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跨文化交流与中国图书馆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跨文化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挑战和对应，这是任何一种文化发展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人类文化向高层次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在中国图书馆的发展进程中，曾明显地有过几次较大的跨文化交流。也正是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中，中国图书馆事业逐步从封闭走向现代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60年间，是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阶段。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世界现代化掀起第二次浪潮，欧美一些国家现代化成果累累，并越出欧美文化区域向外域扩散。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破了中国古老帝国的大门。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输入，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马克思）。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二十八年间，林则徐、陈逢衡、姚莹、徐继畬等人先后撰译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著作，其中如《四洲志》、《英咭利纪略》、《康酋纪行》、《瀛环志略》等，都有有关英美各国大图书馆情况的介绍；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即18世纪60年代以来，倡导维新变法的学者及朝臣，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王韬、郑观应等也都曾热情地在其著作中介绍西方的图书馆事业和技术，并重点介绍了外国图书馆对外开放的开明举措。
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痛感甲午战争惨败和“马关条约”的耻辱，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良的主张。1895年，康、梁二人联合他人创立了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强学会。强学会最初着手办的两件事就是办报和设立图书馆。梁启超先生在其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将藏书楼与学校、新闻馆并列为育人之道。同时强学会开设的“书藏”开始供公众阅览。接着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学会，并设立了向公众开放的藏书楼。
1902年，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1904年，该藏书楼将所藏7万余卷书全部对外开放。
1896年，“图书馆”一词传入我国。1904年，正式以“图书馆”命名的公共图书馆在湖南诞生。至1912年，相继创建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共18所。
封建藏书楼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中国图书馆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作为一个起点，具有两方面的意义：①中国图书馆界开始学习西方，以实现藏书楼的转化；②图书馆开始从单一的文献收藏机构向民众教育机构转化。
——第二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8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的30年间，是介绍和引进西方图书馆理论和方法的起步阶段。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再一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进行反思。李大钊自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达4年，其间不仅利用图书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为奠定现代化图书馆的基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认为“图书馆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提出了图书馆“不仅只是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作用”，“要为劳工们、市民们多办市立图书馆，通俗的尤为要紧”的主张，并注意吸取西方图书馆的好经验，如试行开架、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类分西文图书等，还撰写了《美国图书馆之训练》。
1910年，美国传教士、图书馆学教育学家韦隶华创办的文华学校图书馆建成开馆，该馆除为本校服务外，也为当地其他学校、机关及个人服务。
这一时期，先后出国学习图书馆理论和技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沈祖荣、杜定友、洪有丰、袁同礼、李小缘和刘国钧等。他们或著书立说，如《图书馆学通论》（杜定友）、《图书馆学》（李小缘）、《图书馆学要旨》（刘国钧）等，或演讲游说，介绍外国图书馆的情况，倡导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沈祖荣1917年学成归国后，多次携图片模型至华中、华北各省介绍国外图书馆。
《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传入，打破了“四分法”的传统格局，以杜威法为蓝本，出现了数十种“仿杜”、“改杜”、“补杜”等文献分类法。同时，刘国钧先生根据英美编目理论并结合我国目录学的传统，于1931年拟出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从美国引进的卡片式目录也开始在全国图书馆广泛使用。
此次跨文化交流，在层面上较第一次深入，一是在观念上对图书馆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即现代图书馆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贵族的、社会的而非个人的”（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二是开始了中西方分类与编目方法的对比研究，发展和改进了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方法。
——第三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60年代初期的15年间，是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学习阶段。50年代初，苏联图书馆学引入我国。一方面，苏联政府派图书馆学专家来我国讲学，另一方面我国图书馆界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的图书馆学论文、论著和教材，如《列宁对苏联图书馆工作的指示》、《列宁论图书馆事业》、《图书馆藏书的组织》、《苏联工会图书馆工作教材》、《克鲁普斯卡娅论儿童阅读辅导》、《图书馆技术》、《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等，并先后派遣佟曾功、鲍振西、赵琦、彭斐章、郑莉莉、赵世良等赴苏联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刊发的关于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大部分是研究苏联图书馆学的。其中最主要的有：
列宁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列宁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组织的新的基本原则，如图书馆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普及性和民主性，有计划地组织图书馆网以及图书馆事业的集中管理等，对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成果有：《列宁与图书馆事业》（周文骏）、《学习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彭斐章）等。
苏联目录学研究：包括苏联目录学和书目的介绍和研究。较早的成果有周文骏先生1953年翻译的《苏联书目的性质和基本原则》。
在此期间，理论界还展开了一场关于图书馆学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讨论，“要素说”、“矛盾学”、“规律学”的代表人物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主要论著有：《什么是图书馆学》（刘国钧，1957）、《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文化学院，1959）、《图书馆学引论》（北大、武大、文化学院，1961）。
这一时期，苏联图书馆学思想主导着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我国图书馆界树起了“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旗帜，初步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列宁制定的图书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组织纲要为依据的图书馆学基本框架。
——第四次，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15年间，是图书馆发展和变革的新时期。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对外封闭之后，人们开始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
1978年，彭斐章、黄宗忠、谢灼华三位先生合作撰写了《开展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是新时期图书馆学的重大课题》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提出了图书馆现代化的概念。
现代化技术的引进首推刘国钧先生。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翻译介绍了国外的计算机编目和MARC款式，并在重病期间先后撰写了《MARC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用电子计算机编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从此，计算机技术开始逐步应用于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环节，图书馆开始从手工劳作向计算机管理过渡。尽管目前发展极不平衡，但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理论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中国图书馆界以极大的热情引入国外新理论和新方法。
从波普尔的“世界3”到托夫勒的“信息社会”，从布鲁克斯到谢拉，从阮岗纳赞到丘巴梁，理论界的讨论热点此起彼伏，传统的图书馆学受到全面冲击。中外图书馆思想的碰撞，使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多种学术流派，如“知识学派”、“交流学派”、“文献信息学派”和“抽象学派”等。并开始重新构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二分派”、“三分派”、“四分派”竞相亮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二、三、四分的鼎足局面。
较之前几次的跨文化交流，这一次更注重思想理论的广泛交流，图书馆界在认真清理极左思潮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并取得了全新的突破。
从图书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它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一是起步较晚，二是迫于外力。对于外来的东西，起先只是被动地学习，正如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干扰，中华民族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中古走向现代。鸦片战争打乱了这个文明大国的正常步伐，它被抛进了现化世界”。这一步，主要是迫于外国的震慑。而后，近世思想的代表之一冯桂芬首先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进而康有为、梁启超丰富了这一思想。自此，这一口号影响中国近代思想达半个多世纪，并逐步演化为走向现代化的觉醒。如果说第一、第二次跨文化交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模式为参照系，那么，第三次则是以俄国革命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模式为内容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跨文化交流较前面任何一次都更全面，面临的任务也更艰巨。对于西方文化，由于相当长时间的隔离，我们知之极少，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对于我们自己，也由于相当长时间的停滞，需要认真清理。加之传统的东西很难一下子接受改造和消亡，而外来文化很长时间内找不到适合生长的土壤，因此，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实现图书馆的现代化，既要放眼世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又要结合本国实际。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跨文化交流中的结合点是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所谓结合点，即不同文化的互补点和生长点。
回顾图书馆界同仁100多年来探索跨文化交流结合点的几次嬗变和超越，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现代化起始于西方，要实现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必须放眼世界；
现代化只能站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即是历史和传统，传统中合理内核能促进现代化的进程，旧的、落后的传统则必须扬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现代化不仅是技术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片面认为它只有技术文化，而没有精神文化，或顾此失彼，都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又一次面临西方物质文明的挑战，尤其是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的挑战。
美国的《洛杉矶时报杂志》1995年8月20日在一篇题为《昔日的职业和未来的职业》一文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份21世纪前10年内极有可能过时和极有可能问世的职业名单，其中都与图书馆有关。文章预言：“电脑图书馆管理员将取代公共图书馆管理员”。这种预测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有一点也许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图书馆将全面计算机化，包括把图书馆建在网上。
于是人们再一次把眼光移向“高新技术”，以为只要有了“信息高速公路”，图书馆的现代化即指日可待。
事实上，我们许多拥有计算机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意识很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各自竞相开发“自己的”计算机软件，而且总是自己的好；
注重图书馆内部管理的自动化，忽视为读者服务方式、方法的改革，机检方法繁琐，读者难以掌握；
你有我也有、互相攀比的藏书思想仍较严重，并以多种理由变相拒绝资源共享。
……
凡此种种，还可以举出很多。
我们认为，图书馆的现代化不仅只是拥有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现代化的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来讨论这个问题，笔者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有一个达到当代水平的文化积累。这种当代水平的积累，不能只是老祖宗留下的典籍，还应该包括电子出版物等非书资料。而且这种积累将不再局限于单个的图书馆，现代化将使任何一个图书馆都可获取他馆资料，实现文献超馆际积累。
第二，有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信息传输系统。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规划的实施，图书馆将成为其中的一个结点，各图书馆单个的电脑检索系统将进入全国或全球交互式网络，读者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在网络上取阅各种资料。
为使每一所图书馆都有友好的“接口”和“界面”，标准化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包括计算机的选型和数据的原始积累，来不得半点“标新立异”。同时，信息传输网络必须同信息资源网络相匹配，正如电网必须同其输送的电流相适应一样。当前的现实不仅是传输网络滞后，信息资源网的建设更为落后，封闭、割裂、分散的局面至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化共享的程度很低。为防止出现“有车无路”的现象，共同建设数据库是当务之急。
第三，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即对待读者的开明态度和藏用观念上的开放。
原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金宏达先生在享受过香港图书馆周到的服务后，曾写有一篇“读在香港”的短文（载《书屋》1995年第2期），文中借用鲁迅先生的“中国大约是太老了”的话感叹中国的一些图书馆“太大、太老”和“几许傲慢、固执与惰性”。
的确，相对于香港的图书馆事业，大陆的图书馆事业历史要悠久得多，但是，古老不能成为一种自傲的资本和包袱。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有条件建造现代化的图书馆，也可以引进现代化的图书馆设备。但是现代化的图书馆“软件”不能靠引进。图书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图书馆开放的文化形态。
要融铸图书馆开放的文化形态，具体说来当前要强化如下几方面的意识：
——以方便读者为核心的服务意识。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读者服务的，而且这种服务应该无附加条件。仅以我们的规章制度为例，很多是这不准，那不能，限制的条款多，方便读者的少。不可否认，管理需要制度，但制度应该是以道德自律为主，而不是层层设防。阅读需要宽松的环境。
——以网络为基础的共享意识。如果说，过去的10多年是图书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时期，那么今后的几年应该是计算机网络建设和发展的时期。图书馆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只是某一子系统的尽善尽美和某一所图书馆的全面自动化。最具现代意识的图书馆不是以拥有多少文献为荣，而是看它能否以最便捷的方式和最快的速度为读者提供他馆的资料为我所用，同时，为他馆提供本馆的资料。
——以现代科技为支持的发展意识。科学技术总在不断地发展，停止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都是阻挡进步的绊脚石。发展是一切事物生存的普遍规律。图书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以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