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城市标杆中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杆论文,关键因素论文,知识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资本系统观点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KBD)衡量标准的新兴模型。本文选取四座城市为例，研究身份资本如何产生，如何带动发展、促进集体价值观的形成。本文提出，综合资本系统(GCS)中的核心价值要素可以作为衡量知识城市的标杆性工具。GCS已运用于几项衡量知识城市的实践中，其中一项就是自2007年起每年一次的“最受推崇知识城市奖”(MAKCi)评选活动。毫无疑问，GCS衡量工具及其概念适时地填补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KBD)领域的空白。KBD的研究人员及其实践者们一致认为，创立并维系知识城市的困难之一是缺少标准来鉴别那些采用知识作为动力达成发展目的的城市和地区(Chase,2007)。然而，近年来已出现一些关键理念来表征这些衡量标准，其中包括学习区域(Florida,1995)、创新集群(Porter,1995)和全球网络（世界银行，2002）。理论与实践的丰富结合，正在为各种框架寻找新的理论内涵，如综合知识城市(GCS)，指“有目的地追求知识谋求发展的城市”；智力都市(Ideopolis)：各种思想交汇碰撞、社区包罗万象的城市(Work Foundation,2006)；创新城市(Creative City)：由创新阶层的创意及其创新环境驱动的城市(Landry，2000；2006)；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主要依靠社会知识分子、智力资本映射、虚拟连接和其平民叙述者巨大能力的城市(Pricewaterhouse Coopers,2005)。本文将首先回顾综合资本系统的特色及其应用，接着将提出并讨论在此项知识城市调查中作为案例分析的四个城市标杆中身份资本的某些特征。
二、综合资本系统(GSC)
在根据城市规模和性质考察潜在知识城市时，衡量标准一旦确立，随之而来的困难便是创立一个系统的、可以解释的基础。考量知识城市的工具是以价值为导向的综合资本系统(GSC)分类法。这秉承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理念，鼓励那些采纳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框架中（第三代知识管理方案）知识型社会的崛起。在这一方面，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等一些国际组织指出，监控和发展人力资本的途径(Carrillo,2002:379)在于新兴知识型社会以知识创新和学习计划作为核心策略。综合资本系统作为第三代以价值为导向的知识管理模型(Carrillo,2006:47)的出现，其目的是在过去两代知识管理框架核心观点的基础上，用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视角观察过去数代知识管理框架中的关键要点，从中推导出一个对城市资本基础（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及其以创新方式重组资本能力所做出的系统性评估。此项分类法包含八种主要的资本类型：1.身份资本；2.智力资本；3.金融资本；4.关系资本；5.个人人力资本；6.集体人力资本；7.工具原料资本；8.工具性知识资本。
作为在研项目的一部分，本文只探讨综合资本系统的第一项（身份资本），从其两个关键子类别，即差异性（文化传承及吸引力）和透明度（开放性及远见性）着手，深入探讨上述四个案例。
综合资本系统八个资本类别的分类符合知识城市的定义：知识城市“是一座以孕育知识为目的的城市”(Edvinsson,2002; in Dvir and Pasher,2004:17)。知识城市是“一个以能力为基础创造财富的区域，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生产和利用知识力量为基础，而知识力量是通过企业和民众建立的知识扩展网络而获得的”(Chatzkel,2004:62)。用更广义也更具体的话来表述，知识城市是“市民精心地参与系统性努力，以均衡的可持续方法识别并发展其资本系统”的城市(Carrillo,2004:34)。
上述分类法的内在基本原理在于满足价值生产作为完整一致的同构体系的形式要求(Carrillo,1998,2002)。综合资本系统在其它努力的基础上识别并评价城市、国家或地区的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此分类法可找出生产系统的基本资本要素和“元资本”：其它形式的其自身虽无法增值、但能显著调节系统整体能力的资本。综合资本系统提出，衡量标准的全球化导向可能会“通过完整的、连贯的、系统的、兼容并包的资本系统取得精确的成果”(Carrillo,2002)。
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被认为是系统内所有价值的综合功能(Carrillo,2006:51)。在综合系统资本的特定案例中，系统内四种资本对应于生产性资本，其它四种资本对应于元生产性资本。元资本并入系统是为了维持并提高任何给定城市的生产率和资本系统的总价值。所有元资本都是外在因素，不具有生产性，不对系统的整体生产率起决定性作用。元资本主要分为两类：本质上具有指示功能的资本（身份资本和智力资本），和本质上具有表达功能的资本（金融资本和关系资本）(Carrillo,2006:54)。本文无意分析所有四种元资本，而是仅集中探讨第一种元资本，即身份资本。
此外，综合资本系统分类法是包括在新兴的第三代知识管理即资本系统中的(Carrillo,2006:47)。这些模型以知识的最精细层面为目标，揭示单元的价值结构；有助于理解其核心特征。这类观点正在促进“从以物质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的知识认识论的转移”(Carrillo,2004; 2002)。这些模型意图发现讨论中的目标城市的价值蓝图或“灵魂”(Carrillo,2006:57)，也寻求传达一种创造性的、综合的系统的观点，即个人、城市和社会在持久的变化过程中是有机的生物体。
三、首要元资本：透明度和差异性构成的身份
综合资本系统框架存在于特定的环境，其中一座城市以价值为基础的背景、历史和能力发挥主要作用。
综合资本系统框架反映一座城市的现有知识储备和资本，也反映该座城市的历史知识和先有知识，这些知识储备和资本反过来会提升该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
从资本系统的角度来看，身份资本能通过关注和联合城市生产性资本来影响系统，其方式如同指南针或灯塔引领船只达到指定口岸。身份资本包括可以帮助提高系统效力和效率的内生要素，这些要素通过精确性不断提高的内部反馈来产生聚焦，减少误差。有人认为，身份资本为任何给定城市的资本系统带来透明度和差异性因素。本文选取两组分类来研究透明度和差异性这两个操作变量。其中透明度定义为开放性和远见性，差异性定义为文化传承和吸引力。他们都是参考性身份元资本的关键要素。
本文选取四座新兴知识城市作为研究身份资本的案例，他们的“市民精心地参与系统性努力，以均衡的可持续方法识别并发展其资本系统”，在各自地域内经历了独特的身份形成过程。
四、身份：四个独特案例
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城市，可以采取一种更好的视角来理解城市集合体是如何构建它们的资本系统，特别是那些受地域内外其它城市影响的身份资本。研究知识城市身份形成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它们作为核心城市或边缘城市的状况，即它们是否是所在区域或国家的中心，或它们借以面对世界所创立的品牌。
本文遴选的四座城市最初相对于国家首都都是处于边缘地位。它们受制于首都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内部平衡和财富经常受其影响。这四座城市是：
巴约讷—圣塞瓦斯蒂安联合地区，位于法国南部巴斯克地区和西班牙西北边境。
蒙特雷城市区域，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交界处的一座城市，毗邻德克萨斯州边境，墨西哥东北部境内。
大曼彻斯特城市区域，位于英国东北部，据一些研究曼彻斯特城市化进程中历史隔离的学者称，其在多方面都属于英国边远地区。
深圳城市区域，地处亚洲，具有新兴知识城市规划，濒临香港，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众多发展地带靠近。
为方便本文介绍，这些位于边境地区的城市发展区被称为边境城市。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引发不断增长的财富转移，促进城市化进程，边境城市的身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边境城市有时无力保留边境活动的增值效应，或者受到持续增长的人口需求的挑战(Pavlakovich,et.al.,2004)。在这种情况下，透过综合资本系统中身份资本的镜头，使用探索性方法来揭示像城市区域那样的城市集合体身份形成的复杂过程。下列表格总结了采用边境城市方法所获得的一些发现。
五、边境身份：探索先锋
的确，对不同边境环境下城市身份形成过程的简要描述揭示了如何形成身份资本，以便利用城市和社区的附加值。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边境地区有时被认为是人们实现抱负的最佳地点，因为在那儿分歧被弥合，个人和群体特征得到包容”(Pavlakovich,et.al,2004:30)。在我们研究边境城市如何经历变革的同时，一些有关集体身份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观点也涌现出来。在巴约讷-圣塞瓦斯蒂安、蒙特雷、曼彻斯特和深圳这四个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当地居民考虑过重新界定他们居住地的发展方向。“世界知识能被解构（……）然后重组”(Pavlakovich,et.Al.,2004:31)。这种集体再定义和决策似乎影响了这些地区向当今世界展示的吸引力水平和开放性程度。有人会问：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身份的这两个因素会如何影响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城市身份资本的其他三个要素是如何影响其发展愿景、市民未来发展规划和子孙后代？关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将尝试回答这些深刻的问题。
即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城市身份资本是如何形成的，城市参照资本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在整个资本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很明显，在知识城市的旗帜下，一座城市需要综合资本的参照性关键要素来产生透明度和差异性要素。这已使身份建设过程成为发展知识城市一种更全面、更情境化的方法。通过采用八要素综合资本系统框架，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可以帮助理解知识城市如何在基于知识的国际舞台上建立自己的身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