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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03(2001)01-0006-06
在英语语言中，“文化”是最为复杂的一个词汇。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文化指的就是艺术，有时也指“精英文化”(high culture)，如，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据此，有文化的人往往是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通晓上述艺术门类，经常观看歌剧、戏剧和芭蕾，经常阅读诗歌并购买绘画作品的人。
然而，在有些人类学家和学者们看来，文化的概念并非仅仅局限于此。他们认为，文化几乎无所不包，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如：早晨的洗漱，夜晚的投宿，电视上的奥林匹克节目，以致于谈婚论嫁，等等，都可以看成是文化现象。有人认为，文化几乎与民族没有多大的区别，人们在谈论一个民族时，实际上是在谈论这个民族的文化，例如，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文化，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有人甚至还会在民族文化中再细分出若干个种族文化(ethnic culture)来，如：土著印第安美国文化，非洲族裔美国文化，亚裔美国文化，等等。
尽管“精英文化”的定义与人类学的定义大相径庭，但二者的焦点却都集中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上，例如，音乐或婚姻仪式等。种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定义则强调，文化作为一种载体，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特定的文化视角去看待人生，独特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例如，土著印第安人长期以来一直对“母亲地球”敬畏如神，这是他们的文化视角使然。相反，大多数白人从一踏入这块新大陆起就认为，大自然只不过是开掘利用和度日安命的工具，人类从中可以伐木，采矿，甚至进行核裂变实验。很显然，他们的这种文化视角与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视角相去甚远。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并不能穷尽所有的“文化”定义。实际上，我们也大可不必试图去寻找一种绝对权威的文化定义。因为不同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会给出不同的文化定义。[1]
一、关于“文化和社会”的争论
“文化”一词早在1800年前的英国就出现了。那时，“文化”一词主要是用来描述农业活动，如，播种小麦，栽培玉米等。后来，“文化”一词又延伸到社会活动中，成为新兴工业资本主义是否会影响英国形象争论焦点的一个方面。有些社会观察家开始担忧，认为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会给他们所推崇的文化带来灭顶之灾。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一词有时是指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时指的则是艺术。
保守的观察家们批评责难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摧毁了以土地和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旧有的、贵族的生活方式，而工业化主要是在工厂、城市和银行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激进派甚至认为，工业发展就是剥削新的劳工阶级。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则是捍卫摇摇欲坠的贵族生活方式。激进派进而抗议示威，反对让工人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加班加点，过着压抑窒息的非人生活。激进派甚至预言，如果赋予这些新的劳工阶级以教育的权利，他们将会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从而不再会被呼来唤去，甘受奴役。相反，这些新的劳工阶级将会开始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开展新的文化活动。
这场争论就是有名的“文化和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文化”一词和艺术、工业、民主以及阶级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了一起。在19世纪的英国，保守派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贵族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他提倡“个人完美成就”文化观。[2]随后不久，这场争论又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无论是保守派也好，还是激进派亦罢，二者对工业化的批评责难有时是相互重叠的，都声称要提供一种解决社会突变或剧变的调和方案。在保守派们看来，只需将旧有的方式翻转过来即可达到这种调和；而激进派们却认为，只有通过发展更多的民主才能达到这种调和。由于保守派们一直认为工业化毁灭了他们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所以，他们不仅对工业化大加鞑伐，甚至还对激进派提倡的民主攻击责难。保守派担心，一旦大众阶层执掌政权，所有的“文化”，所有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包括其艺术精神都将会葬送在他们的手中。
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文化”一词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主要是用来显示对主流阶级(dominant class)的尊敬和荣耀。[3]而主流阶级的某些成员甚至对文化声称拥有专利权，以此来证明其高高在上的权威。“文化”在这里显然是指处于社会最高层的，代表着主流阶级的理想主义和知识精英，而文化与代表着农夫和厂矿工人的大众阶级毫不沾边。“文化”一词代替了早期那种天赋王权的宗教思想，而那种更多源自于现代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世俗的文化思想却被统治阶级所运用，正如佩里·刘易斯(Perry Lewis)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文化将真正的贵族从芸芸众生中区别开来，……真正体现出一种等级优势。”[4]于是，“文化”一词又被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为主流阶级在现代社会秩序中的统治提供了足够正当的辩护理由，如同国王统治其臣民，宗教特使支配其信徒一般合情合理。
二、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
长期以来，关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和“精英文化”(high culture)的争论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焦点，在英国和美国均不例外。“大众文化”备受冷落和攻击，难以登堂入室。有人声称，只有“精英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危险的大众现象(mass phenomenon)。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公众所从事的文化活动。有许多学者一直努力捍卫大众文化，反对精英文化藐视任何艺术产品、惟举古典艺术的做法。有人试图举证，大众文化产品的某些品质丝毫也不亚于精英文化产品。例如，有人坚持认为，John Lennon等人的抒情歌曲明显具有和现代诗歌同样的品质，爵士乐和蓝歌(blues)更是以其特有的旋律引起了众多听众的共鸣和感怀。还有人争辩道，电视连续剧甚至可以和某些高贵的文学作者所创作的舞台剧相抗衡，二者的品质自然也都不相上下。
捍卫大众文化带来的问题是，有些人似乎有重弹老调的嫌疑，即文化是一种凌架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两种活动之上或超越于两种活动之外的产品。但是，如果我们把大众文化仅仅作为一系列产品来研究的话，那么，该产品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往往就会受到人们的忽视，这是一个主要的缺点。因为，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总是相互关联的，有点类似我们在看一部肥皂剧的片段时总想知道全剧的故事内容。即使这个比方有助于问题的简化，但就文化产品而言，我们仍然有必要去理解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文化产品的接受——人们对文化产品意义的理解。显而易见，只是简单地罗列大众文化产品的好坏优劣自然无益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算是一叶遮目，不见泰山。
另外一种探讨大众文化的方法虽然不去研究文化产品，但却在社会团体中运用文化产品。赫伯特.J.甘斯(Herbert.J.Gans)认为，那种高估精英文化，低视大众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他明确指出，美国并非只有两种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而是有五种文化，即，精英文化，中上层文化，中下层文化，下层文化和半民间低层文化。他把这五种文化统称为“品位文化”(taste culture)。[5]甘斯认为，这五种文化本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只是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品味公众”(taste publics)罢了。在甘斯看来，许多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品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阶级，年龄，宗教，民族，种族背景，出生地，居住地以及个性品格等，阐释破译了人们为什么会对特定类型的文化语境有需求。[5](94)当然，甘斯对文化消费者和品位文化的强调是相当含糊其辞的，一方面，他把品位文化看成是公众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公众却又推崇寻求某种特定类型的文化。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公众为什么要这样做？甘斯对此没有回答。难道公众的某些成员真的有助于制造出某种特定类型的品味文化来？甘斯对此也没有回答。如果他们真的有助于制造出某种特定类型的品位文化来，那么，到底是谁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而制造？很显然，甘斯虽然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社会文化学的蓝图，但他却能给出详尽的解释。
约翰·费斯科(John Fiske)是值得一提的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倡言人和实践者。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媒学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近百篇有关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和电视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近10部学术专著，试图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为大众文化立言正名。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制作艺术，他的著名观点“大众文化就是日常生活”(popular culture is everyday life)已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名言。他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2本专著，《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读解大众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1989)是英美学术界大众文化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被许多大学指定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象费斯科这样的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大众文化目前在英美两国都渐入佳境，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并走进大学课堂。美国俄亥俄州州立鲍灵格林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成立了专门的大众文化系(The Department ofPopular Culture)，招收大众文化专业研究生，公开出版了全国性的研究大众文化的学术期刊—《大众文化学刊》(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SC)学者卡娜·芙莱塞若(Carla Freccero)教授还专门设计了大众文化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6]
三、关于符号学研究方法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符号学(semiology)——关于符号系统的研究。所谓“符号”(sign)，主要是指一整套事物，从电影到建筑，从服装到手势，所有的一切都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有的学者把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看成是符号化行动的结果，诸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史学等，都不过是整个符号化行为的一个部分。符号学重在考察文化和传播中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特定的内容或信息，就象语言学家们那样只注重分析语言的语法和结构而不去分析特定的词汇及其意义。
俄国学者V.普罗普(Vladimir Propp)是最早运用这种文化分析方法的尝试者。他认为，许多民间传说和童话都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基本的故事线索。民间传说所传播的东西并非仅仅是内容和细节。如果普罗普和其他符号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话，我们不妨认为，民间传说的形式和基本结构对读者或观众也是重要和具有吸引力的。至少我们可以运用传统符号学的技巧去分析人类文化，去探讨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例如，当我们运用这种技巧去分析好莱坞电影时便不难发现，好来坞的许多西部片大凡都有类似的基本结构，即好—坏＝印第安人—西部牛仔。后来，符号学逐渐成了一们科学。符号学的创立者们认为，他们重在剖析人类文化内在的基本结构。但随后不久，符号学就不得不去面对特定的人类价值和历史等之类的问题。例如，那种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一个优劣基本结构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但那种认为西部牛仔就是好人，而印第安人就是坏人的看法则明显带有某种特定的价值标准，亦即白人种族主义的价值标准。据此，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好莱坞西部片的模式告诉我们更多的则是关于某种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亦即关于美国的种族压迫，而不是关于人类内心的基本结构。这种批评的结果使得符号学开始修正其研究目标。目前，符号学常被视为是唯一的一种可以被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所替代的分析工具。许多符号学家，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等渐渐认可了在其文本研究中增加文化性符码研究的重要性。[7]
四、关于文化霸权的争论
20世纪40、50年代，持保守观点和激进观点的学者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有着惊人相似的分析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是激进观点的策源地之一；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Y.盖塞特(Ortega.Y.Gasset)则是当时最有名的保守派批评家。人们认为，报纸，广播，大众电影，电视在公众中按照机械的方式去运转，它们一方面破坏了现存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被具有商业性和实践性的伪文化之“媒介文化”(mass culture)所替代。不过，当研究者们对上述媒体进行调查时很快就发现，大众传播并不是按照这种机械的方式去运转的。这种传播模式几乎就象皮下注射器一样把信息或内容注射给公众。因此，它只好让位于一种较为复杂、较为谨慎运作的大众传播模式并运用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文化霸权”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上层阶级的控制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权和文化控制权就只能通过使用武力（如警察，法院，监狱，必要时甚至动用军队）来得以实现，而在风平浪静之时，控制权只需借助于文化即可获得，根本无需使用直接的暴力。
文化霸权的概念有三个主要的层面。第一，它建议我们应该研究艺术、大众传媒和日常文化，并将研究过程作为了解世界的一个途径。第二，它坚持认为，理解、体验日常生活的既有方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三，它提议，成功的文化霸权必须是灵活的，适合环境的变化，并为公众所接受。陈旧的信息或主张，在变化的环境下，实施同样的文化霸权就不能发挥出威力来，达不到文化霸权的目的。
研究文化霸权过程的激进派传播学者倾向于集中讨论以下两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学校教育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性？的确，学校教育是一个多重复合的过程。例如，课堂训练或许和大众传播所讲授的科目内容一样重要，必不可少。通过12年的学校教育，人们学会了如何遵章守则，拥有这样一个公众群只是文化霸权的一个方面。第二个事例是，当有些学生拒绝接受学校教育但又不得不依命从之时，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最后的选择是逃避各种类型的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为此，教师和家长们就会把这些学生当作其他年轻人的客观教材，用以说明他们违反“游戏规则”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对文化霸权过程感兴趣的学者们还研究了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s)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亚文化”常被视为异类和另类，但有时它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有时则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和加强。民族亚文化，如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便是如此。显然，青年亚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通过流行音乐等而创造自身的意义，这种意义与文化产品制造商们所预想的意义截然不同。青年亚文化为我们解释了文化为什么只是作为一种反对和颠覆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霸权的过程。
五、关于文化资本的争论
文化和社会阶级是文化研究论争的另一个焦点，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研究得出的。该项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和职业家庭运用某种文化意识和文化信息来保持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试图为其子女后代重新确立将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为此，许多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去教育子女，培养他们在音乐和艺术上的兴趣，让自己的孩子们置身在“精英文化”的环境里受熏陶。于是，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精英文化”的书籍和光碟，让孩子们参加有关艺术和政治话题的成人讨论，使用先进的家用电脑而不是过时的录象游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们提前拥有“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父母们都希望，这种文化投资最终会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和收益，孩子们将来可以找到收入颇丰，高雅体面的职业或工作，从而以文化资本换回经济资本。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鲍迪德(Piere Bourdieu)指出，家庭中的这种文化氛围比起学校教育来无疑重要许多。由于社会受重视能力的获得并非朝夕之功，因此，许多中产阶级或职业家庭的父母只好如此长线投资，望子成龙了，而上流社会的许多家庭大都对此不以为然。
我们不难发现，精英文化的上述这种做法无疑可以为中产阶级和职业家庭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只要拥有精英文化，就可以在各方面，例如，从求职面试到聘用合同，乃至于将来的“就业网络”等得到回报和收益。另一方面，低收入和劳工阶层的许多家庭当然也渴望拥有精英文化，但他们却感到艰难和遥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背景，既无暇顾及孩子，又无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付昂贵的艺术开支和教育开支。于是，他们的孩子自然无法去看歌剧和演出，更无力去一流的大学接受精英教育。这样一来，劳工阶层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平庸劳作，了却一生。他们总是感到自己愚昧无知，落伍守旧。有些人甚至还会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当然，他们有时也会指责精英文化过于矫揉造作，繁琐冗长，不能贴近贫民。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与争论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有名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无疑开了这项研究的先河。他们从一开始就声称要研究学院以外的英国劳苦大众的文化，所以对大众文化和媒体都很关心。当然，他们更关心的则是马克思主张的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后资本主义怎样剥削，社会怎样转型，这个权利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是他们最推崇的祖师爷。[8]到了80年代，司徒尔·豪(Stuart Hall)等人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语境的范围内研究大众传播。后来又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Gramsci)、阿尔都塞(Althusser)、巴尔特等人的影响，开展了青年文化研究，媒体种族歧视与经济危机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媒体的女性研究等。他们的学说和研究成果对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逐渐扩及到人文学科。如今，文化研究在美国非常之红，全美至少有200多个文化研究中心和机构，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研究的领域和课题也日趋广阔和深入，呈现出各领风骚，异彩夺目的研究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