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现状看当前政治启蒙的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价值观论文,公民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2-2035(2006)03-0074-03[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C
价值观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政治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个体的政治行为具有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研究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现状，从现实出发明确和制定当前对公民进行政治启蒙的任务，有助于公民树立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形成积极有序地参与社会政治的新气象，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对公民政治价值观演变史的一般认识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把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历史，大致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
其一，古代政治价值观阶段。截止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在几千年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演进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如华夏中心的狭隘观念、重德轻法的人治观念、皇权至尊的私有观念、期盼明君的政治理想观念、宗法纲常的政治伦理观念、尊古薄今的保守观念、敌视结党的粉饰斗争观念，等等。在生产力落后的历史阶段，依靠着发达的封建政治，中国社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几大历史悠久的文明之一。然而，随着近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这种成熟的封建体系将迎来它悲剧性的命运。
其二，近代政治价值观阶段。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的中国历史。鸦片战争引起了东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激烈冲突。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在经历了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经由帝制崩溃—君主立宪—共和政体的演变；政党合法化—政党林立—两党竞争—一党专政—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演变，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在社会实践中取代了竞争性的多党制而为国民接受。
其三，现代政治价值观阶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广大人民对党怀有深情，对毛泽东主席更是爱戴有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又处于探索中，惟一可资借鉴的就是苏联。这种情况下，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来解决前进道路中遇到的问题。而每次运动广大人民群众都主动或被动参与进来，运动频繁和参与泛滥使得人们苦不堪言。因此自“文革”以后，民众普遍患了“政治冷漠症”，对政治运动愈来愈冷淡。此阶段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是扭曲的，有对领袖人物权威的狂热崇拜，政治参与由高涨的极端而走向冷漠的极端。
其四，当代政治价值观。从1977年改革开放后至今的短暂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激荡的阵痛中又一次迷失：民主政体、宪政模式、多党制、法治、人权、自由、权力监督，等等，一时成为人们政治上的热门话题，对传统的人治、德治、集权的弊端批判日渐增多。市场经济的魅力使发家致富成为时尚，人们对政治话题一度缺乏兴趣，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使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到1989年上半年，腐败问题引发了一波政治参与热潮，而发展为失去理性的动乱。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重新走向了政治冷漠。但是，党中央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的政治战略始终没有变，政治文明建设得到全体国民的认同后，新一轮的政治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人们的政治价值观面临着新的调整。
总之，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在中西政治文化的斗争与较量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替论证中，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历经演变，民主取代专制、选举取代任命、法治取代人治、放权取代集权等成为人们的共识，合法化建设、权威认同、权力民赋等理念深入人心，不断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二、公民政治价值观具体现状分析
1.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现状
其一，政治信仰方面。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从而使人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人们对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极为不满，尤其对腐败惩治的力度、深度、广度和实效方面深表怀疑，加之对西方的政体模式期望过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定的信仰危机。
其二，体制架构方面。出于对传统政治过于专断的厌恶，新时代的民主意识像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以是否民主评判政府行为的愿望强烈了，要求用程序上公开、透明、阳光作业等制度化建设来加以保证。但另一方面，出于对西方民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强奸民主丑闻的惧怕，纠缠于理论上的成本换算而在民主的实践上裹足不前，使得“草根民主”的实践反而成为引领民主时尚的前沿阵地。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不民主现象，简单地以封建遗毒一遮了事，甚或为了所谓的“小胳膊拗不过大腿的生存之道”助长专权气焰。
其三，政治心理和参与方面。随不同环境下政治空气“松紧”之波而逐流，参与泛滥和参与冷漠交替出现，缺乏理性的政治参与观。而参与政治的行为却在要么掌权，要么投票两个极端间徘徊。由于深受几千年来人治的压迫，吃尽了“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苦头，对买官卖官后所出现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民脂民膏搜刮行径的愤恨，对人治下政策的不稳定性缺乏安全感，人民普遍认可法治而轻视对道德软约束机制的效力诉求。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
其四，权力观和政党制度方面。大部分人认可基于性恶观而决定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2] 的思想，寻求权力制衡理论，认为权力只有互相监督制衡才能确保清廉，对现行社会中“榜样树了一个又一个，贪官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道德软约束机制丧失了信心，从而对分权制心存向往，希求以此为参照来对现行权力配置模式加以改进，却对分权制的实质及弊端看不透，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缺乏必要的了解。一部分人欣赏多党制，认不清或忽视多党制的实质，而对我国现行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不完善之处绝对化。
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受到了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但毕竟是从几千年的传统政治脱胎而来，封建遗毒一时难以根除，与政治文明相配合的理性的政治价值观远未确立，政治意识在进步的观念与国情之间徘徊。
2.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特点
对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所具有的特点，简单概括如下：其一，政治信仰有所松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出现危机。其二，理论民主深入人心，但实践民主范围狭窄，普遍存在助长不民主行为。其三，政治参与无序、缺乏理性，时而高涨时而冷漠。其四，理论上重法治轻人治，实践上人治大于法治。其五，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难以理顺，理论上法治为主德治为辅，实践上法治因种种原因而让位于德治。其六，在追求权力的多元化和忧虑重蹈苏东社会解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心理。其七，法应大于权，但对权大于法的腐败现象虽憎恨但默认甚或参与助长，缺乏斗争性。总之，现阶段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是不成熟的，总体上处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过渡期。
3.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误区
在政治上正处于转型和探索期的中国公民其政治价值观，自然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误区：其一，不顾国情及传统而急于求成的心态。对传统批判过多，实际上不利于对当前个人主义泛滥的抑制，不利于法治的刚性与情理之间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对外来的思想肯定过多，不利于人心的凝聚。其二，对公民意识的层次估计过于乐观。不可否认，公民意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有了很大觉醒，但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仍很严重。在人、权、法关系方面，理论上已达成共识，但实践中却与之相左。官即权即法在缺乏监督下被极个别人演绎为个人谋私的工具，人们有着惧怕官、憎恶官、愤恨官可又想通过各种途径去做官、去做大官的畸形心理。惟上是从、惟权是从的臣民意识使人们往往惟领导马首是瞻。在受到权的侵害却无力诉求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以暴易暴或默认、寻求更高权的庇护，无疑是臣民意识继续存在的温床。其三，政治参与盲目缺乏理性。当前，人们长久被压抑的权利要求，因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而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导致对权利要求的剧增，但发展过快易导致参与泛滥。集权制期间人们对权力的能量以及利益含量形成了强烈印象，一旦集权体制开始崩溃或转型，社会中那种对权力占有的“饥渴”，就会以超常的规模爆发出来，于是，争夺权力的竞争者会急剧增多。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会利用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来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最终只能给善良的人们带来惨痛的灾难，增加转型期的紧张和民主政体平稳确立的难度。[3] 而广大民众一旦受到挫折，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政治冷漠。
三、当前公民政治启蒙的应然任务
政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事务，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公民意识支撑，要真正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就需要培育出具有高素质的公民，政治启蒙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
在英文中，“启蒙”即" enlightenment" ，是直接从" light" (光)这一词派生出来。启蒙之谓，乃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是对事实的揭蔽和显示。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4] 启蒙鼓励每一个人——不论其职业与贵贱，针对可以公开评论的事物去运用自己的理性。换句话说，启蒙鼓励大家不再依赖他人，自己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勇敢地站出来面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的所思、所欲、所言、所为负责。社会的政治启蒙则是指国家或政府作为第三者，自上而下地在政治方面从旁指导，使人们形成理性的政治观。现状表明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尚处于“不成熟状态”，应通过社会的政治启蒙来培育相应的公民，形成理性而成熟的政治价值观，从而引导公民树立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能力。那么，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政治启蒙呢？
1.正确对待传统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
对待传统政治价值观，既要批判其中的糟粕之处，不可忽视它们在建设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所起的阻碍作用，更要看到传统政治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如注重整体对个人主义泛滥的克服，注重道德的教化对法律的刚性与情理的冲突的滋润作用，使合法而不合理、合理而不合法的尴尬得以避免。同样，在交流对比中寻求更快的发展已成共识，对待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看到其缺点和弊端后就一概加以排斥，但也不能一下子全盘拿来。应立足国情，理性地分析传统政治价值观和西方政治价值观，吸收其有益养分，在理论上形成共识，建立一种不是对外来政治价值观的简单移植或嫁接，而是真正适合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的公民政治价值观。
2.从各方面培育理性政治价值观
其一，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公民的政治冷漠，是对自己和国家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而参与泛滥、参与爆炸也不现实，应和平地、建设性地按照民主和法治的程序来参与政治。其二，权利和法律意识。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首先应具有维权意识，诉诸法律。虽然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使有些通过法律的维权道路充满坎坷，但以暴易暴只能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伤害。其三，民主和法治意识。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人们认可民主，但往往迫于压力或出于私利反而助长专权，应与任何形式的不民主行为作斗争；法治与人治相对，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和正当程序原则，应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其四，宪政和责任意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但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爱惜、维护和发展，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增强公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仰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取得了一系列的政治胜利直至成为合法的执政党，人民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情。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挫折和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腐败问题有所蔓延，加上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等原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仰危机。我党顺时应势，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大力治理腐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三个代表”指导全党，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并重，正以务实、高效、廉洁的作风带领人民为建设节约、和谐、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这构成了增强公民对党和政府信任度的社会现实基础。
公民理性政治价值观的确立绝非易事，政治启蒙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很重要。那么如何进行政治启蒙呢？教育界是首当其冲的，石桥先生认为：“教育除了灌输必要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培植一种文明精神，一种公民意识，一种社会良知和责任，一种对人权的理解和他人的义务和关爱。”[5] 学校教育应履行启蒙职责，使学生从小就接受公民意识的熏陶。知识分子应责无旁贷地承担启蒙的历史重担，尤其是从事人文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政治启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只有在实践中，公民才会更深切地感受和触摸政治。民主应超越“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之争，从口号与概念一步步落实为程序的操作和具体议题的应对，并在操作过程中逐渐走向完善。启蒙的方式也有很多。如翻译国外名家的经典著作，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意见和文章，在各种公共场合发表谈话、进行讲演；编辑、出版各种书刊、丛书、论文集，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聚会、沙龙，等等。应贴近生活，尽量照顾老百姓的可接受性，注意提高启蒙的效率，扩大覆盖面，增加受众，深入普通民众之中，使尽可能多的人接触现代科学、思想、观念、理论，并逐步形成公民人格。
综上所述，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较之传统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仍存在着误区，离现代化的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这就对当前的政治启蒙提出了较高要求。正是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变革，唤醒了公民沉睡的主体意识，解放了公民压抑的个性，锻造了公民刚强的筋骨，重振了公民开拓的雄风，赋予了公民奋进的勇气。正是由于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变革，中国公民才像火山般地喷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政治文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又要求具有现代政治素养的公民有序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政治启蒙肩负重任，对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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