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意义论文,伟大复兴论文,道路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55(2008)03-0022-06
党的十七大报告“引言”部分以高举旗帜、“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作结，“结束语”部分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命神圣而光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报告号召全党为实现三大历史任务，“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1](P56)深入研究报告全文，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浸润字里行间。“使命”说可谓全篇之“眼”：由此进入，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在旗帜与道路问题上奋力开拓创造的丰富内涵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一、道路困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凝聚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光荣与梦想。自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断努力奋斗，其中对复兴道路的选择更是波澜壮阔、曲折艰难。从洋务派封建制度下“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梁变法”的试图仿效英国式资本主义，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各种尝试最终无一成功，而许多社会思潮、政治派别有关民族复兴的主张更是如过眼烟云。道路选择困境源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艰巨与复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落后不但在于自身经济与社会制度的衰败化，而且突出表现为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从政治层面分析，民族发展进步受阻既由于内部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腐朽统治，又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顽固钳制与压迫。在如此险峻、严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要改变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处境，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能够明确与内外反动势力划清界限的政治领导集团。事实证明，中国近现代先后产生300多个政党，最后只有共产党能够承担起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首先，“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因而能够始终自觉地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神圣而光荣”的奋斗目标。由阶级本质所决定，资产阶级政党摆脱不了狭隘的政治眼界，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经常是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而共产党人的阶级性本质上却是与民族国家范围内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要想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就必须着力解决事关民族兴衰成败的根本利益。十七大报告指出：为了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这种牺牲精神与奋斗历程，是20世纪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在80余年的光辉历程中，之所以能够始终获得全国广大人民拥护和支持，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能够将阶级利益的实现自觉融会于民族利益，不同时期基本纲领符合并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具体要求。
其次，由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因而能够提供一条指引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正确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历史框架下，民族复兴首先表现为结束主权沦丧、社会四分五裂的局面。然而，老一辈共产党人早就清楚地意识到：“建国”是复兴历程的重要阶段，但绝非全部内涵或目标的真正实现；“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2](P202)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由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发展进程中的内部制约与外部挑战所决定，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需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努力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社会主义无疑是当时中国最优也是具有充分必然性的唯一选择。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至20世纪，已明确宣告了经典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束；同时社会主义在中国又具有巩固国家统一与凝聚民族力量的政治文化功能。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3](P267)这不仅在于共产党的政治统治力，更在于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选择了众望所归的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按照“老祖宗”的设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可以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其伟大复兴。
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现代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为前提，因而作为完整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够格”的社会主义，[2](P225)理应属于现代化文明高度发达后的“自然历史过程”。此其一。其二，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马克思语)，具有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特性，或者至少不能以民族性作为号召、鼓舞广大人民行动的旗帜。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由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特殊性、艰巨性所决定；然而，后者同时又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面临诸多难以简单应对的复杂关系及其严峻挑战。由于思想认识偏差及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试图超越以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国际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文明阶段，直接建设“够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曾经拒绝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号召，在实际领导中完全用纯粹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思想原则要求不同阶级和民族。造成的实际后果，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摆脱“依附”获得主权独立、避免分裂赢得民众联合同时，发展进步曾一度陷于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境地。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具体制度模式，而是指引前进的目标与方向；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思想教条，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1P406)所谓“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无论认识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坚持以“现实”为基础。[5][P732)依据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则，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为摆脱民族复兴道路上面临的新“困境”，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庄严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复兴的科学抉择
党的十六大报告曾经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6](P574)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复兴意义已经获得充分证明，21世纪初的中国至少已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地区大国。由此引发世人深究的是：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或道路，才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
立足当代国情与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挑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承担“使命”过程中必然面临三大历史性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在独特时空条件下，三大难题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甚至某些时期的失败，大体皆因这三者关系的复杂性及内在冲突性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恰恰在于很好地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构成三位一体、联动共进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首先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主题的重新确认与提升。
在近百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框架下，现代化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早已构成深刻的强制意义：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只有与现代化潮流相结合，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任何民族也只有进入世界现代化行列并且达到较高水平，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左”倾思想，最严重后果就是在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等号。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的“早春二月”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p](162-163)邓小平在重新确认现代化历史主题在当代中国的“权威”与地位时，就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相联系，而并非单纯从社会主义及政党利益角度出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关系的充分表达，大约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90年4月，邓小平以“振兴中华民族”为题发表讲话，正告世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2](357)
深入研究国情，力图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进程与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中考察中心任务和发展目标，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所在，又是其形成和不断走向成熟的逻辑前提。
没有现代化，不能够建设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同时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性还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又离不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即如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能够帮助中国有效避免“依附”陷阱(邓小平的提法是避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有助于赶超目标的实现；同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也更加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何种价值目标构建社会发展进步图景，按照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处理国家强盛与民族繁荣、社会发展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心向背与民族是否能够形成很强的凝聚力。特别是在将中国现代化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民族复兴的层面上审视，如果不能够借助道路选择产生具有强烈现代文化意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就难以实现整个国家和各民族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社会图景。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承载起在社会主义作为基本制度和价值目标条件下，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三者合一，改革开放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传统制度框架对中国发展进步的严重制约。与社会主义及现代化的双重冲突和对立，使原有制度模式注定要成为改革的首要对象；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P150)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还在于现代化本身所导致的客观必然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基本制度条件下努力实现社会结构转型，进而建构、生成一种符合现代化文明发展要求的体制框架与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进步模式。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关于改革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提法，代表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出发，为了更好更快地推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而进行的一场新的“自我”革命。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现代化作为自身发展进步主题、作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途径时，必然要使社会运行突破原有文明框架，最大程度地形成对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机制。另外当市场经济成为必须选择时，全面开放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经济市场化的最大特征是高度的开放性。没有生产力的充分社会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就很难谈得上现代意义的经济市场化。另外，对外开放其实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之一；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同世界的开放度以及向世界的开放程度成正比的。正是立足于上述三重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对外开放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对外开放当作不可改变的基本国策。
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必要路径依赖，也是唯一实现机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动力之源、生命之源。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文明模式重构，才能够使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青春活力与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才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崭新形象，“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三、从发展到科学发展：复兴之路的崭新拓展
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起点，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考虑到“复兴”与世界的联系，其进程中的挑战往往属于“刚性”制约或障碍，处理不好便有可能酿成严重危机，甚至导致前功尽弃结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强调“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分析和应对可能影响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各种挑战上”。[7]
新世纪民族复兴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大致发生于两个不同层面：一是当下客观存在并已对发展进步构成现实影响的国内国际诸多制约性因素；二是源于新的人类文明跃迁，即当中国仍在为工业化目标而奋斗时，世界发达国家已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前者固然严峻，必须谨慎面对并战而胜之；比较而言，后者是一种更为深刻和持久的挑战。在18、19世纪，当时的统治集团不能应对人类文明转换所形成的挑战，结果导致中华民族急剧衰落与沉沦。1858年，马克思曾经批评中国清朝政府：“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马克思预言，“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8](P716)历史很快以一种非常彻底的方式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言。然而，马克思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在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人类文明转型的深刻挑战时，却能够采取与晚清时期完全不同的应对态度与方法。究其根本，缘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共产党人又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国情与时代，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开拓进取、继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与实践篇章。科学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就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继续承担好历史使命”，为了迎接挑战、战胜挑战，对民族复兴之路的又一次重要选择。
科学发展观牢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确立的现代化主题，强调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1](P15)但是，从发展到科学发展，又蕴含着理论上的贡献及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重要实践价值。
既然民族复兴本质上是要在文明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在发展中注意突出人的地位和价值，因为人类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相区别的根本之点正在于此；马克思社会主义“人的解放”目标(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内涵)对以往一切思想或主义的超越及其时代价值，也主要由此获得反映与表现。因此，“以人为本”思想主张首先是在价值层面真正体现了民族复兴本质要求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根本精神及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内在统一。其次，从推进民族复兴角度看，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内涵也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增强国家、民族以及全社会的凝聚力。在国内社会发展日益市场化、国际化的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且在实践中，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P15)这样做更有利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国家发展利益与具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协调与统一；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地区发展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协调与统一。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在世界文明体系中重新居有重要的位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复兴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离目标越近，发展进步中的不足及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就认识得更加清楚：从过程上看，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长时期的团结奋斗；从目标层面分析，人类现代化文明具有丰富内涵或多元特征，绝非工业化或简单的经济增长问题。
近年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进一步考察中国国情以及我们发展进步中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指导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通过“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6](P574)考虑到发展的效果最终要通过社会进步、通过人们生活面貌的不断改善获得体现与检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四位一体”的目标设计，要求把2050年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了取得长期发展的主动权和可延续性，提出发展的灵魂是“和谐”，目的是真正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9]为了“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9]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举措。
——“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抉择”；[10]基于这一战略性思考，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国家战略，主张走一条通过自主创新、实现重点跨越、支撑持续发展、引领未来进程的道路。
——着眼民族复兴大业，最近几年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以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为中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三面旗帜，逐步形成具有“全球战略”特点的外交布局；提出并积极推进“和谐世界”建设，从而在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向世界展示和平、文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为了更有效实现党对民族复兴的领导，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从而能够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和实践前列、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坚强领导核心。
总之，为了更好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1]
四、结束语
政党选择决定发展道路，发展道路决定民族命运。这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发展历史框架下具有普遍规律性质。然而，中国的发展又有其特殊性：第一，是在具有五千年古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实现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与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道路模式、发展目标不同，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探求、开拓民族复兴之路，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到科学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在这条道路上，2000年实现总体小康；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并全面实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小康”梦想；到2050年，中国不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稳居世界前列，而且社会发展面貌和广大人民生活也将达到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无疑将成为世界强国，中华民族无疑将成为对人类未来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民族。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到205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能够以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告慰为此而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过的一代又一代民族英雄、中华优秀儿女，而且能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告慰道路、主义的开创者们：
——邓小平生前反复告诫全党：只要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就可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只要“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2](P320)面对世纪之交世界范围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的浪潮，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趋势相一致的本质内涵贯穿于具体社会实践、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将以其成功实践向世界证明：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主义或思潮，才使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P10)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一旦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把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社会。目标的实现既意味着民族的复兴与繁荣，同时又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稳定和进步，这无疑是人类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另外，考虑到中国道路模式、历史走向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实现必将导致21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国际体系格局发生质的改变。
——马克思生前面对一些人歪曲他思想的行径，曾经感叹：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做无疑完全符合马克思创立的思想原则与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21世纪，由当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开拓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以巨大的实践成效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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