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论坛2005：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未来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是中日关系既重要又敏感的一年。在近一个时期，中日之间各种矛盾不断凸显，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国内外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提出将中日关系纳入整个东亚的视野，在区域合作中看待中日两国关系。2005年9月23—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办，中日战略研究促进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办，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合作论坛2005：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邀请了国内数十位日本问题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来自日、韩、美、蒙等国的20多位外籍学者，收到了近50篇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堀之内秀久、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蒋立峰、中日战略研究促进会负责人张宇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副所长盐泽雅代、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吴学文、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田中直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岳晓勇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和学者以“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为主题，就“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东亚经济合作、东亚安全格局与安全机制、东亚合作与中国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坦率交流。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关系状况如何，不仅对彼此国内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在会议主题发言上，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吴学文在回顾中日友好史的基础上，指出中日友好来之不易。昔日中日复交时建立起来的两国信赖关系，为今人树立了榜样。今天，中日关系降到30多年来最低点，但同时也是重建信赖、诚信关系新起点，而新起点的第一步是日本方面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和道歉落实到行动上。最后，吴学文老先生对中日关系与未来作了四个字的概括“温故知新”。谈到两国间的诚信，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致辞中就引用了《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博弈之交不终日，饮食之交不终月，势力之交不终年，惟道义之交，可以终身。中国一向重视发展中日友好，两国只要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可以开创中日关系的美好明天。
在本次讨论会上，刚刚结束的日本“9·11大选”也是与会专家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田中直毅在主题发言中，从小泉大选获胜谈到日本今后的对外战略，并指出小泉的获胜主要是由于其政治纲领满足了日本社会改革之需，顺应了国家朝着小政府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研究员指出，小泉的获胜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的继续下滑，在中日、日韩关系难以改善的情况下，调整后的小泉政府决定把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作为外交政策重点，而日朝关系正常化面临的阻力可能又会成为日本改善日中关系的有利条件。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凌星光教授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小泉的获胜未必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马俊威也从小泉获胜后日本政治的角度分析指出，小泉对华外交思路依然是在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前提下改善中日关系，而在对朝关系上小泉有意在其任内推动日朝关系正常化。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在分析小泉获胜原因的基础上，指出日本政治将真正进入“小泉时代”。小泉将凭借其强势地位，在内政方面更加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突破一个个“禁区”；在外交方面将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强硬政策。小泉获胜对中日关系来说未必是一个好的征兆。小泉任内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将使中日关系在短期内难以改善。
讨论会上，学者们还就以下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因素展开了讨论：一是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二是历史问题；三是台湾问题；四是日本“入常”问题；五是中日两国民间情绪对立的问题。
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搁置争端，共同开发。也有学者提出，依据国际法来解决东海划界问题。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关系中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问题，已经从思想认识层面上升到两国高度敏感的政治层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指出中日两国历史观的冲突导致了历史问题的难以解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晋林波研究员也提到，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就是源于两国在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方针上的差异，中国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日本强调“结束过去，开创未来”。
在台湾问题上，国内学者纷纷指责日本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日美“2+2”会议上首次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列为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在日本一些人看来，中国海峡两岸的统一不利于日本安全，正如有的学者在会上所指出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思维。与会学者在讨论中还补充到，日本是因为有美国为靠山才敢将台湾海峡纳入自己的战略范围。
日本“入常”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新问题。与会学者对此都非常关注，并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入常”既是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国际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步骤，也是日本政府从战略上自我定位的表现。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入常”声势，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学者认为，从日本为联合国和中国现代化做的贡献来讲，中国应该支持日本“入常”。与会的国内学者则明确指出，只有尊重历史的国家才能成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大国。
在中日两国民间情绪对立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学者都表示值得担忧和警惕。一方面警惕日本右翼操纵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也警惕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倾向。今年4月间，中国部分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涉日游行。对此，日本媒体认为中国政府是“反日游行”的幕后主使，是一种以日本为对象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政治运动。对这些日本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浅野亮教授就明确表示了担忧，希望两国关系不被舆论所破坏。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长渡边阳介在会上也提到，中日两国媒体都应秉承客观、平衡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力避免破坏两国关系的煽动性言论的报道。与会的中外学者充分认识到，对立的中日民间情绪将会阻碍政府间改善关系的努力。
与会学者还从中日两国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的角度，探讨了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两国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竞争性因素的增多。这种竞争和领土、海洋划界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二、东亚经济合作
在探讨中日关系现状与前景时，与会学者都指出了中日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双边关系基础之上，而要将其纳入到多边合作当中，纳入到整个亚洲的区域合作中。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开始认识到区域内经贸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东亚经济圈”、“东亚共同体”等构想开始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围绕“东亚经济圈”构想，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华经济研究所所长林华生教授从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构想；日本东盟自由贸易条约(JAFTA)构想；韩国东盟自由贸易条约(KAFTA)构想；印度东盟自由贸易条约(IAFTA)构想。林华生教授还强调四个“1+10”构想将是实现东亚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和保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云方研究员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应该用欧美模式相结合的权力平等、发挥优势、共同决定、统一实施和尊重主权的第三种模式来实施东亚区域合作。并强调，建立东亚经济合作体系要从文化入手。
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东亚经济合作。而当前的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现状，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建教授指出的“政冷经凉”已现端倪。他还强调中国应当从长期发展战略高度出发，继续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两国在高端技术和节能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日本立命馆大学岩田胜雄教授在会上就如何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发言提出，要先建立统一的亚洲金融系统，然后在一个统一的金融系统里，各个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能源合作在近年来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查道炯副教授从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困境角度，提出以“俄罗斯—大连石油管线”的方案为能源合作的突破口。而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会主任研究员寺田强则提到在能源使用的技术上，中国可以借鉴日本。
三、东亚安全
无论是“东亚经济圈”的构想还是“东亚经济共同体”，或者是“东亚共同体”的建立，都必须面对和处理东亚复杂的安全问题。在讨论东亚经济合作时，也许可以忽略美国，但要是谈到东亚安全，则必须讨论美国因素和日美同盟。
针对复杂的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指出，冷战后东亚事实上存在三种安全，一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众多双边条约构成的“美国体系”；二是以中国、俄罗斯的独立存在为标志的“多极体系”；三是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体系的最新变化，首先是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东亚地区主义有了新的动力；其次是在“美国体系”内，日美同盟上升，而韩国与日、美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随着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中国的崛起，东亚安全图景还将进一步改变。但是，建立一个包括中、美、日、俄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一个最好的出路。
在如何处理美国霸权与亚洲秩序的关系上，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教授指出，亚洲地区秩序正处于历史性转变中。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亚洲以整合的地区主义正在塑造着地区秩序。对亚洲而言，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而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谈及美国在亚洲如何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战略地位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门洪华副教授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霸权与东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一边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形式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分享东亚发展的成果；一边又通过加强双边关系和同盟关系来稳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
与会的日本学者，在谈到东亚安全问题时都表示出一种担忧，在日本政府怎样维持亚洲和日美同盟间的平衡、获得亚洲邻国的信任这一问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增田雅之研究员就此提出建议，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日本应在中国的主导下就东亚共同体与美国展开战略对话。并希望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外，也能促进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韩国高丽大学李正男教授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中国在六方会谈中为东北亚安全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将受到美日同盟、中美东亚战略目标冲突、台湾问题等因素的限制。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王生研究员强调在东亚安全上要发挥中国大国“稳定器”的作用，协调区域内的大国关系。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东北亚合作还存在很多困难。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彩珍副教授从建构主义角度指出东北亚共有理念的缺失，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关系，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观念和价值上的相互接近和认同。并强调应通过发展伙伴关系建构东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来达到东北亚合作的共有理念的形成，实现东北亚的政治和解。
与会学者通过两天热烈的讨论，对中日关系现状和前景达成了诸多共识，在中日关系、东亚经济合作和东亚安全问题等方面都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历史问题上，要求日本首相在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恢复中日高层互访。在领土争端上，中日双方应就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展开对话，求同存异。在台湾问题上，中日要加强对话，使日本充分了解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努力塑造维护台海和平的共同利益。在中日民间情感对立上，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中日关系间的变量，加强民间文化思想上的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大力支持两国知识精英的交流。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积极开展中、俄、日、韩之间能源方面的合作。在东亚安全上，展开中日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对话，明确中国的战略意图，消除日本的安全疑虑。针对美日同盟，应保持与两国展开富有成效的战略对话，并谋求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中美日三边关系。通过多边合作和大国间的双边合作在战略上与美日保持一种平衡。在东亚共同体上，努力塑造东亚各国的共有理念，增强各国间的相互认知。
总之，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和富有成效的，它不仅使各国学者了解到彼此认识问题和研究思路的差异，而且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还开拓了今后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研究的视野。主办方负责人表示，东亚合作论坛今后将作为一种稳定的机制持续下去，每年举办一次，以促进中日乃至东亚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展开更为持续而探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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