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一桩未了历史公案——二战期间教皇是否同纳粹狼狈为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狼狈为奸论文,公案论文,教皇论文,一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因其祸害的广泛性和破坏的严重性而始终备受世人关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场景使人们难以忘怀，作为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痕深深铭刻在几代人的心灵里。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及对于它们的看法却存在着诸多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由于以往因种种原因被当作密件的档案解密，对许多“史实”的认识或是更进一步，或是有所改变，从而提出新的看法或质疑；另一方面也不乏以所谓“集体记忆”的名义，大做翻案文章，逃避或者推卸历史责任，迎合现实政治或其他需要的事例。因此，20世纪尽管已经结束，但它许多未了的历史公案作为悬疑将令人遗憾地进入新的世纪，有待人们进行新的解读和破译。在诸如此类的公案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马天主教皇庇护十二世及梵蒂冈教廷同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关系及其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罪行的态度，因其特有的扑朔迷离色彩和政治敏感性长期争论不休，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中揭露出的许多内幕和疑问颇为发人深省。
一、一部戏引发的历史争论
1963年，德国柏林上演了剧作家罗尔夫·霍希胡茨的一部新作《天主代言人》，引起轰动。不久，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在同年和翌年相继公演了该剧。这部戏的主角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庇护十二世本名欧根尼奥·帕切利，1876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为教廷服务的世家，1899年受神职，不久就进入梵蒂冈教廷的特别教务部，即教廷的公共关系部从事外交活动。1917年作为教宗代表驻节巴伐利亚的摩纳哥（即现今德国慕尼黑）。1929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翌年，出任教廷国务卿。1939年3月2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当选为教皇，直到1958年去世。因此，庇护十二世不但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作为教廷的高层人物和首脑负有决策的直接责任。霍希胡茨的剧本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及教皇对此的态度为主线，在第一场中通过一个亲眼目睹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用煤气室集体屠杀犹太人暴行的幸存者库尔特·格尔斯坦之口，述说他曾经将所见所闻告诉当时驻柏林的教皇代表奥尔森尼戈大主教，而奥尔森尼戈似乎知道他所见的一切，但拒不通报教皇。随后，格尔斯坦的一位传信人终于抵达梵蒂冈，并且觐见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然而，在该剧第四幕中首次出场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对于传信人报告的纳粹暴行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和冷淡态度。霍希胡茨在剧中所描绘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形象是一个毫无心肝、贪得无厌、苟且偷安的小人，他讨厌西方，亲近纳粹德国，惟恐教廷的投资因盟军空袭意大利工厂而受到损失。戏中的教皇一心想着如何利用出售自己的某些投资的好处来影响美国人，希望美国人能够阻止盟军对罗马进行轰炸。当他听到关于波兰的死亡集中营的报告时，却背过脸去，装聋作哑。而就在格尔斯坦的传信人向教皇陈述并请求援助之时，发生了罗马的犹太人遭到围捕的事件。这一巧合把剧情推向了高潮。霍希胡茨用席勒式的无韵诗写成的这个剧本，很快就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当时欧美民间关于教皇乃至整个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光彩行为的街头巷议依据，即使许多人并没有看过这出戏或者读过剧本。
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人们就对教皇和教廷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签订的协议及面对德意法西斯暴行所持的沉默态度提出过质疑。例如，法国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在一本关于纳粹法西斯主义及其屠杀犹太人罪行的著作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听到教皇“用明确而清楚的语言，而不是用含沙射影的外交辞令来谴责杀害这无数‘主的兄弟’的暴行”。他还认为：“诚然，占领军拥有不可抗拒的镇压手段，所以教皇和教廷的沉默并非是令人不安的责任问题，据说只是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但这并不排除如此大规模的罪行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所有保持沉默的目击者，不论他们沉默的原因是什么。”莫里亚克的言论说明即使是在天主教知识界内部也要求教皇和教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错误行为有所反省。但当时在以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中，对于一向以激烈对抗“红色危险”著称的庇护十二世的喝彩声掩盖了几乎一切。
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58年去世后，随着60年代国际论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反思和研究的加深以及天主教会内部要求改革呼声的日趋强烈，教皇和教廷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以更加敏感和尖锐的形式被提了出来。霍希胡茨的剧本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大获成功，不但在广大观众和文学艺术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反响和共鸣。事实上，霍希胡茨的剧本提出的不仅仅是对于教皇庇护十二世的道德判断，而且包含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纳粹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里屠杀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大量战俘、被占领国家的反抗者和普通百姓，其中包括许多天主教徒。特别是对于像波兰那样同教廷有着十分密切的传统联系的天主教国家，纳粹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清洗。其中，不仅有大量天主教徒，而且有不少教士惨遭迫害。即使在教廷的所在地罗马城，居住在离梵蒂冈仅几百米之遥的犹太人也被法西斯驱赶进集中营。面对这一切，作为教会和教廷首脑的教皇为何无动于衷？相反，对于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到佛朗哥和萨拉查那样的独裁暴君，教廷或是公开支持，或是关系暧昧。凡此种种，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疑问不仅存在于普通人的心目中，而且也困惑着许多正直的天主教徒。但是，在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支配下，教廷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们始终对此讳莫如深。争论在所难免。
二、从艺术虚构到史实论证
霍希胡茨的剧本《天主代言人》作为艺术创作，难免有历史虚构的成分。例如，戏中作为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见证者的格尔斯坦，事实上从来没有同当时教皇驻柏林的代表奥尔森尼戈见过面，自然也没有过戏中所描述的长篇谈话。但重要的是它以最大众化的形式提出了人们心头的疑问，打破了沉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注意和热烈反响。正是在该剧的影响下，1964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这本书的作者邵尔·弗里埃德兰德尔生于1932年，是一个研究纳粹时期的历史学家，他的父母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战争期间他本人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幸存了下来。弗里埃德兰德尔承认自己的著作得到霍希胡茨剧本的启发。《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更多地强调让可信的历史文献本身来说明问题。其主要依据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给希特勒政府的秘密报告。正如弗里埃德兰德尔在该书结论中十分谨慎地指出的，这些文献表明：“教宗看来对于德国有所偏爱，而且这种偏爱并未因纳粹制度的性质而有所减弱，对此教宗在1944年之前并不讳言。”弗里埃德兰德尔希望梵蒂冈能够开放自己的档案，以期通过“同梵蒂冈档案中的相应文献进行对比”，来检验他本人著作所叙述内容的真伪。弗里埃德兰德尔的这部著作很快被译成英文，于1966年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
迫于舆论的压力，教皇保罗（天主教会通译为保禄—译者注）六世在1964年下令一个耶酥会学者小组着手编辑整理梵蒂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献，并尽快出版。从1965年到1981年的数十年间，在《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这个总标题下，共发表了11卷档案。除了第一卷用英文发表，其余10卷均以文献原文并附法译文出版。从表面上看，用这样的形式发表的文献似乎很符合学术规范，应当是可信的。但是否包括了全部？在关于庇护十二世的文字战正酣的氛围下，某些不利于教皇的文件是否有可能被梵蒂冈故意隐瞒或者抽掉？尽管梵蒂冈和文献的编录者信誓旦旦地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但事实对此提出了挑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瑞士担任整个欧洲情报协调人的杰拉德·里埃热在其回忆录《永不绝望——为犹太人和人权服务60年》（1998年出版于法国）中指出，梵蒂冈出版的文献集里缺少他于1942年3月18日让教宗驻伯尔尼代表菲利浦·贝尔纳迪尼转交梵蒂冈的十分重要的备忘录。里埃热写道：“我们的备忘录揭示了许多天主教国家或者具有广大天主教居民的国家，如法国、罗马尼亚、波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等的犹太人的灾难性情况……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有逐一详细说明。我们当时有可能显示纳粹旨在消灭整个犹太民族所采取的措施。”而梵蒂冈发表的文献集表明，梵蒂冈教廷收到了里埃热及其同事里查德·利希泰姆的备忘录，并且保存在其档案中，其内容在该文献集第八卷的一则关于“反犹主义措施”的脚注中轻描淡写地被提到，但文件的原文被删除了。里埃热强调指出，他们在备忘录中特别提到“在若干这样的国家里，政治领导人乃是很容易接受梵蒂冈引导的天主教徒”。但遗憾的是只有斯洛伐克的总统、天主教神甫约瑟夫·蒂索似乎在梵蒂冈干预下“缓和了反犹政策”。因此，里埃热希望梵蒂冈公布其保存的有关庇护十二世和虐犹的全部文献。
在梵蒂冈陆续出版其文献集的同时，争论仍在不断发展和深入，一系列的有关著作相继问世。对于庇护十二世进行批判和指控的著述，主要着重于发掘新的材料来证明教皇和教廷对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不仅知情，而且以保持沉默来表示默认和纵容。例如，1964年在纽约出版的龚特尔·列维的《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一书，着重指出不论教廷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和辩解，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保持沉默，在道义上也理应受到谴责。他写道：“天主教神学家们为基督教会的谨慎与一个基督教徒的懦怯之间的分界线而长期争论不休。这种界线往往是很难划定的，尽管面对犯罪保持沉默可以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之类的诡辩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寻求划定这种界线的艰巨任务。有时不认罪反而会加重道德的负罪感。沉默是有限度的。”曾经当过神甫的意大利记者卡罗尔·法尔科尼则在其《庇护十二世的沉默》（意大利文本，1965年；英文本，1970年）一书中根据纳粹在克罗地亚的累累罪行的大量文献资料，认定教皇庇护十二世完全了解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什的暴行，但他不置一言，无动于衷，以此来表明他对法西斯制度的认可。法尔科尼写道：“梵蒂冈当时消息十分灵通……人们不断迫切要求教皇表态……凡此种种，毫无疑问不利于为庇护十二世的矜持和沉默辩护。”同时，他怀疑在这方面“有着不可预言的秘密”，并表示希望“其他人能够尽快步其后尘，利用我发现的线索，获得更好的成果”。另一位研究者罗伯特·卡茨的著作《黑色安息日》（1970年）从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占领罗马期间所犯的虐犹暴行的反应着手，来研究教廷与纳粹的关系。卡茨认为，越是深入研究这种反应，越是相信教廷应该对此作出回答。他运用德国著名女作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关于第三帝国每个公民包括犹太人社团在内都是纳粹的不同程度的同谋犯的论点，强调罗马犹太人遭流放的案例揭示出的内容远远不仅限于纳粹暴政的说法。这个案例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以往在罗马被信以为真的事情的真相，也清楚地说明了层层黑幕和其间的每件事情。在欧洲没有一个人，不论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生活在20世纪社会所创造或传递的价值体系之外”。因此，卡茨得出的结论是庇护十二世的矜持不啻同纳粹制度狼狈为奸，而纳粹也投桃报李，作为对这种沉默的报答，表面上尊重梵蒂冈及其在罗马周围的主要机构的特殊状态。为了保护制度化的天主教会，庇护十二世不惜牺牲半数犹太人的生命。卡茨的这种论证引起庇护十二世亲属的极大不满。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死亡在罗马》被意大利著名导演卡尔罗·蓬蒂改编成电影公演后，庇护十二世的姐妹和外甥以污蔑罪把他告上法庭，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针对上述指控，出现了一系列以这样或那样方式为庇护十二世辩解的著述。综观这些著述，其论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强调教廷对于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的所谓“中立”政策，因此不能轻易表态。比利时学者克萨维埃·德蒙特克洛斯在《面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基督徒——极权的考验（1939～1955年）》一书中（巴黎，1983年）认为，那个时期梵蒂冈外交政策的基调之一乃是“和平的渴念”。也就是说，教廷当时竭力避免有偏袒交战某一方之嫌的表态，从而保持有可能作为双方调停人的中立立场，以有利于停止战争，结束一切暴力和恐怖。充当各国政府之间的理想的调停人，历来是梵蒂冈和教皇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信念。不介入各国之间的争端，不偏不倚地在它们之间进行斡旋，这几乎是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的梵蒂冈教廷的怀旧情结。在教廷和教皇看来，从1939年开始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需要这样一种超国家权力来发挥不偏不倚的仲裁者的功能。这样的理念十分明确地见诸于庇护十二世和先后出任教廷国务卿的加斯帕里和塔蒂尼的许多言论之中。例如，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波兰教会和主教们强烈呼吁教廷公开表态，谴责纳粹暴行。教廷对此的反应是坚持不发表公开声明。塔蒂尼在当时辩解道：“首先，教廷以某种公开文件来谴责和抗议如此多的不公正行为，看来是不适宜的。并非是因为缺乏证据，也并非是因为这样的谴责不属于教廷（作为自然法的最高维护者）的权利和义务范围，而是现实的种种理由要求——至少是现在——避免这样的公开声明。事实上——鉴于当前的环境——教廷的某种公开谴责很可能被冲突的一方广泛用于政治目的。而且，感到受伤害的德国政府毫无疑问可能会做应该做的事情，亦即进一步加强对于波兰天主教的迫害，从而用一切方法阻止教廷同波兰主教团有所接触和实施现在可能完成的——不论其形式多么微弱——仁爱行动。”
惟其如此，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德列亚·里卡尔迪在《教皇的权力——从庇护十二世到约翰—保罗（天主教会通译为若望—保禄）二世》（罗马—巴里，1993年）一书中认为，不应把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或者战争恐怖保持沉默的历史责任归咎于庇护十二世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在屠杀犹太人事件上，美国的政策本身有纵容之嫌，也应负多方面的责任。当时的环境要复杂得多。教皇庇护十二世没有选择直接捍卫人权的途径，而是选择中立，从而使教会成为一个避难空间，要求各地主教团肩负起直接的责任，以利于和平，构建结束战争的道德和政治条件的框架。这种态度是同梵蒂冈的外交传统完全一致的，虽然直到战争结束之时不能不说这种政策和态度是失败和不得人心的。
另一类辩护观点是强调面对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教皇和教廷本身也是岌岌可危，如果发表公开声明对纳粹暴行进行谴责，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可能使事态更加恶化。从实际效果来看，教廷的沉默反而使各国的教会成为犹太人和其他受迫害者的名符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例如，恩格尔－雅诺西的《在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梵蒂冈》一书（佛罗伦萨，1973年）就是此类观点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他强调需要以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来解释教皇的政策。恩格尔－雅诺西写道：“存在着说明庇护十二世的‘外交’方式极为有效的某种令人惊异的证明：由于这种方式在罗马将近90%的犹太人能够得到拯救；而在局势有所不同的荷兰，那里圣俗人员反对纳粹暴政的公开抵抗比较激烈，却有79%的犹太人殉难。”即使一些犹太人作者也持这样的观点，例如曾经当过以色列驻米兰总领事的E.拉皮德在《最近三任教皇与犹太人》（伦敦，1967年）一书里强调，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犹太人的帮助比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道主义组织都多。根据他的计算，庇护十二世直接或者间接地拯救了86万犹太人的生命。
第三类辩护观点是强调庇护十二世和教廷的沉默同反犹主义没有关系，而是出于这位教皇个性怯懦。例如，英国学者瓦尔特·拉克尔的《骇人听闻的秘密》（伦敦，1980年）一书一方面表示坚信梵蒂冈通过“高层组织与十分广泛的国际接触”，“比欧洲其他任何机构消息更加灵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计划不可能不知情；另一方面又申述教廷之所以不公开表态，乃是庇护十二世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位英国神甫和历史学家写道：“这种情况也许是怯懦所致，而非反犹主义。如果说梵蒂冈连对于数以百计的波兰神甫也没有能伸出援助之手，听任他们惨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么企望它为了犹太人而表现得更加勇敢和积极，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同样的意义上，英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欧文·查德维克在《二战期间的英国与梵蒂冈》（剑桥，1986年）一书中认为：“庇护十二世远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我是想说，意味着冷血和毫无人性）外交家，而是我有幸在漫长的一生中见到的最有热血人性的、仁慈的、富有同情心的（而且也是圣徒般的）人物。我深知他那敏感的人性尖锐地不断体验着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痛苦的全部悲剧，他会毫不犹豫地准备为人类免遭其后果之害而乐于献身。而且，这同民族和信仰完全无关。但是，他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呢？”在查德维克的笔下，庇护十二世的形象虽然生性怯懦，但敏感而高尚，其所作所为无不怀着善良的动机，无奈陷入了一个无法预料的困境之中，进退维谷。
尽管存在着不断的争论，梵蒂冈教廷却一直在为庇护十二世“封圣”进行积极准备。为庇护十二世“封圣”的过程无论在教会内外都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行动。如果庇护十二世的“封圣”能够如愿以偿，那么庇护十二世的政策将得到明确的肯定，不但认可了现代教皇权力意识形态，而且为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大战时期的举动抹上了圣光。这个动议始于1964年，当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主张教会改革的神甫们提出一项动议，起立鼓掌要求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筹备和组织者、刚刚去世不久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封圣”，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绕过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过长的封圣过程。这些神甫将此视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改革精神的体现。当时的教皇保罗六世为了阻止这个动议的实施，通谕由教廷册封圣人部正式启动同时为前两任教皇——庇护十二世和若望二十三世封圣的准备工作。由圣方济各会负责为若望二十三世立传，而耶酥会则负责为庇护十二世立传。尽管正式的“圣传”还未面世，但“教皇永无谬误”的原则似乎依然是不可动摇的。这从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关于庇护十二世及有关争论的多次表态中已见端倪。约翰—保罗二世虽然在改善教廷同犹太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若干主动步骤，曾两次访问罗马的犹太教会堂，并在其1998年3月12日发表的《我们铭记不忘：关于大屠杀的反省》的讲话中为基督教反犹的历史表示忏悔，但同时又为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竭力辩护，声称庇护十二世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道歉，他所做的一切皆光明磊落，值得自豪。约翰—保罗二世说道：“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外交睿智，在许多场合得到富有代表性的犹太人组织和人士的公开承认。例如，代表意大利犹太人委员会的约瑟夫·纳坦博士于1945年9月7日发表声明：‘无论如何，我们承认教廷和执行教皇指示的基督教善男信女们清楚地认识到是他们的兄弟在遭受迫害，他们努力而无畏地急忙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全然不顾他们面临的可怕风险。’”
三、“希特勒的教皇”
1999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题为《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的书，再次激起争论的波澜。该书作者约翰·康韦尔是英国剑桥大学耶酥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曾经发表过《夜间窃贼——约翰—保罗（天主教会通译为若望—保禄）一世之死》等揭露天主教会内幕的书籍，并为《伦敦时报星期日周刊》等报刊撰写有关教廷和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专栏文章。康韦尔在其新作《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中不是就事论事地来谈论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沉默”，而是从这个教皇的一生主要经历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所作所为和一贯思想倾向，来剖析其固有的泛德意志和亲纳粹情结，以及反犹主义情绪。简而言之，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他作为梵蒂冈的著名法学家竭尽全力来树立空前的教皇集权意识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驻慕尼黑和柏林的代表，利用狡诈的思想讹诈在德国确立梵蒂冈教廷的权威；1933年，他同希特勒达成“帝国协定”，保证纳粹上台不会受到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德国天主教社团的反对，从而把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交到了法西斯手里。康韦尔在书中强调，历史学家们至今只是把焦点对准了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持“沉默”态度这一枝节问题，但实质上一系列确凿的证据表明，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举动绝非偶然，乃是同他不择手段地为加强教皇权力而纵横捭阖的整个生涯联系在一起的。
康韦尔的上述基本论点自然触到了教廷的痛处。《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出版后不久，梵蒂冈的多卷本文献集《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的主编者之一，即耶酥会神甫布列就在1999年9月17日的法国《费加罗报》上以《一个反教会的阴谋》为题著文批驳，断言该书的立论毫无根据，属于“苏联人遥控的来自东方的关于庇护十二世的黑色传说”，纯系无稽之谈。在同一期《费加罗报》上，还发表了喜欢以法国右翼历史学家首领自居的皮埃尔·肖努的文章。肖努自称是一名对“反天主教会行动”的受害者——罗马教廷表示声援的“基督徒”，声称康韦尔根本没有资格被看作是历史学家，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充当文章枪手的记者，因此《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没有任何历史价值”。而法国的另一家重要报纸《世界报》也在1999年9月17日这一天发表了素有“自由派”天主教历史学家之称的埃蒂耶纳·富尤的批驳康韦尔的文章，强调“康韦尔除了被反复炒作过多少遍的陈词滥调，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由于“相当多的细节错误”，康韦尔的书“在总体上经不起推敲”。
但是，另一方面康韦尔的《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得到很多读者和有关专家的好评和支持。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思想》杂志第322期（2000年第2期）上以《教皇与希特勒》为题发表的长篇评论中指出，康韦尔的立论充分参考了以往发表的各种著述和文献，因此是有确凿根据的。尽管没有很多惊人的新资料，但作为系统的综合，使世人了解了庇护十二世的言行的来龙去脉。首先，康韦尔在书中打破了传闻极广的帕切利在出使慕尼黑期间从容对付来到教宗代表处造反的革命派的神话，描述了他如何惧怕革命骚动而仓皇逃出慕尼黑。其次，人们可以看到帕切利怎样站在当时反动阵营所固有的一般立场和特殊的泛日耳曼主义立场上，把犹太人同革命党人混为一谈，表现出病态的反犹主义。而在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过程中，当时已经成为教廷国务卿的帕切利竭力说服势力强大的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同纳粹联合，从而排除了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的主要障碍。1933年7月，帕切利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同希特勒结盟，签订了“帝国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刚刚登上教皇宝座的帕切利——庇护十一世又向波兰施加强大压力，要波兰忍辱负重“自愿”向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割让领土，并策划搞“第二个慕尼黑”，打算在1939年5月召开所谓的“国际和平会议”。他还以“克罗地亚老朋友”的身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法西斯在那里大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暴行熟视无睹。对于近在梵蒂冈眼前的罗马发生的虐犹事件，庇护十二世也在“保护罗马”的借口下装聋作哑，保持沉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意大利共产党人在1948年4月的大选中胜券在握之时，庇护十二世却又一反常态，亲自出马干预“俗务”，支持天民党人。与此同时，他竭力保护路易吉·吉达等法西斯主义的老牌“世俗”领袖，先后任命吉达这个“老褐衫党员”为天主教进行会会长和天主教人协会会长，委以重建“天主教国际”，网罗曾经同法西斯合作的高级“流亡分子”的重任。正因为如此，康韦尔完全有理由把庇护十二世称作“希特勒的教皇”，或者说是“希特勒棋盘上的过河卒子”，“实施‘最终解决’的理想教皇，同时也是一个伪君子”。
安尼·拉克罗瓦－里兹的评论同时认为，《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被看作反布尔什维克斗士的庇护十二世在墨索里尼时代发表的许多反犹出版物在战后突然“无从查找”，康韦尔因此对这个教皇的许多具有法西斯色彩的言论没有揭示。另一方面，康韦尔努力要把庇护十二世同教廷区别开来，试图把庇护十二世的言行描写成个人的孤立举动，这是该书的致使缺陷。例如，康韦尔沿袭以往许多著述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庇护十二世的前任——庇护十一世分别在1931年7月和1937年3月发表的《我们不需要》和《深忧》两个通谕作为教廷公开表明反对德、意法西斯的证明。其实，前一个通谕只不过是当时试图控制意大利群众的两股主要势力——同教会结盟的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与作为教廷工具的天主教进行会这个“从来不是非进攻性和非政治性的运动”之间争权夺利的反映。至于后一个通谕，用当时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冯伯根给本国政府报告中的话来说，只是为了保护教廷避免来自轴心国以外的国家对其同该阵营相勾结的必然指责，用来遮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庇护十一世是犹太人的保护者”之类的传言完全是教廷为了遮丑而编造出来的神话。安尼·拉克罗瓦－里兹指出，早在1940年，当时法国驻教廷的代表弗拉吉米尔·多梅尔松就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揭示：检验“梵蒂冈的各个机构”，可以清楚看到“基督教的观念是一回事，教会的政府是另一回事”，“很少见得到教廷的‘人道’”。因此，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这样写道：“帕切利作为毫无‘人性’的‘希特勒的教皇’，只是教廷这个政治和财经机构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代表，而绝非是黑色羔羊。我们很容易理解当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什么要热衷于为他的前辈和导师封圣：他那大肆标榜的波兰人身份拙劣地掩盖着他对于‘伟大帝国’的一贯支持，而帕切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把他提拔到了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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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教皇庇护十二世及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的争论不仅仅是一桩关于往事的笔墨官司，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和资料的解密，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得到澄清。许多经过精心包装（包括打着所谓“中立”的幌子）的卑劣勾当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譬如说，近年来一系列著作揭露了一向以严守“中立”自居的瑞士银行界如何助桀为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藏纳粹掠夺的黄金并侵吞被害犹太人的大量存款，大发战争横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庇护十二世及教廷，历史事实至少表明其不光彩的“沉默”背后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而且这样的倾向性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偶然。另一方面，这桩公案再一次尖锐地提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普遍伦理问题——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邪恶的强权压力特别是极权政治暴力面前，是舍生取义，挺身而出抵抗和制止其侵害，还是在种种借口下苟且偷安，或者甚至见利忘义，助桀为虐，与之狼狈为奸？这不但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诸多历史公案的普遍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可见的实际问题，值得深思。众所周知，许多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在战后的著述或学术会议等公开场合对于德国民众没有抗议纳粹政权，特别是对于德国学术界人士对纳粹迫害杰出的犹太人科学家无动于衷，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最近，有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欧根尼》杂志上著文论述思想自由时，把意大利的林赛科学院与德国的柏林科学院面对法西斯压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了对比，严厉地谴责了在所谓“政治策略”幌子掩盖下的卑怯行为。意大利林赛科学院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以实施“种族法”为借口强迫其开除杰出的犹太人数学家费德里戈·恩里克和图利奥·列维－戚维塔之际，其全体成员经过激烈的讨论，在要么以“保持机构”为名屈服于压力，要么学院被解散的抉择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坚定地宣布：“绝不苟且偷安！”而在柏林科学院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开除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另一名大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里茨·哈伯的决定在第三帝国的学术界似乎没有激起道德意识上的不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公开标榜自己心安理得。即使是在那些感到某种心灵上的不安的人中间，也是拯救机构的想法占据了上风。其结局是毁了他们的机构，使之名誉扫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毫无疑问，这样的道德判断同样适用于庇护十二世的所作所为。何况，教廷历来声称自己是以拯救世人灵魂为己任的精神和道德权威。
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伦理批判乃是历史反省和反思的重要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认真反思，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原则的一味“宽容”和“理解”，只能助长翻案之风，混淆正义与邪恶的原则界线，使得某些邪恶势力自以为得计，越发嚣张。这不能不引起世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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