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媒介论文,形态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歧义丛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应用于近代中国诸课题的研究，最初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经验的框架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尝试。罗威廉（William T.Rowe）、兰金（Mary B.Rankin）、大卫·斯特朗德（David Strand）等学者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诸多个案研究中都发现，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与市民社会相关联（但不是完全相同）的现象，他们将其称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注：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1989); Mary B.Rankin,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1986) ; David Strand,Rickshaw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1920s China(Berkeley,1990).）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借用这一极具启发性的分析范式，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观点，但也因此引起了较多的争议。本文拟从晚清媒介形态问题入手来剖析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问题，旨在拓展晚清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深度。
一、“商会—市民社会”研究趋向的检讨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内史学界介入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路径：文化思辨和商会研究，前者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得的结论也较悲观；后者代表了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此提出了独具创见的结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说。目前，在近代史研究诸课题中，商会和区域性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较多地介入到“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学者们的视点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治性组织，诸如商会、公所、义仓、市政管理等，相应地，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结论均由此产生。
市民社会及其各种要素是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其对立物而缓慢出现的，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仅仅具有西方人文历史的背景，非西方社会的经历并不是上述描述的简单翻版，以化约的心态作简单的理论比附无助于历史研究的深化。但仔细推究清末民间社会的流变趋势，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采用“公共领域”这样一种研究视角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章开沅先生曾有一个评论：“‘第三领域’也好，‘公共领域’也好，无非是探索这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空间，探索在这块空间中活动的人和事。”（注：转引自刘家峰《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历史研究》1998 年第5期。）现在看起来，国内开展的大部分相关问题的研究，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过于狭窄，这就是注重商会或其他自治性组织较多，而对晚清时期文化系统的关注则几近阙如。实际上，清末是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由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许多重要变化都纷至沓来，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变动都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在“公共领域”的框架下，各个系统的运作状态及其与封建朝廷的互动关系形态皆有不同的表现，仅囿于经济或社会系统的个案性研究是不足以涵括晚清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一庞大体系的。已有学者对这种单向度的研究趋势提出批评，认为这很容易导致“片面的学术成果”，因而，“不能因为对商会的研究而忽视市民社会其他环节的研究，要避免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商会中心主义’倾向”（注：张志东：《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应该说，历史的发展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使文化、观念、社会舆论等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和规律得以演进，封建文化的机体上完全可以衍生出近代文化。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讨中得到较多的反映，而且占主流的观点也肯定了近代公共领域的产生缘于文化系统的演进。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对“公共领域”的内涵界说是随着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变迁而逐步深化的。一般而言，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体系是对近代欧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映，它是由黑格尔在吸收众多思想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经马克思予以完善发展的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方市民社会研究重心的转移，市民社会的理论界限以及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成为葛兰西、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针对那种将市民社会与经济关系领域等同起来，把经济因素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惟一因素的倾向，意共前领导人葛兰西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了市民社会的构成，他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各种私人或民间机构的总称，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以及政党等，在葛氏视野中，市民社会即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是统治阶级实现“文化领导权”和革命阶级建立对立的权力系统的主要领域。（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参阅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对其理论观点的分析。 ）这种理论倾向既有早先于他的洛克一派的理论支持，也有后来哈贝马斯等人的发展和完善。早在18世纪，洛克这一派市民社会理论就包含了至少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的另一因素，即一个自主的、有自己“意见”的公共空间。20世纪中后期，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J.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1962年）等著作中，探讨了欧洲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出版社、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发表公众意见场所的历史。他认为，随着资本经济因素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个人解放，由这些公众意见“场所”（或谓“对话场所”）所构成的公共空间日益扩展，它既是瓦解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性因素，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雏形。据此，哈氏认定，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涵括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他将私人领域界定为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而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和机构——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为人们提供了讨论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论坛，有利于公共舆论的产生。这里的公共舆论主要是指一个公民团体正式或非正式地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机构进行批评和监督。时至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柯亨和阿拉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断言，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社团）、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注：转引自何增科前揭文。），大概可以说，西方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近代文化和舆论空间是构成近代公共领域的重要系统。它对于我们的启发意义在于研究晚清公共领域问题时，是否能够以一种更宏远的心态来扩展对此问题的“研究空间”，将清末的文化系统的演进也纳入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框架中。笔者认为这一想法并无不妥。
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 传播行为的实现却要依赖于媒介（media）的运作，因而可以说媒介网络着社会， 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媒介”这个曾经主要是艺术家、细菌学家和大众传播学家才使用的词汇在近代社会风靡一时。将媒介学移入近代历史课题的研究，东西方史学界仅仅处于探索阶段。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诸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在探求西方近现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课题时，就已经关注到欧洲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出版社、报纸、杂志、党派、沙龙等公共舆论媒介，这一尝试最起码给我们以这样的暗示：公共舆论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根据丹尼斯·麦奎尔的看法，“大众传媒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注：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麦氏这一界说， 仅仅着眼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未涉及媒介的历史概貌，因而是不完整的。就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最起码经历了口语、书面、印刷和电子传感四个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即主张：必须把大众媒介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能够表达意思的鼓声、烽火以至于宣讲人和集市都归于媒介一类，因为它们都扩大了人类进行交流的能力。（注：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 页。）这种界定已经涉及到媒介的广义层次，笔者准备在这一层面上解释晚清媒介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并藉此观照文化系统在清末的近代化演进趋向。
二、晚清大众媒介：规模·结构·内容转向
晚清媒介的总体形态基本上呈现出类型较多而又相互粘连的特征，大众媒介与辅助媒介交相网织、互为渗透的格局已渐次形成。大众媒介中的报章杂志在清末新政前虽经历了短暂的辉煌（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但因政变很快即遭查封。新政推行之后才逐步演成“黑血革命”的“舆论之母”，其运作、增长的势头为史学界所瞩目。辅助媒介（或称边缘媒介）主要是指清末兴起的学堂生群体和职能性社团等信息传导的中介组织。从清末公共领域的生成机制上看，它们又基本上相当于哈贝马斯关注的“咖啡馆、沙龙、党派”等文化观念和公共舆论的媒介，作为公共文化系统的基本载体，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个趋新性的舆论圈，由其内部向外围世界传承域内信息，增强界内人士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度，由此形成晚清公共领域重要的内驱力因素。
史学界比较注重清末大众传媒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嬗变的效果，但明确地从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影响来探讨媒介功能的论著并不多见。的确，我国大众传媒崛起的历史并不长。晚清以降，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下来，西方政治、文化和资本的强劲侵入，更使得诸如市场、民族资本、文化民族主义等封建国家的异己力量走到历史的前台，形成了针对千年不衰的封建国家的强大腐蚀性因素。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型塑公共舆论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
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要求营造一种游离于皇权国家之外的“舆论环境”和“对话场所”。按照信息传递的标准来看，晚清社会基本上属于一种“前信息社会”，语义信息流转的速度较慢，信息识别的能力较低，受众文化层次不一。故此，大众媒介数量上的规模化和结构上的适当化是公共舆论与“对话场所”形成的先决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报刊数量已形成较大规模，1865—1895年，全国共新办中文报刊86种，外文报刊91种（注：李倬宇、钱培荣：《晚清报刊的发展历程》，《杭州大学学报》第26卷第4期，1996年12月。）， 但大多属于宗教性、商业型和格致类的报章，关注社会实际、谋求进化民众思想的近代性报刊还极少，敢于“讽清廷以改革”，呼吁“言时事，言恶行”的政论性报章更是鲜有所见。史学界常提到的《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等知名报刊或因创于香港，或因宗教原因，其早期影响不能遍及国内大众。媒介规模化的进程严格地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189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它不但是封建国家日趋衰败的的一个时间界碑，而且也是近代民间媒介兴起的开端时期，至民国元年前，短短十几年时间，中文报刊曾产生过七八百种之多，媒介主体计有三类：商办、官办和外资。其中，商办相对数量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其比例变动的情况见下表（注：据《大公报》1905年5月11—25日“报界最近调查表”、 《东方杂志》1904—1908年各期“各省报界汇志”、《清议报》1901年第100册“中国各报存佚表”等资料统计测算。）：
年份商办数量
商办比例(%)
年份 商办数量
商办比例(%)
1895
1 33 1902 22 76
1896
1 11 1903 22 73
1897
3 30 1904 37 64
1898 26 76 1905 20 56
1899
4 40 1906 40 90
1900
7 67 1907 31 74
1901 11 50 1908 41 85
1905年至民国初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计600余种， 其中为清廷所控制者尚不足10%。从地域分布方面看，趋新的大众传媒主要分布于中国南部地区，当时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更处于龙头地位，早在 1865 —1895年期间，创办于上海的报刊就占据全国中文报刊总数的52%、外文报刊总数的45%。（注：据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有关资料测算。）1895年以后其数量规模和牵引效应更居各地之首。晚清书籍的编撰、出版和发行之权也主要操之于民间。从1901年至1904年，中译西书533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部类401种（注：顾燮光：《译书经眼录》，《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 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0页。）；从1896年至1911年， 中译日书（含转译西书）958种，其中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政法194种，军事45种，经济44种，社会7种，教育7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 艺术3种，科学249种，技术243种。 （注：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当然，这个数字也并非绝对准确，据陈永年核对，仍有遗漏，他认为这一时期实际所译“当达一千种以上”，见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室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69页。）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报章结构中面向市民的白话报刊出人意料地崛起，在整个大众媒介中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尽管1887年《申报》发行的《民报》是近代较早的白话报刊，但其时未成气候，直到20世纪初年，白话媒介才骤然兴起，并左右了晚清大众媒介的存在形态。这期间的白话报刊约计140份， 兹按年序排列如下（注：据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159页）提供的资料测算。）：
创刊年份 数量 创刊年份数量
1876 1
1905 10
1895 1
1906
8
1897 4
1907 12
1898 4
1908 12
1901 4
1909
8
1902 6
1910 10
1903 12
1911
5
1904 16
另外，尚不能断定创刊确切时间的有近20种。（注：如《河北白话报》（月刊）创于保定，《预备立宪官话报》（月刊）、《爱国白话报》等创于上海，《正宗白话报》、《劝业白话报》、《京津白话报》、《京话简字报》、《京话实报》、《正宗爱国报》、《白话北京月报》等创于北京，《江西新白话报》创于江西，《芜湖白话报》创于芜湖，《通俗报》创于武昌，《晨钟白话报》创于天津，《蒙养学报》创于长沙，《福建俗话报》创于福州，《官话报》创于桂林等等，参见《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35—159页。）资料显示，晚清逾百份白话报刊的出版地遍及香港、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江西、东北、天津、伊犁、蒙古以及海外的东京等地，但以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最盛行。除此而外，白话教科书大量印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清末尚刊行了1500多种白话小说。（注：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据陈万雄先生评价，谭氏一书是至今惟一系统研究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著作，内中所发掘的材料和论证，相当有贡献，可惜现今看来尚有三点不足：一、该书批评胡适辞气浮露，反有碍于学术论证的说服力；二、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白话材料发掘不全；三、将整个白话文运动归功于改良派，或者以改良派包摄整个清末白话文运动，而未能区别和剔抉出代表革命派方面的贡献。）作为近代报刊媒介的副产品，晚清白话小说的舆论能量日益受到知识界的重视。梁启超对西方历史中的政治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深有感触，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注：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就中国来说，晚清的“谴责小说”更使得这种舆论媒介显其身价，鲁迅先生曾评曰：“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除去白话小说之外， 其他白话形式的媒介尚有白话历史书籍以及浅说画报（注：1902年8月12日《大公报》；张若谷：《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328—329页。），以及文白相杂的报刊，诸如《知新报》、《上海晚报》、《中国时报》（香港）、《拒约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大公报》等等。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粗略地断言：清季脱离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大众媒介确已初成规模。相对而言，南方的媒介密度高于北方，沿海沿江地区的媒介辐射力度甚于内陆和边远地域。尽管如此，能否孕育出公共领域的舆论空间还要看媒介信息的内容趋向。
封建时代的传媒起源于唐朝的邸报，其信息主体为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王朝的法令、公报，皇室动态，政府官员的升黜、任免等内容。时至晚清，国势衰微日甚一日，封建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已不堪负载民族近代化与救亡求强的历史重任，加之西方工业化及政治近代化的冲撞，公共领域中的大众文化和公共舆论系统已经偏离封建文化的导向，正如近代民族资本挣脱封建政治的樊笼一样，近代的文化系统和舆论空间也在大众媒介的导引下缓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异己力量，在不断消蚀着封建社会机体的过程中首先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进而铸就了晚清的公共舆论空间和近代文化形态。媒介是文化的载体，为了及时刊载国内新闻，准确把握舆论走势，各报刊媒介以公开独立的姿态征求文稿。《申报》创刊后，多次刊登告白：“立志欲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注：《搜访新闻告白》，1875年7月8日《申报》。），1872年它曾刊载《邸报别于新报论》，在对比“邸报”和“新报”两种媒介的特征时指出：“邸报”只录朝廷政事，而新报则要兼及闾里琐闻，要为农工商贾们喜爱，“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注：《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 年7月13 日《申报》。 ）《上海新报》在1862年曾刊出告示：“华人如有切要时事，或得自传闻，或得自目击，但取其有益于华人，有益于同好者”，均可刊登，“分文不取”。（注：1862年5月7日《上海新报》。）
但是，最能说明媒介信息内容转向的证据莫过于其本身的创办宗旨和内容倾向，它可以更明确地显露出本身的离异倾向、独立色彩和公共品格。兹以白话媒介举述如下（注：据《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35 —155页相关资料整理。）：
报刊名刊刊行时间宗旨或内容倾向
《民报》1876 "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常谈话."
《浴话报》 1897旨在改良风俗
《演义 1897 在第1号《白话报小引》中宣称,因国运危殆
白话报》 ,"中国人想要奋发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
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求外洋情形、
天下大势,必须看报."
《蒙学报》 1897 遵循蒙学公会的宗旨:"连天下心志,使归于
群,宣明圣教,开通固蔽.立法广说新天下之耳
目."
话报》 1898 其重要宗旨之一为"取中外之近事,取西政西
艺,取外人议论之足以药石我者","俾商者、
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
通知中外古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
民智之助".
通俗报》1901 "为中下等人说法,文义浅显,兼列白话."
《苏洲白1901 声称以"开通人家的智识"为宗旨
《童子 1903宗旨:"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
世界《 血而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浚导文
明,发达其国家思想,倡冒险进取之精神".
话报》 1903目的在于"开通下等社会,以新理新事又重衍,
庶几扫除腐败社会恶习,于改良风俗或有补焉."
话报》 1903立场是反对外国侵略、官僚腐败,主张实业救国、
倡导文明、移风易俗.
话报》 1903声称以"唤起民众爱国和开通地方风气"为宗旨
白话报》1903以"开明民智"为宗旨
日报》 1904旨趣在提倡新精神,要"把政治思想爱国感情渐
渐的灌入不通文理的脑中,这也是普遍智识的意
思."
白话报》1904宗旨:"把各种粗浅的道理学问,理在的时势,慢
慢的讲给你们知道."
话报》 1904"鉴于各国比年以来,下等社会受白话文教育者
既已著有明效",发"本省对乡土之心,以为地
方自治之基础".
白话报》1905 宗旨:"开通民智,提倡学术."
谓报》 1905《发刊词》称:"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
评而递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
萌蘖."
《预备立宪
官话报》1906 声称"专以开化风俗改良社会"为宗旨
旬报》 1906宗旨:"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
主张自治."
话报》 1907宣称"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
小说月报》 1907以"保存国粹"、"革除陋习"、"扩张民权"为宗旨
话报》 1908以"讲公理,正言论,改良风俗"为宗旨
《滇话》1908宗旨在于"普及教育,改良社会,统一语言……纯
用汉语体演出,虽妇孺亦能读."
《白话新报》1909宣称以"唤起我同胞爱国之思想,振发其独立之精
神"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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