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称为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理解，也不可避免地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
（注：Lucian W.pyc and sid ney Verba,cd:PoliticalCalture andPolitical Dovelopment,princento University Press,Princenton,1965.）。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那么，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的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是：“传统”是“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
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想为核心，其特征是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在我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儒家政治文化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在经数千年及各种内忧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现实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等等。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
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自觉（内圣）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含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以此为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拔苗助长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2.“义利之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实际是“公私之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国家利益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定、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含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这两种“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的位置，充满了对人的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意义上的人才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融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先进》）。因此，在中国对人事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所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因素，但更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能动地适应与遵循的积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既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及意义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重大变化。政治文化稳定，则政治关系稳定，政治体系就巩固；政治文化不稳定，则政治关系不稳定，政治体系就容易发生动摇。我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系现有的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以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系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义，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
因此，我国当代政治文化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们无论是在政治的制定之时还是执行之时，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意义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传统本身确有许多落后、僵化、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进步的东西。“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我们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今天，我们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研究和分析，是想从历史角度分析、研究当代政治制度、政治行动、政治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政治的认识，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并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版。）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发展， 是对我国政治主导型体制的根本改变，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猛烈冲击，只有观念的转变和解放，才能带动生产力的彻底解放。党的十五大继续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将发生更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是既融合又对立，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就是这种碰撞的典型范例。今天的一切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未来的发展无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横向比较，而且更需要纵向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我们终将不能摆脱传统政治文化对我们的深刻影响，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不断吸取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们提出并研究、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