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党执政与土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荣论文,党执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2-0074-07
1995年12月，以繁荣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大选中获得超过21％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158个议席。繁荣党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党。1996年6月，繁荣党的领导人纳克梅汀·埃尔巴甘出任政府总理。繁荣党的兴起对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问题：美国如何看待土耳其的伊斯兰现象？美国会对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权做出什么反应？对美国与土耳其繁荣党政府的关系研究可以为美国与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个案。
繁荣党上台与美国的反应
繁荣党的选举胜利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最初，美国对繁荣党的看法是不确定的和谨慎的。克林顿政府的一些官员希望繁荣党领导的政府失败，从而使伊斯兰主义失信，让世俗主义者吉莱尔上台。但也有一些官员认为繁荣党的下台会加强繁荣党的力量，并影响土耳其的长期稳定。[1] 对繁荣党的上台，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先观望。国务院发言人尼古拉·波恩斯说，美国对土耳其新政府要听其言观其行。[2]
克林顿政府在埃尔巴甘上台后不久，就任命彼得·塔尔诺夫为副国务卿与埃尔巴甘接触，这就在土耳其国会信任投票之前表示了对埃尔巴甘的支持。塔尔诺夫告诉埃尔巴甘，只要他尊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美国愿意与他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恩斯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将世俗主义看成是与土耳其发展关系的理由。”[3] 克林顿总统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证明不同的各个民族——东方与西方民族、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密切的合作。”[4] (P360)
波恩斯的说法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土耳其伊斯兰政府的态度的不确定性；也表明了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外交政策不威胁到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斯兰主义者容忍并与之合作的程度。而土耳其人将塔尔诺夫、奥尔布莱特与埃尔巴甘的会谈看作是对埃尔巴甘政府的支持及合法性的确认。[5] (P203)
美国官员认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在执政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埃尔巴甘只以微弱多数获得选举胜利，并不能单独组织政府。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妨碍了埃尔巴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人眼里，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的许多势力，尤其是军队必然会阻止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任何企图。1997年6月，副国务卿塔布特访问安卡拉时与土耳其副总参谋长杰威克·勃尔共进了午餐。[6] 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军方与政府双方的注意。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对土耳其具有重大影响。美国官员的每个举动以及言论，都会引起大多数土耳其人的注意。土耳其的军队密切注视着美国对埃尔巴甘政府的态度。1996年夏天土耳其国会信任投票之前，美国官员会见了埃尔巴甘，这在土耳其被看成是对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联合政府的认可。1997年1月，美国国防部表示：“我们相信土耳其在政治上是稳定的，我们相信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会继续存在。”[7] 这在土耳其被看成是向联合政府传递进一步支持的信息。
开始，土耳其军方就密切关注着埃尔巴甘的新政府，希望能有一个施加政治压力的机会，甚至要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20世纪80年代剔除了左翼力量之后，将军们不愿忍受对凯末尔主义国家形成挑战的任何敌对意识形态的存在。[8] 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中，将军们知道应该用有效的方法来引起美国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的注意。例如，军方将土耳其的库尔德恐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列为对土耳其的头号威胁，指出伊朗和叙利亚与这些组织有牵连。[9]
军方相信他们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欧共体的一些成员提出，因为土耳其总理是伊斯兰主义者，所以应该与土耳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据报导，欧共体的一些官员私下透露，欧共体拒绝接受土耳其与土耳其的伊斯兰情感的上升有关。[10] [11]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表示对繁荣党政权的不满，但土耳其的将军们知道，只要他们不发动军事政变，美国将会支持土耳其军方对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这些将军们深知西方的政策制定圈内存在的反伊斯兰情绪。
反伊斯兰主义者阵营
反对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的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阵营是激进的世俗主义者，他们是土耳其统治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阵营包括埃及和以色列这样一些亲美的中东国家，他们担心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最后一个阵营由不信任并呼吁孤立繁荣党的西方政客与评论家组成。
早在1995年繁荣党取得选举胜利之前，土耳其的世俗政治力量就对繁荣党“对世俗主义的威胁”敲过警钟。前总统埃夫伦曾提出过警告，认为土耳其面临来自宗教反动派的威胁。[12]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也在利用美国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顾虑。他们将土耳其描绘成处在动荡环境中的稳定国家。他们不断地要证明土耳其在本地区的重要影响以及对欧洲和美国的重要性，这种影响可以抵御伊斯兰激进主义。前总理唐素·吉莱尔在参加埃尔巴甘的联合政府之前明显持有这种态度。1995年大选之前，她到欧洲和美国访问，说她是惟一能阻止原教旨主义者将国家拖入黑暗时代的政治家，并以此来呼吁外界的支持。[13]《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说：“土耳其的政治家们自己现在向沉默的西方反复提出伊斯兰威胁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放手压制国内的伊斯兰力量和其他反民主力量。”[5] (P206)
就中东地区而言，受到伊斯兰反对派力量威胁的亲美国家，担心埃尔巴甘通过证明伊斯兰主义不等同于军事与暴力，从而赢得土耳其中产阶级和西方的尊重。埃尔巴甘以前曾有过反以色列的言论，所以以色列尤其担心埃尔巴甘会使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土安全合作关系走向反面。穆巴拉克总统也担心繁荣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密切关系会使开罗的伊斯兰反对派的力量得到加强。[5] (P206)美国的中东盟国在美国面前立场分明，目的是要促使美国与埃尔巴甘的伊斯兰主义者对抗。
一些西方的政府官员也鼓励土耳其军方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斗争。评论家们对美国官方的平静态度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伊斯兰主义政府会给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带来灾难。”[14] 这些人劝说土耳其的世俗领导人和其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不要给伊斯兰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要旗帜鲜明地支持世俗主义者。他们也呼吁美国政府“抛掉有些人提出的可以驯服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想法。”[3] 一位与美国高层官员有密切接触的著名评论家提倡美国政府应该在瓦解伊斯兰政府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周密的作用；他说美国不能坐等埃尔巴甘失败，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要以停止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来威胁，促使土耳其发生期望的政治变化。[1] 一些西方外交官担心土耳其会成为一个威胁，并在将来某一天会变成另一个伊朗或阿尔及利亚。有一位外交官对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提出了严重关注，他警告说，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另一个美国的高级官员甚至说：“我们正在目睹土耳其的政治制度遭受破坏。”[3]
美国媒体也加入了这种警告之声的大合唱，他们认为繁荣党的胜利会加强伊斯兰极端主义力量，具有强烈的反西方性，尤其是反对以色列、美国和欧共体。美国主要的报纸都将埃尔巴甘描绘成是“反西方的、亲伊斯兰的”，并告诫繁荣党将会抛弃西方式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以反西方的伊斯兰秩序取而代之，正如伊朗和苏丹一样。[15]
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一些中东国家和美国的对抗主义者三个阵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他们劝说美国政府对埃尔巴甘政府保持距离并对其施加压力。这一同盟的重要性在它促使土耳其军方将埃尔巴甘赶下台这件事上表现出来。
繁荣党的执政与土美关系
尽管埃尔巴甘在竞选时有许多伊斯兰教的言论，但他上台后的表现非常民族化和实用化。在国内，埃尔巴甘满足了军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愿望，开除了几百名军官、提高了军人的薪水、放弃了原先的反犹言论。埃尔巴甘与其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人解除了70个地方委员中8个人的职务，原因是这些人太激进。埃尔巴甘也反复强调他对多元化和民主政治的支持，要求同原教旨主义进行斗争。他不顾以前提出的取消利息和引进一种泛穆斯林货币的许诺，而追求市场经济政策。为了得到资金来稳定经济和进行经济改革，他的政府曾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一次谈判。埃尔巴甘也同意美国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建立新安全区。[16]
对外，埃尔巴甘强调他不再反对与欧共体的关税同盟协定，支持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支持土耳其的一切国际条约，包括土耳其与以色列签订的军事协定。[17] 埃尔巴甘在对外政策上也倾向于穆斯林世界，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可以起领导作用，而在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内土耳其只能充当二流角色。[18] 埃尔巴甘想在美国面前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他要使土耳其有某种主导作用，而不是经常被别人指手画脚。[19]
按照国务部长阿卜杜拉·古勒的说法，埃尔巴甘的多元外交政策表明，土耳其愿意与东西方同时保持良好关系。[20] 但美国的一些官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繁荣党的这种平衡外交，认为繁荣党会将美土关系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最初，华盛顿担心埃尔巴甘会逐渐改变土耳其传统的亲西方政策，而寻求与伊朗这样的激进穆斯林国家建立反美联盟。这表明美国官员有意无意地将伊朗当成了衡量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伊斯兰运动的参照。
事实证明，美国官员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历史上，繁荣党在冷战时期曾支持北约反对苏联。繁荣党也把自己当成是西方可靠的伙伴。[21] 埃尔巴甘自执政以来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向到访的美国官员表示他愿意与美国保持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他向美国官员多次发出友好信号，例如赞扬土耳其与以色列签订的军事协议、支持扩大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保护区等。他重申了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他说：“美国与土耳其一直是朋友，这种友谊会继续下去。”[22] 当然，繁荣党在许多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援助，繁荣党的社会纲领就无法实现。土耳其对西方市场和资金的依赖决定了其对外关系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没有欧洲和美国这样的市场，土耳其的发展显然会没有前途。
如前所述，埃尔巴甘一上台就停止了他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言论；他维持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协议；在美国答应不在伊拉克建立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之后，埃尔巴甘支持美国扩大库尔德人保护区。这表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都会服从美国的安排。尽管一些美国的评论家批评了埃尔巴甘那种愤世嫉俗的谈判策略，但一位西方外交官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他说：“埃尔巴甘证明是一位技术娴熟的东方外交家，他知道他所提供的东西的价值——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美国是不能放弃的”。[3]
1996年，在与埃尔巴甘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之后，塔尔诺夫认为埃尔巴甘准备在与美国利益有关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合作。[5] (P212)埃尔巴甘遵守了他的诺言。1996年9月，伊拉克违反了1991年联合国停火协议，美国对伊拉克实施打击，埃尔巴甘拒绝谴责美国，并在美国运送伊拉克持不同政见者经过土耳其边境时予以配合。埃尔巴甘的这些行为招来了国内伊斯兰主义者的许多批评。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中的埃尔巴甘系着一条印有美国国旗的领带。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并没有因埃尔巴甘上台而发生重大变化。埃尔巴甘上台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遵循着土耳其传统的外交原则，他实际上放弃了竞选时的所有许诺。正如繁荣党的国务部长古勒所说：“在国际关系中采取重大举措并非易事。因为现实对你有许多限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要求的是现实主义。”[23] 这样，土耳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而本质上是没有重大变化的，埃尔巴甘寻求的只是一种外交的多元化。埃尔巴甘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访问正说明了这一点。
1996年8月，克林顿签署了反恐怖主义法，该法禁止任何外国公司对伊朗石油天然气领域超过4000万美元的投资，而埃尔巴甘不顾美国的警告，访问了伊朗，并同伊朗签订了一项230亿美元的天然气开发协议。此举不仅宣布了土耳其外交倾向的重大改变，而且受到了在伊朗有长期稳定的商业利益的世俗主义掌权派的支持。[24] 同样，埃尔巴甘在10月份对利比亚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访问，也是土耳其经济利益多样化的表现。当选后的埃尔巴甘接受了与美国及以色列的战略关系，为了赢得其国内追随者的信任，他也有必要打穆斯林牌。
美国对北约盟国土耳其与伊朗、利比亚的亲善行为表示了很大的保留意见。国务院警告埃尔巴甘：“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像土耳其这样的朋友要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时，我们必定会有一些顾虑。是盟友就应当是好的盟友，就应该明白你没选择支持或是不支持的立场的余地。”[25] 一些国会领导人对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多夫施压，要他或者阻止土耳其与伊朗签署的协议，或者对土耳其进行制裁。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吉莱尔总理也访问过利比亚，当时美国并没有对此做出多少反应。与伊朗签署石油天然气协议的谈判也是在吉莱尔任总理时的1995年开始的。这样，美国对埃尔巴甘的行为所做的反应表明美国政府官员对埃尔巴甘政府充满疑虑。然而，美国虽然对埃尔巴甘的行为作出了高度反应，却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国务院甚至表示理解土耳其对伊朗天然气的需要。美国官员也坚持认为，埃尔巴甘与伊朗签署的石油天然气协议不会影响美国与安卡拉关系的正常发展。[25]
美国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府的关系尽管有时是紧张的，但总体上还是亲切友好的。双方的摩擦来自塞浦路斯问题、对伊朗的关系问题、难以解决的库尔德人问题以及美国国会对土耳其人权状况的批评等。但这些分歧大多在繁荣党执政之前就存在了。正因为如此，美国没有采取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对抗的政策，避免了与安卡拉公开的言论对抗。美国的一些官员甚至赞扬埃尔巴甘为改善土耳其的人权状况所做的积极努力。
据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权力与埃尔巴甘进行磋商。这位官员称，美国的态度是务实的，美国对伊斯兰教没有任何文化的和宗教方面的歧视。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兰·拉尔逊说：“双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作用、能力和价值观。”[26]
促使华盛顿对土耳其繁荣党政府采取这种微妙与复杂的立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相信，至少土耳其的军队会干涉并阻止繁荣党进行任何激烈变革。因为土耳其军队干涉国内政治的手法已经非常老练，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镇压并惩罚任何危险的挑战者。换言之，他们相信土耳其的军队能够维持秩序并维护土耳其的外交盟友。更为重要的是，埃尔巴甘自上台之后就表现的非常合作和务实。他非常尊重美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在伊拉克和以色列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尽管美国官员们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埃尔巴甘政府，但他们还是设法与其保持一种正常的关系。
埃尔巴甘的下台与美国的态度
埃尔巴甘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使军队改变对他的看法。军队领导人将世俗与宗教力量的对抗看成是对土耳其生死攸关的大事。1996年春，一位受军队支持的高级检察官对繁荣党提出了指控，理由是它使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处在危险之中，并制造了一种“内战的气氛”。尽管自从土耳其建国以来，军队就一直公开或半公开地卷入到政治之中，土耳其军队曾三次推翻民选政府。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增强和世界环境的变化，这种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已经不可行了。
欧洲和美国也反对政变。美国警告土耳其的将军们不要发动军事政变。美国官员私下告诉土耳其的军官们，北约组织内部不会容忍军政府的存在。在军队与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政府的矛盾逐渐升级加剧之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强调指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必须在民主的框架内解决”，文人政治原则是土耳其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尔布莱特同时也指出，北约的十六个成员国都是由文人统治的。这表明了她对军事政变的明确反对。但同时，奥尔布莱特也向军队表明，在土耳其维护世俗民主制是重要的。[27]
美国曾试图在世俗主义的军队和伊斯兰主义领导的政府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来平衡它的立场。一方面，美国想要这些将军们稳住埃尔巴甘，以免他改变土耳其传统的亲西方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官员也担心政治上长期稳定的土耳其会发生军事政变。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支持土耳其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的确，如果你看看土耳其的宪法和历史，就知道土耳其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我们相信世俗的民主制度。它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我们相信土耳其内部的力量很强大，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在历次政治危机中都经受住了考验。”[27]
由于以上原因，土耳其军队便使用政变以外的所有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其中包括暗示性的武力威胁。土耳其的将军们通过与伊朗情况的比较，向其西方盟国强调问题的严重性。随着1997年的临近，将军们加强了他们对政府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吉莱尔提出，如果她不能立即就任总理，她的党就要退出联合政府。1997年6月，埃尔巴甘屈服了军队的压力，在执政一年后宣布辞职。
将军们和文人世俗主义者为把土耳其从原教旨主义的手中解救出来而感到欢欣鼓舞。德米雷尔总统请求麦苏特·耶尔马兹组织新政府。1997年6月，耶尔马兹说，他要从根本上结束在土耳其长达一年之久的伊斯兰统治的实验。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法令，规定土耳其世俗的教育由五年增加到八年，这实际上就是停止了伊斯兰中学的初中阶段的宗教教育。这项法令被国会通过了。在将军们和文人世俗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繁荣党被禁止在土耳其未来政治中发挥任何作用。1998年11月，土耳其最高法院迫于军方的压力，宣布繁荣党不得参与土耳其的所有政治活动。
尽管美国国务院一再强调承认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但它却没有说过一句支持合法的民选政府的话，也没有对军队破坏宪法的行为提出任何批评。美国官员们还可能对繁荣党政府被推翻感到高兴。军队又一次被证明是凯末尔主义国家和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捍卫者。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和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方法，这种企图削弱了他们。土耳其依然坚定地在美国设定的轨道上行走。尽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没有对繁荣党表现出敌对的态度，但他们几乎没有对这个新政府表示过任何支持。
总而言之，美国对繁荣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看法的主要特征是怀疑与困惑。但美国官员没有让这种疑虑笼罩和破坏他们与土耳其的关系。他们通过与土耳其的高层对话知道了怎样与繁荣党政府共处。美国对待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是和解而不是对抗。结果，美国与土耳其的繁荣党政府避免了对抗，保持了一种正常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土耳其繁荣党的政策可以作为一种典范而应用于其他伊斯兰主义者参加的政治进程中。
伊斯兰威胁：是神话还是现实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是否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构成了威胁？这种所谓的伊斯兰威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现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伊斯兰主义者是否强大得足以在土耳其建立一个以沙里阿进行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第二，繁荣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否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提出了挑战？
土耳其学者的调查表明，将土耳其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存在着许多障碍。首先，尽管土耳其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但他们在宗教方面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狂热。198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7％的国民支持将土耳其建成沙里阿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对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宗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私人事务。199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土耳其人支持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简言之，土耳其大众既不支持建立伊斯兰国家，也不支持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外交政策。[28]
伊斯兰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大众的心理，并且按照大众的意愿行事。埃尔巴甘强调说，土耳其既不是阿尔及利亚，也不是伊朗，繁荣党出于对政治多元化的尊重，会一直遵从大众的意愿。反对世俗民主国家的激进伊斯兰分子只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少数。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他们的目标。[29]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伊斯兰主义者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分为自由阵营、左翼阵营、严格遵循沙里阿的原教旨主义阵营等。这种多样性和分散性削弱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力量，使他们在土耳其建立沙里阿统治的努力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土耳其政治的多元性，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比起其他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要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
进一步说，世俗主义依然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核心。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必须尊重土耳其的历史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感到作为一个穆斯林和保持对凯末尔主义国家的忠诚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他们认为两者在土耳其的民族认同方面具有一致性。世俗化已经成为一些伊斯兰主义者的行为特征。199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繁荣党所得的选票中只有7％是因为它是一个伊斯兰政党获得的。同阿拉伯和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样，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也采纳了西方的科学与技术，甚至采纳了官僚化了的民族国家模式，他们对西方的拒绝只表现在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层面。
埃尔巴甘上台后，有许多现实政治因素束缚了他的手脚。首先，与吉莱尔的联合给他的政府带来了许多限制，使他不能放手兑现他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在许多情况下，吉莱尔成功地调整了埃尔巴甘的政策。第二，在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问题上，军队成了反对埃尔巴甘的主要威慑力量。伊斯兰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现实，并在行动中有所体现。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经历了从政府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不但使繁荣党在执政后经验不足，而且使繁荣党发现执政党的地位使它不能像过去一样继续攻击世俗主义政体。总的来说，繁荣党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是务实的，执政时的繁荣党也一直是在多元政治的框架内行事的。
如果政治化了的伊斯兰教成了穷人表达不满的战斗性的工具，那么政治伊斯兰对现存秩序来说就是一种危险。而穷人的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倍地增加。在过去20年里，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经济的边缘化、疏远化与伊斯兰主义的稳定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土耳其，60％的人口在20岁以下，十分之四的年轻人想找到工作，伊斯兰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社会经济方面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政治腐败。繁荣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利用了宗教，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经济许诺。对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国家的威胁表面上来自政治伊斯兰，而本质上则来自土耳其社会经济和城市环境的恶化，来自急剧的现代化过程引起的社会秩序的失衡。引起政治伊斯兰高涨的原因是社会不公、剥削和政治压迫，随着这些因素的消失，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情感也会减弱。伊斯兰主义者的优势正是建立在大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程度的上升和对整个世俗国家的全面不满之上的。所以，只要世俗主义者能够明白且努力解决土耳其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土耳其就不存在任何建立在沙里阿基础上的伊斯兰国家的危险。同时，土耳其所需要的不是禁止政治伊斯兰，而是承认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伊斯兰威胁的论调不仅来自西方和美国，也来自中东。在土耳其，军方和文人世俗主义者都反复地向西方、美国唠叨土耳其存在着伊斯兰威胁，存在着伊斯兰主义对美国和西方利益的破坏。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土耳其政治现实的一种顾虑，更多的是对“伊斯兰威胁”论的一种利用，或者说是对伊斯兰教的一种利用。他们试图使美国和西方警惕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国际社会来削弱伊斯兰主义者，从而使自己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埃尔巴甘上台后，注意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增强了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使一些美国官员产生了担心和困惑。但埃尔巴甘的做法主要还是民族主义性的，而不是伊斯兰性的。他试图使土耳其的外交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在与西方和美国发展关系时有更多的底牌。同时，埃尔巴甘这样做也是为了安抚国内支持他的伊斯兰教主义者。土耳其的这种争取更多的外交独立性的做法，在战后以来的土耳其外交史上是经常出现的，并不是从埃尔巴甘开始的。其实，埃尔巴甘上台后继续遵循着土耳其传统的外交政策原则，与西方和美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美国配合，服从美国的中东战略安排。所以，繁荣党上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对西方和美国的利益形成重大威胁。
美国政府在繁荣党执政期间也没有与繁荣党政府采取敌对行动。但美国公开赞扬了土耳其军队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作用，分别安排了土耳其的一些将军与美国官员会谈。美国官员相信土耳其军队有能力保卫世俗的凯末尔式的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也对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听之任之。这种事实就是华盛顿不愿意对土耳其军队施加压力以使其尊重民主制度的原因。历史上，美国政府以理解的姿态欢迎土耳其的三次军事政变。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在对各个不同的国家的军事政变问题上存在着双重标准。他们给土耳其军队送去了错误的信号，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稳定，给土耳其的民主政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疏远了遵守政治游戏规则的主流伊斯兰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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