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理论界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理论界论文,西方经济论文,新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之中走出，经济增长率有了明显的回升，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矛盾和问题亟需解决，尤其是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各国政府。上述现实给西方经济理论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促使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一、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必须充分认识到政府的作用
80年代初期，由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先后明确宣布，以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和供应学派经济学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坚信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作用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正式登上了西方新主流经济学的宝座。整个80年代西方各国的实践似乎也向人们证明了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正确：与70年代相比，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低，而经济增长率大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特别是80年代末期，随着东欧各国政治剧变和苏联解体，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场私有化的改革浪潮，整个世界越发像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世界，全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明显偏向市场一边，政府的作用仅仅局限在通过保证有稳定的货币和牢固的经济基础来不断鼓励私人投资。
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特别是重新认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们认为，80年代人们对市场力量的作用强调得似乎过了头，政府事实上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副总干事罗杰·劳伦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吹风会上对记者说：“过去十几年来，从干预向市场力量发生了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走得太远和忽视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府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危险。”1994年9月15 日发表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中还列举了有关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有针对性的补贴，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集体政策以及对进口的控制的例子，说明它们的“经济奇迹”不完全是市场的奇迹。报告还强调，要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然后更广泛地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去。
概括地说，目前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的重新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的组织制度，它还是文化的组织制度、政治的组织制度。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任何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制度这6 大因素，研究经济问题必须联系这6大因素。
第二，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界限，主要是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化界限、伦理界限、生态学界限等等。比如说，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所有形式没有直接联系，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部门，这说明市场是有政治界限的。又比如说，企业往往只关心短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发展并不感兴趣，国家必须出面承担投资多、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这说明市场有一定的社会化界限。再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种保障制度的建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因此市场还具有伦理界限。最后，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要由国家监督，从人类的生存、发展看，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这就是市场的生态学界限。
第三，认为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要起重要作用。例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4版中明确提出，政府具有三个方面的经济职能，一是力图矫正市场失灵，以提高效率；二是规划用税收和开支向特殊群体实行收入再分配，以求得公平；三是依靠税收、支出以及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以支持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萨缪尔森还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这三项职能是不能偏废的。
其实，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80年代所碰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实践难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例如，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的原则出发得出了“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供应学派则认为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是70年代各国普遍陷入滞胀困境的根源，因而要医治滞胀病症就必须抛弃需求管理政策，着重以减税政策刺激有效供给的增加。然而事实却是美国政府从未停止过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美国政府在领导“供给革命”新潮派的同时，毫无羞涩地继续使用需求扩张政策，美国的财政赤字在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内比以往历届政府都高。正是在需求管理政策的刺激下，才迅速导致了美国经济从80年代初期的衰退中恢复。与此同时，英国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使总需求受到控制，却延缓了其经济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80年代的高失业（因为在短时间内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不可能马上产生奇迹）。这一事实一方面使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论”难以成立，另一方面也使供应学派认为由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变化不会对经济中总产量和就业水平产生任何影响的论断失去存在的基础。难怪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断言，不能把80年代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归功于保守主义，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反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这段时间的经济事件〔1〕。
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为了尽快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普遍都加强了干预程度。尤其是在美国，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采取了明显不同于其前任的经济政策，从减税转变为增税，从减少政府干预到加强宏观调控。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措施目前已经初见成效，199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3.1%，1994年达到3.7%〔2〕，在西方七国中是最高的。 这再一次说明，不能无视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
二、重新认识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强调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将会阻碍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不均是长期以来困扰西方各国政府的又一大难题。据统计，目前占美国总人口1／5的最高层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4.6%，而占1／5的最低层家庭的收入，却只占总收入的4.4%。对此，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产生。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是市场对生产要素供给多少的一种评价和报酬，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他们相应地从市场取得报酬。市场是根据各个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它们提供的经济效率的大小付给报酬的。在稀缺程度不变的前提下，经济效率越高，市场给予的报酬就越高，个人得到的收入也就越高；反之，经济效率越低，市场给予的报酬就越少，个人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少。但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如果过于严重，有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设法解决。西方经济学家们比较赞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因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了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可以用于分配的收入自然也会增加，而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
德国著名新自由主义者艾哈德就认为，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论国民财富的分配，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力来增加国民财富要明智得多，何况争论不休往往还会使人走入歧途，耽误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人分到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可能使人多得一点。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他所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还证明了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是利润率下降、工资率上升，因而经济增长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总之，只要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自动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例如，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就认为，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分额越来越大，而工资所占分额越来越小。但新剑桥学派的分析也只到此为止，它也只是指出收入分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对经济增长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只要给定一个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去。
最近以来，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贫富过于悬殊，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一看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创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模式”。罗默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
然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决于人们收入水平的高低。据统计，那些高收入家庭子女中的76%已经取得大学学士学位。但是，那些属于最低层部分的家庭中，现在上大学的人还不到4%。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由于掌握新知识和高技能，正好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增长的需要，因而比较易于找到理想的工作职位，从而又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据统计，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的处于有利地位的家庭的年收入超过6.4万美元。而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未能掌握特殊知识和高技能的人，很难找到理想的职位，因而要么失业，要么只能在一些对知识和技能要求不太高的行业中就业，而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往往低于平均水平，所以他们将继续陷入低收入的困境。据统计，这些家庭的一年所得往往不超过2.2万美元。于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越来越多的人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能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
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缺乏新知识和新技能时，雇主将面临合格雇员的严重短缺，从而必然损害公司的效率，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根据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城市研究教授拉里·莱德的研究发现，80年代在郊区平均收入比市区平均收入只高12%的都市地区， 就业水平平均上升了41.0%，而在郊区平均收入比市区收入平均高40%的13个都市地区，就业 水平仅仅增长14%。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兰·贝纳布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忽视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这是一种近视，因为不平等会大大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就连富人也会在今后5年到10 年内尝到苦果〔3〕。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活跃起来
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在新保守主义对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十分活跃，并一度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社会思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流派。这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对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并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论。例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斯威齐，就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企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指出长期停滞和萧条状况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类似的还有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发达的原因，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如拉丁美洲学者普雷维什的“依附论”、弗兰克的“中心外围论”以及希腊学者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论”。还有一些学者企图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可行模式问题，如英国学者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论”。
但是，总的来说，上述理论侧重于批判，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缺乏现实意义，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的最终结论是要以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垄断资产阶级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随着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日益占据上风，同时现实中美英等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经济增长率也有所回升，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活跃一段时间之后，到80年代其影响又逐渐衰弱。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许多大学的校园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重新活跃起来。例如，1994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协会举行年会，其中的一次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有什么意义”的报告，吸引了150多名只能站着的听众，成为人数最多的聚会之一〔4〕。
目前，正在重新活跃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是可行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他们现在一般地不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致力于提供一整套加强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计划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将大公司的股份通过担保人平均分配给所有成人。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授约翰·罗默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所有制，而是平均主义。
第二，征收一种“社会关税”。这是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学教授安东尼奥·卡拉里的主张，他们强调要对来自执行压迫性社会政策的国家的产品征收一种关税。
第三，通过一项使工人控制他们公司的所有利润的法律。 如斯蒂芬·雷尼斯说：“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应该得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
第四，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把妇女和所有种族的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包括在内。威尔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朱莉·马塔甲认为：过去马克思关心的只是工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对一些制度基于性别、种族和性行为和压迫性的分析。
纵观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每一种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现实发生了变化，经济理论必然随之做出反应。与80年代相比，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促使西方经济理论出现了上述新动向，密切注意这一新动向，对于我们加深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认识，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无一定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注释：
〔1〕[美]詹姆斯·托宾：《宏观经济学的当前争论：四大流派》，《世界经济译从》1991年第7期。
〔2〕199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3〕[美]《贫富悬殊如何对经济造成损害》，《商业周刊》1994年8月15日。
〔4〕[美]《共产主义虽然崩溃， 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很活跃》，《华尔街日报》199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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