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转型时代大学变革的共性趋势与本土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性论文,本土论文,趋势论文,知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4)08-0001-05 今天的大学正处在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由于大学以高深知识生产和传授为己任，“其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应当符合高深知识活动的规则”[1]。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所在。虽不能认为大学之变皆源于知识之变，但可以说，知识革命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大学革新。因此，探讨大学变革有必要从知识的维度切入。 一、知识生产的转型 当前，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密，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知识生产正处在转型之中。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提出知识生产分为两大模式：传统的、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被命名为模式1(mode 1)，模式2(mode 2)则是指近年来新兴的、基于应用情境的知识生产。在模式1中，知识主要在一种学科的、主要是认知的语境中进行；在模式2中，知识则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2]从模式1向模式2演进是近年来知识生产的重要趋势。尽管模式2知识生产日趋普遍，但作为从模式1中衍生出来的知识生产范式，模式2并未取代模式1。[3]今天已形成两大知识生产模式并存的局面。 模式2知识生产表现为：一是在应用情境中产生，即在应用情境中提出科学问题、发展研究方法、传播科研成果并确定研究用途。但它不同于应用科学，所谓“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已难以完全解释。二是超学科的知识生产。研究活动围绕着解决问题而非学科展开，不一定以现有学科为基础，也未必有利于形成新学科。三是知识生产具有异质性和多元性，知识生产场所多样化。研究共同体的边界是开放的，它允许许多新型知识机构加入，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性的、混杂的从业者。四是知识生产对社会和市场负责，具有高度反思性。五是新形式质量控制。外部人员广泛参与到研究进程中，知识的“用户”与知识生产者同等重要。单一的“学术卓越”质量标准，被多元质量标准所取代。对“好的科学”的定义，更多地受到来自政治和商业的影响。[4][5] 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功利性。与“闲逸的好奇”驱动下的自由探究相比，模式2的驱动力是应用需要，知识生产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体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二是跨界性。模式2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这既要求跨越学科边界，又使得大学不再作为唯一知识生产者，而是作为知识生产共同体的一员，参与到跨越机构边界的合作中。三是市场性。吉本斯等人认为，模式2可归因为一个重要的机制：知识市场的扩张和科学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知识生产转型理解为市场影响的结果。甚至模式2本身就意味着“知识资本主义”。正如德兰迪所言：“最好把模式2看作市场对知识生产领域的渗透。” 二、知识生产转型时代大学变革的共性趋势 在知识生产转型中，大学最为明显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大学与产业边界渗透性增强 尽管作为“象牙塔”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但在传统工业社会中，大学与产业的联系也往往通过中介机构来体现，[7]其自身还是相对封闭的组织。但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已发生根本性扭转，大学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这是因为模式2作为主要由市场驱动的、在应用情境中进行的知识生产，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它不刻板地遵循某一学科范式，也无须局限在大学之中，大学边界的约束都是不必要的。因此这种知识生产更强调协同性，知识生产机构之间不应处于孤立、隔绝状态，而应密切联系，包括在异质知识生产机构间(如大学与企业)建立联系网络。 从合作条件看，模式2体现为社会弥散性知识生产，企业也具备知识生产功能，大学和企业中的研究人员必要时可结成团队，乃至组建研究机构，共同致力于研发或专门人才培养。可见，模式2知识生产“要求大学及时调整对外职能，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和同盟者，以便成为更开放、可渗透的新型机构”[8]。在大学与政府、企业的交界处，产学合作创新组织纷纷出现。如在美国政府科学基金会倡导下，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于1990年正式运行，目前影响较大的有MIT复合物加工研究中心、加州大学集成传感器研究中心、沃尔赛斯特工学院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等。[9] 与传统院系相比，产学合作创新组织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它们突破了大学“围墙”，是一种“跨界组织”，更易于知识流动；二是一些机构或团队是临时性的，相关任务完成后即告解散，无需长期制度化；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来自多方的从业者互动提供了条件，产学合作创新组织既可以实体形式存在，也可以虚拟组织形式存在。因此，这类组织在知识生产中更具灵活性，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体制。“今天，在大学、产业与政府的三重螺旋中，大学的边界已经与产业的边界、政府的边界交织在一起。政府、产业与大学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0]总之，模式2进一步密切了大学与产业的联系，大学不再是专享知识生产特权的封闭机构，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协同创新活动中，产学合作创新组织则正是这种联系组织化、制度化的产物，大学原有的外部边界受到了挑战。 (二)大学学科边界日益消融 在模式1中，学科是教学与研究的基本单位。随着学科持续分化，学者被框限于日趋狭小的专业空间中，严格的学科规训有时损害知识的整体性。模式1的学科知识生产一方面为专业化研究和教学提供领地，另一方面则构筑了无形的界墙，阻碍了知识的交流与融合。 知识生产转型不仅更大程度地贯通了大学与社会的边界，且以其超学科性突破了学科边界。产学合作创新组织往往是跨学科、超学科的，大学其他教学科研组织也力图克服学科壁垒的局限。这是缘于模式2不再是由学者的认知兴趣驱动的，而是出于应用情境之需。而情境中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依靠单一学科视角，可能难以把握问题全貌。某种现象或问题与其遵循单一学科逻辑阐释、分析，不如在跨学科或超学科语境中获得解读。总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产生于现有的问题解决的学科模式的失效和衰竭”[11]。唯有超越学科模式，知识碎片化、研究视角流于片面等弊端方能得以克服。 跨学科、超学科活动的发展，挑战了大学传统的学科结构。与传统大学相比，知识生产转型使基于学科的院系和跨学科、超学科研究机构并存于大学之中，且后者日显重要，这使大学学术组织更具多样性。大学不仅在科研上日益倾向于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其人才培养也更注重宽口径，力使学生具备宽泛的知识基础、多学科的广阔视野，以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需要，过窄的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受到批判与反思。当科研和人才培养越来越多地围绕问题而非学科逻辑组织起来时，必然要求大学组织结构与之相适应，这都使传统学科组织面临改革压力。从长远看，“随着情境化的加深和知识生产模式2的普及，现代大学中知识生产的学科模式的失败可能会不可避免，从分科大学制度向跨学科大学制度转变也将是大势所趋”[12]。跨学科、超学科组织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冲突需要调适：随着学科边界的突破，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学会理解与对话，不同学科文化面临重新整合，而利益、资源也面临再分配。 (三)大学管理体制出现企业化倾向 知识生产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行政权力，这至少和以下两个因素密不可分： 一方面是非学术标准的介入。模式2使研究的评判标准，从单一的学术卓越，转向“学术卓越+实用绩效”。如果说对“学术卓越”的评定更多依赖以学术权力为基础的同行评议制度，那么对“实用绩效”的评判，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使用者的满意程度，如能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这些标准显然是非学术性的。同时，由于大量研究是在超学科基础上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同行评议的难度。新的质量评判标准混杂了大量源自外部需求者的非学术性因素。这些非学术性标准的建立，使学术共同体不能单方掌控研究过程，而大学管理者和外部合作者则分享了研究的控制、评判权。 另一方面模式2知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知识被作为商品而生产和售卖。知识的生产、应用和经济价值的实现融为一体。大学在传统的知识生产、传授职能基础上发展了经营职能，开始参与市场竞争并追逐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大学逐步采用了企业中通用的如成本控制、绩效责任等管理手段，这就强化了大学中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机构。模式2使“大学被迫实行新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传统的自治的知识场所相比更像企业”[13]。这意味着大学管理主义的增长和行政权力的扩张：“大学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学院学者社团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意识的转化。……当前大学管理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行政主管控制气氛和市场优先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商业价值和实践，像管理公司企业那样管理大学。”[14]权力结构变化使大学行政系统地位日显重要。一些具有经营、管理职能的机构被增设出来，管理者在大学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就本质而言，大学与企业、政府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重心在基层，学术权力结构具有以底部为主的特点，[15]但现今大学中行政权力持续加强，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学术权力的空间。由于新的知识生产不只是学者自己的事情，利益相关者增多，行政管理者和校外干预渗透进了知识生产过程，故在治理模式上，大学趋于学术人员、行政人员、学生乃至社会的“多边共治”，非学术群体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权。大学治理结构正在变化，同僚治理不免承载着巨大压力。 (四)大学组织文化被市场价值观改造 模式2影响下的大学“企业化”重塑了其组织文化。在大学中，“行政阶层的急剧扩大使所有形式的决策都从教员那里转移开，同时又使公司生活的许多老规矩和价值被学术界所吸收”[16]。学术创业精神已深深地植根于大学之中。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在机构层面，大学吸收了“求利”导向的市场价值观，展开了创业行为，同时大学管理和运行中借鉴了企业管理模式，科层风气顺势兴起，节约成本与提高效率的取向获得了高度认同。在大学人的层面，越来越多的师生也具有更敏锐的市场意识和更强烈的创业精神。 尽管现代大学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但作为学术组织，“学院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所谓“学院文化”，是指一种重要的大学组织文化模式。“学院文化主导的大学组织，虽然在结构上是极为松散的，但是它却具有相当大的文化亲和力。学院文化的共享价值是学术自由、学者人格的独立性和学术活动的非功利性。它崇尚精英教育传统，追求卓越与完美。”[17]“学院文化”是在千年的大学发展史中积淀而成的，并成为传统大学的主导文化模式。正是秉持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并超越了功利主义的理想信念，学者们才能突破重重困境，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而大学的生命方得以延续。 然而在今天，大学已完成从人类的精神灯塔向社会服务站的角色转换，在市场价值观持续影响下，“学院文化”不断受到侵蚀。尽管高等教育商业化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现端倪，但知识生产转型无疑标志着大学与市场结合得更加紧密。随着大学进一步融入市场，其商业氛围与科层风气将更为浓郁，而传统的学术气质、独立精神则面临威胁。在“学院文化”中，学者间平等分享共同价值观，但这种状况现在发生了改变。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不无担忧地指出：“商业化通过在学术共同体中制造分裂与紧张，破坏了同僚制度与信任，这在先前是从未有过的。”[18]大学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仰，对理性反思与批判的崇尚，对非功利性学术研究及评价标准的认同，被坚定的卓越信念、严格的效率意识和急切的效益追求所遮蔽，人们更注重学术成果数量及其可能带来的商业价值。面对大学中兴起的管理主义，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警告称：“随着管理合理性的确立，大学可能正失去以道德为目的的意识。”[19]经济理性的渗透是一柄双刃剑：大学既在创业活动中担当社会责任并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又不得不面对市场价值观削弱传统“学院文化”的现实。 三、知识生产转型时代大学变革的本土反思 知识生产转型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每一所大学必须面对的现实。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随着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创新体系的形成，大学将更紧密地结合经济发展的进程，为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知识创新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国家和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机遇。为此，各国纷纷将大学作为重要的创新基地，对高等教育加以大力扶持，我国也不例外。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高等教育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来看，推动大学与产业深度合作、建设创业型大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大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从社会功用的立场看，这种政策选择无可厚非，并且大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大学自身的立场时，知识生产转型可能带给我国大学的一些负面影响同样值得反思。 其负面影响之一便是大学企业化的普遍趋势与我国大学行政化弊病彼此共鸣，从而进一步强化我国大学中的行政权力，而这种由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将严重破坏学术生态。从理论看，一方面，由于对政府权力和资源的过度依附，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另一方面，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主要是由市场来驱动的，大学将较多参与市场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变得更像企业。无论是行政化还是企业化，其共同特征都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但这并不符合高等教育系统中学者本应享有极大权力的“底部沉重”规律。因此，大学行政化与企业化合流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学术自由和自治赖以生存的条件，两者的共同作用值得警惕。从实践看，我国大学企业化与行政化合流已露出端倪。王英杰教授认为，我国大学在市场中寻求资源，“在宏观上并未从实质上改变政府与大学间的治理关系，但是在大学内部却极大地加强了行政权力，成为大学行政化一个重要的推手”[20]。也有学者指出，大学正显现出“理性失范”的特征，这在中国直接体现为大学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甚至可称为权力崇拜与市场崇拜。[21]无论大学行政化还是企业化，都折射出大学独立性、自主性的缺失。在我国当下语境中，大学办学自主权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政府而言的，然而，真正的自主还应包括大学对于市场的独立性，不被“看不见的手”所操控。当前，我们往往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比较敏感，普遍认为应重构两者的关系，赋予大学以更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但对于市场之于大学独立性的影响，却缺乏足够警觉。然而，事实证明，过度走入市场也将有损于大学的独立自主。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Leslie)曾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与创业型大学》一书中不无忧思地写道：“随着高等教育更紧密地融入市场，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逐渐丧失了自主权。”[22] 大学不仅作为服役于社会功利和即时需求的机构而存在，它有其更为远大的使命和独立的价值。大学的社会作用不仅在于适应环境，而且在于反思主流；大学的存在理由不仅在于服务社会，更在于批判现实。在这一方面，不仅西方大学应当如此，我国大学亦应如此。而批判、反思社会的责任担当，则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来加以保障。这就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意义所在。然而，与西方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本就缺乏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传统，学术权力本就不够强大。在大学企业化与行政化合流进程中，行政权力的增强使学术本位受到侵害，同社会的关系过于紧密使大学独立性面临威胁，片面满足外部需求并寻求经济利益则使大学趋于功利化。我们必须承认学术精神和企业精神之间的理念冲突、大学立场和社会立场之间的价值矛盾。因此，面对知识生产的转型，我国大学在进行必要调适的同时，应“一边改革，一边反思”，在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中保持微妙平衡，合理把握改革的边界，与市场保持必要张力，坚守、维护大学的学术性、独立性与非功利性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