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校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0)11-0011-04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了。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文化上的。这就是说，随着经验、技术、商品、人才等方面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文化领域的相互交流和文化产品的输入也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使本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受到根本挑战。如果这种来自发展程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文化挑战与建立单级世界的政治阴谋结合起来，形势就会非常严峻。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在从经济上做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同时，借鉴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从文化上做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准备，识别和抵制当代“文化帝国主义”，促进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发展和社会重建的工具，理所当然地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一
“国家文化安全”就像“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信息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免于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威胁、破坏和颠覆。相应地，“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一指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于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国家文化安全也是和“国家文化不安全”相对而言的，后者是指由于某些原因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遭到了或正在遭到侵蚀、破坏、颠覆，从而使自己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或至少有失去这种主导地位的危险。
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是独特的，是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不可代替的。不仅如此，文化安全还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精神动力，为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提供深厚的道德基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的任何有目的活动都是受其所持的价值观念支配的，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毫无疑问是动员人们团结起来从事社会——历史实践并使之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人们作为独特生命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彼此信任、相互交往的重要纽带，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家庭、社区、国家、学校、医院、工厂、机关、科研院所等等）活动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分裂为在基本价值需要上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它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进行尖锐的斗争，社会的稳定只能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也就被动摇，从而使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陷入到迷惑、混乱、烦躁和痛苦之中，使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一切形式的社会关系）因为所持的基本价值观念不同而变得非常紧张，难以沟通和对话。与此相关，诸多社会组织的价值基础也一并遭到怀疑，它们成文的规则（如公共组织的规则）或不成文的规则（如家庭组织的规则）也失去应有的约束力，社会组织内部出现一种离心现象，社会组织本身的合法性也遭到根本质疑。这是因为，社会组织也不是凭空建立和孤立发挥作用的，它们存在于整个社会历史地继承下来并不断加以自我修正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其他部分如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人生信仰、语言符号、知识体系等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主流文化价值地位的丧失对于众多的社会组织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而社会组织的危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生活和社会实践，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个体生活和社会实践都依赖于社会组织，都是由社会组织的规则及其指导下的活动所建构的。由此可见，以主流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将国家比喻成一个有机体，那么军事是其骨胳，政治是其头脑，经济是其血肉，文化就是其遍布于全身的神经系统，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就应是中枢神经。中枢神经的“中毒”或“紊乱”会使国家这个巨人无论拥有多么坚强的骨胳、多么智慧的大脑、多么丰满的血肉也不能挺立于世。
二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举凡那些破坏或企图破坏其他主权国家安全的侵略者，总是在进行军事威胁与占领、政治遏制与颠覆、经济剥削与掠夺的同时，进行有预谋的文化侵略，丑化、解构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从而达到危及和侵犯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目的。例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为了达到彻底控制中国这个老弱帝国的目的，在中国各地兴建教堂，建立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开办教会学校，大量招收信徒和青少年学生。有人甚至公开提出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主张。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有不同的评论。有人说要“辩证地”看待它，因为就是像教会学校这样的机构也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我想，重新描述与分析这段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例如培养了一些人才）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就这段历史的总体性质而言绝不是和平牧歌式的自由传教和文化交流，因为它既不同于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传教活动，也不同于新中国建国以后我国宗教界与国际宗教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而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基础上的文化侵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代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文化上灭亡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这样，他们在占领东北三省后，效仿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在欧洲的“日尔曼化”，也着手进行“日本化”教育，强迫占领区内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学说日语、穿日本服装、行日本礼节、唱日本歌曲、读日本书籍、过日本节日，等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巩固侵略战争的“成果”，彻底斩断被统治人民与自己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改变他们的文化身份，模糊他们的文化认同，从而使他们从根本上失去反抗的意识和斗志。如果我们将视野从近代中国的文化命运转向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17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文化境遇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侵略甚至文化灭绝的事件更是触目惊心。有多少处于发展中和不发达状态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与学术语言文字至今都不是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多少曾经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民族今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又有多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民族今天已经灭绝或陷于灭绝的边缘。这些不正是现代资本主义50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侵略，危及世界其他文化安全的铁证吗？
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行径在今天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改头换面，采用了新的伎俩。与历史上直接依赖于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的文化侵略不同，今天更多地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进行的文化商品的倾销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教育系统以及新兴的国际互联网进行的。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如萨义德(E.W.Said)、塔斯脱(J.Tunstall)等将这种文化现象定义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帝国主义形态相区别。其实质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升和传播某种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达到损害本土文化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于全世界的控制过程。与历史上直接的文化侵略相比，这种新时期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更为隐蔽。历史上的文化侵略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在为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辩护同时弱化被侵略人民的反抗意志，以便使侵略者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合法化、永久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高涨，传统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种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也就失去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了弥补这种所谓的“缺憾”，同时也是为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日益发达的大众媒体，如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系统等，包装、倾销、鼓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如“自由”、“人权”、“民主”、“平等”、“个性”等等。80年代末，冷战时代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结束，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宣传、渗透的巨大政治价值。此后，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独霸全球的政治目的，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这种文化倾销和文化渗透，文化产业和政治阴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文化产业表面上好像不涉及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是实际上却在美化某些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得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其青少年在媒体的煽动下盲目羡慕和追求这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轻视和鄙视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领域的依附关系。这种文化领域的依附关系是形成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依附关系的基础。这种文化政治的逻辑，正如孟子所说，“善政者得民心，不善政者得民财”。“民心”向背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关键，而“民心”的实质不就是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吗？文化帝国主义根本目的的就是要俘获主权国家的“民心”、搞乱主权国家的“民心”。失去“民心”，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自主发展也就岌岌可危了，从而使现代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为了掩饰和实现其隐蔽的政治目的，文化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比起传统的文化侵略来说也更为高明，主要体现在：充分地运用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垄断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和解释权，为了自己狭隘的利益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事实；充分地利用刚刚兴起的国际互联网络，控制互联网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信息源；将支配性文化价值观念凝聚在日常用品之中，采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避免引起大众的反感；寻求或制造系统的文化理论支持自己的行为，如“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ul-ture)理论与“超国家文化”(Trans - national Cul - ture)理论；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青少年开放自己的教育系统，采取各种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青少年到自己国家学习等等。我想，正是出于对当代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根本目的和高明手段的洞察以及它们对于文化多样性及国家文化安全所造成的危害，法国、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领袖才公开发表演讲，明确号召政府、人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学校抵制某些国家文化产品的倾销和文化价值观念渗透，识别其政治阴谋和社会后果，尊重并努力捍卫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
三
就我国而言，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文化帝国主义，闭关锁国、被动防御自然是不行的。“全盘西化”更是不行，这是要葬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生命。而且，即使文化生命葬送了，也不会换来某些人所幻想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会换来中华民族的尊严。唯一合适的策略就是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洋为中用”，“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但是，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要真正做到这些远不是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和新的问题，例如，如何区别文化帝国主义与正常的文化交流？如何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所谓普遍的文化价值范畴？能不能通过查禁的方式阻止国际互联网上传播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又该是什么？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要很好地回答和处理这些问题，不是写几篇文章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要分析的只是学校教育面临这种挑战时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从根本上说，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要控制别国的文化，就是要别国的人们放弃自己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转而信奉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真像西方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强迫别国的人民放弃自己的信仰，改宗侵略者的“神”。从这方面来说，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心中，使他们熟悉、理解、欣赏、尊重、信仰它们，随时随地地实践它们。就是要让他们像犹太民族那样，即便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颠沛流离，也总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如果果真做到这些，那么我们就有了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最牢固的防线。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学校教育系统应将这些作为重要教育目的来追求。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些目的长期以来未能受到教育者应有的重视。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教育，要么偏重于为政治服务，要么偏重于为经济服务，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惨淡境遇和未来方向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今日之学生纵然大学毕业，没有读过《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的大有人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有不少的人读过《圣经》！在日常生活领域，有些人说，传统文化过时了，可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传统文化的典籍，在学术领域，也有些人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不需要传统文化，可是这些理论基本上属于宏观的意识形态范畴，尽管对于社会各方面文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却不能也不会代替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今天有太多的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概念是支离破碎，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是一知半解的，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更是持极端怀疑的态度。这样下去，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怎能不发生紊乱？中国社会的文化安全怎能得到保证？今天不是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后悔生在中国，“不幸”具有黑头发、黑眼睛和黄皮肤吗？不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香蕉人”（他们长着黄种人的相貌，崇尚着白种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吗？这些人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希望“培养”的人。这些人多了，就会形成社会势力，要求按照别国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中国，就会葬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生命。
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策略就是解构别国文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赋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普遍性和绝对性，从而让别国人民迷信和向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从这方面来说，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办法就是撕开它的美丽包装，揭示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从“文化多样性”(Multiplicity of Culture)而不是从“文化进化论”或“文化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of Culture)的角度来审视它。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主要是社会科学教育和人文科学教育，从内容选择，叙述和编排上彻底地抛弃“文化进化论”或“文化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彻底地抛弃线性的、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如“世界现代史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等），将整个西方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从抽象的学术话语和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重新植入到其生成、发展、变迁的具体历史——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再现其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个性”等的相对性、历史性与文化性，引导青少年学生重新认识西方社会政治架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与这些价值观念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提高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析、批判和鉴别能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对一些文化价值观念的简单否定，如“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等等，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对这些价值观念及其所支持的政治制度（如三权分离、直接选举）
和生活方式（如建立在个人权利和自由基础上的家庭生活）的盲目崇拜，避免将它们作为绝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形式加以追求。青少年学生有了这种理性的态度和批判性分析的能力，文化帝国主义不管使用什么样的伎俩，要想达到侵犯我国文化安全的目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总之，新世纪的学校教育改革应该意识到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文化挑战，应该认真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遭遇的文化危机及其社会后果，应该勇敢地担当起传承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任务，应该将实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升到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今日中国教育不仅应致力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而且应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昌盛的国家，应为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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