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禾子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提要 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已经有过许多论述，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首先从经济条件入手，从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出发，考察了社会生活体制所带来的后果，并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一些问题。对于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革家”们的种种观点，作者一一予以驳斥。
主题词 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明显错误的反应，就是将那些显而易见的因素扩大到自己的经历中去。任何科学调查，不管其方法论是什么，都不会对这种主观的解释方式感到满意。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因素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其位置是不可以任意选择的，而要以组成这一体系的“构筑物”的根本关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在这一体系之中，结果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从所有社会关系要素的变幻莫测的行为中，包括它们表达的最理想的形式中，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经济领域是基础。这样做的理由早已有所探讨，在此就无需进一步展开。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同样必须从经济条件入手，从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出发，考察社会生活体制所带来的后果，最后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一些问题。
一、经济条件的不成熟
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和在阶级斗争中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一旦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发生矛盾，并且不能再解决相关的问题，就会出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因为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放弃其统治的。根据这一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为实现更高社会形态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应该在前一社会形态中就发展成熟，特别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必须成熟到足以建立一个新的“需求体系”，即具有适应不断变化的人民生活需求的新意识的基础。
因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必须发生在那些经济和技术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那里，多数阶层的人们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意识。众所周知，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期望，列宁把俄国革命看成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特别应影响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都高度发达的德国。而革命却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爆发了。总之，必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秩序的事实实际上却与革命性变革的理论模式背道而驰。
在今天的词汇中，1917年的俄罗斯帝国无疑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临界国家”：它具有数个工业化中心；呈现出若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又发展相对落后，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其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并依附于农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程度上的差异，许多人目不识丁。政府形式是一个军警遍布的封建政权。僵死的宗教和落后的神学体系使得广大民众成了愚昧的宗教狂。大规模的摆脱农奴制的农民斗争在50年前才开始爆发，事实上，农奴制在当时的各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人民已做好了推翻世袭地主、贵族和沙皇的准备。落后省份与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起来的城市地区的冲突使得各种需求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唤起和满足。当然，在那些保留了古老农民传统的村社组织“米尔”（1910年被斯托雷平解散）中，人们能够从前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跨入后资本主义思维，而不需要什么过渡阶段。在关于推翻沙皇统治这一解放所有人的问题上，软弱的小资产阶级与当时更加弱小却富于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发生了冲突。但是，资产阶级经过在全国妥协以适应专制主义的需求后，它对农民的吸引力开始远不如出身和生活水准都与农民十分相似的工人阶级。这场革命成了以工人为领导的、农民参与和支持的运动——他们在那些革命岁月中表现出来的推翻压迫者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这一革命高潮并没有提高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相反，有些从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内战争和冲突中被摧毁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使得苏维埃的经济恢复更加困难。因而，在苏维埃建立的第一阶段，它在经济上仍是一个“临界”国家。它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通过强制的工业化来弥补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军事力量强大的西方势力和军事力量迅猛增强的德国，都以武力包围和讹诈威胁着这个国家。
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苏维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条件都不利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国家缺乏经济基础，缺乏质高量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民众为争取民主体制而斗争的经验不足，与西欧相比，苏联没有广泛而牢固的教育和思想运动。尽管如此，在弱小、无私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的生产还是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肩负起了管理和教育的职责。如果考虑到内部变化的“有机”过程，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以后，这些责任应该由广大的工人阶级来完成。结果，一个官僚政党的机制不是以一个“破坏因素”而出现，而是在经济和社会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形下以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组织所要求的社会形式出现的。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长期专政。任何不接受这一点的人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社会主义的企盼。在党的专政下，农业的集体化、庞大的新兴产业的建设以及普及教育体系都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这些成就的实现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成功的前提是残酷地镇压一切反抗。另一方面，他们也的确给广大群众带来了生活水平和物质保障上的明显提高。苏联人民反抗纳粹统治和他们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苏维埃制度是历史的进步。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摧毁了苏联人口密集和技术力量雄厚的地区，二战后的恢复时期也显示出了与其政治体制相应的激情。即便是共产党政权所产生的恐怖也没有改变这种热情。
发展的目标首先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次是增加社会和个人的财富。鉴于战争所带来的落后和巨大损失，发展和满足物质需求的重点放在了提高生活水平上，这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尽管苏联的个别工业部门比较先进，但整体水平却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因而，工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保持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先权。所以，物质生活上的目标就一直被置于工业现代化这一更高目标之后。
这似乎过于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在60年代，我个人的印象是，时刻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做出牺牲的观念仍然存在，但是对消费品的渴望却被言过其实的许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激起，这起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5－10年内“赶超”西方的口号浅薄而不现实，其恶果已经显露出来。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的消费方式已经激发起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却提倡另一种新的需求体系和对生活的追求，即一种新的世界观。
客观地讲，从批判和消灭以商品拜物主义为特征的制度到向这种制度屈服，这样的转变与物质需求方面的落后不无关系。西方社会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也许会被新的价值观所不齿，它还为舒适和富裕的生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这一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对物质世界的渴求并不那么容易被人理解，那时哲学的陈腐解释不足以使人信服。
然而，除了客观条件外，还有主观上的问题：“人类的生产能力”——即人克服客观困难的能力——并没有化为行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未被很好地利用。这种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热情甚至被抛在了一边，从而转向了西方制度和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不再体现在生活目标上，而是体现在消费水准上。如果一场反对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大战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它的胜利绝不是建立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而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强调某一种价值观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
苏联的这种思想状况导致了苏共二十大上的转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他们甚至可能注意到了经济条件和阶级结构的不成熟。当时的物质水准远不能达到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水平；1917年的无产阶级大众也尚未具备成熟的改变社会形态的阶级意识，因而不能成为具有新型价值观和非资产阶级思想和理想的人。工业化时期，工人的数量激增，这意味着其他阶层的人们加入到了工人队伍中来，其中包括贫苦的农民和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时刻准备做出牺牲，对外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对内发展国内的生产，但他们却未能对官僚和僵化的体制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不得不与资本主义进行较量。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它必须具有强大的军备来保持“恐怖的均衡”以对付外来的威胁；其二，出于自身的需要，它必须进行大量的商品积累。无疑，两种社会制度间竞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保持了其中心大都市的长期稳定而未出现革命性反抗。只有迅速提高生产力，才能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显然，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注定意味着抹煞社会主义人道和民主的一面，但是，在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对抗中，走第三条道路肯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尽管苏共二十大放弃了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生产力的首要目标（因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的失败），但也没有提出民主化。因而，虽然恐怖和强制性的手段减少了，但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能力却削弱了，官僚的僵化体制依然存在。
二、官僚问题
从韦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中，官僚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在大众社会中，越来越专业化的知识和在不同的领域（生产、贸易、分配和通讯）对应用这种知识越来越多的需求使得专家机构具有了独立性——一旦统治力量更迭，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发生变化，新的秩序就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支持者和调解者阶层。十月革命以后，共产党的作用由社会变革的承担者和推动者变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既要完成这些变革，又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相对落后，还不具备自我管理生产关系的能力。十月革命诞生的苏维埃的思想观念动摇了，因为这种观念的必要条件尚未成熟（如教育落后、阶级意识参差不齐、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
无疑，以新型和创造性的方式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绝大多数人至少要在本地区范围内参加到公众生活当中来，参与社会基本条件的制定，或者分担某些政治责任。决策的民主化促进人们与社会秩序的认同，对社会有责任感，可以发挥个人的才干，最终具有参与意识而不仅仅是人云亦云。决策上的民主合作和民主参与为个人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官僚体制的墨守陈规和集中管理相比，由于意见不一和拖延，民主合作也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短时期内，官僚体制对于社会目标的实现更为有效。
在当时的外部条件下，苏联在工业发展上的压力要求建立统治集团的机制，特别是在没有配备组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行政机构之前，必须用一种全面计划经济的社会观念取代放任自流的统治。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0天，这表明，要管理一个现代国家，制订出关于投资、管理和教育的长远计划并非易事。中央计划与指导和根深蒂固的民主愿望之间的合理平衡首先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氛围和高水平的普通教育水准，还要铲除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针对不同的地区条件进行适当的教育，以使全体人民都能够理解。在1917年的苏联，这些条件无一具备。在此我们无需赘述苏维埃为创造这些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所做的多方面和巨大的努力；恶意的攻击可以抹煞这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却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受到挫折，并且为抵御国外的阻挠而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更削弱了这些努力，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诸东流。40年的冷战更阻碍了对国家管理机制进行内部的政治变革。
当然，在那段“停滞时期”，在内部政治变革和冒险上所表现出的致命的怯懦不仅仅说明了一个已经变得僵化的行政阶层的无能和惰性，它还是两种制度较量中经济落后在上层建筑上的表现。同时，由于建立新的民主国家结构而产生的任何内部的的分裂已经成为社会制度间进行竞争的障碍。由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包围政策对苏联形成的威胁，社会主义处于危险之中。正因为如此，基于道德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赫鲁晓夫时代所谓的“反斯大林化”运动才没有在行政和政治上进行到底。这些考虑使得许多迫切的制度性决策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没能顺利实施。
理论批评和实验功能沦落为官僚野心的牺牲品，这本身是党领导的干部政策所形成的官僚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表现。但是，与其政治功能背道而驰的共产党，已经成为国家僵化体制的执行者，因为在苏联建设的特殊条件下，它还必须担负起国家的职责，将党和国家的两种功能集于同样一批人身上。
共产党机构的官僚体制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生活，不允许任何批评和批评性的讨论，产生了冷漠的态度和投机主义，最后导致了列宁主义准则在党的生活中的破灭。继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道德”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了。贪污腐败和经济领域的犯罪这些现象还不是社会主义覆灭的主要原因，经济的不景气和向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妥协才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和重建时期所培育起来的民族精神（这在苏联早期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被这种复活的前社会主义价值观摧毁了。唤醒人民意识的斗争不再继续，代之以政治教育的法令。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和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都被抛弃或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在这种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主观的意见和态度——开始滋生开来。
三、理论的匮乏
共产主义世界观已不再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其分析和目标中忽略了实践。在解释现实和提出目标前景时，其要旨在于揭示并消除从目前的矛盾中滋生出来的错误认识。尽管在苏联进行了一场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但是进行得相当软弱无力，只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标准列举出一系列标准化的“错误”。同时，其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才是资产阶级思想滋生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却很少进行反思。这样，哲学就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把自己封闭在僵化教条的象牙塔上。它丧失了谋求新发展、学习众多其他范畴和解释方式的能力，因而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中无法再给人们提供指导。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失去了对我们时代的科学问题和苏联的社会生活的参考价值，其对现实和现存历史的价值——这正是辩证法的实质——也逐渐消失了。这并不是教科书上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导致了其毁灭的命运，而是轻率地将内容丰富的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和结构简化成了这些纲要。辩证法在理论上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如下的实践上的后果：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被事件发生以后的政治实用主义所替代。这种低下的理论水平在戈尔巴乔夫那本肤浅的实用主义书籍《改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本书宣布了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开始。
由辩证法僵死的形式化所导致的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即错误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和我们时代的转变特性——已经讨论过了。然而，在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忽视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畸变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客观的根据：经济上的落后、人民大众意识的落后，以及国家和党的组织的政治形式等等。这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主义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十月革命是一种英雄式的、但却是错误和不成熟的产物。只有无视反思作用的人才能接受这样一种决定论的宿命论。充分运用理论可以使我们对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矛盾有所理解，从而制定战略而不是瓦解社会主义。
对时代的根本趋势有了正确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就可以得到实施，这种言论建立在对其具体性质的错误估计上，然而它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即在正确理论估计的基础上，有可能实现另外一种政治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果缺少了统一体中的一个要素，就会出现错误的方法，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找到了：没有对理论进行持续不断的建设和批评工作，就没有社会主义。
断章取义的理论导致了政治上的唯意志论。“良好的愿望”取代了客观可能性和客观趋势的决定作用。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由意志推动的吗？当然不是。是当时的革命力量推动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当时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革命的火种点燃发达工业国家的燎原之火，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牢固的基地。但从本质上讲，这些可能性并不一定变成现实。十月革命爆发了，但革命并没有在德国发生。正如今天一样，那种过渡中的特殊矛盾仍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对待，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的缓和使矛盾减少，或者说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和普遍贫困也产生了具体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并没有呈现出拯救人类的前景，这一点已被有识之士所认识，并且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应当是怎样的目前还不清楚。仔细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它们是我们的工具。如何使它们不被摧毁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然，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许多混乱，有些人不是去调查失败的多方面原因，——如不同制度下世界性对抗的条件，以及其自身的错误，以便为未来的国际斗争做好路线上的物质准备，——而是对确定无疑和经过时间考验的理论原理本身产生了怀疑，甚至抛弃了它们。病人战胜病痛的最好方法就是自杀，在这种荒唐的原则下，“理论改革者”们现在正在猛烈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他们自己却毫无理论依据。在那些众多的已经向失败主义屈服的人们中，我们选择A.I.沃尔科夫和Y.A.克拉辛（后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两教授作为例子。在一篇他们两人的署名文章《社会主义的昨天与今天：不同还是相同？》（1990）中，两位作者提出的某些观点足以使其追随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
（1）马克思只是将社会主义的特性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选择，“以便他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与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进行准确的比较”。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马克思以及以往其他理论家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对他们时代的现实记述，而今天，现实发生了变化”。因而，传统理论已经过时了，不仅是因为时间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关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基本论述过时了。
（2）资本主义产生了“适应于经济社会规则的特征和倾向”。在相关的“组织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形式下，社会对所有成员提供保证，包括那些不能胜任社会工作的弱者”，因而它所建立的政府机构和社会不会仅为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运作。文章接下来还写道，劳动主体的发展与这种劳动的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是可能的吗？许多其他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尽管这些矛盾从前也看似不可调和……目前，在劳动市场发达的组织体系中，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雇主和雇员之间更像是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对一方获取剩余价值的说法也产生了疑问，因为价值的积累使双方都受益。因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普遍动力这一命题不再适用。
（3）因而，对于沃尔科夫和克拉辛来说，“当民主形成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了“一个对资本的行动产生更大社会作用的力量”，由此而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这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念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各阶级相互关系中共同的政治文化”将占据主导地位。
（4）所以，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下降到“仅仅为社会主义的全部价值观提供一个指导”，用E.伯恩施坦的话来说，它不过给工人运动提供了“大略方针”。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征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党的领导作用等。
紧接着，这位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写道，“我们也需要一个开放的、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并且他问道，“为什么我们党的社会民主竟然会使我们害怕？”在本论文余下的篇幅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上述四点。
对观点（1）的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详尽的范畴和解释模式，表述了资本主义在进入其不可避免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之前其全部运动中的特殊形式。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内部不间断的积累过程所造成的发展的压力带来了无以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
显然，这些矛盾既不能解决也不能真正地协调，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观念只会加深这些矛盾。于是出现了一个充满冲突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十月革命也许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信号。即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尝试的失败也不能使作为资本主义历史产物的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对观点（2）的探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消失，它不过被所谓的“安全网”所掩盖，而在边缘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矛盾却暴露无遗。但是，同样在发达国家中，前所未有的个性的泯灭使人类变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消费者，这与个性全面发展的理想背道而驰。只有在社会和文化毁灭的基础上，才会出现阶级的妥协和当代工人运动的瘫痪，这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上向资本主义让步的结果。
对观点（3）的探讨。在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妥协并不表明阶级矛盾有了结构性的化解，而只是出现了暂时的调和。一方面，妥协是社会选择体制存在之必然，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为保持其高消费、避免过度生产所导致的永久性危机、从而不影响资本投资的结果。然而同时，在种种妥协的背后，“对资本运行的社会影响”减弱了（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作人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民主几乎成了幻想。
对观点（4）的探讨。对价值观的关注使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不是社会和政治的行动，又回到了F.A.朗格的“理想的立场”这一新康德主义对抑制革命斗争的社会民主的解释上去。这样一来，关系重大的不是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是思维方式。其结果事实上是，当权者依然拥有权力，无权者仍然无依无靠，只能对道德和权力怀有美好的期盼。
不管怎样，沃尔科夫和克拉辛的“社会主义的明天”不是变相的社会主义，而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性的实用主义阶段”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微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理论的匮乏中汲取经验教训，但是这一阶段的规划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它的倡导者们满怀希望地企盼着一幅和谐的资本主义图景，一幅在现实面前很快就会变成水月镜花的图景。
有目共睹，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问题和矛盾，最终导致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像沃尔科夫和克拉辛这样的知名作者，其理论上的无能为力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20年中由理论上的冷漠、麻木以及僵化形式所导致的东欧社会主义势微的最终结果，这中间交织着各种前提和原因。在此，我们试图揭示出形成这种复杂情况的客观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正确时机的正确决策可以冲破阻挠，使社会主义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进程。人们可能永远会问，为什么恰恰在彼时彼地作出了那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偶然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一般情形下，各种选择的先决条件的确存在，并且，错误的方向总是理论空虚（即对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这种制度的特征之一，社会主义运动试图从这些矛盾中建立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机遇取决于对形势的正确认识以及一个正确的政治和经济行动战略。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实现，而是要通过那些理解了相互联系原理的人们的努力。理论是实践不可缺少和独立的推动力量。无论谁要有效地行动都必须有强有力的理论。在这一战役失败之后，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重新开始我们的政治工作，意识方面的工作是第一步：要形成和加强阶级意识，关注分析我们时代趋势的理论力量，在讨论过去和现在的错误时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在思想和组织上要有严格的纪律。必须给政治活动提供机会，辅之以意识方面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个人不可能事事都考虑得尽善尽美。
那些为了新事物而奋斗的人们最初总是少数，而且这种情形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阶级，继而形成一个政党，会不断兴起，越来越强大、坚定和有力”。共产党“为争取近期目标和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而斗争，但是在目前的运动中，他们还阐述了那一运动的未来”。未来就是包含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可能性。为未来而奋斗并使之成为现实，必须把它同时作为目的和目标。因而，没有自觉的理论，历史便是盲目的；而如若广大群众不掌握理论，理论就是软弱无力的。
*H.赫尔茨的《社会主义的低迷和未来》的第四章，该书至本期全部译介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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