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的形成与发展：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城市化转型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市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城市化(我国称为城镇化)研究热潮持续不衰，相关论著林林总总，俨然成为显学。尽管如此，仍有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甚或有所忽略。例如，对于城市化的总体走势，我国学术界大多征引“诺瑟姆曲线”(Northam Curve)加以描述，即：城市化在起步阶段速度缓慢；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20％—30％以后，速度越来越快；到70％左右，增长略缓，城市人口和规模趋于稳定，整个过程呈拉伸状的“S”型。这个总结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的一般情况，但这只是从“量”的变化角度得出的笼统认识，对于城市化越过50％大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后有何新的、尤其是“质”的变化语焉不详，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有些学者索性用郊区化甚或“逆城市化”笼统概括此后的发展。 实际上，城市化越过50％大关后，即进入转型时期，这恰恰是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个节点上，城市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重心转向郊区。此后，城市和郊区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城市化从人口转移型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结构性转型的高级阶段。在此过程中，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新型城市化的空间载体，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规律性走向，20世纪中期出现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以及亚洲部分经济较发达国家，八九十年代后在发展中国家相继发生。 根据这个走势判断，我国的城市化即将跨进转型的门槛。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为7.3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3.73％。①是否转型、如何转型，显然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城市化转型方面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有望提供经验和教训，对其进行系统解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市化的兴起 传统城市化大致相当于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核或单中心为主；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且往往是城市兼并、扩充辖区的预留空间。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发展阶段，因此可称之为“传统城市化”，它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这个传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的助推力量来自农业变革和工业化。制造业、服务业与居住等功能在城市中心及其附近高度集中，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由此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带动美国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城市化既催生了空前的财富与繁华，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城市发展空间和容纳能力是有限的，随着城市人口及资源的大规模集聚，城市空间出现饱和，负面问题接踵而至，大致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土地问题。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密度增加，土地价格上涨，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用地困难。土地紧张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的环境、交通、住宅等问题，城市服务费用提高，质量下降。这些外在成本增加了生产费用，带来聚集负面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抵消了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最终导致“聚集不经济”。第二，住房问题。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人满为患，住房紧张成为普遍问题。房价高企，超过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而住房面积却很小，生活质量下降。第三，交通问题。城市功能分区以及地域的扩张，必然使交通线相应延长，道路负担加重，交通总量增加，生产成本和城市居民通勤费用无形上涨，时间成本增加。第四，环境问题。汽车尾气、取暖设施、工矿企业废气排放，带来光化学烟雾污染，进而形成温室效应等严重后果。第五，社会问题。城市中各类群体混杂，社会冲突和矛盾频发，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城市服务和社会福利开支势必增加，既直接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和居民的居住成本，又增加了企业的间接成本。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至于贫民窟问题和暴力犯罪等导致的企业和居民损失，更是雪上加霜。第六，观念的变化。19世纪后期开始，面对贫困、酗酒、传染病流行、黑社会猖獗等问题，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被失望和厌恶所替代，有些人甚至认为城市化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同义语，是生活困难或犯罪的导因。人们产生退回到私人空间的心理，“反城市化运动”悄然出现。这些问题累积在一起，使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聚集经济的优势不复存在，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上述问题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以及西欧多国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英国，1851年时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个，到1901年，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的人口达到50万。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成为城市特有的景观，人口密集、环境恶化、管理混乱等问题也先后出现。人口达400多万的超级大城市伦敦是各类问题的大秀场，在其上空，笼罩着煤烟和浑浊空气凝聚生成的“伦敦雾”，居民患上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抽水厕所的粪便都不经处理地排入下水道，最终流入泰晤士河，原本碧波荡漾的河水变成了臭水沟。②在美国，城市病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城市几乎成为城市问题的同义语：纽约人居密度之高超越伦敦，达到世界首位，以致一房难求；“钢城”匹兹堡成为污染重灾区，是美国版的伯明翰；芝加哥最先形成黑人聚居区，藏污纳垢，黑社会横行，种族冲突不断。城市环境的恶化使人们忍无可忍，黑幕揭发者大加挞伐，终于形成全国规模、各阶层参加的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城市病与大城市如影随形，到1930年，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多达27个，其他规模的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③城市病蔓延到许多国家，欧洲其他大城市如巴黎、柏林、汉堡、爱丁堡等也都进入城市病高发期。在亚洲，日本城市化在二战后达到高峰期，自然也深受城市问题困扰。诸如：地价攀升，公共设施建设举步维艰；物价上升、房价高企，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人们开始离开中心地区，转向郊外居住，大城市中心区变成一个白天上班、晚上无人居住的空城。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城市都出现新开发住宅区越来越远的情况。“贵”、“远”、“窄”成为日本大城市住房条件的典型写照。 “城市病”使许多城市不堪重负，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于是，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运动，40年代发展为新城建设运动，试图彻底摆脱大城市的困扰，另辟一番天地。美国、加拿大、瑞典、荷兰、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等国也相继效仿，按田园城市理念建造新城。当然，城市问题的解决一波三折，这一方面是人们在不断尝试各种改革方案，还处于摸索阶段；另一方面，也因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无暇他顾。二战以后，欧洲国家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庞大任务，但在此过程中，为了刺激经济，很多国家在房地产业加大投入，传统城市化的积弊再次发酵，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二战后在美国又出现以改造中心城市贫民窟为目标的“城市更新”运动，其他国家的城市改造运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 从“集聚经济”到“聚集不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曾经的紧密关系出现了裂痕。城市问题的累积不仅影响城市居民的选择，也影响工商业的选择。规模成本大于规模经济，对制造业企业来说感同身受，对于需要横向组织生产的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中心城市高层建筑密集，平面空间有限，既不利于对横向空间要求比较高的生产流水线的使用，也不利于生产原料和商品的批量储存、装卸和运输。而郊区开阔的空间，较低的地价和税收，有利于节约成本。此外，由于制造业的服务对象不只是满足当地人口的消费需求，而是扩张至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所以中心城市不再是最佳选择。 如果说传统城市化的弊端日益显露、城市化转型已成必然的话，那么，交通和通讯及信息技术方面的改善与应用则为城市化转型提供了可能。城市外围(很多国家称之为郊区)是一片崭新的天地，那里是城市进一步施展的新空间。郊区不仅空间开阔，环境宜人，地价低，而且往往是“一张白纸”，可以全盘进行城镇规划，与传统城市相比这些都是明显的比较优势。然而，在早期，尽管人们憧憬郊区生活，但限于经济条件和交通工具而无法实现，20世纪上半期城市交通的一系列改进，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极大提高。公共交通、道路铺设、上下水、户外照明、消防、垃圾处理、集中供热、远程输电能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甚至在美国，二战前后住房建设实现了批量化、标准化。郊区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增强了郊区的吸引力。其次是交通。交通工具从有轨马车到高架铁路、缆车再到有轨电车和轻轨、地铁，速度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低，成为普通大众都能承受的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汽车的普及。1908年福特公司生产出T型汽车，其价格降低到一般大众都能接受的程度，私家车在美国由此开始普及。在其他经济较发达国家，汽车也逐渐进入一般家庭。各国鼓励道路铺设的政策使私家车如虎添翼。这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更重要的是可以到达有轨电车线路和地铁轻轨线路不易通达的广大地区，人们重新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度加大。而各国政府在改善城际交通和城乡交通的投入与交通工具的改善同步发展。由铁路到高速公路，快捷便利，大型企业也解决了大规模、远距离运输问题。最后，与交通工具改善相配合的是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二战以后，通讯和信息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从电话到计算机联网，从简单的音频交流到大流量数据、信息乃至资金交流，使得远距离联络方便快捷，商务活动包括财务结算、账面资金转移等都可远距离完成，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在郊区的限制越来越少，而优势越来越明显。各国政府鼓励私有住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房地产开发向郊区转移等，一般都有利于郊区的发展，而非城市的扩张。 故此，城市和郊区之间“推力”和“拉力”此消彼长，其结果是居民和企业“用脚投票”，制造业外移，零售业外移，就业人口随之外迁，从成本费用高的城市中心区迁移出去，到成本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乃至城市边界以外的地区重新选址。居住在郊区，工作在中心城市，每天通勤上下班开始成为时尚，到后来工作和居住都在郊区，郊区化成果得到巩固。制造业企业搬迁到郊区，沿高速公路两侧或其交汇处建立工业开发区，形成一个个工业走廊。在美国，曾经是制造业大本营的中心城市，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制造业外迁现象，即所谓制造业“空心化”，到二战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悄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中心的特征开始弱化，服务和管理的特征日益明显。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过渡成为城市结构性变化的必然趋势。 二、城市布局从高度集中转向相对分散 在传统城市化时期，城市化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内或城市的行政辖区内，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城市规模扩大是城市经济实力扩张的主要方式之一。但空间有限的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原有的界限，向周边地区拓展，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相对分散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郊区或城市外围地区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中心城市与郊区重新定位，功能互有置换；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制造业、零售业等在郊区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此时的城市化不仅进入新的地域，空间更开阔，而且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人们对居住和生活环境也有更高的追求，因此，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相对分散，形成全新的城市化景观。 这样一来，城市化转型与郊区化变得密不可分。世界范围人口统计学方面最具权威性的网站“Demographia”以1950年为界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此后到2000年高收入国家几乎所有城市增长都是在郊区，比例高达96％。④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有郊区增长的现象，地域面积扩展，人口密度降低。下表显示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都市区内中心城市人口减少、而郊区人口增加的情况。
与郊区长足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心城市进入饱和阶段，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不再扩张。⑤五六十年代，很多城市尤其是欧美的大城市人口达到峰值，此后逐年下降。甚至被城市规划界推崇的丹麦的哥本哈根，从1950年到1990年人口也减少了39％，与降幅最大的美国的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的45％相差无几。在这40年中，巴黎人口几乎下降了四分之一。⑥不仅人口下降，由于传统的地域兼并方式受到周边地区的抵制，很多大城市地域面积也不再增长，“勉强维持其在1950年前后的疆界”。⑦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早在1851年就成为第一个城市化率超过50％的国家，因而较早地进入郊区化阶段，这在英国南部表现得特别突出。1903年，英国政府根据著名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在伦敦周围建设新城以疏散伦敦中心区的人口，这样既可以控制中心城市的发展，又可创造优美的居住环境，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理想。1946年英国政府制定了《新城市法》，把在特大城市周围建设新城作为政府的计划予以实施，在全国一共建设了38座新城，但这些城市很快被伦敦兼并。60年代，为防止此类现象重演，在霍华德等人的带动下，在伦敦东南部更远的地方设计与建造城镇：如米尔顿距伦敦90公里，凯恩斯·北安普顿距伦敦120公里，彼得伯勒距伦敦130公里。设计理念是，把它们远远地置于伦敦的通勤距离之外，同时面积更大，人口规模在20万到25万之间，以便它们足以提供相当于地方主干城市性质的就业与服务功能。结果，这些城镇大约40％的常住人口能在本区域找到工作，基本保持了它们的独立性，与伦敦形成互补关系，如众星拱月，强化了大伦敦的实力，因而受到欧洲城市规划师的普遍肯定。到90年代，当英国政府试图把60％以上的新住房都安排在大城市建成区内时，立即遭到学术界质疑。 在美国，郊区化来势迅猛，也更引人瞩目。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但“经济发展并未在城市的边界止步”。⑧此后直到60年代，无论从人口增长率还是人口数量增长看，郊区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中心城市，郊区在大都市区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二战后一度出现的白人大逃逸(White flight)更是轰动一时。“美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郊区化国家。”⑨由于郊区化的长足发展乃至出现地域蔓延，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密度也低于其他国家。 在法国，1962年时城市化区域(相当于大都市区)内中心城市人口比例为54％，郊区为46％，到1999年，相应比例分别为35％和65％。⑩法国的新城市化密度较低，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类似。所以，“国际大都市区观察”课题组(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Observatory)关于法国的研究报告的题目就是“法国大都市区的美国化”。(11)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郊区化现象。1965年日本百万人口以上都市圈中，核心城市人口为1708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39％，而郊区人口为26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1％，到2000年，相应比例分别为28％和72％。韩国60年代之后，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到1990年，全国总人口的61％、全国城市人口的75％都集中在汉城和汉城—釜山城市走廊。该走廊中有5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还有15个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30余个稍小的城市，共同构成人口达2600万的城市化区域。这一现象稍晚在亚洲的其他城市如雅加达、吉隆坡、曼谷和马尼拉都能看到。 三、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 在传统城市化时期，城市空间结构以单核或单中心城市为主，郊区人口稀疏，少量的卫星城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依附于中心城市。随着大都市区的发展，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活动从中心城市迁往郊区，郊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衍生出独立而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出现了一些居住区与就业区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混合性郊区独立性很强，形成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多中心格局，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这里没有摩天大楼、地铁和城市地标性建筑，但却具备城市中心的全部功能”。(12)这些郊区和郊区城镇，具有功能专业化趋向：有的以消费为主，有的以白领写字楼为主，有的以某种制造业为主，有的以娱乐休闲为主。与此同时，中心城市重新定位，从传统的工商业中心转变为服务业中心。 有美国学者专门选取20世纪60年代的克利夫兰、印第安纳波利斯、波特兰和圣路易斯等4个典型的多中心大都市区进行研究，确认这几个大都市区的次中心数量分别为9、11、11、10个。这些城市之所以被称为次中心，主要是其居民在当地就业比例高，或是说，多中心的经济支撑是就业。例如，这几个城市中心商务区和外围次中心的就业比例，在克利夫兰分别是16％和31％，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分别是17％和46％，在波特兰分别是27％和52％，在圣路易斯分别是20％和42％。(13)另如，1960年纽约大都市区具有城市建制的郊区74个，其中就业类与居住类郊区分别为25个，混合类郊区24个。(14) 美国学者乔尔·加里尤认为，这些经济上独立的郊区城市拥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结构和中心商业区，也能提供和中心城市一样的经济服务，他把这些城市称为“边缘城市”(edge city)。具体标准是指具有5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并且就业岗位多于居住人数的郊区社区，位于最初的城市中心三四十英里左右，在州际高速公路沿线，距机场近，交通方便。其他特征包括发达的私人交通，良好的公立学校，靠近大学研究中心，有新兴技术部门和零售企业。不同的中心具有不同的工业混合特点，有些是专业化的，有些则多样化。(15)根据这些标准，美国共有200多个边缘城市。(16) 除了新兴的边缘城市外，在某些大中城市比较集中的大都市区内，往往并存几个中心城市，形成“多核”大都市区。这些城市在传统城市化时期各自独立发展，原本属于单中心结构；但进入新城市化阶段后，它们的郊区长足发展并连接成片，进而可以统计为一个大都市区。例如，在美国366个大都市区中，有54个拥有2个中心城市，36个拥有3个中心城市。换言之，有近三分之一是“多核”大都市区，这类大都市区也多半被称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或“组合城市”(conurbation)。 德国的大都市区也呈现多中心格局，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多中心典型。(17)德国没有一个可以和巴黎、伦敦、纽约及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匹敌的“世界城市”，但其国际性城市功能由柏林、汉堡、慕尼黑、莱茵—梅茵等诸多大型都市聚集区分担。在1970年至1997年之间，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郊区人口急剧膨胀，向外延伸50到80公里。(18)德国中部的莱茵—梅茵城市区域占地8100平方公里，420万人，359个市政当局，其中法兰克福、威斯巴登、美因茨、阿森芬堡和达姆斯塔特等5个大城市，地位平等，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又如煤钢之都鲁尔工业区，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埃森、多特蒙德5个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和20多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整个城市区域的人口约在1100万，土地面积1.6万平方公里，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区域。 巴黎都市区也有很多“边缘城市”，但它们不是北美模式的翻版，而是带有欧洲特点的次中心，有欧洲学者曾以此为题进行过专门论证。(19)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普遍出现了这种混合型郊区或新型城镇。比如亚洲的日本，根据1960年日本人口统计，全国有556个城市，其中6个百万人口大城市是全国性中心，82个靠近这些大城市，发挥次中心的功能，其余的468个是区域性中心。(20) 在多中心格局方面，以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最具代表性。兰斯塔德地区位于荷兰西部，荷兰语为Randstad，其中“rand”意为“边缘”，“stad”意为“城镇”，这些城镇恰好呈新月状分布，因此得名。兰斯塔德横贯4个省(北荷兰省、南荷兰省、乌特勒支省和弗莱福兰省)，地域面积8287平方公里，总人口71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1000人。传统上，荷兰人认为这是高密度的“乡村”，现在则把它看成是低密度的“城市”。在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区域，还保留大片称之为“绿心”的乡村地区。兰斯塔德地区也是荷兰经济布局的心脏地带，拥有320万个就业机会，占荷兰总就业量的45％，其中多为服务业，其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基本契合。 兰斯塔德地区共有175个城市，其中有12个人口在10万以上，12个人口在7万至10万。其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为：阿姆斯特丹73.9万，鹿特丹59.6万，海牙46.9万，乌特勒支27.5万，这4个城市被称为“四巨头”。在这四巨头下，还有一批中等规模的城市，如哈勒姆、莱顿、代尔夫特、多德雷赫特、阿默斯福特，也有6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阿尔梅勒等大量新兴小城镇。各城市间有非常完善的交通网，包括铁路、公路、轻轨和地铁。与西北欧其他国家的联系也非常密切。(21) 20世纪60年代，荷兰为解决大城市的拥挤问题，开始了新城建设运动，他们先后规划了15座新城，其中13座分布在兰斯塔德地区。这种多中心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特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疏散了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的人口和功能，兰斯塔德地区最终形成了一个体系健全、有机分工的城市网络。而阿姆斯特丹市本身的人口已趋于饱和，自1960年人口达86.8万峰值后便未见增长，甚至略有下滑，到2000年为73.9万，但阿姆斯特丹大都市区人口为216万。(22)同样，鹿特丹的人口在1925年为56万，此后增长缓慢，到2000年为60万。鹿特丹和海牙距离很近，它们和大量中小城市形成的城市群人口达到250万，目前正在筹建鹿特丹—海牙大都市区。(23) 四、城市与郊区融为新的地域实体 在传统城市化时期，中心城市居主导地位，郊区则是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是依赖于城市而存在的。城市的发展主要靠建成区的扩大，包括兼并周边地区。随着城市发展重心外移，郊区化成为主导，具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建制，城市不再拥有超越郊区的权力，对郊区的兼并可能性越来越小。(24)郊区包括农村地区的县级政府更多地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中心城市和郊区关系大致经历了“分离发展→此消彼长→统筹互动”的过程，城市与郊区逐渐融为一体，结果，既不存在没有区域腹地的孤立城市，也不存在没有城市的空泛区域。以前城市区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人口密度从市中心向外呈梯度递减，而且降幅很大，现在密度的下降要平缓得多，甚至郊区的密度还有所增加。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界定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城”、“乡”这两个传统的地域概念已不能准确概括新的人口分布趋向，因为城市和区域已高度一体化。结果，城市与郊区从此消彼长的博弈到同步依存，进而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的地域实体(一般称大都市区)。芒福德这样形容新的地域实体：“这就是新的城市星座的布局形式，它能保存小城镇的优点，同时又能享受庞大规模的大都市提供的机会。在一个安排得很有秩序的世界中，这样一个合作系统不受物质上、文化上或政治上的限制：它将顺利超越地理上的障碍和国家之间的屏障，一如X光之穿透固体物。”(25) 由于各国的大都市区概念与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在下文中将对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上的大都市区进行比较。这个标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2010年在美国366个大都市区中，有212个人口在20万以上，这些大都市区人口为2.12亿，占美国大都市区总人口的97％。(26)欧洲学者罗伊·德拉维特在研究1960年至1970年间欧洲的城市功能区(urban functional areas，相当于大都市区)时，也把最低标准限定在20万人口，最后发现共有186个城市功能区，这些大都市区由人口集中走向分散化的发展趋势非常清晰。(27) 把这个标准应用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看到，大多数欧美国家的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在2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按次序排列分别是：德国84％，以色列79％，美国78％，加拿大63％，瑞士73％，西班牙55％，法国51％，荷兰50％，挪威46％，瑞典32％，波兰43％，匈牙利36％，捷克27％。(28)其中，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国传统上城市人口一向密度较高，基数大，因此大都市区能够占到如此高的比例，其变化几乎是颠覆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城乡人口密度都很低，中心城市人口密度甚至低于美国，所以其大都市区人口比例自然不会太高；至于东欧国家基础略差，大都市区化水平提高尚待时日。如果把20万人口以下的大都市区人口也包括进来，新城市化的比例会更高。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大都市区人口为主、而不是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 由于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城市与郊区走向一体化，传统的城市概念已无法准确涵盖这种新的地域，因此世界各国相继出台新的大都市区概念。 在大都市区发展方面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首推美国，美国不仅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其大都市区概念。早在1910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就发布了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概念，用于数据收集、分析和信息发布。其标准为：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以及与中心城市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150人/平方英里(相当于388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具体统计以县为单位。标准的大都市区，起码拥有一个县，少量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可以跨越几个县。在县政府功能很弱的新英格兰地区，大都市区必须有7.5万城镇人口。此后，为了准确反映大都市区的发展状况并保持概念的连续性，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先后对大都市区的定义进行了数次修改。(29) 美国大都市区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20-1940年，在这个阶段，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普遍增长，城市空间结构出现的明显变化是郊区化拉动整个大都市区发展，出现分散化和多中心局面。到1940年，大都市区为140个，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47.6％。而且，大都市在地域分布上也成为全国性现象，即使在城市发展迟缓的南部，1940年也有了33个大都市区。至此，大都市区已成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所以美国学术界一般称1940年以后为大都市区时代。第二个阶段为1940-1990年，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30)在美国，城市的增长和大都市区的增长形成了强烈对比。从1920年到2000年的80年时间，城市化比例增长25个百分点，而大都市区的相应比例由33.9％上升到82％，升幅高达近50个百分点。这并不是城市发展水平下降，而是新的形式彻底取代了传统城市化，城市发展变为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31) 加拿大于1951年正式引入“统计都市区”(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CMA)概念，它指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以及周边有紧密地理、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地区，整个统计都市区的人口应超过10万。1976年正式使用通勤指标设立统计都市区，条件是该地区劳动力有50％在中心城市工作，或者整个大都市区至少有25％劳动力居住在中心城市。(32)2001年，加拿大共有33个大都市区，但是其规模相差很大。最大的是多伦多，人口为551万，最小的是安大略省的桑德贝，人口只有12.4万。 德国于1960年划定“城市区域”(stadt-region，英文对应词为city-region)或都市化地区(metropolregion)，主要用于规划设计。和美国大都市区一样，德国的城市区域同样也包括一个位于大都市区内的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单位，不过，德国城市区域的基本地域单位称为自治市(municipalities)或自治区(gemeinde)，而不是美国的县，并且在城市区域内再细分为辅助地区、城市化分区和边界分区，每种分区具有各自特有的标准。1960年有56个城市区域，(33)到1997年，由各州部长组成的“区域政策部长会议”首次通过大都市区空间发展决议《德国的大都市区》，在全国重新划定7个大都市区，2005年，又新增4个。由此德国形成了由11个大都市区构成的区域都市网络。(34) 日本于1960年制定都市圈建设的基本规划，都市圈的限定是一个50万人以上的城市以及50％人口到中心通勤的周边中小城市，或者是几个50万人以上相邻城市组成的区域。1975年都市圈的界定标准改为人口100万以上的政令指定城市，外围区域向中心城市通勤率不低于15％。并将全国都市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7个大都市圈，人口均在200万以上，地域面积在4188平方公里到13449平方公里之间，人口密度最高为2555人/平方公里，最低为424人/平方公里；第二类是5个都市圈，人口为100万至200万，地域面积在1830平方公里到3777平方公里之间。(35)日本都市圈的标准显然高于其他国家的大都市区。 英国于1974年根据《1972年地方政府法》划定大都市郡(metropolitan counties)和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stricts/boroughs)。大都市郡的结构类似于1965年的大伦敦，是以郡为单位的行政区，全国共设6个，人口规模分别为120万到280万不等，人口密度在800人/平方公里(南约克郡)和2800人/平方公里(西米德兰兹)之间。每个大都市郡下划分数量不等的大都市地区，全国共36个。1986年废除大都市郡的行政建制，仅保留大都市地区作为独立行政单位，但是大都市郡仍作为大伦敦以外的人口统计单位。(36) 法国于1994年提出“城市化区域”(aire urbaine)概念。这是法国全国统计总署认定的统计单位，由核心城市以及与其有通勤关系的周边地域组成，其中至少40％的常住人口在核心城市或以此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工作。2007年全国共有50个“城市化区域”，其人口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83％，就业机会的85％。(37) 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统计大区”(statistical devisions，SDs)概念。统计区居民之间和地区经济单位之间有相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并处于同一个或多个主要城镇或城市的影响之下，不超出州或地域的边界，其人口占总人口的64％。此类统计大区共6个。在统计大区概念之下，还有36个统计区(statistical districts)。根据近年的人口统计，各个统计大区中，郊区人口增加迅速。(38) 各国对大都市区的定义尽管标准各不相同，但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统一的，都包括核心区和边缘区两部分，或称中心城市和郊区县域；具体指标包括三个方面：经济中心、经济腹地以及中心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分别以人口规模、就业数量、通勤比例作为量化指标，而且都是以城市的实际影响范围即功能区域为依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差别主要反映在指标范围的选取上。 大都市区取代城市，已经不仅仅是概念问题，而是成为某种思维定式。例如，旧金山多半是指“湾区”(Bay Area)大都市区，而不仅仅是旧金山市。整个湾区形成一个颇有规模的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大都市区，人口700多万，在美国排名第五，而旧金山市，不过是旧金山半岛上70万左右人口的中等城市而已。伦敦(London)828万人口，占地1572平方公里，而大伦敦(Greater London)包括伦敦城和内伦敦、外伦敦，人口多达1400万，横贯5个郡，整个英国南部地区几乎都在其影响半径之内。2000年以来设大都市区市议会和区长，俨然成为区域化的“城市”。洛杉矶市人口307万，但洛杉矶大都市区人口达1640万之众，被称为“内陆帝国”，规模直追全美首位大都市区纽约。不过，纽约大都市区的优势地位还是不易撼动。它地处美国东北部城市密集区，已不仅仅是一个大都市区独立发展，而是与相邻的几个大都市区连成一片，形成横跨4个州，囊括27个县，729个市和镇区，人口逾2000万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全称为“纽约—北新泽西—长岛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居住在该大都市区的新泽西州北部居民可能首先认同自己是大纽约人，其次才是新泽西人；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大纽约所属县份的居民也多半持类似的定位，甚至纽约州的居民，如果居住在大纽约附近，肯定也把个人的第一身份认定为大纽约人，其次才是纽约州人。在这里，城市和区域实际上已无清楚界限而言；功能性区域地位大幅提升，行政区划色彩明显淡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大都市区连接成片，出现了由数千公里高速公路连接的绵延不断的数个大都市复合体。法国地理学者琼·戈特曼注意到这个现象，于1961年以“大都市连绵带”(Megalopolis)为书名提出了新概念。(39)美国7个最大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中有4个在这条大都市连绵带，分别为：纽约—北新泽西—长岛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华盛顿—巴尔的摩联合大都市统计区，费城—威尔明顿—大西洋城联合大都市统计区，波士顿—伍斯特—劳伦斯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仅这4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的人口就高达3800万。戈特曼书中确认的其他大都市连绵带是：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大都市连绵带，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形成的英国伦敦大都市连绵带，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中西部即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 总之，城市化转型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均普遍出现，这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前文提到的“国际大都市区观察”课题组在其研究中这样总结：“这并不是一个全球生活方式美国化的现象，而是各国各地区内部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当然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40)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城市研究核心概念》一书则这样评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经历了多中心大都市的增长，但所有国家都会形成区域规模的巨型城市抑或区域城市化。(41) 五、城市化转型的理论意义 城市化转型这种世界范围内规律性现象，对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构成了挑战。传统城市化理论有两个最突出的局限：其一，该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城市的本质特征是集中，强调人口的集中和城市的集聚效应。该理论在特定时期尤其是工业化时期是适用的，聚集经济是传统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到一定程度后，便不合时宜，有简单化之嫌。实际上，城市发展并非一味地集中，集中也并非越大越好。在新城市化时代，集中是一把双刃剑。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佳所发现的那样，“集聚可以是一个吸引过程，一个向中心的运动；它也可以相反方式运作，成为消解和弥散中心的力量。所以，在每个区域性城市空间里都存在介于集聚的中心性向心力和弥散的非中心化离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42)在此城市为集聚，在彼城市就可能是弥散，在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和郊区次中心之间，存在着多维流动，绝不仅限于传统城市化的那种乡村向城市的单向运动，关键在于此阶段城市空间布局多中心化，与传统的单中心显然不同。其二，传统城市化理论忽略了城市与郊区的关系，忽略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化，即使谈到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也是从城市边界的变更即城市行政范围扩大的角度论及，而没有看到它与郊区联动发展的内在联系。事实证明，真正的城市规划必然是区域的，仅仅利用扩大城市行政区域的方式发展城市化不利于城市长远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改变农村地区的落后局面，以此理论为依据所制定的城市政策在实践中更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传统城市化理论对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以后有何新的变化，并没有论及，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显然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修正，阐发新的理论。 我国学术界虽然对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转型尚未予以足够重视，但有些学者已初步认识到城市布局的重要性，无形中向修正传统城市化理论、推动大都市区的发展方向迈出了一步。不过，由于尚未理解大都市区概念的真谛，在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讨论中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称呼和界定，如“城市群”，“城市带”，“城市联盟”，“城市圈”，“大都市”，“大都市区”，“巨大都市”等等；有的学者分成“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三个层次的概念，还有的学者认为三个层次可以通用；(43)更多的人把大都市区与大都市连绵带混为一谈，把大城市和大都市区混为一谈。(44)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如周一星提出，都市区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地域概念，是都市连绵区的基本构成单元，而都市连绵区概念相当于国外的大都市带，是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经济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45)这种提法比较准确，可惜当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近几年，大都市区问题再度引起学界关注，但研究的深化还尚待时日。 相形之下，国外学术界较早地注意到大都市区与城市化转型的关系，思考如何开创新的城市化空间。早在20世纪初，霍华德在提出田园城市的构想时就这样描述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必须结为夫妇，这样一种令人欣喜的结合将会萌生新的希望，焕发新的生机，孕育新的文明。”(46)1933年，在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概念后不久，国际建筑协会在雅典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该宪章采纳霍华德和法国城市规划师勒·柯比西耶的观点，提出要把城市与其周围辐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47)1945年，美国学者昌西·哈里斯和爱德华·乌尔曼提出多中心模式理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反映出当时城市化的多中心格局确实已有一定规模。此后，新城市化现象越来越清晰，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国际城市研究所组织一批学者对全球范围的大都市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结集出版《世界大都市区》一书，认为现在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系统比较，绝大多数研究仅限于特定城市或特定国家。该书提出一个大都市区的门槛人口标准，即整个大都市区人口应在10万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个5万人口的中心城市，周边地区至少有65％以上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48)根据该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全世界共有1046个大都市区，分布在105个国家或地区。(49)1961年琼·戈特曼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认为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1973年，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IUSSP)组建一个城市化与人口再分布委员会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问题时发现，“在世界很多国家，传统的城市一乡村两分法已经过时，看来应该推荐三重或四重的分类体系”(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体制)。(50)这样一步步将研究推向深入，焦点日益集中在新概念和体制性的深层变化，而不只是转型的技术路线。 到八九十年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进入大都市区发展阶段，大都市区研究走向高潮。不过，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于如何界定新城市化现象和新的地域实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未取得一致意见。(51)学术界采用了名目繁多的术语来表述这一新的地域实体。目前来看，“边缘城市”的提法似乎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52) 在基本理论探讨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影响最大的，是从芝加哥学派到洛杉矶学派的变化。学术界一般认为，传统城市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工业化城市芝加哥，而新型城市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服务业见长的洛杉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呈集中型发展，由密集的核心区向周边地区围绕同心圆扩展，密度渐次降低，在此过程中，核心区主导边缘地带发展。但是，令芝加哥学派始料不及的是，芝加哥随后的发展，与此模式渐行渐远；后来居上的洛杉矶却以相对分散而开阔的发展空间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由此在90年代产生了洛杉矶学派。不过洛杉矶也往往因其人口密度过低、发展失控而受人诟病。在洛杉矶发展早期确实如此，它初兴之时，一度是世界上低密度的城市区域。但近年来，洛杉矶人口密度也有所上升，如果按每平方英里1万人的地域面积总量计算，洛杉矶却排名第一，高于纽约。如果把洛杉矶与学术界公认的规划最好的美国城市波特兰加以比较，同样也很有说服力。根据1990年统计数据，在洛杉矶，人口最密集的地块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为79725人，相当于波特兰(22858)的3.5倍。2000年人口统计显示，这一差距更大。(53)洛杉矶的蔓延程度远远比不上波特兰，而波特兰一般被人们视为控制增长的典型。(54)在标杆性城市波特兰也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更说明分散化已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这样，美国学术界对洛杉矶的看法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负面的蔓延典型到正面的新城市化典型。而芝加哥在二战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人口密度下降速度加快，经历了向新城市化的蜕变，与洛杉矶殊途同归。它的经历折射了传统城市向新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主要特征，令人信服地佐证了新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走向。姑且不论这两个学派理论体系完善与否，(55)它们所揭示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发人深思。 密集的、单核的、以同心圆方式扩展的中心城市让位于多中心的、低密度的大都市区，这对芝加哥学派来说，不啻釜底抽薪。《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也认为：洛杉矶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分散、多中心和大规模郊区化。对现代城市来说，不论是在美国抑或古老的欧洲，还是正在崛起的亚洲，洛杉矶都代表着都市的流行模式。南加州大学地理系教授兼南加州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J.迪尔在其编辑的论文集《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中提出，“我们需要21世纪的理论来说明21世纪的城市”。(56)这部论文集成为洛杉矶学派形成的标志和代表作。另一代表人物爱德华·索佳在其代表作《后都市化》中提出，由于20世纪中期以后洛杉矶外围长足发展的郊县标志着从大规模郊区化转变为大规模区域城市化，(57)这种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58)南加州大学另一教授格雷格·海斯认为，“分散化和郊区化的规律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59)“巴黎和东京是否也将效法洛杉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如此了。”(60) 进入21世纪后，新城市化现象再度引起学界关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2004年《新型城市化模式：超越城市一乡村两分法》的出版。该书集合了近年新城市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强调的中心议题是，传统的城市和乡村概念已经过时，应该提出新的符合实际并有前瞻性的概念。该书指出，近几十年来，人类聚落的性质和范围有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城乡差异的淡化，城镇和乡村再也没有清晰的界限了。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先前分离发展的城市和乡镇合并成为范围更广的城市化区域。“更重要的是，半个世纪前法国学者戈特曼用大都市连绵带来表述的这个现象在以往被看成是已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但很快也成为不太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61) 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是2002年组成的专题调研组“国际大都市区观察”，美国和欧洲15个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通过反复比对调研，发现在新城市化方面脉络最清晰的国家是美国，第一个郊区化国家也是美国，因此，他们把美国作为标杆，与欧洲国家一一进行对比，以厘清在大都市区发展方面还有多大差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定大都市区化对现有城市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以便从政策层面进行调适。 还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国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教授领衔开展的“POLYNET”(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管理)项目。这个总额高达220万欧元的项目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资助，历时3年，调查了西欧8个“巨型城市区域”(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的类型和动力机制，2006年出版了《多中心大都市区：认识欧洲巨型城市区域》一书。从该书论述8个巨型城市区域的标题上即可看出其侧重点：“英格兰东南部：全球化的星群”、“荷兰兰斯塔德地区：多中心模式的多重面相”、“比利时中部：联邦体制下的多中心主义”、“莱茵鲁尔：最佳状态的多中心模式?”、“莱茵梅因地区：让多中心动起来”、“瑞士北部的欧洲大都市区：空间发展和政府回应的驱动力量”、“巴黎区域：单中心大都市区中的多中心空间规划”、“‘爱尔兰之虎’经济中的大都柏林地区：迈向多中心的巨型都市区”。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直接涉及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修正。笔者详细查阅了近十年来出版的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的工具书，其中程度不同地提到了这一主张，尽管不系统。例如，2010年出版的《城市研究百科全书》中的“城市化”条目阐明，在近代和当代城市史上，它不仅包括行政范围确定的城镇，也包括地域范围更广的聚合体，即一定量的各种规模、功能和行政地位的城市和城市点组成。该条目用一半的篇幅阐述巨型城市，即人口在1000万的大都市区，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对传统城市的论述。(62)2005年出版的《城市研究的关键概念》一书，把当今的巨型城市视为多中心的大都市区，认为两个概念可以通用。该书非常明确地指出传统城市化概念的缺陷，认为城市化(Urbanization)和城市主义(Urbanism)作为表述城市演进的概念，已经很“陈旧”，用它们来表述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区域已经不合时宜。(63)美国学者拉里·S.伯恩和吉姆·西蒙斯在《城市体系的概念界定与分析：北美的视角》一文中指出，“探讨城市化问题的传统方法在很多方面都不够和过时了”。(64)总之，无论是从城市化转型的客观实际还是从学术研究来看，我们都有理由说，传统城市化理论确实有必要修正。 六、新型城市化的未来挑战 通过梳理城市的一般发展趋势尤其是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的变化，我们初步可以得出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衔接但又各具特色的两大阶段。大都市区和城市化转型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形态或客观存在，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探讨，它们已经发展成为城市“规划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抉择。城市化经历这样一番转型之后，大都市区成为城市化舞台的主角，因此，新的阶段可称之为“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阶段。 然而，城市化转型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因而既提供新的机遇，又构成新的挑战。大致看来，在经济方面，大都市区还是可圈可点的。“城市的财富蕴藏在城市空间布局之中。”(65)作为多种城市职能的复合体，大都市区整合中心城市和郊区的优势，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特质，构成各国经济增长的中枢。但是，大都市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大致反映在：第一，地域蔓延。大都市区低密度发展，存在一定的蔓延问题。蔓延要付出代价，往往导致公共服务诸如治安、消防、初等教育等重复建设，使州和地方政府承受更大的成本开支。同时，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加大道路建设，最终都增加了居民的生活开支和企业的成本。第二，中心城市衰退、地位下降，传统优势在退化，郊区后来居上，对中心城市的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虽然双方功能互有置换，中心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但其中难免有重复建设或新的龃龉。第三，地方政治零碎化。在大都市区内，大量中小城镇兴起于郊区或边缘地带，普遍存在名目繁多、功能各异的地方政府，中心城市政治地位下降，不易统筹协调，成为区域政治议程中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大都市区经济一体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但政治一体化包括建立大都市区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各国多选择大都市区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为首选。(66)第四，社会关系依地域出现分化。穷人蜗居在中心区，外围多半是富人的居住地，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些即使没有明显分化，也是穷人和失业者以及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在市中心区，因而在社会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制造了鸿沟。这些显然需要认真对待，在未来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时应注意避免。 最后，还应注意到，城市化转型是紧迫的任务，除了要尽早摆脱传统城市化的羁绊外，还要适应新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例如，从美国建国算起，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经历了130年(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要经历更长时间)，而从1920年新城市化启动到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中，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因此，对于新城市化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要有前瞻性准备。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2月24日，http：//www.czs.gov.cn/fgw/ckwx/content_423667.html. ②相关情况在很多著述中都有阐述，其中，芒福德的论述较为客观准确，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78-490页。 ③"Core Population Trends:International Cities," Demographia,http://www.demographia.com/db-intlcitycores.htm; "England Cities Population and Density 1890- ," Demographia,http://www.demographia.com/db-ukcities.htm. ④"High-Income World:Core Cities and Densification," Demographia,http://www.demographia.com/db-worldcore400.htm. ⑤芒福德称之为“胀破的城市容器”，并以此为章节标题，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563页。 ⑥"International:Selected Cities with Declining Population Ranked by Annual Loss Rate," Demographia，http://www.demographia.com/db-intlcitylossr.htm.该网站有详细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主要城市(53个)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口均不同程度下降。 ⑦"High-Income World:Core Cities and Densification," Demographia,http://www.demographia.com/db-worldcore400.htm. ⑧Eric Schmitt,"Cities and Their Suburbs Are Seen Growing as Units," New York Times,July 10,2001. ⑨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1页。 ⑩"Urban Area(Fra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e_urbaine. (11)Vincent Hoffmann-Martinot,"Towards an Americanization of French Metropolitan Areas?" In Vincent Hoffmann-Martinot and Jefferey Sellers,eds.,Metropolit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Wiesbaden:VS Verlag,2005,pp.265-296.该课题组是欧美国家协同研究的大项目，收集了翔实的数据，可资参考，具体情况下文还将涉及。 (12)Robert Fishman,Bourgeois Utopias: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New York:Basic Books,1987,p.26. (13)Nathan B.Anderson and William T.Bogart,"The Structure of Sprawl:Identifying and Characterizing Employment Centers in Polycentric Metropolitan Area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vol.60,no.1(Jan.2001),pp.147-169. (14)Bryan T.Downes,ed.,Cities and Suburbs:Selected Readings on the Local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71,p.37. (15)Alex Anas,Richard Arnott and Kenneth A.Small,"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6,no.3,1988,p.25. (16)Joel Garreau,Edge City:Life on the New Frontier,New York:Doubleday,1991,Chapter 1 and 11. (17)Conrad J.Weiler,Jr.,"Metropolitan Defini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no.3(Apr.1971),pp.429-446. (18)Statistische Bundesamt Deutschland,http://www.destatis.de/jetspeed/portal/cms/. (19)Marco Bontje and Joachim Burdack,"Edge Cities,European-style:Examples from Paris and the Randstad," Cities,vol.22,no.4(Aug.2005). (20)Shinzo Kuichi,"Recent Trends in Urban Geography in Japa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53,no.1(Mar.1963),pp.93-102. (21)Peter Hall and Kathy Pain,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2006,p.21. (22)"I Amsterdam," http://www.iamsterdam.com/en/visiting/touristinformation/aboutamsterdam/factsandfigures. (23)“Rotterdam,”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tterdam. (24)彼得·霍尔甚至这样评论：“事实上，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紧凑型或地域兼并似乎遭到某种世界性的声讨”。此言虽有些尖刻，但毕竟反映了城乡关系已发生变化的现实。Peter Hall,"Megacities,World Cities and Global Cities," The First Megacities Lecture,Rotterdam(Feb.1997),http://www.megacities.nl/lecture_1/lecture.html. (2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577页。 (26)"List of United States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http://en.wikipedia.org/wiki/Table_of_United_States_Metropolitan_Statistical_Areas. (27)Roy Drewett,"Changing Urban Structures in Europ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15,Sep.1980,pp.52-75. (28)Vincent Hoffmann-Martinot and Jefferey Sellers,eds.,Metropolit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p.427. (29)有关美国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拙文：《对美国大都市区化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30)U.S.Bureau of Census,Census and You,vol.26,no.4,April 1991. (31)Bruce Katz and Robert E.Lang,eds.,Redefining Urban & Suburban America:Evidence from Census 2000,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83.另见"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hange:2000-2010," 2010 Census Briefs,March 2011. (32)"Metropolitan Area of Canad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ropolitan-area#Canada. (33)Conrad J.Weiler,Jr.,"Metropolitan Defini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Research," pp.429-446. (34)唐燕：《德国大都市区结构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城市问题》2009年第2期。 (35)姜玲、杨开忠：《日本都市圈经济区划及对中国的启示》，《亚太经济》2007年第2期。 (36)http://www.statistics.gov.uk/census2001/glossary.asp#met_counties 2008-8-10; "Metropolitan Coun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ropolitan_county. (37)"Aire Urbaine(France)," http://fr.wikipedia.org/wiki/Aire_urbaine_(France). (38)"The Australian Statistical Geography Standard," http://www.censusdata.abs.gov.au. (39)Jean Gottmann,Megalopolis: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1,p.5. (40)Vincent Hoffmann-Martinot and Jefferey Sellers,eds.,Metropolit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p.16. (41)M.Gottdiener and Leslie Budd,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London:Sage,2005,p.186. (42)Edward W.Soja,Postmetropolis: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p.17. (43)洪世键、黄晓芬在其《大都市区概念及其界定问题探讨》(《国际城市规划》2007年第5期)一文中对我国学术界的相关论述有较详尽的梳理。 (44)谢让志：《关于“大都市区”理论与区域发展》，《环渤海经济瞭望》2004年第7期；黄勇、朱磊：《大都市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地理》2005年第1期。 (45)周一星等学者曾提出用大都市区取代城市的概念，参见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胡序威等：《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46)Ebenezer Howard,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02,p.33. (47)"Charter of Athens(1933)," ttp://www.getty.edu/conservation/publications_resources/research_resources/charters/charter04.html. (48)International Urban Research,The World's Metropolitan Area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pp.30-31. (49)International Urban Research,The World's Metropolitan Areas,p.10. (50)Tony Champion and Graeme Hugo,eds.,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Aldershot:Ashgate,2004,p.40. (51)Michel Bassand and Deniel Kübler,"Introduction:Metropolization an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no.3,2001.著名的城市研究学者腊斯克也认为应该重新定义“城市”，整合城市和郊区，其途径应该是建立大都市区政府。(David Rusk,Cities without Suburbs,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1993,p.85) (52)Armando Carbonell and Robert D.Yaro,"America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Megalopolis," Land Lines,vol.17,no.2,2005,pp.1-4; Andreas Faludi,ed.,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Cambridge,MA:The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2002; Robert D.Yaro and Armando Carbonell,Toward an Americ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Cambridge,MA:The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and 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2004. (53)"Portland:Far Less Dense than Los Angeles,Sprawling like Phoenix," Demographia,http://www.demographia.com/db-porla.htm. (54)M.Gottdiener and Leslie Budd,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p.149. (55)洛杉矶学派的学者(大部分在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城市化研究院)自谦地表示，是否称其为学派可以商榷(http：//college.usc.edu/la_school/)，但笔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不可小觑。 (56)Michael Dear,From Chicago to L.A.:Making Sense of Urban Theory,London:Sage,2001. (57)Edward W.Soja,Postmetropolis: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p.141. (58)M.Gottdiener and Leslie Budd,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p.186. (59)Greg Hise,"Los Angeles as Prototype: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Researchers Challenge 'Chicago School' of Urban Theory," Ascribe Higher Education News Service(Aug.14 2001). (60)Alex Anas,Richard Arnott and Kenneth A.Small,"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49. (61)Tony Champion and Graeme Hugo,eds.,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p.12. (62)Ray Hutchison,ed.,Encyclopedia of Urban Studies,London:Sage,2010,pp.882,888. (63)M.Gottdiener and Leslie Budd,"Urbanization and Urbanism," in 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p.183. (64)Larry S.Bourne and Jim Simmons,"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Analysis of Urban Systems:A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Tony Champion and Graeme Hugo,eds.,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Chapter 13. (65)转引自仇保兴：《应对机遇与挑战——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主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416页。 (66)有关情况可参见王旭、罗思东：《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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