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道：大学去行政化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行政论文,大学论文,外儒内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首次以政府的名义表达了对于大学去行政化的积极态度。虽然在《纲要》中看到了“去行政化”与落实大学自主权的文字，但文本的明晰与近三十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并不足以打消社会的疑虑。据笔者的观察，学者的立场主要从学理上依据大学的逻辑与理念批判了大学行政化的种种积弊，呼吁大学组织学术性的彰显与学术权力的回归；大学校长们更多的是从实际办学的操作层面上思考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公众则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期待大多反映在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上，认为大学行政化的根源在于大学行政级别的设定上。可以肯定的是，在认定我国大学行政化这一基本事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谁也不赞成大学的行政化，只是在对大学行政化的内涵、成因、表现、后果以及去行政化的时间表、路径与方法上表达出了不同的立场而已。
目前的情形在于单纯地指责大学对于行政化的热衷与简单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都难以服众并立竿见影地取得成效，去行政化会让大学有重新边缘化的危险，而行政化的继续蔓延会让大学失去创新的活力，何去何从，大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那么，如何改善大学的现状，让大学“独善其身”、“超凡脱俗”呢？笔者认为，走外儒内道之路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现实策略。
一、行政化的大学与大学的行政
(一)大学行政的价值与对行政化的批判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20世纪90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笔者曾在2001年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来描述和批判大学行政化的现象：在我国，大学的科层化、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学的学术性在许多层次上被行政性所代替，造成了大学校园内“学术本位”与“官本位”的价值冲突；“学术意志”与“行政意志”的权力冲突；“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的利益冲突。行政权力的泛化使得大学校园活动主体的本末倒置，学术活动受制于行政权力，“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取代了“学术价值”这一校园的核心价值。更多的校园人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学术，追求的是“官位”而不是“学术真理”，而一定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诱惑使得部分学者放弃了对清贫寂寞的学术道路的追求。作为保障大学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系统游离于学术价值之外……学校行政系统积极性的高涨，对基层的学术工作是一种灾难而不是福音。[1]
近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大学行政化的趋势依然如故，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可否认，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是大学前进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车轮，大学组织是一个“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2]。对大学行政化批判的同时，切不可一起倒掉“洗澡的小孩”，否认大学行政的作用。大学中的行政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大学有其自身的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规范、组织互动、组织控制等，但并不是从大学的诞生开始，它就需要一个强有力而庞大的行政系统来支持的，中世纪大学产生时，大学内部的活动简单，其事务也主要由教师和学生处理，还没有分离出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来。随着大学走出“象牙之塔”日益走向社会中心，大学本身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地与社会方方面面进行物质、信息的交换，大学内部行政事务变得繁多而复杂，客观上要求学校有一套行政系统来处理大学的日常事务。外界也日益认识到大学的作用，要求与大学进行合作，大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以满足与外界互动的需要成为必然。同时，由于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也越来越多，政府建立庞大的教育行政机构并赋予它各种职能和权力，教育行政机构行使其职能和权力时，常常要求大学内部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与其衔接，贯彻教育行政机构的指令、指导等，这种情况强化了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从全球来看，到了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大学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入学人数爆炸”的现象。“数量增长的进一步后果是学术官僚机构的发展”[3]。毫无疑问，学术系统本身需要有更多的行政权力的介入，行政系统在大学的作用被强化了。
历史的实践证明，学术权力本身由于其权力主体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常常带有保守性，“行会式的学术权力模式，偏执和保守，排斥改革，在18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校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4]。在大学的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学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大学的事务完全依靠学术权力来处理已不可能，“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来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由教授决定”。[5]
(二)大学去行政化去什么
笔者无意否认，大学行政对现代大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也完全同意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在大学中矩阵组织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的判断，特别是在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今天，现代大学的运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支持和保障。但是任何权力都有局限性，权力的无度和滥用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导致失误和混乱。行政化的大学其表现恰恰在于：一是政府将大学作为其延伸的部门不加区别地对办学进行直接管理与干预，在职能与机构的设置上要求与政府职能部门一一对应；二是在大学的内部管理上，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得不到彰显，使得大学组织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行政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而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使命，大学组织的核心价值是学术至上，在行为方式上遵循的是事物的“规律”，崇尚的是“平等、自由”，信奉的是真理，追求的是学问，在思维方式上张扬的是“求异”。而行政机构是以“官本位”为核心价值建立起来的科层体系，在行为方式上遵循的是“规则”，崇尚的是“约束、效率”，信奉的是“权力”，追求的是社会的“地位”，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求同”。显而易见，大学行政化的结果是大学偏离了作为学术机构的价值，在组织特性上异化为政府的特性，导致了大学创造力的丧失。而行政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则对大学的制度、文化、传统、风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形成了大学决策活动中的制度和思维惯性，而且形成了校园人行为和处事中的“路径依赖”。
大学行政化的本质与关键不在于大学的行政级别，也不在于大学的科层结构，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组织理论都不会否定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与层次等级，等级与职能是组织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发展即横向与纵向分化过程，这是保证一个组织有效率的必要前提。亨利·明茨伯格提出的组织架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五个基本构成部分：技术核心、高层管理、中层管理、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可见层级与管理系统是组织必不可少的运行保障。[6]
因此，大学去行政化是去“化”而不是去“行政”，并不是把大学组织从国家与社会的等级序列中剔除，或者将大学内部的机构设置取消行政的称谓与等级那么简单，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此大学的行政化可以理解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彻底异化为行政机构，去行政化的目的在于把异化为行政机构的大学彻底地回归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这就必须要把泛化的大学行政权力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像伯顿·克拉克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在大学层次帮助管理者确定他们的情境，和在系统层次明确管理的定义。”[7]让每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知道和理解大学行政的真正意义，确立服务于学术的大学行政理念，并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已成为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现实要求。
二、外儒内道：大学发展的现实策略
在对大学行政化的讨伐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认为大学是行政化的主要根源，是大学的不自觉、世俗化造成了大学向权力的献媚与屈服。事实上，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外。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一个企业都讲行政级别的社会现实中，大学“被行政化”或更准确地说大学“被政府化”是情理之中的。不管大学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行政化”是大学当下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实策略，单纯指责大学一方是有失公允的。大学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的大学之中，但其根源却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在社会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现实土壤之中，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及现实基础。去行政化有赖于中国行政体制的整体改革，远不是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那么简单，单纯依赖大学的努力与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是不能奏效的，这将是一个渐进的、系统的、长期的过程。
那么，在当下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是不是就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有理想的大学从来都肩负着对社会的引领责任，大学通过自身行政化的去除以推动或加快社会行政体制的变革同样是新历史条件下的大学责任。现实的挑战与路径的选择都在考量着大学的智慧。笔者认为，医治传统与历史弊病的良药同样只能从传统与历史的精华与智慧中去寻求。中国大学的问题只能用中国式的智慧来解决，把抽象的大学理念放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也许更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外儒内道与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大学的科学发展在于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从大学的外在价值来看，大学要适应与引领社会的发展，从大学的内在价值来看，大学应提升教育与学术创新的能力。如何实现大学价值的内外统一，或许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思想——外儒内道是大学应对行政化策略的一剂良方，是大学发展的现实策略与追求的境界。
外儒内道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态度，也是我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从根本上说，对我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二者构成了我国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儒家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特色，道家思想则以自然、超脱为特色。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协调补充，可以说，“儒道互补”与我国思想史的发展相始终。“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以天下为己任，以功业为目标；另一方面又受道家哲学熏染，适时地采取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用儒家思想进取，用道家思想调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变动不居的人生道路上左右逢源，洒脱自在，始终不失精神依托。”[8]
这种处世哲学对现代大学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就大学而言，外儒强调的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外在价值，内道反映的是大学的理想追求与内在价值。大学首先要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这是生存的前提。儒家哲学思想以“和”为最高境界，崇尚“和为贵”，“家”与“国”是儒家的重要范畴，孔子也不反对“有国有家”者组成的等级结构，他肯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审美。前者是国，后者为家，也许在人类可以达到的视阈内，社会总是存在毋庸置疑的等级制关系，大学不可能脱离这样的社会结构而遗世独立，大学必须保持与社会良好的互动关系。然而，“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还曾经改变了它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9]大学必须保持适度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以引领社会发展。如果大学脱离社会现实，与世隔绝，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大学一味迎合社会，过分世俗化，就会失去面向未来的品格。
(二)儒家的刚健有为与大学的适应与引领
儒家是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参与现实政治，担当社会责任。大学再也不可能回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象牙塔”时代，现代大学发展的动力恰恰来源于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学必须适应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满足国家战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毫无疑问首先是要适应，包括文化、制度、理念等，但仅有适应是不够的，儒家还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大学应在适应中适度地超前并引领社会，“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所需要的(Needs)”[10]。
文化视野中的大学是一个具有民主价值的机构，在去大学外部行政化的过程中，大学能做的就是通过对未来公民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的教育与培养，从而建立社会的民主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民主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教育的文化传授必然要弘扬民主意识，为社会输送具有民主自觉的先进成员。因此，必须以社会共同利益为目标，用民主的价值来改造教育，用民主的思想来支配整个大学教育制度，以此来稳步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消除“官本位”的影响，建立有限政府，回归大学的学术性、主体性。
(三)道家的返璞归真与大学的行政理念
大学学术性、主体性的回归，大学有必要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中坚守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遵循道家提倡的返璞归真，高蹈远引，追寻大学的精神与学术的自由，顺应科学的规律与真理的秉性。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道家熏陶出了一批隐逸之士或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批判者，增强了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学需要有这样的境界并主动提升承担起这种责任的能力。
相对于外儒而言，内道要求的是大学的发展要合乎大学的逻辑，有理想的追求与对现实的超越，不断提升大学内在的知识价值与学术能力。什么是道，按照著名作家王蒙的看法是：“道就是‘到底’，也就是究竟”，“老子这个道就是来动员我们的智慧与思维，让我们进入‘究竟’与‘到底’，即进入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的”[11]。据此，大学之道的命题也即演化为大学“究竟”与“到底”是什么的命题，对大学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作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
笔者认为，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理论上缺少对大学“究竟”与“到底”的追问，而在于在大学内部行政运作中缺乏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约束、衡量的原则，大学内部的去行政化主要解决一个大学行政的“究竟”与“到底”的问题，即大学行政应遵循怎样的“道”来行使权力，也即大学行政的“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是什么。在大学，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其通过科研得以创造，通过学术工作得以保存、提炼和完善，通过教学和服务得以传播。毫无疑问，行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大学行政职能的发挥都必须以人才培养与学术进步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保障大学职能的发挥和大学理念的实现。因此，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应是大学行政的“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是大学行政的理念，是大学行政的价值所在。
(四)学术、学者、学科：大学之本位
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的大学行政理念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和在大学的行政活动实践中怎样加以贯彻呢？笔者认为，大学行政这一理念的体现与贯彻主要集中表现在大学行政过程中如何对待学术、对待学者、对待学科这三者的态度上。
首先，不仅仅大学的学者们需要确立以学术价值为核心的大学价值观，而且要让大学行政人员们同样牢固树立这种观念，使之成为他们从事行政活动的文化信念，并在实践中作为准则加以奉行。大学行政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制度文化的建设，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始终将学术进步作为出发点，强化学术信念，尊重学术权力，淡化行政利益，正确定位行政在大学终极价值实现中的从属地位，将有利于大学学术事业的推进。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从事大学学术活动的主体——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从根本上讲，大学的声誉来源于它的学术声誉，而学术声誉是由其作为学者的教师和所培养的学生所作出的科学贡献来决定的，绝不是大学中的其他什么人，这应该是容易理解的事实，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就任校长的上任伊始就指出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一切活动声誉取决于教授。因此，贯彻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的大学行政理念，就要求大学行政系统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以造就大师、造就名教授为己任。制度中的利益取向必须向学者们倾斜，对行政系统工作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通过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状况来考虑和判断，要摒弃大学干部队伍、师资队伍和职工队伍建设在同一层次上一起抓的平均主义管理理念。不可否认，仅仅有学者、教师对大学组织的构成和运作是不够的，支持大学组织系统的运行还需要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他们是大学组织系统这一有机体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一支更强的师资队伍，推动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末不能倒置，大学的终极目标不能淹没在大学组织的其他子系统的技术目标之中。
为了促进学术进步，实现学术价值，必须重视将学者们联系和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学科。学科是学者们赖以存在并更好地体现学术价值的组织形式，在大学系统内，是学科承担了大学的三大职能，它是表现大学本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因此，学科是大学的细胞，要给予学科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在大学治理中的合法性参与。
大学的儒道会通，内外融通必须有一个实现的机制，笔者认为就是遵照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建立起大学治理的内外部结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制定大学章程，章程是所有大学利益相关者的一个共同约定，在这个章程里，政府和学校都是独立的法人，都是主体，都要遵守这个章程，这样大学办学有了一个“防火墙”、“护身符”，避免了政府对学校无限的干预和权力扩张，以此来实现大学的主体性。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了这种“入世而又出世”的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12]外儒内道、儒道互补的大学策略让大学“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13]，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在适应社会中引领社会，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在纷繁的世界中醉心于学术。使大学既入世又不失去大学的特质，既有治平之志与现实精神又不失超旷适足之学术襟怀，在投身社会的同时，保存一片属于知识的天空与泛舟学海、穷理尽性的大学理想。外儒是内道的实现与表达，内道是外儒的基础与依据，外儒内道的大学发展策略、其最终旨趣在于在现实的形态上会呈现出由儒家尊崇，却由道家首创的“内圣外王”的大学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