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乡村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曾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与活力。他们殚精竭虑、躬身力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乡村教育的方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实验实践活动。但最终的实践证明，试图通过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他们的理想一个个都破灭了。斯人斯事已逝，然而今天抹过历史的尘烟我们依然会发现，六七十年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依然是一朵绚丽的奇葩。关于乡村教育运动前人研究已然很多，本文拟就乡村教育特别是教育家教育思想及理论的形成做一历史回顾，试图在历史的回顾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与借鉴。
一、濒临“崩溃的乡村”
——中国乡村悲惨的命运
（一）物质的贫困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由于政治体系紊乱而导致的水利失修，人为破坏，致使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不断肆虐农村。地主的盘剥、兵匪的劫掠、官府的苛捐杂税、老天的旱涝飞蝗，所有这一切，使农村生产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贫困化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研究，农村的农民整体生活在贫困线上[1]。一旦遇上灾匪兵荒，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田园荒芜，茫茫千里，鸡犬不闻。1928年至1930年，陕西一省外逃农民即达723万之众。1931年，全国3/4的县发生大水灾，泡塌房屋占原有房屋的45%，农民流离失所者达40%。1935年，据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22省1001县调查，全家离村的农户达192万户，占总农户的4.8%[2]。
（二）精神的贫困
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整体说是纷繁多变的。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张勋搞的复辟、袁世凯的称帝，乃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短短的十来年中，闹剧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然而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旧的思想虽被打破，新的思想信仰却并未树立起来。革命、民主与科学于农村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影子。美国学者奈特·毕乃德曾撰文称，“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中国的特征是意识形态的混乱”[3]。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会出现这样的精神贫困呢？要知道，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中国农村也曾以“耕读传世”而著称。农村，历来是社会的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近来不断有学者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做出研究，研究表明，造成20世纪初中国乡村精神贫困的原因部分在于科举的骤然废除与新学堂的仓促建立。科举制的急忙废止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一次最重大的文化断裂[4]。在科举的时代里，由于有科举的阶梯，农村和城市有着有序的人员流动，科举是造成社会科层流动的动力之一。一俟科举废除，新的学堂接替了旧式科举的任务，众多读书人都以进入学堂作为进身仕途的阶梯。然而取法欧美的新式教育及其教育内容却并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如梁漱溟所言：“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人于城市，提高他们的欲望而毁灭他们的能力。”[5]在教育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乡村的读书人纷纷离去，有钱的出国留学，其次的进了都市，再次的也去了城镇。
这样，政治的恶化，经济的破产，文化的流失，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好似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奄奄待毙，中国的农村的确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中国的出路在乡村教育”
——先知的觉醒
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濒临崩溃，然而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成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他们对于中国的乡村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批判，都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乡村教育”。
黄炎培1921年在《〈农村教育〉弁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乎？吾敢断言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6]对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7]，“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8]。晏阳初说：“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9]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他们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这就是：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梁漱溟在经过对中国乡村的考察后强调说：“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此之问题解决唯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5]在众多的乡村教育家中，余庆棠可谓是闪亮的一位，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从自己的调查和研究着手，指出中国农民的缺点（缺乏知识与技能；缺乏心理的交通；缺乏组织能力；缺乏创造的精神）和优点，对于农村教育、农村的振兴具有热切的期盼。她认为，“吾国是以农立国，而农民又占中国人口的最多数，所以中国农村衰落与农村经济崩溃，就是全国经济的崩溃。要救济农村衰落与经济崩溃，要从行政上着手。行政分为普通行政与教育行政……希望此后政府注重乡村教育，增进农业教育，实行劳动教育，使个个农民都受教育，使个个学生都劳动化……如果有一百万以上的同志，能够个个都到乡村里去，那末，全国二三十万的乡村，在有智识者的领导之下，尽量的可以增进他们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10]
三、成长的足迹——乡村教育理念的形成
先知并不是天生的，他们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他们的乡村教育理念是如何形成？对这一历史问题进行考察，或许会得出些有趣的发现。
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理念最早始于一战时期在欧洲战场上教习在法华工识字的活动。1918年6月到1919年6月间，晏阳初响应美国青年战时工作会的号召，到欧洲战场上为华工服务。服务期间，晏阳初深感在法华工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于是在华工中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识字教习活动，正是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奠定了他后来乃至一生的教育信念与理想。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一段，正是我一生事业的开端”[11]。1920年，晏阳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虽然他还可以继续在美读书，他却决定回国。他说：“美国的富裕和民主，更使我深惭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和安乐社会，非一举可成，而当从基层做起，扫除文盲，普及教育。”[12]正是从此时开始，晏阳初已树立起“普及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那是一个惶惑动荡的年代，旧的制度和观念在解体，有志之士纷纷想在新时代中一显身手”[12]。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理念的真正形成较晏阳初晚，尽管与晏阳初相比，陶行知更早从事教育学习与研究——他于1914年到1917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曾系统学习教育管理课程并通过教育博士考试。陶行知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可追溯到1914年，当时陶行知就读于金陵大学。陶行知以《共和精议》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在其毕业论文中他指出“共和之险象”非“共和之罪”，而是由于“人民之愚昧惰性”、“程度不足”，挽救共和的希望在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3]这可以说是青年陶行知教育救国理想的系统表述。陶行知学成回国后，曾先后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职任教，还在《新教育》杂志任编辑，中华教育改进社任干事。1919年至1921年杜威在华期间，陶行知更是鞍前马后为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而奔忙。正是这一时期，陶行知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接触了科学的教育方法，为其教育理念的成熟奠定了基础。1923年，陶行知经朱其慧介绍认识了晏阳初，随后即回到南京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改进社。随后陶行知和晏阳初等人组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晏阳初为会长，两位乡村教育的领军人物终于走到了一起，从此，乡村教育运动便拉开了帷幕。“回到乡村，到农民中去”，陶行知终于找到了自我的目标。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14]这可以说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形成的真实自白和宣言。
梁漱溟在乡村教育活动中是位后来居上者。他的乡村教育活动起步较晚但是功效显著，影响也大，与晏阳初并列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家之首。其实，纵观梁漱溟坎坷的一生，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做一个教育家，他的理想目标几乎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要做一个政治实践家。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活动的性质来看，他所倡导实验的乡村教育更多的具有政治改造的意味，其本人在后来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然而，无论主观愿望与否，梁漱溟毕竟将其毕生的大多数精力与时间用在了教育上，特别是乡村教育运动中去。作为乡村教育的一支，梁漱溟必定有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与上述晏阳初、陶行知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梁漱溟不曾入过教会学堂，亦未曾出国留学，且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1917年，蔡元培聘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积极阐发儒家思想。直到1921年发表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才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对中西教育进行比较，较为系统地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1921年末，梁漱溟应邀分别前往山西和山东演讲。在山西的讲题是《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在山东的讲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两度演讲中，梁漱溟从东西教育的不同，论及东西方文化之异趣。由此，判定中国教育在面对西方化对东方的“节节斩伐”下如何保持“自我”应持的基本态度。“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5]。梁漱溟通过对东西方的教育模式、教育目的的分析和研究，基本认定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是步趋西方之后，而是重新回归到中国本来的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曹州办学，筹划创办曲阜大学。拟“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暨文化之各方面作一番研讨昭宜的功夫，使它与现代之学术思想接头，发生一些应有影响和关系。”[15]由上可以看出，当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已做好乡村教育观念转变的时候，梁漱溟仍然视教育为保存、发展中华学术之工具，还不曾转到乡村教育上来。然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转变也是迅速的。1924曹州办学未获成功，梁漱溟回到北京与熊十力及德国人卫西琴共办私人讲学，共读共研。1926年9月，在北伐运动的感召下，梁漱溟南下上海、南京、广州考察中国的政局，并赴江苏徐公桥、南京晓庄、河北定县考察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的乡村运动事业，深感民族的唯一出路，全赖乡村的兴盛，只有替农村寻求到新的生命，才能为中国的全社会找到新的生命。1928年梁漱溟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讲演时说：“所谓乡治者，是我认为我们民族的前途的唯一出路；因为构成中国社会的是一些农村……设或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寻求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希望从中国的新生命里去求农村的新生命。我的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办法。”[5]正是这一认识，成为梁漱溟毕生奋斗的目标。
四、信仰的皈依——一个有趣的考察
在考察乡村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时候，我们会问，究竟是什么内在的、隐性的东西促成他们形成了这样的理想与信念？是什么来支撑他们这样殚精竭虑地投身于艰苦的活动实践中去？在研究中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他们的信仰——早期成长中的信仰因素。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这里我们做一简略的回顾与比较。
晏阳初，童年时生活于巴中基督教教风颇为浓郁的气氛中。父亲曾受巴中福音堂聘请，担任华文教师，常携晏阳初出入教堂，晏阳初颇受西籍传教士喜爱。13岁在教会创办的西学堂求学，师从英国传教士肄习西学。1904年，晏阳初自发地领受洗礼，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1907年，晏阳初在西学堂毕业，到成都华美高等学校进修，在华美高等学校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位成都的传教士史梯瓦特。晏阳初曾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着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关系我以后的生活和思想发展”[11]。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是晏阳初人生观的重要形成时期，他在香港大学选择的专业是文科的政治系，在当时是并不被看好的专业，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内中亦有其基督教的因素在。晏阳初在《九十自述》中阐述道：“香港的环境和个人的经历，使我深体国弱民贫的悲哀。如何育民、富民以为强国之本，这大问题往往萦绕我的脑际。这问题牵涉很广，国民经济和政治组织是其中的大端。要想负起改造中国的责任，必须具有政治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一向相信事在人为，而且基督教的战斗精神和积极的人生观深入我心。”[11]如果抛开早期教育思想研究的局限，纵览晏阳初的教育实践活动，从20世纪20年代到60、70年代，晏阳初的教育活动一直与基督教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上我们不难看出，晏氏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活动与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战斗精神”有着极深的渊源。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古城徽州城西，当时徽州城里设有耶稣教内地会。陶行知的父亲为会员，母亲因家境困难到教堂帮佣。教会所办崇一学堂的校长英人唐俊贤见陶行知聪明勤学，免费让其入学。1909年陶行知经由唐俊贤介绍考入南京汇文书院，1911年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读书期间，基督教教义的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3年，由于办大学的传教士教职员的引导，他自己又读了简克斯的《耶稣生活与教导的政治与社会意义》，陶行知受洗入教[16]。在陶行知的成长过程中深受基督教的教义、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思想信仰的影响。那么，陶行知的受洗入教究竟在其教育思想形成和教育活动中占多大的成份，受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美国学者休伯特·o·布朗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皈依基督教福音的影响”。“毫无疑问，陶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但却是略似太阳的引力使掠过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发源头和归宿是在别的地方。”[16]
梁漱溟曾称自己“二十学佛”。1911年，梁中学毕业后，到《民国报》当记者。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有机会熟悉了许多政治人物与事件，为他认识社会提供了不少帮助。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梁漱溟内心痛苦不已，遂生遁世思想，曾两度自杀未遂。旋醉心于佛家，潜心研究佛学。写成《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各家学术，而独崇佛家，纵论出世主义哲学。纵观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与活动，梁早期所沉醉的佛学是否与其有渊源呢？回顾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和活动，我们会看到真实的一面。在1921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大讨论提供了新的独特的视角，也奠定了他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地位。在该书中，梁漱溟通过对东西文化的历史考察，构建了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7]。这三种文化无所谓好坏，只不过走的路向不同而已。按照他的这一文化发展程式，梁漱溟认为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必定是中国文化经过现代化改造以后的复兴。正是基于早年的自学西学，醉心佛学以及融会中学，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育理论与思想，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撷取奠定了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念。那么，梁信仰的皈依在什么地方呢？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如果我们称儒学为“儒教”的话，梁漱溟也可谓有着宗教信仰的皈依了。
五、思考与启示
（一）乡村教育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80%人口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同时，农村教育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指出：“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我国12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广大农村人口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大问题。”
（二）教育的活力在于创新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之所以轰轰烈烈，各具特色，在于教育家因地制宜的创新活动。黄炎培主张用职业教育振兴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陶行知改造乡村的理论结构是：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教师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以乡村自治作为改造乡村组织的保证。晏阳初的思路是：通过“平民教育加乡村改造”，实现“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三发”原则：发现、发明、发扬——开发农民的智慧。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要建起新的乡村文化礼俗，恢复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风格迥异的乡村教育运动留给我们今天最大思考即在于其创新性。当今中国的农村教育如何呢？曾有人戏言，“一样的教材，一样的标准，甚至一样的作息时间表”。殊不知在偌大的中国，由于地域性的差异，各地有其特殊的地方特点，教育要发展，必须要因地制宜。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客观上已经造成东南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差异，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如果硬性采取“一刀切”的教育方针，一定会挫伤地方发展教育的积极性，阻碍教育的正常发展。那么，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在哪里？答案在于创新。2002年9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关于教育创新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进行教育创新，首先要坚持和发展适应国家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三）信仰与追求——教育家成长的基石
回顾乡村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理念，我们不难看出，崇高的信仰与不懈地追求是成就教育家的基石。为了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陶行知曾立下宏愿：“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叫中国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新生命。”[7]晏阳初终生从教，推广平民教育，影响波及全球。早期的这些教育家的这种悲天悯人的奉献精神，他们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于信念的不懈努力，给后来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凡是有志于教育改革、教育探索、教育实践创新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从这些教育家的身上得到有益的启发。
历史是一脉蕴涵丰富的富矿，笔者对于20世纪初乡村教育家教育思想形成的考察仅仅是掬富矿之一抔，更深更广的探索仍有待进行。对于乡村教育的更深层的研究必将带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