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是近邻——从《十四行集》到《伍子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邻论文,哲学论文,四行论文,伍子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2-0028-04
一
在《北游及其他》完成的12年后，冯至在昆明一个林场茅屋里创作了27首十四行的变体诗，这些诗后来被冯至结集成他的第三本诗集——《十四行集》。在这本诗集里，冯至已经隐蔽了青年时代的忧郁和愁思而有了“中年人”的沉稳和对人生与现实一种冷静的哲理的沉思。冯至曾经借用席勒的两个术语native和sentimetalische来说明诗人“与自然混为一体”和“寻求那已失却的自然”[1]两种状况，流露出诗人对现代诗歌与自然相分离的怅憾。冯至在《十四行集》中通过对自然的亲近来表达对生命的静观，恰恰暗示了他为弥补这种怅憾而作出的新的艺术探索。
在这本薄薄的诗集里，诗人显示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对传统中诗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 新阐释的努力，也为诗人与自然在现代诗歌中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链接方式。在这 里，我不打算用“现代性”来概括它对传统的创变，因为“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就有一 种语义上的模糊性，所以我更愿将它视为传统诗歌中的自然在现代白话诗歌里文学性质 和哲学含义的一种变迁。在传统诗歌里，自然虽然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出现，但更重要 的是它体现了诗人的人生观，彰显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诗人在现实中的困惑和 矛盾随着诗歌的审美意境的创造而诗化，像陶渊明的山水诗就体现了这种思想，陶渊明 很注重在诗中体现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这种处理自然的方式和传统诗歌的抒情 方式在现代白话诗中得到强有力的延续，在徐志摩、卞之琳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见 到这一延续。但是在《十四行集》中，冯至却在延续传统对自然的一种亲合力的基础上 对传统进行了创新。诗人摆脱了传统诗歌中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和道家思想 的关系而皈依到对自然的“原始情感”，这使自然背后的思想资源产生了与传统不同的 思想背景。在这里自然是诗人之“思”展开的平面，与自然相对应的不再是传统的“天 人合一”的思想，而是一种对生命中困惑和矛盾的体验。能够使这种困惑和矛盾得到缓 解的方式，不再是传统诗人在自然中对内心感受的诗化，而是以对生命的沉思使生命中 的困惑和矛盾得到缓解。比如，诗人在暴见雨中的体验：“……我们紧紧抱住，/好像 自身也不能自主。/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又把一切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 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2](P236)“自身也不能自主”似乎是作者对生命 中的矛盾瞬间的模糊的体验，但诗人并没有进一步表现过多的矛盾与困惑。他只是在其 中透露出一点诗意——“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诗人诗意 的实现，不是通过在自然中的自适而是通过一种“思”的体现来获得生命的“暂住”。
在《十四行集》里，冯至对生命沉思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对自然与人的关联的发现来完成的。诗人在对这种关系不同角度的观照中，得到了对生命不同的富有灵性的感悟。在《十四行集》第18首中诗人写道：“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2](P233)。在第17首中诗人写道：“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2](P232)诗人在原野、林间小路与生命不同关联的开掘中有了不同的对生命的体验，这些思想就像“一片泛滥无形的水”[2](P242)，显示出作者生命体验的“瞬时 性”。冯至在自然与人关联的展开的过程中实现了诗与思的结合，使《十四行集》富有灵性的感悟与诗的审美特征相融合。在诗集的第16首里诗人写道：“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2](P231)诗人通过这样丰富的联想突出诗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使对自然的处理不同于传统诗歌中意境创造的方法，从而摆脱了一种静止的审美状态，展示出一种情感与“思”的流动性。
1942年秋天，冯至在散文集《山水》的跋语中写道：“我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带有原始气氛的树林只有樵夫和猎人所攀登的山坡，船渐渐远了剩下的一片湖水，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这是冯至将横跨12年之久(1930—1942)所写的十篇散文结集的说明。这段说明无疑可以同样使用在《十四行集》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散文、诗歌两种不同文体中，反映了他对表达无名自然与诗人体验关系的努力。在散文中冯至有更多的题材选择的余地和语言来阐释这种自然与人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从散文集中部分篇章的创作实践上，还是从结集意愿上来看，《山水》都是对《十四行集》创作思想的一种丰富的延续。
自然，在《十四行集》中文学性质和哲学含义的变迁，应该得益于冯至在1930年代对里尔克和晚年歌德在思想上所产生的共鸣。冯至曾经说过他是将他们的作品当作“生活的教科书”看待的，这使冯至能够站在一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语境中留下一些对自然“感谢的纪念”，并且显现出思想上的现代进程和审美变迁，它后来还影响了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诗人。他们进一步地促使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在审美和思想上与传统的双向分离。另外，在《十四行集》中似乎还包藏着这样一个隐含的矛盾，冯至一方面要保持用里尔克、歌德式的哲思去思考，但是另一方面当他用这种方式去流露出对现实的思考时，又表现了一种不协调。这倒不是冯至在哲学思想上的不协调，他能够将里尔克、歌德——两个极少相似的思想——整合到一体就说明他已经寻找到平衡两种哲学思想的方式。这里的不协调是指冯至在整合哲学与现实时在艺术上所产生的困境。在用里尔克的生命哲学、歌德的蜕变论，或者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去表达自我的沉思时，冯至还可以显示出艺术上的自信，但是他内心里对现实的苦难的关注使他无法再安静地用这种沉思的方法去表达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去开掘“诗料”是困难的，而写不出像《北游》那种对现实敏锐与娴熟的把握的诗了。这样就促使冯至在艺术上对融合哲思与现实作出新的探索。冯至这种新的艺术探索在他的另一部杰 作——历史小说《伍子胥——从城父到吴市》(1942—1943)中开始展开。
二
在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社会政治叙事自觉疏远的趋向，从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小说家在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种趋向。冯至似乎很难仅以一篇《伍子胥》就介入到这个趋向中，不过，大概正是由于冯至这篇《伍子胥》的写作具有某种独立性，所以《伍子胥》能够体现与那种趋向的相通之处和不尽相同的创造力。当其他小说家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和平常人的现实中去“讲述”和发掘诗意的时候，冯至却由于此时对现实直觉写作的迟疑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对伍子胥的选择使得他既能够延续他所特有的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方式，又能够避开自己对现实直接描写的乏力，从而在历史故事的重新叙述中，显现他自己进行人物思想探索以及语言表现能力的自信。
冯至在写作《伍子胥》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体意识，甚至根本没有打算将它写成一篇小说(注：冯至认为《伍子胥》不能说是“小说”，他称它为“历史故事”，参见《冯至选集·诗文自选琐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所以将《伍子胥》置入到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去审视时，我们会看到它作为一篇小说本身所缺失的东西(比如完整的情节叙事)，但同时它又似乎创造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新的小说的形式。在《伍子胥》中传统小说的情节概念已经被消解，我们在这里见到的只是一些情节的片断，而连接这些片断的并不是“情节”本身的自然发展。冯至在《伍子胥》后记中写道：“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伍子胥的每一段的路程确似这个弧上的点，而连接这些点的就是冯至对伍子胥精神世界不断成熟的哲学把握。比如伍子胥从“昭关”到“江上”，将这两个片段相联系的不是伍子胥在“昭关”的行为在“江上”的延伸，而是伍子胥自身精神的成熟——“子胥望着昭关以外的山水，世界好像换了一件新的衣裳，他自己却真实地获得了真实的生命。”[2](P403)冯至正是通过这种淡化情节的叙事策略来达到他对子胥精神世界进行书写的目的。同时，在子胥精神世界展现的过程中，《伍子胥》里充满了宁静的诗意和丰富的暗示性的叙事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他空虚的瘦长的身体柔韧得像风里的芦管一般，但是这身体负担着一个沉重的事物，也正如河边的芦苇负担一片阴云，一场即将来到的暴风雨。”[2](P409)
“在西沉的太阳把芦花染成金色，半圆的月也显露在天空，映入江心，是江里边永久捉不到的一块宝石。”[2](P405)
《伍子胥》的语言，无疑显示出冯至作为一位诗人的自信，在这种语言的背后是作者对伍子胥行为的哲理性设置和意义提升(注：钱理群曾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了《伍子胥》的语言特点，将它认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进行明澈而纯净的语言实验的一种探索。 参见《对话与漫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可是，《伍子胥》文学上的成就并 没有能够阻止它长久地被人遗忘(注：“它《伍子胥》在40年代出版后，有人写出评论 ，有人给我写信鼓励，如今当然不大有人过问了。”参见《冯至全集》第7卷《山水斜 阳》，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作品的被遗忘和重新发现带来了文学史写作的某种 尴尬。《伍子胥》长久地被人遗忘，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应是它本身是一个非常个人化 的写作产物，它的写作方式和哲理性的语言，使它仅仅进入一个非常狭窄的阅读范围之 中(这种遗忘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建国后文学史写作的种种限制，如果在一个更为宽松的 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中，《伍子胥》倒是有可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之中)。对于《伍 子胥》，冯至曾说过：“我认为它是我从《山水》那样的散文到针砭现实的杂文的过渡 作品。”在《伍子胥》中，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冯至用生命哲学去涵盖一切的写作方式， 而且是在这种写作方式的实践过程中，透露出的冯至内心在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 与他后来中止这样的写作方式构成了有意义的参照，这种参照对于理解冯至1940年代创 作方式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烛照了作者在战争的历史环境下对个体生命的一次 抉择与思考，而且烛照出小说在艺术上处理哲学与现实时的得失。冯至的矛盾与困惑隐 蔽在《伍子胥》的另一条思想轨迹上，他通过另一种叙述的声音写出了自己在哲学与现 实之间的矛盾和困惑。在这篇小说里，有两个关键的命题——伍子胥对祖先丰功伟绩的 追忆和对贤人的钦羡，祖先的丰功伟绩涵盖了伍子胥对祖先所有回忆的内容。对祖先的 回忆，并没有在这篇哲理性的小说中显示出人类学的意义，这与小说中对楚狂隐士式的 生活的批评，共同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如果说冯至通过伍子胥的外视角达到对社会 黑暗现实批判的目的，那么伍子胥对贤人的追慕则涉及了伍子胥自身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在这里冯至表现出了叙述上的仓促——哲学话语覆盖了现实的矛盾。
小说中伍子胥对贤人追慕，关联着小说中几个核心的“情节”：子胥对泰伯的联想，在江上对季札的模仿，在季札门前的徘徊。这些“情节”的涵义被这篇小说的主导话语所覆盖，因为冯至所关注的是对伍子胥精神成熟过程的叙写。在小说的第八章中这些“情节”的涵义被冯至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渔夫的白发，少女的红颜，只不过使子胥的精神得到暂时的休息，是他世界里的一道彩虹，并不能减轻一些他沉重的负担。”[2](P414)对贤人的追忆和叙写无疑是满足冯至将伍子胥的故事运化成一个人精神不断成 熟的故事的需要，显示出伍子胥在“坚持”和“克服”中的成熟。冯至写道：“子胥少 年时，常常听人讲些贤人的故事，再看楚国紊乱的情形，总认为那都是早已过去的了， 现在不会有。由于羡慕，心里每每感到异代不同时的惆怅。”[2](P387)然而他在子产 、季札的身上见到了古代贤人的遗音，他模仿季札赠剑给徐君也将自己的剑赠予渔夫， 他从浣纱女的赠饭联想到五百年前一个从西方来的远客——泰伯。这种诗意的模仿“实 现”了子胥少年的梦想，也强化了这篇小说的诗意。但在季札门前徘徊时，伍子胥遇到 了真正的难题——“假如季扎是古人，他不定多么惆怅，他会这样想，如果季扎与我同 时，我路过这里，我一定把无论多么重要的事都暂时放在一边，要直接面对这个人叙一 叙我的心情。但季扎并不是古人，他正生存在这地方的方圆数十里内，路上的行人随时 都可以叩一叩他的门，表达景仰的心意。”[2](P413)——这种困惑与在小说第六章中一个年轻人对季扎的指责和愤恨都被中止和淡化。冯至在这里充分发掘了伍子胥对贤人的追慕中诗意的可能性，而对它与现实语境的不协调则被中止、淡化，并最终将它们化归到对伍子胥精神成熟变化的哲学关怀之中。哲学的关怀实现了《伍子胥》写作的初衷，但同时消除了冯至对体现在伍子胥身上的个人价值与时代关系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冯至在创作完《伍子胥》之后，他的创作直接地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他的这种选择也许就是在《伍子胥》中那些被中止和淡化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的延伸和解答。从而《伍子胥》也就成为冯至接受里尔克、歌德的哲学观念后在创作中留下的最后“纪念”。冯至说：“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蒙受的灾难日益严重，新中国从灾难里诞生。无论是灾难或是新中国的诞生，都不容许我继续写‘沉思的诗’了。”[1](P206)这种写作方式的停止，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更多的因素应该是冯至自己在生活的现实 中对调和生命哲学的思想方式与时代主流话语的可能性的适应。
三
从《十四行集》到《伍子胥》，冯至一直在寻找文学与哲学相融合的形式。由于现实的语境，他还要在文学、哲学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十四行集》的“沉思的风格”改变了中国传统中自然与诗人的关系，也从此将冯至自己对人生的体验紧密地与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在《伍子胥》里他努力弥补《十四行集》中的缺漏，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容纳进了更多对现实的关注，然而他此时真实的个人体验与他在《伍子胥》中将子胥的人生看作成一段诗化的人生之间出现了不协调。这虽然没有影响《伍子胥》整体的艺术性，但是在思想上已经预示了冯至即将到来的创作转变。从1940年代杂文开始到建国后的《十年诗抄》、《西窗集》，不仅刻画了他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所表现出的灵动的哲思和宝贵的艺术探索中止的过程，而且暗示了诗人对生命审美体验的自由与现实生活选择自由缺失的矛盾。
收稿日期：200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