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唐捐，九轉書成
——《〈説文解字六書疏證〉研究》讀後*
林 嫣
摘 要： 李春曉博士經多年潜心研究馬叙倫文字學研究思想以著成《〈説文解字六書疏證〉研究》一書。寫作手法方面，該書篇章安排環環相扣，以點面結合的方式詳述馬氏文字學思想，並采取共時描寫與歷時分析相參之法，通過大量文獻資料的比較對其進行補充或注解。就評價原則而言，李春曉博士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之上，以冷静客觀的態度評價馬氏學術研究得失，不掩所長，不諱所短。此外，其對馬氏學思精彩之處多有發現並做進一步闡發，爲《説文》學史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關鍵詞： 《〈説文解字六書疏證〉研究》；《説文解字六書疏證》；馬叙倫；六書思想
《〈説文解字六書疏證〉研究》(以下簡稱《〈疏證〉研究》)是李春曉博士經多年潜心關注馬叙倫文字學研究的思想後，在其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基礎之上完成的佳作。全書以《説文解字六書疏證》(簡稱《疏證》，下同)爲核心，通過綜合分析馬氏文字觀，來實現“爲國學研究史、中國訓詁學史和文字學史提供一份翔實的資料”(頁28)的目標。全書突出特點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 脉絡清晰，環環相扣
《〈疏證〉研究》的篇章安排上，正文主體包括六章，另有緒論和附録“馬叙倫學術年譜簡編”各一，每一部分前後聯繫密切，行文脉絡清晰，展現環環相扣的研究思路。
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是20世紀上半葉國内學術發展的特點之一，而傳統文化在西學的激蕩下如何自處是當時學者所面臨的考驗。就傳統語言學而言，正逐步向現代語言學轉變，傳統文字學則受到西方語言學思想和古文字研究的雙重衝擊。在此環境之中，馬叙倫“根植於傳統國學，强調的是爲新學提供一份總結舊學的新材料，以便世人利用新理念新方法進一步發展舊學”(頁11)。
緒論部分對馬氏所處的學術時代背景加以介紹，突顯這樣的研究工作對於文字學發展史的特殊性與代表性：言及“特殊性”，因其獨具個性特徵；論其“代表性”，則在於他的學術思想反映一代學術風氣。
正文前四章分别從面到點著手，首先介紹《疏證》的基本風格，探討馬氏文字學研究的總體學術貢獻；其次重點分析馬氏文字學思想當中的獨到觀點：“六書二系説”，並對這一思想在《疏證》中的運用展開剖析，論證其合理性。點面結合，方能較爲全面透徹地剖析研究對象。也只有在系統梳理之後，才可理據具備、不失偏頗地評價馬氏“六書説”之是與非。第六章“馬叙倫的治學精神”是結合學術貢獻一章所作的進一步歸納分析，與附録學術年譜簡編相互參看，討論馬氏術有專攻、學有所成的深層原因，發揚其學術品格。總體而言，全書採取循序漸進之法，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從學術界對馬叙倫思想與學説研究狀况，到評價《疏證》的得失，再到生平經歷，由事、物及人，該書提供了一次重新認識這位受冷落的文字學大家的機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仅追求物质的享受，也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要。鉴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协调性，人们意识到只有实施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富裕不能只是物质层面的富裕，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层面的富裕，只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富裕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富裕。绿色发展理念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的要求，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既能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又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从而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論他人成果之得失，要求持有不偏不倚、審慎謹嚴的公正態度，摒棄門户之見，站在與討論對象相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察。李春曉博士開篇便言應還馬氏“一個本來面目”，這也是本書創作意圖之一。私以爲，作者很好地實現了這一目標，對馬氏學説之是非，不掩所長，不諱所短。
二、 旁徵博引，内容詳實
李春曉博士雖以《〈説文解字六書疏證〉研究》爲名，但所涉對象不止馬氏《疏證》一書。闡述過程中，作者援引諸多資料，從共時與歷時的角度進行比較研究，以歷史的眼光看待馬氏學術思想。
李春曉博士理性客觀地從全方位對馬氏“六書”思想進行系統闡釋，於此過程中能够不囿成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提出新見解新思考，此書誠可謂是讀懂馬氏及其學説的一部可貴之作！
（一）创新人员管理方式。管理区和农场实行内部分开后，干部管理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管理区干部队伍建设纳入全市统一管理，通过提拔、交流、引进、公开招聘等方式增强干部队伍活力；国有农场其他经营管理干部打破级别和编制管理，实行全员聘用制，根据经营规模由农场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自主招聘。
作者關注對象除了馬氏相關著作外，還將目光投射到前彦時俊之學説，通過縱向比較，或旁證馬氏觀點之合理性，或從中窺探其説之先聲，或論其學説之得失，等等，從中可見作者學術視野之廣博。
文字學史上一些問題的争議歷來是文字學家繞不開的，假借於六書中所處何種地位即是其中一例。在具體談論馬氏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之前，作者首先對古今其他學者的認識進行梳理。宋代鄭樵《六書略》提出“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認爲假借是在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各法難以爲繼後出現的；清人孔廣居則言：“轉注多以本義相生，或本義有所不足，則變通其義而假借焉，是假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者也。”而在馬氏看來，轉注與假借雖名在四類之外，實居四類之中。這一點孔、馬二人見解不謀而合。現代學者李孝定先生指出假借是從表形、表意文字過渡到表音文字階段中採取的變通辦法，形聲字則是受其啓發才得以發明，故假借必位於形聲之前；劉又辛先生認爲有些形聲字是從假借字變來，假借字應在形聲字以前；陳夢家先生提道：“漢字從象形開始，在發展與應用過程中變作了聲符，是爲假借字；再往前發展而有象形與假借之增加形符與聲符的過程，是爲形聲字。”周祖謨先生言假借可濟造字之窮，使文字與語言更好地相適應，認爲假借字的産生要比形聲字早得多；党懷興先生强調，“在大量形聲字出現之前，曾有過一個文字假借的歷史階段。”經過一番整理後可以看到，現代學者多認爲假借於六書中的地位當在形聲之前，這與傳統以來把假借置於六書之末的次序有所不同。那麽，馬氏見解爲何？他將假借視爲“聲系之首列”，位於象形、指事、會意之後，形聲之前。馬氏與後來學者觀點具有相似性，可見其當時能提出此説實屬獨到。作者通過列舉諸家學者觀點，既辯證馬氏理論在學術發展史上的貢獻，也爲讀者瞭解某一問題的走向作綜合的脉絡梳理。美中不足的是，古代學者對假借地位的認識散見於書中各處，未能有集中整合；若能將這部分内容與“現代文字學關注假借在漢字發展中的地位”同樣處理爲小專題，或更有利於讀者掌握該問題的歷史發展。
全書長達五十五萬字，内容詳實豐富。但於繁複之下偶有疏忽，在所難免。現將書中所見的部分别字或不當之處稍加指出，以供作者日後修改參考。第144頁“下列出《説文》之外……”“出”當爲“除”字之誤；第153頁“
” 字條引文前缺“倫按”，小字按語“倫按”應爲“今按”之誤；第162頁“‘六書’的思想雖已經滄桑，但仍有其不替代的價值。”“不替代”脱“可”字，應爲“不可替代”；第206頁“再附加上一相關的形符偏傍”，按以今天用語習慣，用來指稱文字構件者，“偏旁”較“偏傍”爲佳；第217頁“故馬叙倫的‘六系二系’説……”“六系”之“系”爲“書”之誤；第223頁“這時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是”誤作“時”；第282頁依據《疏證》“六書表·假借”所列諸字中，“王(借爲‘金玉’之‘玉’)”參下文，“王”爲“玉”之誤；第344頁與第345頁都論及戴震對“位同”與“同位”做出的定義，但兩處概念相反，按以戴震原意，當以第345頁“‘同位’，指聲母發音部位相同；‘位同’，指聲母發音方法相同”爲確；第538頁“恩恩師李玲璞……”衍一“恩”字。
三、 客觀公正，是非嚴明
邏輯嚴密有序不僅體現在整體章節設計的把握上，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也時刻謹守這一原則。“形音義三位一體”是馬叙倫六書思想恪守的要領，依其對每一書作具體界定，“六書二系説”更以其爲框架主軸。作者注意到該要領的重要性，將其作爲討論對象之一，詳加闡述。首先在第一章第三節“總體布局和基本凡例”總提馬氏“疏證工作所依據的原則乃是‘綜形聲義而條貫之’”(頁45)。進而於第三章第四節“‘六書二系’之説，‘形系’與‘聲系’連貫而生”綜合概述馬氏如何從形音義著手，對“轉注與假借是否爲造字之本”這一歷來頗具争議的問題提出個人新見解。有此理論前提，第四章對“六書二系説”具體運用的分析則可順勢而爲。此章作者通過形音義三者配合關係闡發馬氏研究之精髓，妙在以此成標題，直擊要點。現摘録該章部分標題以示一二：“象形”一節含“象形‘造字本於物形，不可虚構’”“辨形所以正義”；“指事”作“曰‘視而可識’，形自分明；曰‘察而見意’，義須默會”；“會意”有“會意與象形、指事界限分明，亦可合併爲象形”“以類相合，共同産生意義”；“假借”曰“‘本無其字’説字形，‘依聲托事’則談字音論字義”；“形聲”作“‘以事爲名’説形道義，‘取譬相成’則討論語原流演之聲”；“轉注”有“‘建類一首’説形道音，‘同意相授’則要求詞義不可遷就”。前三書屬形系之文，重點强調形義關聯，此處雖未直言字音作用，但在第五章評論馬氏學術貢獻時，則舉例説明音轉變化對於解析形系三書之重要性，從而不加遺漏地對“綜形聲義而條貫之”作全面分析。作者評價該要領有言：“馬叙倫研究文字先從傳統的‘六書’理論開始，而且他又時刻貫穿著形音義相結合的原則，應該説這樣的思路使他的‘六書説’有了正確前提。馬叙倫‘六書説’能有所建樹與他堅持的原則密切相關。”(頁201)可以説，“形音義三位一體”之原則不僅貫穿馬氏六書思想，也是串聯《〈疏證〉研究》全書的一條主綫，有構建框架之用。
對於形系之文，馬氏常以圖畫推測今篆從何而變，其中有主觀臆斷者，也正因其主觀性，此法多遭詬病。但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馬氏爲探索文字起源所作的努力。誠然，主觀臆測爲學術之大忌，但馬氏所畫初文之形並非完全憑空而造，他是通過對實物的觀察後才構擬字形，有所依據，當有可取處。需知象形的産生與社會生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作者注意到這一點，認爲其“所畫之初文未必條條都合乎客觀事實，但是他所畫的未必都不成立，而且他的這些材料也有助於比較文字學的進一步探討”(頁400—401)。通過與屬圖畫象形文字的東巴文部分字例相對比，發現《疏證》描寫的初文不僅與納西文字有相似處，有些更是基本相同，而東巴文往往是依實物形狀所作。這爲解釋馬氏初文之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證明。又有作者在研讀馬氏著作過程中留意到，其在考察轉注字之間的音轉關係時，曾提出“古代讀喻四歸於定紐”之主張，但這本應有重要價值的觀點卻長期被忽視，甚是遺憾。
四旋翼飞行器的对称结构使不引入额外部件抵消扭矩力成为可能，通过控制两个相对电机逆时针旋转并搭配反桨，另外两个相对电机顺时针旋转搭配正桨，来相互抵消空气扭矩力与惯性扭矩力，从而抑制飞行器的陀螺效应。
目前，我国中职教育中建筑工程测量教学的方法较为陈旧，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作为实用性较强的科目，在建筑工程测量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素养，还要重视对相关技能的训练。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中职学校往往忽略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缺少知识技能的实践，一些中职学生甚至连全站仪都没有真正操作过，导致学生在毕业后严重缺乏社会竞争力。例如：在进行地形图的测绘和施工测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由于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教学成为了纸上谈兵，不仅效果极差，同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从而很难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而於六書之義，亦未嘗苟立同異。遵許書《自叙》舊文，剖析疑難，正其封略，幾自形聲一類以外，五書皆立新詮，然不敢以主觀自誤，而取鹵莽蔑裂之報，故規矩能立，而文字之形義，塙然無所遁焉。(頁238)
馬氏在堅持“綜形聲義而條貫之”的原則之下，對傳統六書進行細緻分析，其中多有創建之處。作者在梳理其六書思想的過程中，能够洞悉馬氏精彩之言，發先人之聲，爲新時代下的學術發展提供新解。如李春曉博士注意到馬氏對轉注一書的闡釋與前人之説有所不同，其新在重視聲音於此造字法中産生的作用，而聲音部分往往是研究者遺漏的對象。作者明確馬氏解析轉注八字條例“建類一首，同意相授”需具備三要素：“建類者，形之部分也。一首者，聲之部分也。同意者，義之部分。”(頁338)三者缺一不可。至於聲音部分該如何理解，李春曉博士有《馬叙倫音轉説之闡釋》一文進行詳細説明(1) 李春曉：《馬叙倫音轉説之闡釋》，《中國文字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一輯(總第十二輯)，第102—106頁。 ，此不贅述。
學術思想的成熟必然經過長期實踐與驗證，才得以不斷補充跟進，日趨完善。最終呈現於讀者面前的“六書二系説”意藴豐富，包括六書、形聲二系、形音義三體、文字二類等多對關係，這些内容相互糅合，鑄就馬氏六書思想。《疏證》是這一理論的集中表現，但或有所不能及之處，作者通過徵引散見於馬氏其他著作之内容加以完善。如對“形系之文，聲系之字”當中的“文”“字”作何解，作者先後列舉《六書解例》《讀金器刻詞》《馬叙倫學術論文集》等書相關部分，進而小結“文”“字”如何觸及“六書”内在規律：“與漢語對應的漢字下分‘文’和‘字’兩部分，‘字’由‘文’組成，‘文’屬於形系，‘字’則屬於聲系，‘文’的表意性强，是構成漢字的基本成分，在‘文’的基礎上按一定的規則組成的，從而成爲大量的‘字’，‘字’與‘文’跟漢語之間關係極爲密切，它們貫穿著形音義相統一的原則。”(頁198)此外，《疏證》雖爲馬氏文字學思想的代表作，但其於書成之後也未停下過思考，在後期著作中多可見其學説精進之處，如成書晚於《疏證》的《石鼓文疏記》，其中有揭示轉注字産生原因和基本特徵者：“轉注者，其義無殊而音轉變，乃一名而異字，由時或地之不同而隨順别造也。”也有闡明古音音理者：“發音機關(相)同或相近及發音方法(相)同或部分(相)同均得相通。”(頁227)簡言之，作者在通讀馬氏文字學著作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對“六書二系説”作系統闡述，深掘其中内涵，綜合探討其形成發展之流變。
四、 發先人之聲，倡學術新思
李春曉博士在書中提及馬氏對所做的六書理論闡發工作有如此自評：
馬氏固守傳統語言學陣地，目的在於保存優良傳統，因而他的學説不免有保守之處。作者指出，雖然馬氏受當時西方文化影響，能够吸收一些新方法新材料研究“六書”，也確實發展了許慎的文字學思想，但受傳統文字學思想束縛，其理論本身存在一定的不足，對於“六書”的界定和分析跳不出許慎設定的圈子。此外，即使馬氏構擬原始文字是以參照其他象形文字材料與考古實物爲基礎，但一旦超出適宜的尺度，則過於主觀武斷，反倒不利於文字研究，容易陷入唯心主義泥潭。就如其對“八”“乍”“飲”“柬”等字的初文測擬就讓人難以信服。(此部分可參《〈疏證〉研究》第406—408頁)然作者提出這些“失”的目的不在於質疑馬氏學説，而是希望從此“失”與前“得”中獲得教訓與經驗，爲今人之學問研究提供啓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止步於評論馬氏學術貢獻和局限，而是進一步探析影響其學術發展的治學精神與治學方法，欲於浩瀚材料中窺其成長之足迹。“唯真理是求”“不尚墨守”“忠實研究”等精神作爲馬氏治學之道上恪守的信念，置於今日，仍是治學應有之態度。换言之，馬氏學術品格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新時代都值得發揚傳承。
裘錫圭先生曾總結前人對轉注的解釋有大致幾種類型：(1)以轉變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爲轉注；(2)以與形旁可以互訓的形聲字爲轉注字；(3)以部首與部中之字的關係爲轉注；(4)以在多義字上加注意符滋生出形聲結構的分化字爲轉注；(5)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或音符造成繁體或分化字爲轉注；(6)以文字轉音表示他義爲轉注；(7)以字義引申爲轉注；(8)以訓詁爲轉注；(9)以反映語言孳乳的造字爲轉注。(2)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05—106頁。 這些轉注論説大都試圖從文字形與義關係的角度釐清八字條例藴含的真諦。作爲歷史遺留問題，近人如章炳麟、黄侃、吕思勉、陸宗達、林尹、魯實先等學者對此展開過討論。孫雍長先生在《轉注論》一書中對諸先生觀點有所整理與評述，認爲章氏及其學説繼承人或信奉者作出的相關論述最終會不可避免向“四體二用”説回歸。(3) 孫雍長：《轉注論》(增補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年，第18—27頁。 而孫先生本人對這一問題給出的回答是：“明確而簡單地説，‘轉注’其實就是今天的文字學家們所關注和常常提到的‘加注意符’式的造字法。”(4) 《轉注論》(增補本)，第1頁。
空巢老人对生活质量的认知影响着其情感体验和行为取向，认知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呈正相关，独居老人认知能力下降速率是非独居者的两倍，“空巢”环境对其认知能力具有负面影响[8-9]。由此可见，延缓认知老化是维护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之一。
何以言馬氏觀點“新”？馬氏對轉注産生原因的思考是在章太炎、劉師培等學者討論的基礎之上加以發展。章氏雖然提出“聲類”“語基”新論，但他的側重點在於聲義關係，其轉注論指涉對象實爲同源字，對於文字學關注的形則無説明。這一點，不可不説是其理論缺憾。文字作爲記録語言的符號，音與義都需依憑形這一外殼才能展現與傳達，後人研究古音古義也往往通過字形追源溯流。六書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各造字法則均與字形有密切聯繫，不直接産生新字的假借也需要借助同音字之形寄寓音義，“使一個尚無文字表達的語詞終於固定性地取得了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5) 《轉注論》(增補本)，第13頁。 字形於六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麽同爲六書造字法則的轉注，其内核自然也與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簡單來説，馬氏的轉注論與章氏觀點相比，堅持了文字與字形密不可分的原則；與只討論形義關係的諸家相較，探索了語音在造字法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馬氏的論見似乎未能激起學術界討論的水花，對於轉注的解釋仍以形、義爲主流。李春曉博士將馬氏這一能够自圓其説的見解重新提出並有所闡發，是爲問題的進一步解决聊備一案。
近年来，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展开，遵医附院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数量逐年提升，年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数量从20余项增加到现在的200余项，通过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不断创新、突破，并积极促进临床科研项目实现成果转化，有效助推了医院科研工作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极大提升了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當然，馬氏對於轉注的論述還存有瑕疵，如提出“然轉注字，則皆形聲也”。(6) 馬叙倫：《轉注新説》，《黎明之前》(安徽中央日報創刊二周年紀念刊)，1945年，第124—126頁。 即他認爲轉注字是一種特殊的形聲字。此説法難免令人生惑，借由裘錫圭先生的一句話對此發問：“但是按照這種説法(指前文提及的‘以與形旁可以互訓的形聲字爲轉注字’)，轉注字只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形聲字，似乎没有獨立爲一書的必要。”(7) 《文字學概要》 (修訂本)，第107頁。 按照馬氏觀點，轉注的結果是産生形聲字，那麽轉注與形聲之間是否存在界限？如果存在，該如何劃界？六書分立形聲與轉注，想必兩種造字法還是有本質上的區别才可二分。若馬説方向正確，這一命題亟需解决。
理愈辯愈明，學術的發展當是在百家争鳴之中取得螺旋式的上升。雖然馬氏理論有所局限，但他提出的六書思想仍有光彩之處，得失與否，都是其爲文字學的發展做出的努力。李春曉博士用15年的時間深入研究，以客觀冷静的態度詮釋馬氏的學術思想，亦是爲《説文》學史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作者簡介： 林嫣，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福建福州350007)，研究生，主要從事文字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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