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论文文献综述）
王琼[1]（2021）在《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文中指出分配是劳动者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薪酬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者获取经济收入的基本方式,其不仅直接关系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决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同时公正的薪酬分配也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标志,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说过:“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就对薪酬分配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坚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确立,有序合理科学的薪酬分配秩序已经逐步形成。薪酬分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劳动者薪酬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度也日益提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逐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各项改革已经不断深入推进,劳动者薪酬分配的方式和公正性也暴露出新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薪酬差距依然不合理,部分劳动者尤其是一线职工和低收入劳动者薪酬增长缓慢,劳动者对提高薪酬的需求与用人单位用工成本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各生产要素的分配中劳动力要素所占比重严重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健全劳动法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薪酬分配法律机制。学界一直致力于关于薪酬分配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和深化。一是需要拓展和夯实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正义的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社会分配的精华部分,并非相互对立、互不认同,相反,可以将三者相互融通、有机结合,深化和完善适应我国当代国情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以指导具体薪酬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需要探寻契合时代发展主题和背景的法律机制。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少有从法学视角关注薪酬分配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问题更是涉及甚少。在我国践行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大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不仅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权益,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三是需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提出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原则和方法。这既具有完善我国新时期分配正义的理论价值,又有破解当代劳资矛盾的现实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体系可以有效维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切身权益,保障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法,构建法学视角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及其公正性问题的研究框架体系。以分配正义、矫正正义构成的哲学维度和以人权保障原则、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构成的法学维度共同支撑起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的回应、得所应得的强化、差别原则的考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四个层面体现了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必要性。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为实现当代中国薪酬分配公正提供历史和文化经验。从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来看,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为基尼系数和要素价格,法学的评判标准由“三个程度”构成,即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和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通过上述标准,可以基本判断出某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劳动者的薪酬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趋近于公正。通过纵向比较总结出当今世界的几种薪酬分配的典型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典型的薪酬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瑞典的多种政策措施并用控制收入差距的模式、美国的以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分配进行调节的模式和巴西的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维护分配公正的模式。这三种典型模式可以为我国劳动者薪酬分配模式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需要完善和优化由权力保障机制、权利实现机制和社会支撑机制构成的、保障薪酬分配公正的制度体系。一是权力保障机制。通过分析权力配置的原则和结构,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总结出我国权力配置的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即司法公正的型塑、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变化和困顿,尝试提出疫情背景下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二是权利实现机制。以人本理念和劳资共赢理念构建起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以劳资共决权、同工同酬权和劳动报酬请求权为内容,构成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这三项权利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虽不尽相同,但各有侧重,多效并举,共同促进薪酬分配公正之实现;三是社会支撑机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劳动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化组织,在确保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作用。工会代表权和维权手段的强化保障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策权和监督建议权的强化保障,是这两个社会化组织有效履行职责和充分发挥保障职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化支撑机制完善的关键之所在。
綦建红,付晶晶[2]（2021）在《最低工资政策与工业机器人应用——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文中指出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考察机器人应用对最低工资政策制定初衷的反向冲击。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显着促进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且在大规模和平均工资较低企业、自动化程度高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南方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更为显着;最低工资政策主要通过用工成本上涨和政策遵从加强来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而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增加技能组成工资,提升了劳动者的整体就业和工资水平,但对不同企业间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尚不明朗,对最低工资政策的冲击仍需未雨绸缪。
荣赛[3]（2021）在《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政府保证劳动者收入的基本政策之一,自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统一实施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实行了十多年。不可否认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其生活质量,但同时也意味着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这一方面可能会“倒逼”企业加强技术革新,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可能扭曲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为厘清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已有的相关文献,分别从成本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研发效应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机制的探讨。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由此得出第一个假设,最低工资上调会通过成本效应抑制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为节约上涨的用工成本可以通过机器代工等方式进行要素替代,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微企业本身资金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又进一步加重了资金负担,因而常常无法实现要素替代,由此得出第二个假设,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研发需要持续的资金和高素质人才支持且技术成果转化周期太长,面临的风险太大,因此,当劳动力成本增加时,企业出于风险效应的考虑,更倾向于减少生产成本而非加大研发支出,甚至还会减少职工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这不利于职工提高其研发能力,阻碍了企业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由此得出第三个假设,最低工资上调会通过研发效应抑制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利用2000-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以及各地级市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以2004年在全国统一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到如下几点研究发现:第一,从大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抑制了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本文利用Heckman两步法、安慰剂检验、共同趋势检验以及使用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如ACF方法、OP方法）刻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抑制了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基于企业所属区域、要素密集度、企业所有制类型及贸易方式等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我国东部地区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最强,而对我国中部地区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最小;最低工资实施较大的影响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小;最低工资实施对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着影响;相较于大型出口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对小型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果更显着;对从事混合贸易的出口企业,最低工资上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最强,对从事加工贸易的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弱。第三,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最低工资调整影响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的考察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促使企业边际成本增加,因此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标准增强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最低工资标准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标准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因此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研发效应抑制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上述的检验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首先,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或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制定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低工资标准。其次,地方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出口企业的发展状况、规模大小,对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进行适时调控。再次,地方政府也需要制定技术研发等相关的鼓励支持性政策,鼓励企业提高创新水平。最后,出口企业自身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应重视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内部应加强员工的培训,注重提高员工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例如定期组织学习交流。企业也可以从外部高薪聘请专业的技术研发人员,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调整贸易方式等应对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造成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例如由混合贸易向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转变。企业还可以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增强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提升工作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李沛华[4]（2021）在《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效应研究》文中提出
张晶,陈志龙[5]（2021）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文中研究指明制造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的城市层面制造业数据和最低工资代表的劳动力成本数据,首次考察了最低工资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就业人数份额和规模以上企业数目份额,并推动制造业就近转移。同时,最低工资对制造业份额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资本密度越高和国有企业占比越多的地区制造业份额受影响越小。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抑制新企业的设立,促进企业跨区域资本配置和推动企业退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为制造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和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借鉴。
陈晓辉,刘志远,隋敏,官小燕[6]（2021）在《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文中提出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着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着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王庆琦[7]（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张宝友,黄妍,杨玉香,孟丽君[8]（2021）在《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了中国物流业增长的区域失衡吗?》文中提出当前,中国物流业增长的区域失衡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从最低工资标准实际强度与最适强度之差的"偏离度"视角出发,对中国物流业增长区域失衡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接着借助1995—2017年中国物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对其开展论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显着促进了物流业增长,且中国物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强度远未达到其最适强度,各地区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偏离度"的差异确实是进一步拉大区域失衡的重要原因;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最低工资主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资金、优化就业结构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三个正向传导渠道促进中国物流业的增长。
方慧,宋玉洁,陈珍[9]（2021）在《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着,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韩笑[10]（2020）在《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文中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政府管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有关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劳动供给广度）和工作时间（劳动供给深度）的影响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层面上,均是当今劳动力市场政策讨论中最激烈的话题之一。然而,经济学者对最低工资能否有效改善处于收入分配底端劳动力的经济状况,一直存在争议。这种分歧来源于,提升最低工资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劳动力的就业产生消极影响,延长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尚未确定。因此,有关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中国国情,本文在现有小时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推演,构建了月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研究发现,无论在何种劳动力市场结构下,月最低工资提升均导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延长,月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将随着市场化水平增加由积极影响向消极影响转变,从而无法判断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需要转向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相关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首先,本文应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减少女性农民工就业流入,消极影响集中于低技能女性农民工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最低工资提升增加高技能男性农民工就业流入,同时减少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就业流出;劳动力市场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替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因最低工资提升而显着延长,劳动力市场存在工作时间对就业的替代;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延长无法补偿就业的下降,导致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减少。其次,在校正多元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并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升导致农民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同时下降,对前者的消极影响小于后者,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延长,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不变。由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非工资福利的增加,其与工资的叠加作用导致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消极影响扩大,最低工资提升导致农民工就业结构发生变动,将会推动农民工就业正规化。再次,本文在研究中考察最低工资的滞后效应,以区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提升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具有消极的影响,但在长期内将抑制男性农民工就业,未对女性农民工就业产生影响。缘于男性农民工工资的长期增幅大于最低工资的增幅,最低工资提升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弱,其就业有所上升。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农民工的工资具有持续的积极影响,对其就业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弱,甚至会微弱地促进女性农民工就业。第四,本文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溢出效应。通过构建三种空间计量权重,能够得到稳健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影响。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的分析中并没有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本省最低工资的调整,而非其他地区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最后,本文将市场化纳入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析中,以探索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市场化有助于农民工就业水平的显着提升,能够减少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市场化对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的影响表现为,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提升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积极影响（劳动供给上升）;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提升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消极影响（劳动供给下降）。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供的政策建议如下:（1）政府部门应鼓励和支持企业的生产技术研发和创新,尤其是大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优先转型升级。大力扶植和培育吸纳低收入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减租降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帮助中小企业提升抵御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风险的能力;（2）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执行标准工作时间的监管,发挥工会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正规化,规范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同时政府部门要完善小时最低工资的增长机制;（3）政府部门应该稳妥慎重、循序渐进地调整最低工资,避免引起农民工就业较大幅度的降低。最低工资调整过程中应该兼顾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和工资增长;（4）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事业,促进农民工积累人力资本。同时政府部门以补贴的形式,支持企业开展对在岗和待岗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培训,实现以训稳岗,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通过提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的技能水平,促进农民工工作有序转换,提高农民工再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优化农民工的就业结构;（5）政府部门应积极地拓展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加强就业服务和市场监管,依法规范职业中介。政府部门应该提供公益性岗位,开发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6）政府部门应根据地区市场化水平,因地制宜地调整最低工资,使得广大城乡居民能够共享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最低工资的调整已经进入放缓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调整最低工资的幅度和频率提供了依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增长和评估机制,有助于理解现有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运行规律的理解。
二、山东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薪酬分配公正及其法律实现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概念阐释 |
| 一、薪酬概念的理论阐析 |
| 二、劳动者概念的理论阐析 |
| 三、公正概念的理论阐析 |
| 第二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 |
| 一、哲学维度 |
| 二、法律维度 |
| 第三节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现实必要性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 |
| 二、得所应得的强化 |
| 三、差别原则的考量 |
| 四、现实国情的呼唤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分配公正理论的历史演进 |
| 一、传统分配公正思想的演进 |
| 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 第二章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 |
| 第一节 经济学的评判标准 |
| 一、基尼系数 |
| 二、要素价格理论 |
| 第二节 法学的评判维度 |
| 一、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 |
| 二、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 |
| 三、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 |
| 第三章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当代薪酬分配法律实现的典型模式 |
| 一、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型——瑞典 |
| 二、市场主导型——美国 |
| 三、政府主导型——巴西 |
|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借鉴意义 |
| 一、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与时俱进 |
| 二、破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壁垒 |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归位 |
| 四、建立公平且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
| 五、完善薪酬配套政策体系 |
| 第四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力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权力配置基本要义 |
| 一、权力配置原则 |
| 二、权力配置结构 |
| 三、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 |
| 四、实现薪酬分配公正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困境 |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 |
| 一、司法公正的型塑 |
| 二、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 |
| 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
| 第三节 疫情下薪酬分配公正与政府权力行使 |
| 一、政府权力在疫情保障中的行使方式 |
| 二、疫情背景下的薪酬分配 |
| 三、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 |
| 第五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 |
| 一、人本理念下的权利观 |
| 二、劳资共赢理念下的权利观 |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支撑 |
| 一、群体公正的实现——劳资共决权 |
| 二、个体公正的实现——同工同酬权 |
| 三、现实公正的实现——劳动报酬请求权 |
| 第六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支撑机制 |
| 第一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工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 一、工会的角色定位 |
| 二、工会在薪酬分配中的作用 |
| 三、工会的代表权保障 |
| 四、工会的维权手段保障 |
| 第二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职工代表大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 一、职工代表大会的角色定位 |
| 二、职工代表大会在薪酬分配中的职能 |
| 三、职工代表大会的决策权保障 |
| 四、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建议权的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最低工资政策与工业机器人应用——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数据与特征事实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特征事实 |
| 1. 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升 |
| 2. 工业机器人应用数量持续增加 |
| 3.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与工业机器人应用量持续上涨 |
| 四、实证设计与结果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 |
| (三)稳健性检验 |
| 1. 平行趋势检验 |
| 2. 改变处理组和对照组划分方式 |
| 3. 工具变量法 |
| 4.PSM-DID |
| 5. 核心变量替换 |
| 6.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
| 7. 排除平均工资在城市最低工资左右的企业的干扰 |
| 8. 安慰剂检验 |
| (四)异质性考察 |
| 1. 企业异质性 |
| 2. 行业异质性 |
| 3. 城市异质性 |
| (五)影响机制检验 |
| 1. 用工成本效应 |
| 2. 政策遵从效应 |
| 五、反向思考与讨论 |
| (一)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雇佣和工资的影响 |
| (二)劳动者工资的提升来源:来自企业工资的分解 |
| (三)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
（3）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主要创新点和可能的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 |
| 第2章 最低工资标准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2.1 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研究 |
| 2.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 |
| 3.1 成本效应 |
| 3.2 要素替代效应 |
| 3.3 研发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最低工资标准对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检验 |
| 4.1 模型设定、变量构造及数据处理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构造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DID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检验 |
| 4.4.1 分地区异质性 |
| 4.4.2 分要素密集度 |
| 4.4.3 分企业所有制 |
| 4.4.4 分贸易方式 |
| 4.5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节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 (一)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1．被解释变量。 |
| 2．主要解释变量。 |
| 3．控制变量。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变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 |
| (二)内生性问题 |
| 1．工具变量法。 |
| 2．双重差分模型(DID)。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异质性分析 |
| 1．不同资本密集程度。 |
| 2．不同所有制类型。 |
| 3．不同地区的估计结果。 |
| 五、进一步分析 |
| (一)最低工资与新企业进入 |
| (二)最低工资与企业跨区域并购 |
| (三)最低工资与企业退出 |
| 六、结论与启示 |
（6）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1.文献回顾 |
| (1)最低工资政策的经济影响。 |
| (2)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因素。 |
|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三、 研究设计 |
| 1.样本及数据来源 |
| 2.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3.描述性统计 |
| 四、 实证结果分析 |
| 1.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回归结果 |
| 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作用机制检验 |
| 3.异质性检验 |
| (1)劳动力密集度与平均工资水平。 |
| (2)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与公司治理水平。 |
| 4.稳健性检验 |
| (1)遗漏变量问题。 |
| (2)反向因果问题。 |
| (3)控制公司层面固定效应。 |
| (4)控制债券融资的影响。 |
| 五、 进一步讨论 |
| 六、 结论与启示 |
| 1.研究结论 |
| 2.政策启示与管理启示 |
（7）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内涵与依据 |
| 1.2.2 职工参与的实现形式与法律界定 |
| 1.2.3 职工参与在民主管理层面的外延 |
| 1.2.4 职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定量分析 |
| 1.2.5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 |
| 2.1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
| 2.1.1 工人合作工厂理论 |
| 2.1.2 劳资关系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 |
| 2.2.1 约翰·穆勒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 |
| 2.2.2 马歇尔关于合作社的分析 |
| 2.3 国外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 |
| 2.3.1 空想社会主义 |
| 2.3.2 无政府主义 |
| 2.3.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3.4 霍尔瓦特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 |
| 2.3.5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探索 |
| 2.4 经济民主理论 |
| 2.4.1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理论 |
| 2.4.2 达尔经济民主理论 |
| 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5.1 爱德华·弗里曼 |
| 2.5.2 玛格丽特·布莱尔 |
| 2.5.3 罗纳德·米切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3.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初实验 |
| 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2.1 瑞典共享型劳资协调机制 |
| 3.2.2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制经济 |
| 3.2.3 西班牙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 |
| 3.2.4 日本三支柱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 3.2.5 德国“共同决定制” |
| 3.3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3.1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
| 3.3.2 新中国“鞍钢宪法” |
| 3.4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 |
| 4.1 职工参与管理的发展脉络 |
| 4.1.1 起步阶段: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 |
| 4.1.2 发展阶段:“二元制”模式的生成 |
| 4.1.3 巩固阶段:法律框架的搭建 |
| 4.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 |
| 4.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4.2.2 监事会与董事会 |
| 4.3 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的功能与挑战 |
| 4.3.1 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功能 |
| 4.3.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学理辩论 |
| 4.3.3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
| 4.4 “二元制”参与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后经济危机的再平衡 |
| 4.4.1 《最低工资法》的调整 |
| 4.4.2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的合作 |
| 4.4.3 外包业务及外资机构的策略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 |
| 5.1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 |
| 5.1.1 历史起点:社会民主主义 |
| 5.1.2 劳资双方力量的短暂平衡 |
| 5.1.3 职工参与地位的确立 |
| 5.1.4 新自由主义雇主势力的崛起 |
| 5.1.5 政府协调下劳资力量的新发展 |
| 5.2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基本构成 |
| 5.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5.2.2 董事会级别代表 |
| 5.3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 |
| 6.1 蒙特拉贡联合公司的发展进程 |
| 6.2 社员广泛参与:职工参与管理的内在逻辑 |
| 6.3 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经济绩效 |
| 6.3.1 就业质量与规模的提升 |
| 6.3.2 工资差异与X效率 |
| 6.3.3 “多本地化”国际战略选择 |
| 6.4 国际化扩张下蒙特拉贡工人合作社的挑战与对策 |
| 6.4.1 主要挑战 |
| 6.4.2 解决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启示 |
| 7.1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
| 7.2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差异性比较 |
| 7.3 推进我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
| 7.3.1 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 |
| 7.3.2 完善企业董事制、监事制 |
| 7.3.3 增强工会组织职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了中国物流业增长的区域失衡吗?（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物流服务业区域失衡的机理解析 |
| (一)最低工资“最适强度”的形成机制 |
| (二)最低工资偏离度对物流业增长区域失衡的作用机制 |
| 三、实证检验 |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1)物流业增长logisticsit。 |
| (2)最低工资标准(MWit)。 |
| (3)控制变量。 |
| (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具变量 |
| (四)实证检验的结果与分析 |
| (1)最低工资标准促进物流服务业增长的最适强度检验。 |
| (2)最低工资的偏离度与物流业增长的区域失衡检验。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一)基于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稳健性检验 |
| (二)基于微观上市物流公司的稳健性检验 |
| 五、进一步探讨：传导机制检验 |
|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9）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三、实证模型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三)数据初步分析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基准回归 |
| (二)异质性检验 |
| 1.按照投资是否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分组 |
| 2.按照不同企业性质分组 |
| 3.按照不同区域分组 |
| (三)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FGLS、2SLS、面板负二项回归和系统GMM四种方法检验 |
| 2.采用DID方法进行检验 |
| 五、影响机制检验 |
| (一)成本提升效应 |
| (二)生产率提升效应 |
| 六、结 论 |
（10）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月最低工资的理论分析 |
| 2.1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发展历程 |
| 2.2 中国的月最低工资 |
| 2.3 月最低工资的理论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 |
| 3.1 最低工资农民工劳动供给变动模型的设定 |
| 3.2 数据的统计描述 |
| 3.3 最低工资劳动供给变动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 |
| 4.1 多项Logit模型的设定及多元样本选择偏差修正方法 |
| 4.2 数据的统计描述 |
| 4.3 最低工资结构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滞后效应 |
| 5.1 最低工资滞后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2 数据的统计描述 |
| 5.3 最低工资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
| 6.1 空间相关性检验与空间面板 Durbin 模型的设定 |
| 6.2 数据的统计描述 |
| 6.3 最低工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区域差异 |
| 7.1 最低工资劳动供给效应的区域差异 |
| 7.2 多层模型的设定和数据的统计描述 |
| 7.3 多层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四、山东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论文参考文献）
- [1]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D]. 王琼. 吉林大学, 2021(01)
- [2]最低工资政策与工业机器人应用——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J]. 綦建红,付晶晶. 经济科学, 2021(04)
- [3]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荣赛.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效应研究[D]. 李沛华.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5]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J]. 张晶,陈志龙. 统计研究, 2021(06)
- [6]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J]. 陈晓辉,刘志远,隋敏,官小燕. 经济管理, 2021(06)
- [7]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8]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了中国物流业增长的区域失衡吗?[J]. 张宝友,黄妍,杨玉香,孟丽君. 财贸研究, 2021(04)
- [9]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J]. 方慧,宋玉洁,陈珍. 东岳论丛, 2021(02)
- [10]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D]. 韩笑.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