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诱因论文,危机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10)01-0009-04
一、大学公共危机的内部诱因
我们所讨论的大学，在危机意义上则直接指向大学中的主要构成群体，即教师、学生和他们所寄身的组织。当大学内部产生危机的时候，“大学”这时是指代大学组织本身。众多的大学内部诱发的危机往往显示的就是大学组织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立。当大学与外部产生价值冲突的时候，大学则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被定义的，它包括大学组织及其所拥有的教师和学生群体，这也是大学的中间力量，他们在大多时候就是大学的化身，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主要是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的。所以，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大学危机的真正主体都是大学教师与大学生。
1.现代性：大学的自我迷失
自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它在社会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广泛的职能，这也成为高等教育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当代大学在承载过多的社会职能的同时，大学的组织性质正在逐渐蜕变。
大学毫无原则地对社会迎合、顺从和适应，愈来愈倾向于把服务社会和引导社会割裂开来，把大学简单视为人才的加工厂，把技术开发视为大学获取功利的目的，把学术自由当做科层管理的对象等。特别是个别大学组织把精力放在如何挣钱等以营利为目的办学行为上，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将埋藏着冲突的祸根。它仅仅像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所描述的那样，现代大学是“由中心供暖系统维系在一起的一系列独立的学院和系”[1]。大学已经失去了其教育意义。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日益沦为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和工具。如此，“教育对于人类文化来说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就因此被速破坏和消解掉了”[2]。
大学日常管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基于经济理性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对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理解的肤浅化等因素，使大学忽略了价值关怀层面对于大学功能的规范。在价值关怀上存在欠缺的大学功能被看做事实上的有用性，失去了灵魂的大学被部分人通俗地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社会设置，而不是人类精神与价值的守护家园[3]。
大学的功能在丧失了价值关怀后可能带来三个方面的后果：首先，它削弱了大学对于自身纯洁性的认同与期待，赤裸裸的经济理性、冰冷冷的毫无人文关怀并且伴随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技术依赖、与政府和市场的前所未有的亲密使大学不再是一片净土，近而导致了大学自身的行为失范，并在大学内外孕育着危机。其次，现代性下务实的物质刺激和对技术的迷信使制度和规则因为价值的缺失而难以实现对人精神的引导和教化，制度运行滋生的利益群体促使更多的人试图通过更大的力量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样在现实上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利益的维护需要规则，而利益的扩张却需要打破既有规则。危机自此而生。最后，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还体现在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大学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之间的矛盾。
当大学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逐渐弱化时，我们看到的是大学这一机构的一种退化。今天大学正在成为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的编外机构和政府的附属机构。虽然大学还在名义上承担着教学、科研等任务，还在名义上守望着人类对于知识与创造的价值追求，但大学已失去了对于人类利益高瞻远瞩的价值关怀，在与企业、政府等机构的互动中变得势利。这就使得大学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功能的客观事实层面，而放弃了大学之为大学的本真意蕴，从而导致组织成员的认同危机或信仰偏移，进而催生危机。
对此，法国1968年学潮的发源地，南岱和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图罕(A.Touraine)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们还能一再回避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吗？从德国柏林到法国南岱和，从捷克布拉格到意大利的特伦多的一系列学生运动，是否表现了一种崭新的挑战社会方式(不管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并从而泄露了崭新的社会宰制形式与崭新的社会冲突形式？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时期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里所占据的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那么学生运动不就和前阶段里的工人运动具有同样意义吗？”[4]
196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在“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校方家长式的管理及陈旧的校规，发起“言论自由运动”，学生们走出校园，拉开了学生运动的序幕。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的数座大楼，抗议学校为越战服务的研究项目和种族主义政策，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虽然有其针对政府的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抗议，但是对大学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迷失和价值失落的抵制无疑也是运动的原点之一。
对于大学的自我造反，诚如一位研究美国学院革命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当代的先进社会体系也许将陷入一种由他们自身所发展除了前所未有的辩证冲突，并进而威胁到体系内在的稳定性”[5]。
2.信任危机：主客体双方的纳什均衡
大学毕竟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它要追求组织的效益，而作为从政府手中接受拨款的机构，它又必须对政府负责，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整个社会的现代性推动，大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巨大的文化失落和社会变迁面前充满危机。
面对纷乱的世界和矛盾的自身，现代大学步履艰难地试图摆脱危机。一方面，当代大学在贯彻自己的理念和使命的时候，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布鲁贝克意义上的政治论因素超过了认识论的因素，致使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把学生和教师的忠诚度维持在一个理想的程度上，从而导致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但是大学为了维持组织的合理性又不得不求助于程序化的更加强大的制度规制。这就使大学组织中充满着失信和敌意。大学当局不信任学生或教师，而大学当局的公信力又因为以上缘故而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转型时期的信任危机正在生成。在社会转型期，当法律等社会规范缺乏或执行不力时，对行为的预期就会存在相当高的风险[6]，于是失信产生。马克斯·克勒(M.Scheler)曾极为深刻地揭示现代性的“价值颠覆”性质[7]。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怀疑、批判、否定，就是反传统。这种意识和潮流在改变着社会的同时，也在修正着大学各组织成员的价值观。而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公立大学中的公共权力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公共权力同时还是规则的监督者，组织成员对大学当局的公信力之怀疑的根源即肇始于此。这是一种失衡的权力，公共权力的公正性不能得到保证，其有效性自然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双方的职能合作就只能求助于唯一的渠道——制度。而这种态势下的制度内核无疑是充满怀疑和规制的即所谓“纳什均衡”①。
大学中，各级管理主体从经济理性主义的要求出发，根据纳什均衡原理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以及各级被管理者所制定的各项应对策略都是“非合作性均衡”，他们都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而行动，因此，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度设计势必体现出对对方的制衡。这种制度设计不仅把威权和压制、怀疑和蔑视作为其主要价值取向，而且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这种缺乏危机意识、反人本、重威权、轻学术的制度设计极易造成大学运行中的制度失效、管理失灵与组织失序。这种管理主客体双方的失信一方面增大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极容易发展为组织成员与公权力之间的对立，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整个大学秩序的基础带来严重的危害，或引发民众的不满，或引起大学当局的频繁更替，或产生激烈冲突，形成公共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信任危机与其引起的社会影响是相互强化的，信任危机越是严重，大学组织中信赖的基础就会越发被侵蚀，组织的稳定就越发受到冲击；而组织越不稳定，维系信任的共同价值与社会规范就越难以确立，信任危机就更加严重，而为了克服信任危机，组织和个人就会支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2005年6月的九江学院学生骚乱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由于学生与校方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双方之间沟通与合作非常困难，对此，校方不得不求助于更为严格的制度，直至学生以行动表达对制度的不满和蔑视，并最终爆发危机。
二、大学公共危机的外部诱因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外部性理论，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成为负外部性；反之，成为正外部性。
从大学史的考察上我们得知，大多的大学公共危机是由于外部因素催生和激发的。也就是说，大学危机来源于社会危机。换言之，社会危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是大学危机孕育和爆发的主要源头。
1.大学自身利益的受损
利益冲突是公共危机诱发的最基本因素，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这种危机不可避免。
同任何一个正式组织一样，大学在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特别是在遭受外部非法或不合理的侵犯时，大学肯定会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不仅仅是大学的特殊性格使然，任何一个正式组织，甚至是非正式组织都会这样。因为利益或资源不仅仅决定组织的生存条件，而且影响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预设。试想，一个利益可以被外界任意侵犯的组织，它何以证明和显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如果面对自身利益的受损而毫无作为，将会形成反向激励，也就是会引发更多的对该组织利益侵犯的连锁行动。作为理性程度最高的组织——大学，何尝不知道这一道理。
1979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因为校舍问题而发生的游行示威就是大学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发动公共危机的典型案例之一。大学史上无数次的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争斗不胜枚举。
维护自身利益是一个组织本能的反应，在这方面，大学有着不同于其他组织的优越条件。作为拥有数以千万计同龄热血青年的群体，作为最容易获得社会同情和支持的组织，作为社会与国家的文化重镇，它的影响力、自组织能力和爆发力是其他任何组织都难以相比的。
2.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范
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范是诱发大学公共危机的外部诱因。
从大学的使命和传统来看，批判社会、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一直是大学的组织偏好。从中世纪开始，大学就逐渐成为社会的良心，为坚守公平正义，大学可以毫不犹豫地批判社会、对抗强权。在这方面，巴黎大学是中世纪大学的典范，成为当时与教皇和皇帝三足鼎立的势力，故时有“罗马有教皇，德国有皇帝，法国有知识”的说法。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8]。批判社会、守望社会良知通常被认为是大学的天性。较之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的社会批判更加自觉与深刻。大学在面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范，它的历史传统和组织品性会使它毫不迟疑地站出来。
大学的批判方式有两种：一是舆论批判，二是行动批判。舆论批评是指大学在舆论上对社会或政府的言行展开的评价、谴责、批评、指责等，行动批判是运用大学特有的罢课、请愿、游行、示威等方式对社会失范进行矫正。在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坚守过程中，大学的行动批判只有在大学的舆论批判不为政府和社会所接受，不能达到大学预定的矫正目标时，大学才会被动地选择这一无奈的方式。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理念的弘扬，仅靠政府的强大和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壮大作为条件的，而社会力量的壮大总是从知识精英阶层开始的，正是在他们的理智力量之下，社会才逐步形成了可与权力机构相对应的力量，从而坚守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理想。在知识精英群体中，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在于大学在整个知识精英阶层构成中具有最高的声望；另一方面，在于在整个知识精英中，大学阶层的数量与规模是相对较大的。这两个方面使大学有可能通过发挥批判功能，成为壮大社会力量的重要方面[9]。大学由于自身的知识中心和社会良心的地位，由于其组织成员的理性力量和批判传统，使其占据着维护和秉承社会公平正义的优越位置。
大学史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运动、反越战运动等，1967年马来西亚的直落昂事件，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沈崇事件等，无一不表现出大学在社会公平正义失范时的强烈反应。
3.国家民族利益的沦陷
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从组织理性上来说，大学都有爱国的个性，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当国家民族的利益受到侵袭时，大学会毫不犹豫地拍案而起。
大学的这一传统已经用不着靠回顾大学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来证明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1999年五八抗议”、“2005年4月16日上海十万学生反日大游行”等，这些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例使我们无法怀疑大学这一久远的传统。
大学是有其精神的，而爱国主义则是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庆典，北大师生及校友为此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北大的传统与精神作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季羡林先生指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10]这种爱国主义孕育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承，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从古代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10]。从长沙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到无锡东林书院的“依德之行、庸言之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校训。爱国是大学这个组织的遗传基因，是它的组织传奇。
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先生撰写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成为一篇意义深远的铭文。文中提出可纪念者有四条，其中有两条盛赞了“西南联大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的爱国主义精神。
最初的中世纪大学，因为学生的无国界流动性，所以，爱国并不是明显的组织行为或精神。后来，随着现代国家制度的成熟，绝大多数的大学逐渐以本国学生为主，由于爱国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和道德底线，所以，作为文化精英栖息地的大学，也更坚定地担当起这一公民义务，更决绝地据守这一道德底线。从道义上看，天下兴亡，匹夫尚有责任，况且那些深明大义、饱读经书的知识精英们！从现实上看，大学组织深深地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所以才在民族国家危难当头，喊出了类似“华北之大，已经无法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声。于是，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富于政治敏感、不甘心自己国家沉沦落后的热血大学生总是率先站起来，高举爱国大旗，冲在爱国运动的前列。
三、价值冲突：大学公共危机的实质诱因
大学公共危机的实质性诱因究竟是什么？不管是大学组织内部管理主客体之间的失信和组织自身现代性的悖论，抑或社会危机的外部性诱致，在纷繁复杂的外表下面，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些诱发大学公共危机的真正原点。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观点之一，就是强调利益是冲突的根源。
从大学公共危机的内部诱因来看，大学危机有时候表面上是因为利益，有时候看起来甚至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大学内部危机是一个一个偶然的独立性事件，还是深藏在利益背后的更深层的东西在大学组织中的必然体现？
从表面看，大学公共危机有时候也会表现为利益之争。比如，1979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为要回被占校舍的大游行，2006年3月法国因“首次雇用合同法案”而引发的大学骚乱等，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游行中，学生的动机是反对官僚和特权[11]，而劳动法案背后更多的是表现执政党的价值选择。让我们再回头看看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席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危机，人类历史上最富足、最丰裕的一个年轻世代竟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官僚社会及父权社会的礼法、成规、定制等感到不耐烦与不屑一顾，并以行动要求实现激进参与民主与尝试另类生活。
这一个又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案例使我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大学的公共危机不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玫瑰！否则，大学就不是大学了。
对大学组织自身失范的愤怒，对社会迷失的警醒，对公平正义理念的维护，对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捍卫等。对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捍卫，表面上看是落入了“利益”的窠臼，但是，国家与民族利益本身所彰显的就是浓厚的爱国主义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则具有普世意义，它不会被任何主流的组织和阶层所反对。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价值冲突是大学危机的终极诱因，这种价值冲突或者存在于大学组织与大学成员之间，或者存在于大学与社会之间，而大学所代表或所坚持的价值往往是人类的“理想价值”。
毋庸置疑，大学校园是一个关心价值的场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教堂；关心公共问题，但是它不是一个政党；关心学生发展，但是它并不是家长……关心政府强制权力的运用，但是它既无政府的权力，又无责任……[12]它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批判的中心，正是这种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意识使它成为人类“理想价值”的建构者和守护人。那些人类的“理想价值”诸如理性、自由、公平、正义、民主、仁爱等正是大学用来影响、引导、教化和批判社会与公众，促进社会德性和理性共同进步的准则。
虽然这些所谓的理想价值可能会激进、偏激、片面，甚至不合现实，但是它所代表的毕竟是这个社会中的智者群体的思维结果，可能它会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相对狭隘，或是脱离实际，甚至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危害，但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说，这些理想价值是富有其合理、前卫、先见、正确与客观意义的。诚然，每一个组织的理性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绝对相信大学的理性程度要高于政府。而且，从其出发点来说，他们是力图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克服社会的弊端和痼疾，以期使社会更加民主、富足，政治更加清明、高效的。
所以，应当肯定，大学对理想价值的追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对新价值观的主动探求，恰恰表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定位，表现了他们渴望创造的本质。尽管他们所寻求的内容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但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受的阵痛。大学就这样一直在与社会的冲突中思考、判别，再寻找，再判断。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的价值观，这里主要是指政府或当局的价值观与大学在质量以及视角上缺乏历史的一致性，又必然会引起双方行为的失控，造成社会的动荡。
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政府当局是实用价值观的最大代表。因为管理社会、维护政权、发展经济的需要，他们肯定不能用大学所宣扬和鼓吹的全套理想价值来治理社会和国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诡谲多变的各种国内和国际局势面前，政府只有采取权宜应变的态度。尤其是，当局者的理性力量和理性水平是不能与大学同日而语的，甚至，当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时，他们也许会更倾向于务实、实用和利己的价值观。社会的其他组织或群体当然也有这些行为，但是，能够与大学发生最复杂关系的，能够调动舆论和暴力贯彻自己价值观的只有政府当局。所以，我们说政府是实用价值观的代表。
政府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和现实世界的压力，它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一定是高于大学的关注程度。而大学，由于它的“远离世间”和它的“书生气”，它更关心的是超脱人伦日用层次的公平正义、民主道义、人文德性等形而上层次的内容。这也容易造成各自在公平与效率、目的与手段、操作性与解释性等方面产生争议。
而更为大学与政府之间埋下价值冲突隐患的是二者的价值在形式上清晰的鸿沟——政府的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偏好性。在现实世界中，政府不得不基于其性质和功能，按照它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建构和践行它的价值体系，这自然可以理解，但是，大学自诞生以来却一直是以价值中立为自我标榜的。这样，在最本质层面的指责就成为可能。
在一个社会体制内存在两种分别掌握道义力量和拥有暴力资本的两个团体所秉承的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的价值观念，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价值冲突的最后形式就是价值主体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大学往往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而发起对政府的行动批判，这就会唤起社会的拥护与支持，使大学公共危机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形成社会公共危机。
注释：
①纳什均衡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提出的，它是指这样一种均衡：在这一均衡中，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而解释“纳什均衡”的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囚徒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