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甘肃宁清民族教育史简编”_格萨尔王传论文

民族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甘肃宁清民族教育史简编”_格萨尔王传论文

民族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评《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编论文,民族论文,教育史论文,史研究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解琳同志撰写的《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一书,1993年12月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填补了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的空白。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全面、系统地探索、论述和总结了这一地区民族教育史上的宝贵经验、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特点和规律,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民族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可靠的依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简编》纵论甘宁青民族的形成、教育史的沿革,融学术性和知识性为一体,无论在撰写形式,还是在论述见解等方面,《简编》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该书既可作为民族教育工作者们必备的参考书,亦可作为了解甘宁青民族教育发展史的历史书。

寻根探源,和衷共济。这是《简编》的第一个特点。甘宁青是民族众多的聚居地区。作者对民族的来源和形成问题,用了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考证,从而得出甘宁青各族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和衷共济,共同开发西北高原,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结论,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研究民族教育,首先要搞清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各少数民族的来龙去脉。

甘宁青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此,作者用分类法分为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古代民族,系指秦汉之际到元代以前的民族。甘宁青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有西戎、月氏、乌孙、匈奴、羌、氐、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等,陇山以东大体为汉族聚居地区。中经魏晋南北朝大动乱,大迁徙,加速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占多数的甘宁青地区逐渐变成了汉族占多数的地区。隋至唐、宋,甘宁青地区相继建立和出现了吐蕃王朝、唃厮啰政权、党项族为主的西夏国、甘州回鹘政权等,到了宋代,许多民族消亡了,元代以后又有许多少数民族形成。

甘宁青地区的现代民族,系指元代以后至明、清之间相继形成的民族,作者认为其由来和形成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以当地土著民族为主,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如藏、土、裕固族等;第二类是蒙古族西征带来的大批波斯、阿拉伯、中亚地区的军士、工匠,在甘宁青落户后融合其他民族成分形成的,如回、东乡、撒拉、保安族等;第三类是清代和民国期间,由其他地区迁徙来的,如满族和哈萨克族等。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分法,从中我们可大致了解了该地区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关于族源和族称问题,是历来史学界争论不休,意见也不尽一致的问题。作者依据有关史料并参阅了近现代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如作者认为,分布在甘青的藏族,其先民是古代的吐蕃族;土族,其族源是吐谷浑,并融合了羌、藏、蒙、汉等民族的成分,元末明初形成了单一的民族;裕固族,原是回鹘,元代称撒里畏吾,明代,与蒙、藏、汉等民族融合,称撒里畏吾儿,解放后定名为裕固族等等。

作者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对甘宁青各族人民的深刻影响也列专章作了介绍和评论。

甘宁青是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口最多的省区,所以研究民族教育,就不能不研究宗教问题在民族教育中所占的地位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方面《简编》的作者进行了大胆尝试,作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地评述。笔者所以这样认为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近些年来,凡涉及到宗教问题,必有余悸,多有不敢涉足,唯恐其“宗教鸦片”污染。其实这是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的反映。我们不能忽视而且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宗教渗透到各民族的方方面面,是难以分割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肯用科学的态度,加以深思和研究,必定会有所得,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如若把它只认为是宗教,或者认为是一种唯心哲学而加以轻视,其结果便是不安定团结,也是学术文化界的一大不幸。

总之,研究民族教育,就必须了解各民族的来龙去脉;研究民族教育,也必须研究宗教问题,因为宗教和信仰宗教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宗教文化成为信教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纵贯古今,内容丰富。这是《简编》的第二个特点。作者熔史籍和后人研究的成果于一炉,囊括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20世纪40年代甘宁青民族教育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并采取史论结合的专题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进行了论述。该书内容涉及面广,举凡对甘宁青的古代、现代民族、古代教育、近、现代教育、寺院(经堂)教育等作了总的介绍外,对科技、艺术、体育、民俗、宗教、政治、边防、经济、重大事件和宗教界人士及其教育活动、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等方面,更是浓笔重彩,一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内容也十分丰富,从而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该书35万7千字,分为十章,依次是: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古代的民俗教育;第三章古代的科技教育;第四章古代的艺术教育;第五章古代的民族体育;第六章寺院(经堂)教育;第七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教育;第八章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民族教育;第九章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侵略与甘宁青少数民族人民反对文化教育侵略的斗争;第十章近现代著名民族宗教界人士及其教育法动。另外,该书末尾有附录材料三种以为民族教育史料的补充。最后是后记,表明了作者编写该书的动机和目的。

读完《简编》各章内容,我们可从中了解到甘宁青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绚丽多彩的文化,而这些文化无不通过教育而得到传播和发展,形成了独具民族特点和优秀传统的教育,这将有助于提高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增强历史责任感;有助于激发民族团结精神,增强为四化贡献力量的自觉性。

史论结合,资料充实。这是《简编》的又一个特点。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甘宁青古代、现代民族教育史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去粗取精,批判分析,揭示了民族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和总结了古代以来民族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提高民族教育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及其特点和规律,当代民族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导向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民族教育的特殊性、特点和规律究竟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来教育界普遍关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该书在这方面的描述,资料充实。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研究民族教育必须和中华民族的总体教育联系起来研究,从中寻索出民族教育的特殊性、特点和规律,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该书作者视野很广,遥观古代,近察现代,把民族教育看作中华民族教育的一个部分,把民族教育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教育结合起来研究、探索,其辛勤劳动,勇攀高峰的可贵精神,正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古代的民族教育,是从春秋战国末期的“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四夷”,直到清朝的“广设学校”,推行科学,建立儒学和书院。这一历史时期,甘宁青民族教育的状况是:春秋至战国末期,孔子首创私学,儒学西渗,对甘宁青古代教育有着重要意义。河西四郡民族聚居地区相应的创建了官学和“书馆”,以字书为课本。魏晋以来,甘宁青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文化教育兴盛,提倡儒学,兴办官学。十六国时期,该地区私学比较发达,“推崇儒学”,“擢用士人”,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隋朝时代,河西民族地区文风颇盛,很多士人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唐代,儒学和佛教兼容,但吐蕃崇信佛教,官私学停办,于是各地建寺倡佛,僧俗进寺学习佛教教义,敦煌佛教势力尤其强大。寺院的俗学课本有儒经、史籍、礼仪规范、文字书算和辞赋诗歌等,佛学有经、律、论三学等。宋代重视科举,兴办地方教育,注意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河州(今临夏)设立“蕃学”,培养吐蕃民族子弟。而党项族一贯尊崇儒学,在甘宁青古代民族中占领先地位。西夏元昊创制西夏文字,设立蕃、汉二院,吸收汉、党项族子弟入学,量才授官。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也注重汉文化的学习,首领中识汉字者不乏其人。蒙元时代,大力推行汉文化的同时,又保持了蒙古文教学的传统。由于汉文化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并举,推动了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明代,各地设儒学、书院,驻军立卫学、所学,私人立书院、私塾。推行不分民族的一体化教育制度,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一批人才。清朝广设学校,推行科举取士的政策,甘宁青大部分地区建立儒学和书院,乡镇设立社学、义学。寺院(经堂)教育,“倍盛往昔,各有特色”。

古代民族教育多姿多彩,它丰富了古代民族的教育史内容,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其精华是:民俗教育、科技教育、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在这一历史时期,寺院(经堂)教育在民族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文化成为信教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特点是:“寺院教育与世俗教育并存,寺院教育居于主导地位”。

近代民族教育,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教育。这一时期,甘宁青民族教育的状况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再加上朝廷腐败,经济日益贫穷,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情,于是废科举,办新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已成了教育改革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已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来指导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改革,甘宁青民族文化教育的改革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的特点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重,官学和私学互补,普通学校和专门学校并存,民族教育走向多层次、多类型、普及化的发展道路。”

现代民族教育,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民族教育。这一时期,甘宁青民族教育的状况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教育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引导下,给教育改革注入了活力,甘宁青民族教育获得了新的生机。民国政府设立了蒙藏教育司,拟定了蒙藏教育大纲,制定了发展民族教育的各项法规条令,划拨了边疆民族教育经费。抗日战争时期,甘宁青民族教育有很大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民族教育的创办,为提高民族教育和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干部,如延安民族学院、陇东解放区的列宁小学、伊斯兰小学等,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普遍欢迎。

本世纪3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开始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一些高等院校制定了收录少数民族的优待条款,设立了研究少数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的科自和机构,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宁夏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为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

随着民族教育的发展,在甘宁青民族教育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教育家和为民族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他们撰写的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和造福人民的教育活动及事迹,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我们研究民族教育,无疑是难得的宝贵财富。作者对此,在第八章和第十章里分别作了介绍和评价。

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信教民族的影响和在民族教育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如果说,在近现代以前,寺院(经堂)教育是各民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的话,那么在现代,“新式教育逐渐成为民族教育的主体”。其教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改革充实,以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要求。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如第十章“近现代著名民族宗教界人士及其教育活动”一章是介绍的一些创办新式教育的生动事迹,就是很好的说明。仅管如此,宗教影响和宗教传统文化教育至今仍然存在。在今天如何处理好宗教与民族教育的关系,如何汲取其精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的特点是:“传统的单一型民族教育结构向多元型民族教育结构发展;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教育督导、教材编译、经费筹拨以及教育科研等工作都有一定发展,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日趋完善”。

作者对甘宁青民族教育发展史,从古到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中总结出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差异性、特点和规律,这对我们今天研究民族教育,是十分有益的。他认为宗教对信教民族产生过深刻影响,至今仍然如此。“如果不了解民族教育中的这种特殊性,就不能很好地处理民族教育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简编》作者认为一些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在双语教学方面积累了好的经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影响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还认为甘宁青民族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地区和民族间的差别,尤其是信仰藏传佛教和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特点更为显著。

从地域上来看,他认为有城市与乡村、农业区和牧区的不同。这些特点和差别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都需进行研究,才能了解民族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等等,这些见解,无疑是重要和正确的。

观点明确,言之有理。这是《简编》的第四个特点。统览全书,确有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作者认为“许多观点是我个人的管窥之见”,这当然是一种谦虚之词。古人云:“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作者所以能大胆地提出一些问题,并阐明自己的观点,不是附议风雅,人云亦云,而是博览群书,分析鉴别,深思熟虑的结果。此举两例,试作评述。

(1)关于藏密气功和伊斯兰气功问题。藏密气功源于印度, 后传入藏土,成为藏传佛教僧人必修之功课。其中宁玛派和噶举派的无上瑜珈最为精深。藏密气功历来是不许外传的,其中有一定传承规矩,有信奉的本尊、念诵的咒语、授戒的壇城、习定的手印等,戒律甚严,极少公开。作者能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并与健体益寿,宇宙能量和人体能量交换等联系提出,仅管论述简单,但却肯定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在历史专著里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并不多见。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重视和研究。

伊斯兰气功,源于穆圣《托拉盖提修炼法》,中国穆斯林吸收后有所充实和发展。尤其是汤瓶功对人体生理能起整合作用,“它体现了人体阴阳平衡、生命不息的原理,有医治宿病、强身保健、延年益寿之特效”。这个问题,在历史专著里第一次见到,极为珍贵,应挖掘整理和研究。

(2)关于《格萨尔王传》的形式导源问题。近年来,对《格萨尔王传》散韵合体的导源问题,藏学界有些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是十分宝贵的,但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是唐中期以后的变文影响,有的认为是西藏原始本教“古尔鲁”形式的影响等。《简编》中作者的观点是“可能就是直接导源于佛教的世俗说唱文学”的推测,其论据是认为“佛教为了进一步吸引教徒,扩大影响,还推行经文的‘咏经’、‘梵呗’的歌唱和‘唱导’等宣传教义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开佛教诵歌的风气,也促进了通俗的说唱文学的发展,既说唱佛经,又说唱世俗故事”。所以推断出“导源于佛教的世俗说唱文学。”

笔者有兴于此,查阅了手头一些有限的资料,总括起来就是:印度文学有个特别体裁,就是散韵合体,诸如《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先以散文叙述,后有韵文重颂。我国六朝,印刷尚不发达,佛僧宣传佛教教义敷衍成通俗故事,宣传多以“转读”,伴以法器,娱乐和传教兼备。“转读”之法来自西域。“转读”的盛行对中国文学与声韵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另一种方法就是“梵呗”。《高僧传》载:“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音,皆称为“呗”。传入我国,把咏经称为“转读”,把歌赞称作“梵呗”,我国东晋时代,宣传教义有“唱导”之法,《高僧传》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唱导”的流传,俗讲僧出现,把经文改编成白话文,俗文和变文从此开始。唐朝甚为流行,北宋以后流布民间。明、清之时,“唱导”的音调多为民间音调同化,唱导的人向鼓词和弹词方向发展。这也是顺乎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就此看来,作者对《格萨尔王传》的形式推断“导源于佛教的世俗说唱文学”,似乎有一定道理,尚待研究。

综上所述,《简编》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论著,作者在研究甘宁青民族教育方面带了个头。该书的问世,对我们认识和研究民族教育将会有很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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