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重要理论问题研究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史论文,中国论文,领域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3-0242-17
一、学术与现实：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趋向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独特的地位。这100年的中国史学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都凸显了历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用，进而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并从多个方面影响到了现实社会。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不同的历史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还是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考证学研究，特别是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20世纪后半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不同的历史观为理论指导去研究、认识并阐释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造成了对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多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旨趣的深化、课题意识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整体走向，一方面是在发掘和研究新材料的基础上，努力“重现”古代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则是以某种历史观、历史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历史作阶段性划分，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对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历史上的人物或历史事件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对国家起源、文明特点、民族关系等近代以来新的研究范式所要求阐释的问题作理论概括，等等。从学理上看，后者在事实判断上以前者为基础，而后者在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上则与所依据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并且还与现实政治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历史事实是历史解释的依据，然而在历史解释的范畴之内，历史事实并非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是在史家对历史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所反映出的意志、愿望和追求，则会形成历史的观念，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因此，历史观是历史解释的核心所在，这就必然决定了历史观会成为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根据不同的历史观对各个层面的历史问题作理论上的归纳、抽象、概括和总结，则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要理论观点，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状况。反映在20世纪的历史著作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理论问题存在的各种观点，既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得出的理论观点，也有以其他各种历史理论为依据所得出的不同理论观点。即使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所得出的理论观点，也有着非常大的分歧，这些分歧背后，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着不同理解的原因，也有因不同政治立场而导致的非学术因素所造成的原因，“问题”与“主义”、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等种种因素集中起来，使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理论观点上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些理论观点或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产生有深刻影响，或因与现实社会与政治发生直接关联而引人注目。许多观点之间因其学术见解的不同或社会政治立场的相异等复杂原因而发生规模不等的学术论辩，一些观点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变化中也会变的含混不清或歧义互出，还有一些观点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断续引发新的争议。
例如，20世纪的初“新史学”思潮中提出了“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概念，这些概念的引入以及由此而扩充出的理论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范式突破旧史学的标志之一，成为建立新史学的理论起点；对国家起源、文明特点、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直接涉及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而发生的古史论战，虽然在表面上是纠缠于对传统文献记载的上古体系的“疑”和“信”的对立，实际上则是反映了史学走出经学羁绊并获得学科意义的独立之后对史学“求真”的理论追求以及对历史学功用问题的不同看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引出了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论战中产生、成长起来。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等问题，均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一直持续研究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随着古史分期讨论的不断深入，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也都为人们所关注，其中所包含的怎样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发展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历史、怎样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怎样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及经验教训等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都必须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回答。
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理论趋向，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内，而是近现代中国史学所特具的学术气质，是影响近现代中国史学整体发展的内在因素。由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和理论建树而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意义凸显，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在不同时期所受历史观方面的影响、对学科理论建设的努力以及各种理论旨趣的交互作用，亦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理论建设
对中国史学而言，明确客观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而不是停滞的、倒退的，看到历史变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而不是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或今不如古，认清历史发展是有着因果关系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些都是传统史学闻所未闻的历史观。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1]顾颉刚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2]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化论迅速地在史学界被作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历史观——进化史观而大行其道。用进化史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史学，使得对史学的认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指出了旧史学的种种弊端、重视“民史”、对史学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进化史观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用进化史观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使中国史学具备了进步的科学理念，具备了在某种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上构建历史分阶段演进模式的研究属性，也具备了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致用”特征。
在明确“新史学”的上述“批判性”、“开创性”和“现实性”的意义时，还应当注意到的是梁启超对历史学的理论界定：“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把历史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换句话说，在20世纪之初，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求得其公理公例”的理论追求。1900年，章太炎写出《中国通史略例》，讨论新型的中国通史的撰述方案，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4]。梁启超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首次运用进化史观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尝试，全文概述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自春秋前至近代共分为七个时期，将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视为前后联系、互为因果的关系，评价了众多思想家及其学术著作，是“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实施。夏曾佑在1904-1906年间撰述完成了《中国古代史》，这部书首次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旨在“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5]。在这部新型的通史著述中，夏曾佑把中国历史进程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七个小的时期，对历史演进作纵向的梳理，对各个时代的制度、思想、风俗、民族等社会生活领域作了横向的记述，书中的“世界之初”、“地之各洲人之各种”、“中国种族之原”、“古今世界之大概”等内容，均具新意。刘师培于1905-1906年间写出了《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也是一部使用进化史观撰述的新型通史。刘师培强调：“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6]以通史著作的形式贯彻进化史观，在撰述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出了新史学的理论特征。
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考订史料、确定史实和还原真相，而是要探求历史发展表象之后的一般性认识；历史认识也不再是简单的、感悟式的、不成系统的思考和总结，而是科学的、成体系的、具有逻辑性的理论抽象和概括。这反映在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中的诸多“新”意中并不一定是最突出的，但是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过程上看，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消说，如此的研究趋向与研究旨趣是近代式的，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并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
20世纪20年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史学在五四时期强调“求真”，重视对史学自身的目的、功能、意义的探讨，重视对史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科学的历史学的追求。科学的历史学所必备的条件就是科学的历史观。五四前后出现了引进西方学理和中西史学结合的热潮，各种西方思想的纷纷传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相比之下，早些时候传入的进化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范围仍然最为广泛，进化史观在五四时期已经被大多数中国史家认同为认识历史发展的一套基本观点，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他们积极地宣传和强调进化史观中求得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的《史地丛刊》的“发刊词”写道：“溯自达尔文人类进化之说兴，历史之观念大变。”“夫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人类进化之现状者，地理家之责也。乃进化之说，不出诸史家之口，而出诸研究动物学之达尔文，与研究地质学之利爱尔，宁不可耻。抑有进者，自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日新月异，而要以进化二字为宗。反观史地著述，犹是陈陈相因，以‘明灯’、‘殷鉴’诸旧说炫世人之耳目。一若研究历史地理之徒，不识进化二字之于意云何。岂非可异之事哉。”[7]批评了仍然抱守陈旧史观的人，强调研究人类进化发展历程是史家的责任。梁绳筠在谈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时说：“历史是为的明白现在，就是揭明人类进化的程序，那么，不关人类进化的事情，可以从略。”“历史是求公理公例，就是找出事实的因果，可以给人以推理的机会。”[8]通过具体的史实获得历史进化的理论认识、求得公理公例，这是时人的共识。
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对中国史学起到了新旧史学转换的根本性作用。中国史学通过贯彻进化史观获得了整体观察历史的研究视角、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动意识、求得其因果联系的历史思辨等历史理论方面的收获。但是，进化史观自身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理论缺陷，源自生物界的进化论还不足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许许多多复杂的历史现象。进化史观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打下了基础，中国史学在接受了进化史观的基础上，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需要更加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唯物史观的传播即适应了这种需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已经开始被介绍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都曾被当时的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所重视，壮大了清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声势，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一定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指导性作用，是通过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体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产生。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人，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和宣传者。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现实社会，首先遇到的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因大革命而引发，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仅在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而且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坐标，论战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是什么？第三，何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齐思和指出：“这是第一次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大辩论，大家都是用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但是同样观点和同样方法却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论。”[9]这样的现象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唯物史观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许多人可能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唯物史观，但一涉足社会历史领域，便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10]第二，尝试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绝非易事，理论与史实、学术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了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所有问题的。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在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时，由于存在着把这个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缺点，对于中国的具体历史特点重视不够，再加上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实证工作做得不扎实，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带有恩格斯所批评的‘贴标签’的倾向。”[11]
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开端，以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参与和论说，其中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论著所产生的影响，都充分说明处于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同时，在理论建设上已经初具雏形，开始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所相应具备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建立。此后，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在总结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更广的范围里深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使之获得了更加明显的进步和更加迅速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无论在政治环境还是在学术环境，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历史研究中遇到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进行了大范围的、深入的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不同的是，以往的讨论更着重于现实中的实际斗争，而新中国建立后对这些历史理论问题更趋于严肃的科学研究，有可能更为深入地开展讨论与争鸣，大大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涉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说研究中国古代史、涉及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等相关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古史分期标准等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上的深入研究，而且在讨论中所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史学时期的重要现象。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虽然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然而通过不同见解的交锋和切磋，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史学界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历史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也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逐渐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通过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发掘了大量资料，使用了丰富的史实对该问题加以论证，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使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有学者认为：“若没有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近几十年经济史研究的繁盛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13]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使农民战争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水平，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等倾向的影响使讨论也出现了偏差，然而其理论意义仍不可忽视。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涉及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重大问题，引发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问题、历史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问题、疆域问题、历史上民族战争问题、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等，加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理论认识，不仅是历史研究上的问题，而且对现实也有着重要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这个时期的讨论过程中收获甚丰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以后新时期中国古代史领域重要理论问题研究，首先表现在对那些在以往曾经受到重视并引起热烈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学者们对于曾经被视为适用于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由于存在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等原因，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迄今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较之以前的研究无疑有了明显的拓展。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理论，人们已不再过多纠缠于如何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模式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分期讨论，但是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回避的。此后，将五种社会形态看做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律性理论而适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者已经不多。人们认识到，坚持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不是简单地套用现成的公式或结论。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特殊性的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应该注意的原则方法并试图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的诸阶段说，是一段时期以来的努力方向。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新时期以来该问题又一度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得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新见解。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新时期开始后不久即展开了历史发展动力大讨论。关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所有人都在既定条件的制约下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另一种意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完整认识的三个层次说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新时期对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着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等方面展开。此外，新时期对历史中的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史理论等也都有所涉及。总起来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学者们有可能在减少了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因此对许多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理论问题的探讨，更多地展现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的学者们的独立见解。这些见解一方面是继承了以往讨论过程中的有价值的理论因素，另一方面则充分反映了在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下对这些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的趋势。
三、对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理论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史领域重要理论问题通常表现在当时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著述和学术讨论、学术论战等形式中。在20世纪前半期，已经有一些史家对中国古代史重要理论问题的有所关注，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1947)、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等论著或论文，都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有简略介绍。集中于古史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所体现的理论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前者在七册的《古史辨》中多有介绍和总结，后者则有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4)和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等书作了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述评。
新中国建立后，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被汇集成册，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等。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中国古代史中的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中，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尚缺少对相关问题的纵向回顾、横向梳理以及学术史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在理论上反思、在研究领域中突破某些“禁区”、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引进等等，历史学开始了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中逐渐步入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再次受到重视，此时的研究以克服教条化和公式化的弊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特征。值得一提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1980)的“叙论”和《中国通史·导论卷》(1989)，力图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集中阐发了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成为当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2007)是一部史论结合、定量分析与分析定性结合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此书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提出了独到见解。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包含了五六十年代为史学界所关注的绝大多数理论问题。林甘泉等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82)，回顾并分析了自1929年至1979年这五十年间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过程，是研究该问题的一部力作。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在纵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时候，对其中的理论问题作了介绍。周朝民主编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89)、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89)都有专门章节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进行初步总结。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明显，如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封建”名实问题等，都有新的观点或产生有争论；同时，在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回顾与研究不断加强的情况下，20世纪历史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论争，作为百年中的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也受到重视。2005年前后，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其中的历史卷包括《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论辩》、《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等，较为全面地回顾了相关理论问题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论辩与争鸣，梳理其前因后果、辨析其得失短长、总结其经验教训，是近年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关于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另有肖黎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2007)、姜义华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2005)中的第三编“二十世纪史学领域重大论争”等，也属同类性质的著述，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理论问题作了阐述。同时期还发表了一批颇具分量的学术论文，或提出了新的观点，或对相关问题作了辨析。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2008)一书中，以“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的重大成就”为专章，对中国史研究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正面阐述，是同类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关注。此外，香港学者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下)(1988)一书，以“史观学派”为目，也对几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观点作了评介。
关于中国古代史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都有涉及，他们的成果也值得重视和借鉴。国外一些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论著出版。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言及“当代”中国史学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历史分期、阶级关系、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问题都有提及。另外，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和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也是由外国学者撰写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著，两书均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若干重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都是对中国古代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研究有一定价值的著作，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等方面，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理论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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