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7-0023-03
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体现了辩证法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而将矛盾观与社会发展观、历史观、价值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本文从辩证法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统一、系统思维方式下的发展观、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三个有内在联系的方面来论述邓小平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内涵。
一、恢复了生产力与物质利益在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实践中的基础地位与决定作用
（一）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正本清源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其根本性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正本清源，恢复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作为根本动力的地位与作用。这一转变，涉及到对“革命”的理解问题。“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这一论述深化了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认识，是深刻反思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总结。
怎样才能顺利实现这一根本的拨乱反正呢？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恢复毛泽东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恢复了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和决定性，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乃至为后来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思想”是邓小平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揭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蕴含的主观认识条件和思想前提要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唯物辩证法的双重向度。作为邓小平唯物辩证法主观向度的“解放思想”与作为客观向度的“实事求是”辩证地、动态地结合在中国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贯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二）善于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善于在讲明是非与利害关系之中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在邓小平那里，唯物主义的彻底性不仅体现在恢复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而且还体现在善于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和处理矛盾，善于在讲明是非利害关系之中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邓小平的辩证法不是简单地套用“既是……又是……”的公式，而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讲明是非利害，从而辩证地认识问题与处理矛盾。邓小平的辩证法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内在有机的统一。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历史地摆在了邓小平面前。不结束历史，就不可能开辟未来。邓小平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从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提出了要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同时也要坚决否定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倾向。邓小平提出，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做到恰如其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1]
善于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善于在讲明是非利害关系中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还体现在邓小平处理国内外关系的过程中。在处理国内关系时，邓小平认为，要正视社会利益的存在，纠正以往忽视甚至否定人民合理利益的错误，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邓小平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对共同利益的寻求来发展国际关系。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
二、邓小平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的统一
（一）邓小平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向度，体现在邓小平强调要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链条中把握发展，强调发展的未来向度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即要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链条中把握发展，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继承中发展，着眼于未来促进发展。邓小平指出应把历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为开辟未来扫清道路。邓小平复出后，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完成了对历史的总结任务，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与过去历史的关系。“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2]
邓小平在客观地对待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把眼光更多地放在了未来的发展上。结束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同志的这种未来意识表现在“向前看”这一论断上。“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1]以这种思想方法为指导，对待现实问题就超脱了“实事”的局限，制定的政策、措施、办法就具有超前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工作便不是对现实情况的被动反映，从而能驾驭现实，超越现实。这是邓小平在看问题、定策略时一贯坚持的方法，贯穿于他的领导实践和决策活动的各个方面。“向前看”的未来意识使邓小平的政治决策具有了预见性与战略性。着眼于未来，处理历史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一个特色。
（二）邓小平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向度，体现在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结合中把握社会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经济体制上表现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严重，如果再不实行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的命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逐步推动社会的全面改革，与此同时进行特区实验，以开放促进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促进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邓小平同志注重扎扎实实的“台阶式”发展，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对的坚持，错的及时改正，不蛮干，不犯大错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强调在推动事物局部质变中加速事物发展，从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正确处理了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邓小平还指出，要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首先要在发展中求稳定，要善于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2]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进而带动大部分地区发展，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个“大政策”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善于打破平衡求发展的思想。其次，要以稳定保证发展，以稳定促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改革中实现政治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必须反对自由化，反对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照搬西方模式的民主，民主只能逐步发展，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把对人民的民主和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3]
邓小平同志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时，强调了稳定的前提性、发展的核心性与改革的动力性。正是在科学运用改革、发展、稳定这一系统辩证法的过程中，邓小平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三、创造性地运用矛盾的辩证法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促进矛盾的和平解决
作为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深知利用矛盾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差异，加之资本主义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世界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自身发展、自我优化的内在需要要求突破国家界限，使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从而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只要“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2]从而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促使矛盾的和平解决。
“绝不当头，韬光养晦，但有所作为”是邓小平深刻把握国际关系的矛盾本性得出的重要外交指导原则。中国决不称霸，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战略考虑。邓小平认为，搞霸权必然会激化矛盾，引发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主要任务，没有做好自己的事，不能一心一意地解决自身的主要矛盾，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不当头，不结盟，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保持政治的灵活性，从而为发展本国经济和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2]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于国际矛盾的深刻把握。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与实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创造性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与智慧。香港主权的回归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但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对中国、英国、香港地区都没有好处，而且也违背了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大战略。因此，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出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对于香港方面，关键是消除香港人怕政策变的顾虑。邓小平指出：“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2]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政策不会变，一方面中国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人民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谁想改变就会受到反对；另一方面，香港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改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而且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的进行。“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因此，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是可能的、可行的，从而为和平解决香港回归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论证。对于英国方面，主要是保证过渡时期的稳定问题。邓小平采取了两个政治举措，一是提出了港人治港原则，“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要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2]二是为了防止动乱，保证过渡时期的香港保持稳定，向香港驻军，从而为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吃上了定心丸。“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2]
综上所述，不是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以激烈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且利用矛盾的同一性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邓小平对矛盾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既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矛盾的和平解决，又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预见与预防和平解决问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与困难，把握矛盾的斗争性，体现出邓小平运用矛盾辩证法的高超艺术。
（二）在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过程中，把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强调走自己的路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指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需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实际，探索新问题，说一些老祖宗没说过的话，做一些老祖宗没做过的事，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
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左”的错误与右的错误都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损失，“左”表现为不顾现实情况，超越阶段，用理论裁剪现实，把现实理想化；右表现为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西化。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
总之，邓小平的辩证法是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对矛盾规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政治实践，是唯物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系统的辩证法与矛盾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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