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挑战、引领、重点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理念论文,对策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6)03-0081-1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的,管方向的,必须贯彻落实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包括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粮食生产不断跃上新台阶,农业发展方式逐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相对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仍然是短板,任务更艰巨。充分发挥发展新理念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对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考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然后讨论一下发展新理念赋予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明确发展新理念下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提出发展新理念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 (一)传统要素供给瓶颈导致了农业增长动力不足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庞大的食物纤维需求依靠农业提供。长期以来,农产品数量安全一直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目标,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增加劳动投入、不断积累农业资本,再加上制度红利,国内农产品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农业增长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农业现代化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要素投入瓶颈,典型表现为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劳动力工资上涨过快等。 耕地是种植类农作物的主要投入要素,人多地少一直是中国农业面临的现实问题。2013年,中国人均耕地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1/6,加拿大的1/15,巴西的1/5,俄罗斯的1/10,澳大利亚的1/26。伴随着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如图1所示,2009-2013年间,中国总人口从13.34亿人增加到13.61亿人,增长了2%,同期,尽管实施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中国耕地资源仍从20.31亿亩下降到20.27亿亩,5年间减少了40万亩,人多地少的矛盾正在逐步恶化。同时,耕地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农业部在2012年对全国耕地质量等级进行了划分,其中,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积为5.10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7.9%(图2),这些耕地生产力低下,承载能力不足,短期内难以改善。耕地资源短缺导致土地租金成本不断上升,2008-2013年间土地租金在东北和华北分别提高了51%和70%。 图1 2009-2013年中国总人口和耕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图2 中国耕地质量等级面积与比例 资料来源:《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 (农业部公报[2014]1号)。 水资源短缺严重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75%的粮食生产建立在灌溉耕地上,足以体现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是,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分布与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在空间上并不匹配,形成了“南水北调”和“北粮南运”格局。2014年,耕地灌溉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量的53.8%,节水灌溉面积仅占24.19%。据水利部测算,自2010年起中国进入严重缺水期,并将于2030年出现缺水高峰。近年来,农业用水量在不断增加,但占比呈下降趋势,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争水的局势日益紧迫(韩长赋,2015)。[2] 劳动工资过快上涨也给农业生产带来压力。作为农户经营的小规模农业,劳动密集是中国农业典型特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机会成本。图3显示了2006-2013年间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年工资从12677元上升到34310元,年均增长15%,尤其是近两年工资上涨幅度加快。劳动工资快速上涨不仅推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而且带来了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的雇工难题,更导致了农业中的优质人力资源流失,使得农业成为人才流动中的“兜底”行业。没有人力资本保障的农业难以实现现代化。 (二)农业现代化滞后导致了“四化”协同性不足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走“四化”融合的发展道路,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信息化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四化”中的每个指标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但是“四化”的协同性更是主要变量中的关键。 相关的研究表明,相较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水平,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严重滞后,不仅影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而且难以实现四化的协同性。譬如,黄祖辉等(2013)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且农业现代化滞后性在进一步加剧。[3]周振和孔祥智(2015)研究指出,“四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现代化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四化”协调发展,“四化”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其他“三化”。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的滞后性已经严重影响了“四化”综合水平的提高(表1)。[4]徐维祥等(2015)的研究表明“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协调的双重矛盾。总体上,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融合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程度及其推动作用的地区差异明显。[5] 图3 2006-2013年农林牧渔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7页。 (三)农业面源污染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外源性污染与内源性污染给中国农业资源环境带来了双重压力。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大气、水、土壤污染向农村地区和农业转移,不仅加大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减少农产品产量,更影响了农产品产地安全。2014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05-2013年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总体情况堪忧,一些耕地污染严重,治理成本高企,占半数的耕地环境不容乐观,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为了增产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再加上农膜大量残留、畜禽粪便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秸秆焚烧等不恰当处置行为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加剧了农业的土壤、水、空气污染风险。数据显示,1990年到2013年,化肥使用量增长了1.28倍,农膜使用量增长了4.17倍,农药使用量增长了1.46倍。2013年,化肥使用量每公顷达到480千克,是国际公认化肥使用量上线(225千克/公顷)的2.13倍。农膜使用量达到250万吨,约有40%残留在土壤中。农药使用量达到180万吨,约有60%~70%留在土壤或进入水域。大规模使用化肥和农药会形成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雾霾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氨污染。在华北平原,超采地下水灌溉是造成地下水降落漏斗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地区用于农业的地下水消耗占到全部地下水消耗的80%以上。① 农业面源污染不仅影响了国产农产品质量安全,更是破坏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习近平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正视农业面源污染,一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从以资源投入为主的外延式发展向以创新、人才投入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二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开展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生产管理。 (四)农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农产品进口加剧 中国自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后,虽然争取到十五年的“过渡期”,但仍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增长最快的国家,农产品贸易逆差已经常态化。2003年农产品总贸易额为401.3亿美元,其中,进口188.9亿美元,出口212.4亿美元。2004年是中国农产品贸易从顺差到逆差的转折点,进出口总额为510.6亿美元,进口279.7亿美元,出口230.9亿美元,逆差48.8亿美元。2007年和2008年农业贸易短暂恢复到顺差状态,从2009年开始,农业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到2014年,农产品总贸易额达到1928.2亿美元,进口额1214.8亿美元,出口额713.4亿美元,逆差为501.4亿美元。② 中国农产品进口加剧,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国内农产品存在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竞争力下降。结构性短缺表现为国内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譬如大豆,1993年实施单一进口关税后,大豆进口量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大豆进口总量为7140万吨,同比增长12.7%,国内需求三分之二靠国际市场满足。在棉花供给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棉纺织品出口量剧增,国内棉花生产供不应求,棉花进口量不断增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棉花进口国,2014年棉花进口量达到244万吨。 农产品竞争力下降主要表现为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图4),国际低价农产品不断冲击中国市场,2014年,国内大米价格比进口大米价格高15%,小麦高20%,玉米高28%,大豆高20%,棉花高41%,油菜籽高35%,食糖高85%,生猪高150%。随着入世“过渡期”全面结束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农业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将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农业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将全面提升。尤其是中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韩长赋,2015)。[2] 图4 2014年主要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进口价格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粮网和海关统计月报数据计算。 (五)农村居民收入低导致了城乡差距过大 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的重要表现。随着制度改革的深入,当城乡户籍、社会保障等行政壁垒破除后,收入成为衡量城乡两大群体差距的关键指标。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一直保持在3以上的高位(图5),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2005年36个国家中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是其中之一(廖祖君和郭晓鸣,2015)。[6]2014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尽管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5年低于农村居民,使得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比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4年的2.75∶1,但仍远远超出1.5∶1的合理范围。 图5 2003-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 农村居民收入过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是不断扩大的。下表2中数据显示,2003年,农村居民中高收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为6347元,低收入户家庭纯收入是866元,前者是后者的7.33倍,2013年,农村居民中高收入户的家庭纯收入是21273元,低收入户家庭纯收入是2583元,前者是后者的8.24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占农村居民20%的低收入户,其家庭纯收入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按照2013年农村居民人口数据计算和比较,人口约1.26亿的农村低收入户家庭纯收入平均值仅为2583元/年,当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就为1600元/月,可见,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实在悬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一直是中国政府重要的目标任务,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5∶1的合理范围的关键。 二、五大发展理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引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以问题为导向,赋予农业现代化新的内涵,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和实现途径。创新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协调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唯一途径,绿色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开放是扩展农业发展空间的有效方式,共享是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的最终目的。 (一)创新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引擎 新常态下,传统要素投入瓶颈促使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业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从主要依靠土地和简单劳动力等传统要素驱动必须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 创新驱动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新引擎,不仅仅是要提高技术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更要注重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农业产业新体系的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甚至包括农业业态的创新,农产品的创新、农业商业模式的重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按照《建议》要求,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进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促进现代种业发展,推进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建设,调整利益分配机制促进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加快劳动替代型农业机械的应用,提升农业机械化普及率,实现粮棉油等作物的全程机械化。推进农业信息化,加快农业物联网、互联网普及率,鼓励传统农业企业向互联网+转型,加快农村地区现代物流业和农村电商发展。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职业农民,打通农业人力资源的双向流通机制。 (二)协调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协调是农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增强协调性才能使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协调理念不仅要求优化结构、调整比例、补齐短板、更强调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农业现代化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汪洋,2015)。[7] 协调发展理念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统筹城乡、产业、区域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城乡关系上,《建议》指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在处理农业与非农产业关系上,《建议》提出,推动“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处理农业内部结构上,《建议》要求,“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经济新常态下,协调理念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市民扶持农民,公共财政、公共资源向“三农”倾斜,促进资金、人才、技术向农村地区流动,加强农业发展后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要求。 (三)绿色发展是新时期走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农业发展道路产生了大量的食品安全、环境破坏、生态退化问题。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新时期建设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农业是与自然界最接近的产业,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道路是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张高丽,2015)。[8] 绿色发展不仅要求农业生产领域清洁生产、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而且要求消费者树立环境意识,形成合理的农产品消费观,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杜绝铺张浪费,营养过剩,增加对环境有益的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产品的有效需求。《建议》明确提出,“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措施,目的是修复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系统退化,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农业实施间作、套种,试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保持土地的承载能力。推广测土施肥、节水灌溉、生物农药、秸秆还田等措施。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加强农业生产区环境保护,增加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业企业生产管控,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 (四)开放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拓展了新的空间 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市场开放过程。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开放的国家之一,2014年,我国是农产品进口第一大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有开放思维和全球眼光,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深度融合世界农业经济体系,形成互利合作的农业发展格局。《建议》提出“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开放发展不仅要求扩大农产品贸易,而且要求农业资金、人才、技术的深度合作,农业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习近平在《建议》说明中指出“要加快农业走出去,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情况下,适度进口资源型农产品,缓解中国耕地、水资源的不足,扩大特色优势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开展国际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注重引进国外的优良种子资源、先进设备等,加大引进高层次农业科技与管理人才,积极开展国际农业投资合作,鼓励大型农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五)共享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农业现代化成果由全体居民共同享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目标,也是引导农民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动力,破除当前城乡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的根本在于树立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理念。 为了让低收入的农村居民享有更多的发展成果,《建议》提出“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持续增加农业投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另外,为了保证更多的资源用于农业和农民,《建议》强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兼顾各方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鼓励农民以土地、住房作为股份加入农业合作社和产业化经营,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分配机制,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进新农村建设工程,加快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三、用发展新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点领域 (一)保障粮食安全 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始终是涉及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关键。习近平多次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建议》提出的“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是充分考虑了国内国际粮食市场供求态势变化,审时度势提出的新常态下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构建了多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红线。一是耕地红线,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变;二是粮食总量红线,按照国内主粮需求的95%自给率,确定粮食总量安全红线在5亿吨左右;三是储备红线,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粮食总量红线的17%~22%为储备红线,中国粮食安全总储备大约在1亿吨左右。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4.69亿吨,2015年,粮食产量达到6.21亿吨,实现了连续十二年增产,年均增长2.5%,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然而,单纯的粮食增产并不能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甚至引发了系列难题,一是国内粮食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丧失给未来粮食安全带来隐患;二是粮食补贴制度需要与国际接轨,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黄箱补贴”已超过国际标准,补贴制度面临改革;三是粮食库存难题,大量的粮食库存带来巨大人财物支出,造成供需不匹配,也挫伤了粮农种粮积极性;四是粮食生产占用稀缺的耕地和水资源,引发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带来农业生态问题。 在如此重要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这样的纲领性文献中明确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粮食安全新战略,这是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新思维(郭熙保和崔文俊,2015)。[9]依靠土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和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 (二)大力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 家庭农场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承担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从事适度规模经营,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业经营模式。从世界农业经营方式上看,尽管不同国家农业资源禀赋差距较大,农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家庭农场仍是农业最主要的经营方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总农场约6.3亿个,其中,家庭农场约5.7亿个,占比90%。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占比70%以上,粮食产量占比80%以上。在世界农业组织模式变迁过程中,以大规模雇工和专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工商企业模式并未能取代家庭经营方式,根源一方面在于农业的规模经济并不像工业一样显著,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属于生物生产,难以实施像工业一样的标准化生产,农业作业分散更增加了监控的难度。尤其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场中,通过家庭劳动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小家庭农场更优于依靠有酬雇工的大农场(王锋,2015)。[10]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家庭农场,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政策,这是“家庭农场”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它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指明了道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201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提升农户家庭经营能力和水平,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把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这表明中央把家庭农场的地位和作用提得越来越高。家庭农场是对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能够有效解决家庭承包制的弊端,增强农业发展活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镇化进程,家庭农场的提出适应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2014年中国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的比重超过30%。然而,家庭农场经营仍处于初始阶段,面临着经营规模小、职业农民缺乏、土地关系不稳定、资金不足、经营风险大等问题。通过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大力培育职业农民、促进资本要素进入农业领域、完善农业金融和保险市场,实行精准的补贴政策等措施稳定和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快速发展。 (三)构建国家农业产业链 市场开放必然带来农业国际化,随着农业要素的流动与国际分工的深化,逐渐形成全球农业产业链。全球农业产业链符合“微笑曲线”,发达国家或地区利用先进的农业研发技术与成熟的农工商模式,占据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两端,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禀赋和传统的农业模式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附加值小、利润薄弱。 农业竞争优势决定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空间位置。中国农业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总体而言,仍处于中间环节,农业科技的总体水平不高,农业商业模式更是滞后。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农业呈现结构性过剩,农业贸易壁垒凸显,发展中国家农业竞争更加剧烈,消费者更加关注优质高科技农产品、更青睐品牌农业。因此,中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全国统一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基础上,构建国家农业产业链,一方面提升在全球农业产业价值中的份额;另一方面,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国家农业产业链的建设首先要提升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以职业化的农民、规模化的组织方式、机械化的作业、专业化的布局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增加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农产品的供给,提高精深加工农产品比重,从产业链的宽度和厚度上着力。其次,国家农业产业链的构建要克服薄弱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和品牌延伸,大力引进和培育农业技术和管理高端人才,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层次多主体的农业科技体系,广泛激发农业领域的大众创新激情,逐渐提升创新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率。在农业品牌建设上,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做好品牌建设规划,着力打造农产品知名品牌,培育品牌主体,做好品牌营销,净化品牌发展环境。 四、用发展新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一)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生产者的职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代代相传的传统农业技术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农业从业者需要与现代农业的职业特征匹配。《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有一套综合支持政策体系和配套的制度改革。首先,政府支农惠农政策要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让新型职业农民在土地流转、技术获取、资金筹措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优先考虑地位。其次,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免费为那些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对取得各种培训证书的新型职业农民给予政策优惠和物质奖励。再次,为了提高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素质,应该通过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学费减免等措施鼓励大学生尤其农业院校的大学生毕业后下乡或回乡创办家庭农场和其他农业生产和服务经营单位。 (二)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方式 租地成本推高了国内农产品成本,成为新型经营主体的投资门槛,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了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通过创新农地流转方式促进土地集中经营。积极探索赎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或者购买永久使用权的方式化解农地租佃经营的不稳定性和风险,鼓励农户通过市场化的交易平台,一次性出售经营权或收取永久性租金,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给予新型经营主体购入土地经营权补贴,以减轻农业经营者的负担。《建议》提出积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应该充分利用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利时机,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让进城落户农民把农村承包地流转给实施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尤其是流向有意创办家庭农场的职业农民手中。 (三)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在发挥传统农业生产要素作用的基础上,加快资金、知识、技术等新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发挥知识、技术等新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强调农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构建能够吸引新生产要素聚集作用的产学研平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担当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创新、业态创新的重任,加快吸收引进海外高端农业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组建农业协同创新中心、国家级实验室等平台,解决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技术难题,实施农业领域的创新驱动战略。 (四)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 物联网、互联网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物联网和互联网与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既是本质要求也是必然趋势。农业生产信息化和农业市场信息化是当前农业信息化的重点。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3S等技术与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实现规模经营主体在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信息化覆盖。引导大型电商企业开展农村电商,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在线交易,创新农村地区物流模式,缩短交易时间,减少交易成本。细化农村电商扶持政策,鼓励大型电商企业进入“三农”领域,促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融合式发展。 (五)完善农业金融与保险市场 金融和保险是现代农业的血液。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金融资源向农业倾斜,稳定和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和管理。探索建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村合作金融公司、农业租赁金融公司、村镇银行等新金融模式。试点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大型机械作为金融贷款抵押品,缓解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资金瓶颈。农业保险的发展一是提高农户市场风险认知和保险认同,增加主动参保意愿;二是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提高大宗农作物的保费补贴力度,健全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提升农业保险机构的专业性,培育农业互助性保险组织的发展。 (六)实施农业供给侧管理 农业供给侧管理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优化农业结构、提升农业效益为政策目标。一是推广良种良法,实施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继续提高粮棉油单产水平,保障大宗农产品国内供给。二是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增加“名优特新”农产品比重,加快农业聚集区和特色农业产业带建设。三是建立精准的农业补贴政策,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倾斜。四是完善对农产品市场的监管体系,增强对农产品数量波动与质量安全的预警,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①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P41-44。 ②商务部网站.http://wm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507/20150701034886.shtml.标签:农业论文; 农产品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互联网农业论文; 耕地红线论文; 四个现代化论文; 三农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粮食安全论文; 农村论文; 家庭农场论文; 农民论文; 种植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