主义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写真实”口号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话语，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
这个口号在其知识的来源上确实有着过于复杂的过程，为了弄清脉络，我们还是从胡风那里开始。
胡风引述斯大林语录，提倡“写真实”，其意图之一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他认为作为审美范畴的现实主义，其核心内容就是“写真实”。他说：“任何内容只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后才能成为生活的真实，只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后才能进行一种考验，保证作者排除那些适合自己胃口的歪曲的东西，那些同于某种计算的人工的虚伪的东西（更不论那些生意眼的堕落的东西）而生发那些内在的真实的东西。”④ 在怎么“写真实”这个问题上， 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另一方面，文艺是写人的，如高尔基所说的是‘人学’。脱离了精神，就不能在真实性上写出人来。”⑤ 这可以看出胡风所提倡的“写真实”就是要写出历史进程中人的真实与真实的人性，这仍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启蒙思潮有着渊源关系。如果说胡风仍然代表着“五四”时期的启蒙现实主义观，那么我们作一次历史的回放，看看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何种情形下选择了“写真实”。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包含着复杂的意味：
一方面，从当时话语实践的语境来看，“赛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另一面旗帜，象征着理性、精确和真实，就如李泽厚所说，“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向往未来、追求进步的人们的要求，承认身、心、社会、国家、历史均有可确定可预测的决定论和因果律，从而可以反省过去，预想未来，这种科学主义的精神、态度、方法，更适合于当时年轻人的选择。”⑥ 这使得“写真实”很快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之内。
另一方面，作为从西方引入的创作理论，现实主义强调客观再现，高度关注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对现实的认识，强调对生活现象的真实呈现，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特殊政治历史语境。现实主义（当时译为“写实主义”）被引入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类型的选择，更是代表着历史进步势力对旧的衰腐文化的冲击。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中，“写实文学”就与“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并驾齐驱，而其发展情形就如南帆所说，“当写实主义与‘为人生’的口号结合起来时，否认写实主义势必成为推卸责任的同义语；当写实主义成为抗拒形形色色颓废主义的旗帜时，放弃写实主义无异于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当写实主义被当成唯物主义或者科学的标本时，脱离写实主义就是认可种种可疑的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理论运作，写实主义——后来易名为现实主义——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重要概念，它终于从一种文学类型转变为一种进步文化、正确世界观和先进阶级的标志。”⑦
更进一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的实用理性精神，是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政治突出强调并突显现实主义和“写真实”的内在文化动机。在现代中国，政治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性是不言自明的，而文学，从其发生到后来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救国救民的功利目的，这就在深层次上为现实主义、“写真实”的出场并最终成为主导提供了先在基础。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以“写真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一旦进入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之中，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即使现在看来，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文学被纳入政治话语，仍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正是由于文学话语独立性的丧失，使其后来成为政治的工具，又成为另一种悲剧性的必然。
三、重返“真实”：文学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反抗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话语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政治话语形成共谋，这就势必导致文学为政治话语所奴役，这在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情势变得更加严重。尤其在建国之后，文学的真实性被不断变换的意识形态话语屏蔽，文本完全成为政治话语的延展，文学的“倾向性”比“真实性”更为重要，如周扬所言，“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要不在于它们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⑧
然而，在文艺家们认识到文学世界已经为政治话语所全面占领时，他们开始了有策略的反抗，意图使文学话语“回归”。“写真实”作为夺标的口号而最终演变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其导火线就是胡风。
如前所述，胡风引述斯大林的“写真实”口号，其意图之一在于宣扬启蒙现实主义观，也就是恢复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恢复文学的独立话语权，为文学话语去蔽。于是，1954年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谢韫、绿原等人的积极参与下，胡风写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称“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同年7月， 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这“三十万言书”，试图为自己“翻案”，再加上舒芜上交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批判胡风的运动就升级了，1955年5月， 由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变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这是理论家们通过“写真实”来与政治意识形态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对抗。
“胡风”事件之后，1956年党内提出“双百”方针，理论家与作家们以为重新找到了恢复“写真实”的契机，于是纷纷出手。在理论界，以秦兆阳的《写真实》、《论尖锐之风》和《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刘绍棠与丛维熙联名所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为代表，对以“写真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恢复，对以“社会主义精神”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创作方法进行批评、修正甚至否定；在创作界，以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邓谦《赵部长的一日》等作品为代表，重新进行批判现实主义的话语实践。
拿着这些证据，1957年10月文艺界主要以《文艺报》、《文艺学习》为阵地开始了对“写真实”第二轮压制。这一次涉及的理论问题及文学话语实践两个层面，主要聚焦于新旧两大问题：
（1）一个新问题：“写真实”与“暴露阴暗面”的问题。这时候，强调“写真实”的理论家们，包括曾经批判过胡风的陈涌，此时观点都几乎与胡风保持一致了，都要求“写真实”，文艺应该“积极干预生活”，勇敢地“暴露阴暗面”。这当然要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茅盾此时提出的看法几乎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右派分子叫嚣的‘写真实’，其实是‘暴露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代名词，……问题不在阴暗面应不应当写，问题在于你用怎样的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去写那些阴暗面，……‘写真实’这句口号在本质上实在和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的谬论完全一样。”⑨
（2）一个旧问题：如何“写真实”、“写真实”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当初胡风受批判的主要问题，因此批判本身毫无新意。茅盾、骆宾基、艾芜等人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写真实论”者们进行攻击，但多少说得有些隔靴搔痒。以群对政治性决定“真实性”的论述则更为直接：“革命文学工作者从来不讳言真实，而且一向重视文学的真实性；革命文学工作者所强调的文学‘服务于政治’以及文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正是为了加强和加深文学的真实性。”⑩
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继续批判“写真实”，强调倾向性与阶级性，并把“写真实”划在修正主义的范围内。直到1962年，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再次为“写真实”正名。随即“现实主义深化”挨批，写了“中间人物”的作品被打倒，直至1966年2月， 在江青等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写真实”被作为“文艺黑线专政”的“黑八论”之首被彻底批判。
这一次反抗，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胜利而告终，重返“真实”已然成为一种被压抑的文学愿望，沉寂在动乱的岁月中。
四、走向退隐
20世纪70年代末，“写真实”重新回到新时期学术界话语之中，其导火线是刘宾雁发表的《人妖之间》。《红旗》、《北京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刊物组织了关于“写真实”问题的讨论，各地的文联组织也纷纷召开相关的研讨会，大概可分为三派观点：1.周忠厚(11)、畅广元(12)、谭好哲(13)等人认为“写真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要求，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反映了真实也就是反映出了生活的本质；2.李玉铭(14)、计永佑(15)、程继田(16)等人认为“写真实”容易导致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文艺必须反映生活的本质，而不能仅限于描写生活；3.程代熙(17)、陆贵山(18) 则认为“写真实”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只是写真实，要注重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真善美统一。总体看来，理论界对“写真实”已经达成共识，多数文章肯定了这一口号存在的合理性，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异或争议，但已经开始进入文学语境中对文艺问题进行探讨了。此时，李凖从理论上对“写真实”进行了分析，基本上点明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前途：“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现实，而在于怎么写。”(19)
经过这一番洗礼，“写真实”等问题在表面上得到了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本身也是建立在“‘写真实’本是现实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无需证明的前提之下，事实上这个过程宣告的只是“文学话语”在“政治话语”压迫之下的某种解放。既然问题本身是不证而自明的，那么之前的问题都可以称作“伪问题”了。
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了与“新时期小说”完全不同的“新写实小说”创作热潮，80年代末西方理论中“所指”概念的引入，实际上是从新的起点对现实主义进行再“还原”，在还原的过程中对“真实”这一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实际上对传统认识论中的“真实”范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此中情形正如南帆所说：“批评家将‘所指’作为以往客观真实的代替，这是对‘真’的涵义作出了相当彻底的颠覆。……真实与否的裁绝不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衡量，而是语言与读者期待之间的相互衡量。”(20)
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科学的有效范围也不是无限的，它也只是一套认知体系，在面对所有问题时，它也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这一切在无形中消解了人们对传统“真理性”范畴中“真”的崇拜。在这一历史瞬间，人们建立在此之上的价值观出现了分裂，走向消解，对“真理”与“真实”的认识出现多元化状态。此时，作为一个不再合乎时代语境的口号，“写真实”完成了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之，“写真实”口号在一次次历史事件中促进了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进行不断地改写，文学也由“政治性话语”向“真实性话语”转变。但随着语言的转向（或提问方式的转变），现实主义的未来却不在作家或理论家们的预测之中，而且其中情形愈来愈加微妙。我们要言说的“真实”究竟为何物？这也许就是下一个等待着文学去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胡风：《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
② 吴元迈：《苏联三十年代“写真实”口号提出的前前后后》，《苏联文学》1981(1)。
③ 程继田：《“写真实”口号异议——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学习札记》，《山西大学学报》，1981(1)。
④ 胡风：《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⑤ 胡风：《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新文学史料》，1988(4)。
⑥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⑦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⑧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01—11。
⑨ 茅盾：《关于所谓写真实》，《人民文学》，1958(2)。
⑩ 以群：《谈陈涌的“真实”论》，《文艺报》，1958(11)。
(11) 周忠厚：《“写真实”不容否定》，《延河》，1980(1)。
(12) 畅广元：《否定“写真实”是错误的》，《陕西师大学报》，1980(3)。
(13) 谭好哲：《略论“写真实”与“写本质”》，《江汉论坛》，1982(2)。
(14) 李玉铭、韩志君：《对“写真实”论的质疑》，《红旗》，1980(4)。
(15) 计永佑：《对“写真实”这个口号的一点澄清》，《天津日报》，1981—02—14。
(16) 程继田：《为“写本质”一辩》，《山西大学学报》，1982(1)。
(17) 程代熙：《现实主义的真实和作家的同情》，《文艺报》，1980(5)。
(18) 陆贵山：《怎样理解“写真实”》，《红旗》，1980(9)。
(19) 李凖：《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人民日报》，1980—08—27。
(20)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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