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投资框架与中国战略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框架论文,利益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边投资框架的利弊
目前，国际投资已经超过贸易，成为组织国际化生产、服务于国外市场的重要方式。（注：UNCTAD,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但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比，关于国际投资的国际性协调比较滞后。前两者已分别建立了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和以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而国际投资却缺少一个全面性的“游戏规则”。现存有关国际投资的各种制度安排缺乏一致性、连贯性和综合性。建立一个全面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投资框架(MFl)，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济政策议程中的核心。
未来国际投资框架所涉及的核心条款包括：定义和范围、自由化、投资保护、争端解决、市场职能及企业行为、发展问题。目前，各国就建立多边投资框架褒贬不一。多数发达国家倾向建立高标准的多边投资协议，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多边投资框架符合其发展水平，照顾其发展要求，对此持谨慎态度。
（一）支持建立MFI的理由
1.MFI将会提高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从而促进跨国界投资，深化国际化生产。在外国投资者看来，多边投资框架中所做出的承诺将比双边或区域协议中的承诺更加可靠。全球化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政策框架加以约束和规范。
2.MFI有益于减少国际投资效率中的扭曲现象，这种扭曲往往会使东道国以及投资者付出巨大代价。许多研究证明，过高的当地成分要求、原产地规则，以及不合理的强制性合资和技术转移要求，阻碍了东道国生产能力的真正提升。
3.MFI有助于减少在吸引FDI方面逐渐攀升的区位激励竞争，这种竞争将使各国陷入“竞争到底线”的困境，并导致了所有人（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福利损失。不采取协商一致的国际行动，难以有效制止这种吸引FDI过程中的竞争行为。
4.MFI将有助于增强国际投资关系的连续性。目前关于投资的协议只是一个双边、区域和部门协议的拼凑物，其中存在许多重叠、缺陷和冲突。另外，双边投资协议的分别谈判和执行成本很高。目前，尽管世界已有2000多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据测算，若要建立覆盖全球的双边投资协定，大约还需要18000多个。并且，由于达成协定的时间不同，即使同一国家的协定，前后内容也不完全一致。
5.在基于规则和基于实力的两种国际关系模式中，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对经济小国和弱国更加有利。这不仅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政策框架中，小国会受到更多的保护，而且还因为它们可以参与规则的制订并借助集体谈判的力量，维护其利益。当小国与大国进行双边谈判时，由于实力悬殊，双边投资协议通常会不利于小国的利益。
6.将FDI政策纳入多边体系内，有利于成员国在制订国内投资政策时进行有效协调与合作。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FDI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制订一个减少对贸易和投资歧视、增加透明度，并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一个能够预期的政策环境的多边规则，有利于提高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收益。
（二）反对建立MFI的理由
1.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市场进入过多的多边承诺义务，将与东道国为保证自身优先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国投资进行管制所需要的政策灵活性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所以，MFI减少了东道国政府实施国内政策的选择空间。
2.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自由化过渡的承诺，尤其是当这种承诺包括直接投资以外的投资如证券投资时，可能不利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
3.与MFI相比，双边和区域协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的需要和优先考虑的问题，且可以像MFI一样，确保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
4.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MFI是促进FDI增长的决定因素。近年来，在设有建立MFI的情况下，世界FDI仍然有了很大增长。
5.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跨国公司针对东道国的行为和限制性商业措施等，在MFI谈判中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因此，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权利和义务之间，MFI可能导致不平衡现象的产生。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对外投资的重要参与国，在制订未来的多边投资框架时，中国的全面参与和利益要求，对于建立全球真正意义上的多边投资框架具有重要影响。应该看到，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利益，既不同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既是世界上吸收外资的大国，也是对外投资的发展中大国。从长远的角度看，后者的发展大有潜力。因此，在参与MFI的过程中，不但要从目前主要作为FDI吸引国的静态利益角度，还要从未来作为FDI输出国的动态利益角度，全面分析多边投资框架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评估我们的战略利益。
根据2001年11月的WTO多哈部长会议宣言，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将在第五届部长会议之后启动，离现在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分析并研究中国参与MFI框架的战略利益，制定具体的谈判战略与策略日益迫切。
二、作为FDI主要吸收国的战略利益
跨国公司的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扩大投资、促进出口、创造就业、开拓国际市场、转移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人力资本、发展关联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外部溢出和关联效应也会带动东道国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注：UNCTAD,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尽管中国吸收外资起步较晚，但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优异业绩。截至2002年3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6197家，合同外资金额7631.4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53.34亿美元。约占世界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6%，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的25%，占亚洲的40%（图1）。中国的外资存量已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如果包括香港吸引的外资，合计外资存量位居世界第二（图2）。现在，中国FDI存量占其GDP的比率达到25%。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其GDP增长的1/3、税收收入的12%和出口的41%。（注：OECD,Main 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economy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No.4,2000.）跨国公司及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已经成为带动中国出口增长、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与多边投资协议，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FDI。因为多边投资协议将对市场准入及潜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准则。加入多边投资协议，意味着该国已达到并承诺维持这一准则。使外国直接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中国享受到多边投资协议规定带来的更安全、更公平待遇及更可靠的市场准入。
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全球、区域以及地方层次上吸引FDI的竞争逐渐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财政和金融激励措施竞相吸引FDI。东道国提供的激励机制种类与范围在所有地区都显著增多。激励竞争导致了所有人（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福利损失。在吸引跨国公司FDI方面，一个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它国家的竞争性行为。为了防止陷于无限制的恶性竞争，世界各国越来越需要加强合作，减少过度的激励竞争。采取协商一致的国际行动，能够有效地制止这种吸引FDI的竞争行为。
图1 1986-2001年中国吸引的FDI占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比例
资料来源：UNCTAD,FDI/TNCs数据库。
图2 2000年前9个国家和中国的FDI输入存量
资料来源：UNCTAD,FDI/TNCs数据库。
建立多边投资框架体系，用多边协议约束“竞争到底线”，约束发达国家的金融激励，约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激励，约束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优惠竞争，有利于避免两败俱伤的竞争结果。在吸收外资的国际规制上，使各国、各地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在这一平台上，中国的市场规模以及各生产要素禀赋均可显示出巨大的区位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远远高于其它与中国具有区位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也高于许多经济规模偏小的发达国家，从而使中国在吸收外资过程中保持长期的区位优势。总之，参与多边投资框架体系，能与世界各国在吸收外资上同台竞争，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有利的竞争环境。
三、作为对外投资国的战略利益
近年来，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普遍采用复合一体化战略。从全球总体利益出发，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佳投资组合，并将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加以分割，创造了企业内部的国际化分工，最大限度地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想实现这一战略，利用比较优势和从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中获得好处，对外直接投资是前提条件。如果说，国内企业以前利用外资和借鉴其经营管理经验是一种以低级简单的方式整合外来国际资源的话，那么，现在对外进行资本和管理输出，则是整合国外所有资源要素的高级形。
（一）中国的对外投资趋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对外投资来源国。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已达6298家，协议投资总额113.6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75.7亿美元，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贸易、资源开发、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承包工程、研究开发、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诸多领域。（注：王雪坤：《我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http://www.cicete.org/h-ewindex/page/）
事实上，外经贸部的统计并没有真正反映中国对外投资的全貌。因为，其统计的数据仅包括那些在外经贸部备案的企业，而金融企业、民营企业、内地在香港的企业对外投资均未计算在内。根据贸发会议的结算，90年代，中国FDl年均流出量约20亿美元，海外FDI存量约270亿美元。至2001年，中国的FDI输出存量达到280亿美元。（注：CDP世界银行，FDI,UNCTAD。）如果包括香港输出的FDl，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截止到2000年，合计FDI输出存量超过4000亿美元（图3）。
图3 至2000年，前9个国家和中国的FDI输出存量
资料来源：UNCTAD跨四公司数据库数据。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投资母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一批大型的中国跨国公司正在迅速形成（表1）。根据国外资产排名，2001年最大的中国跨国公司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国外资产总量达93.82亿美元，国外销售额21.5亿美元，国外雇员4124人，跨国指数为30.9%。位居前四名的中国最大跨国公司的另三位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其跨国指数分别为27.5%、26.8%和41.6%。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跨国指数也高达39.4%。
家电业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近年来，国内许多家电企业迅速实施诲外扩张战略。海尔集团从1998年开始重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目前，海尔在美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3个生产性分支机构，2001年集团总销售额为人民币602亿元，其中海外销售11.6亿美元，国外雇员803人。海信集团现已在南非、巴西、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等国有7个控股的海外子公司，在南非投资374.5万美元建立合资工厂，在印度尼西亚投资100万美元，合资建设电视机生产厂。（注：庄晓玖，《经济日报》，2001年11月15日。）广东TCL集团在海外拥有8家分支机构，2001年公司总销售额为人民币205.54亿元，其中海外销售7.15亿美元，在越南投资1000万美元建立彩电生产工厂，还在印度合资建厂，国外雇员300多人。（注：作者调查获得的数据。）
表1 2001年中国最大跨国公司（按国外资产排名）
注：*跨国指数是表示一个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它是由企业的国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和国外雇员占总雇员的比例三个比例的平均值所得。
资料来源：UNCTAD,FDI数据库。
当今，经济全球化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对于中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企业来讲，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国际分工与合作，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不断拓展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既是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也是企业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有实力的跨国公司的必由之路。
（二）未来中国将成为重要的FDI来源国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国的经济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供给以及政府政策等各不相同，因此，各国企业的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也不尽相同。从而决定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直接投资输出与输入的流量，也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生产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
邓宁从实证研究中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与直接投资的输出与输入直接相关（表2）。人均GDP与投资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直接投资输出与输入都很小；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1500美元之间，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直接投资输入上升，但输出很少，因此净输入额较大；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美元～40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直接投资输出上升，其速度可能超过输入，因此净输入反而减少；第四阶段人均GDP在2600美元～5600美元之间，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直接投资净输出是正值，而且不断增加。
表2 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经济所处阶段（人均GDP）
FDI流入
FDI流出
第一阶段：400美元
低低
第二阶段：400美元～1500美元
增加
低
第三阶段：2000美元～4000美元
增加 增加
第四阶段：2600美元～5600美元
下降 增加
按照邓宁的理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FDI流入较多，对外投资输出相对较少，这与中国利用外资的实际状况相符。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2001年FDI流入468亿美元，FDI流出约20亿美元。从宏观经济总量看，中国GDP增长潜力巨大。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0800美元。（注：世界银行的预测基础为，中国GDP2001-2010年均增长率为6.9%，2010-2020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样的经济实力将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MFI与中国经济战略利益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再次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明确指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就是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综合起来，具体目标是：以对外直接投资为核心，以间接对外投资和其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为外延，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应以资源开发型投资和出口导向型投资（境外加工贸易）作为重点，以市场寻求型投资和高新技术研发型投资作为补充；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加快培育一批中国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世界市场原料、资本、技术的依赖会持续增大。这些要素的获得仅靠贸易渠道远远不够，需要以海外投资作为纽带和保障。中国的经济利益更具有全球性，这要求进一步明确规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经济关系。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和完善，使之反映中国的利益需求。
积极参与国际投资框架的谈判与建立，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铺平道路。未来中国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扶持很难运用产业政策（如日韩50和60年代分别采用过的政策），世贸规则将严格限制，贸易和投资伙伴也会紧盯。因此，今后利用保护和补贴方式来鼓励发展支柱产业，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行不通。政府所能做的是为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营造公平、合理、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竞争环境。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国积极参与MFI，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铺平道路。
（二）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MFI，有利于保护中国的对外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规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促进同缔约国进行互利的投资合作。MFI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保障中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低于第三国企业的待遇），禁止对中国投资者采取国有化及没收措施（如系不得已而采取了有关措施，必须赔偿所遭受的损失），赔偿因发生战争、政变、暴动等突发事件而造成的损失，保障投资本身和利润自由汇出，规定有关发生投资争议的解决程序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多在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绝大多数东道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也会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立法不健全，投资保护措施不完善，所以，建立一个维护对外投资者权益的多边投资框架，符合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其它国家的市场。在这方面，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立场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与西方跨国公司的实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相比，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与东道国打交道的能力较弱。在海外经营中，国内企业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需要稳定、可靠、有透明度和保障的法律体系，更需要依靠多边机制解决纠纷。
（三）参与MFI，可以减少或替代中国面临的复杂而且成本高昂的双边投资协定。目前，已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有102个，约占同中国有贸易投资往来国家和地区的60%。也就是说，中国尚未与其余40%的国家和地区签订这种协议。已同中国正式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的国家和地区有77个，约占同中国有贸易投资往来国家和地区的45%，其余55%的国家和地区尚未签订这种协议，这不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况且，已经签署的协定分别反映中国不同时期的对外开放水平，协定之间相互不一致，重新谈判耗时费力。制订多边投资框架，覆盖绝大多数投资贸易伙伴，可达到一举多得的实效。
（四）积极参与MFI，有利于在国际多边体系内反映中国的经济利益。未来的国际投资框架将在现存的双边、特别是区域和多边协议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区域和多边协议的谈判和制订。这些协议或者是包括投资内容在内的区域一体化与安排（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投资区等），或者是有关产业或部门的安排（如：能源协议）。有关参与方不断协调立场，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它们在主要协议的谈判和执行过程中，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协议执行情况，不断修订其下一步谈判的立场、策略和底线。各国分别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对多边投资协议的立场与观点，均已在WTO、UNCTAD等国际论坛上加以明确阐述，得到谈判各方的广泛关注和考虑，并初步在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等多边协议中得到明确反映。中国并未参与这些规则的谈判和制订，这些原则和规则也未能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入世的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原则与规则。中国参与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也仅局限于减让谈判，并未参与基本原则的制订。现在，中国已正式成为WTO成员，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在WTO框架内，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情，使未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朝着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五、结束语
在建立国际多边投资框架方面，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性规则的制订，二是简单地遵循别人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毫无疑问，我们能够从第一种方式中受益，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受损。尽管经济强国对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具有较大影响力，但是，中国也不能全盘接受别人在全球区域一体化基础上设计的全球投资体系，而应根据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及强弱势地位，努力参与设计和制订国际投资体系的全球性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多边投资框架的谈判与规则制订，对中国实施“走出去”的经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在参与制订未来的国际投资规则时，要考虑到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并举的独特地位。既要以投资吸收国的角度，又要从对外投资国长远利益的视野去制定我们的谈判战略。既要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有着对外投资的相似利益，又要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特殊情况和目的。总之，中国对未来投资框架的制订，无论是在视角、战略、方针、立场还是具体谈判运作上，均应是独特的、符合自己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