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金流动看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作用论文,近代中国论文,资金流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个现代化国家内部，城市经济无疑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又将经济的现代化过程称作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国自从进入近代社会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作为近代新型经济成分之一的中国银行业，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已是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本文试对近代中国银行业是如何通过促进各城市之间资金流动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一）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所有城市作为城市群体看待的话，那么该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各城市之间的物资（商品）交流、资金交流和人才交流的。其中，资金交流好比人体的血液流动，是整个城市经济体系顺利循环、快速成长的关键所在。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业在组织、促进城市之间资金流动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近代中国，新式银行取代其它金融机构成为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载体，是与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历史演进过程相一致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力量冲击下，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进程。沿海、沿江地带的一些城镇相继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日渐发达，带动了其它经济事业的发展，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过程随之启动。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城市之间的资金流量急剧增加，在新式银行没有出现之前，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动主要是以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为载体进行的。
票号是清代中后期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道光之初，全国出现了第一家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经过30余年发展，到1852年时，全国性的票号已发展到14家，其分号分布在全国25个以上的主要城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票号的势力又迅速向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和其他边远地区扩张，从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资金汇兑网，覆盖的大小城市约有100个左右。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在19 世纪的最后10年间，仅上海一地票号每年的业务进出总额约为8000万银两。
继票号之后，钱庄开始大量参与与埠际之间的金融周转。钱庄原为地方性的金融机构，主要营业对象为当地的商人。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国家的商人为深入中国内地推销商品和购买原料，需要利用原有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首先成为其利用的工具，在中外商人之间以及口岸与内地之间起着调拨资金的媒介作用。当时，各地支付进口洋货的钱款，主要是由上海钱庄承兑的汇票，外国洋行到内地收购土产，支付给当地农民的也主要是由上海钱庄开出的期票。钱庄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可以灵活调拨埠际款项，因而大宗贸易货款的收解，往往不经过票号之手。
在20世纪之前，国内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动主要依靠票号、钱庄进行，这是与当时全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基本相适应的。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作用，票号急剧衰落下去，而钱庄也显然适应不了迅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的客观需要。于是，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便逐步担当起促进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角色。
银行成为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载体，是由银行特定的业务性质与组织形成所决定的。银行作为一种经营货币资本、接受信用的特殊经济组织，是社会全部经济活动的资金总出纳，所有企业及个人的经营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纳入这个信用体系之中。银行的组织形式适应其业务性质的需要，一般采取总分行制，多数银行除了成立总行或总管理处等中枢机构总揽业务全局之外，还依照经济区划和经济联系来设置分支机构，从而形成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辐射其他城市的资金流通网络，广泛开展各项信用业务，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1897年，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后又有一批银行陆续开设，到了本世纪20年代，已经出现不少全国性的大银行。截至1936年止，中国的新式银行发展至164家，实收资本额为40270万元，资产总额达到727589万元，成为一支举世瞩目的金融生力军，很快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力，以绝对的优势逐渐取代了票号、钱庄而成为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载体。
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和地域性的金融中心也逐步形成。上海以它的种种优越条件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天津、武汉、重庆、大连、广州、厦门也成为各自区域的金融中心。在这些金融中心城市，集中了众多的银行，并以其强烈的辐射力，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资金流动网络。整个资金流动网络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由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与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各大城市构成，它们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具有全国性意义；第二个层次由各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内其它中小城市构成，它们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虽然不具有全国性意义，但却是全国性资金流动的形成基础，好比千百条涓涓细流，最终汇集在一起而成为滔滔江河一般。
（二）
银行资金在各城市之间的流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埠际资金汇兑。
汇兑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加强，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工农业产品的销售以及工业原料的采购等，都需要以资金的流动为基础，因此各城市之间、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之间资金的流量都很庞大。各个银行都利用自己的分支机构，揽收汇款，积极开展汇兑业务。
一些大银行在成立之后，便致力于发展内汇兑，使其与存款、放款并列成为银行的三大基本业务。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即确定了“承汇官商款项，必须格外迁就招徕”的业务方针。中国银行于1928年实行重大改组后，积极调整业务方针，逐渐趋重于国内外汇兑，以扶助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伊始，就提出要广泛设立分行，推广汇兑业务，并认为：“汇款一项，虽感调拨上之困难，然风险极少，自当设法尽量发展。”
发展汇兑业务的首要条件是要建立广泛的分支机构，各家银行对此高度重视，当做一项关系措施认真抓好。到30年代上半期，各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全国的大部分区域。
新式银行经营汇兑业务，使国内资金的汇兑渐次向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迈进，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规模逐年扩大，流动的速率加快，较好地适应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具体资料来看，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国内一些大银行的内汇业务已经比较发达。其中，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最广，其内汇规模居于各家银行前列， 汇款总额从1928 年的48949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144766万元，9年间增长196%； 交通银行的内汇规模仅次于中国银行而居第二位，汇款总额从1934年的46872 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105386万元，3年间增长了125%；在私人资本银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理汇兑业务的规模最大， 汇款总额从 1934 年的26916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32736万元，3年间增长22%； 金城银行的汇兑业务规模偏小一些，但增长速度却高居全国各大银行之首，汇款总额从1927年的2314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11476万元，十年间增长396%。
除了上述银行之外，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大陆、中南、盐业等银行的汇兑业务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2.埠际银行内部资金调拨与银行之间同业往来。
同一家银行的总行、分行之间的资多调拨与不同银行之间的埠际资金往来也具有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性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银行都把总行或总管理处设在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再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在其他城市设立分行、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业务网络，接受总行的统一指挥、调度，广泛开展各项业务。在这些银行的总行与分行、分行与分行之间，内部资金的调拨非常频繁，数量十分庞大。一般来说，总行遇有大宗业务时，便迅速从各分行、支行调集资金，以供集中使用；分行、支行若遇资金不足时，也会从总行调拨资金，以敷运用。例如，1935年夏天，汉口发生金融风潮，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首先出现挤兑，并很快波及到其他银行，霎时间市面骤然紧张起来。6月25日，在汉的中央、中国、 交通三分（支）行分别联名致电上海各总行，请求支援。 三总行立即拨调现银200万元，当日由专轮运往汉口。次日交通银行又单独调运现银100 万元到汉口。这样，汉口市面的现银变得充裕起来，金融秩序渐趋稳定，人心安定，风潮很快平息下去。
此外，不同银行的同业往来也在各城市之间经常展开，特别是内地的一些中小银行大都与上海、天津的大银行建立起一定的业务联系，以这些大同行作为自己的业务后盾。大银行也需要与其它银行发生往来，以发挥资金蓄水池的作用。这种同业往来除了相互之间的投资外，主要有存放同业、同业拆借等形式。从各种史料中看出，当时的埠际银行同业往来亦有相当的规模。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各项放款记录载明，截至1937年底止，该分行的同业放款中，就有1／3以上是在异地之间发生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从1929年起，管辖范围除本市外，逐年有南通支行、芜湖支行、九江支行、汉口支行、长沙支行、南昌支行等相继被纳入，因而该分行的许多同业之间的往来都是跨城市进行的。
二三十年代的无锡有繁荣的米市和发达的工商业，物资流量很大，因而对资金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成为苏南地区有名的“放款码头”，当地银钱业除组织本地资金给予支持外，还必须依赖于其它城市同业之间的资金调剂才能保证供应。当时邻近的苏州、上海等城市资金比较富裕，称为“存款码头”，这里的银钱业经常把资金拆放给无锡的银钱业，以资运用，如每年无锡从苏州拆入的资金达2000～3000万元，从上海拆入的数额更大。因此，通过当地银钱业吸收的区域外资金，长期以来成为保证无锡工商业正常经营及规模扩大的基础与条件。
3.埠际银行放款与投资。
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与投资也是银行的重要资产业务，各银行除了对本埠企业放款、投资外，对其它城市的企业也有一定数量的放款与投资。这种投放也具有城市之间资金流动的性质。
上海、天津的一些大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与投资，并不局限于本市，而是扩展到其它许多城市。中国银行的纱厂放款户有40多家，其中上海不足10家，其余30多家分布在全国20多个城市。交通银行的全部工业放款中，上海以外的城市约占一半左右；该行上海分行在抗战前超过50万元的大宗工业放款有11笔，其中5笔发生在上海以外城市。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的情况莫不如此。除上海以外，各地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生借贷关系的工业企业有数十家，涉及的城市近20个，其中比较知名的企业有申新第三纱厂（无锡）、申新第四纱厂（汉口）、南通大生纱厂、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等。金城银行的工商企业投资比较多，抗战前达到100余家，除了一批煤、铁矿外， 多数企业集中在沿海和沿江一些城市。此外，20年代以后兴起的银行贷款，都是以上海或天津组成并筹集资金，然后集中使用于上海、天津和其它城市。如1930年底，在上海的盐业、金城、大陆等银行的分行及中南银行组成上海联合银团，承募北宁铁路建设公债500万元。此外， 该四行还进一步规划今后将以上海、天津为依托，积极向东北境内的一些城市拓展业务，扩大经济事业的投资（后因日军侵占东北而使其受阻）。1934年初，天津永利制碱公司计划在南京附近设立硫酸铵厂，该年底由中国、上海、浙江兴业、金城、中南等五家银行联合组成贷款银团，一次向永利公司贷放550万元，以后几年中又连续扩大贷放额，截至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各项放款累计达到970万元。
（三）
近代中国银行业在促进城市之间资金流动方面充当了重要角色，不仅扩大了银行自身的业务量，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资金的调剂余缺与汇划清算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实现共同的发展。与票号、钱庄比较，通过银行流动的资金不仅规模大、速度快，而且更多地与新式产业发生了联系。新式产业是近代城市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导部门，它的兴衰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近代化的演进节奏。具体来说，银行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沟通各个城市之间工商企业的产、供、销诸环节来实现的。
就汇兑中的押汇业务这种形式来说，它实际上是把汇兑和贷款两种业务结合起来，既解了商品流通中货款的结算问题，又解决了流通过程中资金不足的困难。不仅以资金支持工商企业，而且对埠际交易的买卖双方起到了中间信用作用。由于押汇是以交易商品作抵押，不另需要押品，这样，对厂家来说，在产品运销中，只要能取得银行的押汇贷款，则仅需要一部分资金就能完成生产的周转过程；对商家来说，在购销业务中，只要能不断获得银行的押汇贷款，则仅需要少量自有资金就能经营大宗买卖。此外，工厂要购进生产原料，也可以采用这种押汇方法办理。
在一些全国性的大银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承做押汇业务最为出色。据调查统计，1933年该行在全国14个大中城市承做的商品押汇总额为5309万元，占这些城市埠际出口总值109398万元的4.85%。其中在上海一地承做的商品押汇额共计3305 万元，
约为当年上海埠际出口值63100万元的5.24%。押汇的商品大部分是上海出产的工业制成品， 包括棉纱、棉布、卷烟、面粉、纺织纤维、各类机器零配件等70余种，由此可见押汇在促进埠际贸易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
近代中国一些著名的商业城市的兴起，也与银行业的支持有关。例如，包头是西北地区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产品以运销天津出口为主，因而两个城市之间的资金往来十分频繁。据统计，1935年经银行由天津汇到包头的资金为1153万元，占包头汇入总额的51%；由包头汇到天津的资金为624万元，占包头汇出总额的62%。 河北省的高阳盛产手织布，是北方最负盛名的新兴手工业生产、贸易城镇之一。当地商人从天津购入棉纱和白坯布，运回高阳染织后，再经天津转销西北、东北等地区，每年两地之间的资金流动总量约有2000～3000万元之多。
银行的工商企业放款与投资对城市的生产、流通发展更是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中国新式工业最初产生于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大城市，并得到逐步发展，在抗战前成为中国的几个重要工业基地。这些沿海大城市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银行业的帮助。以上海为例，根据日本《支那时报》调查部的一项调查，1934年时，在上海的全部本国工业资产中，大约有国内银行业（以上海的银行为主，也包括上海之外其他城市的银行）的放款及投资21500万元。当然， 这个调查结果是比较粗略的，包括的工业部门也不全面，但还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大致情况。另根据国内比较全面的统计，截至1936年止，中国本国银行业的全部工业放款与投资约为57000万元，占全部工业资产总值的32 %左右。再结合1935年至1936年国内银行业的工业放款与投资增长较快和上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较高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上述日本人的调查结果也是基本可信的。上海银行界能够有力量支持本地工业的发展，与当时银行业的资金来源非常充裕有密切的关联，这又是得益于外地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地将资金输往上海，从面使该城市的资金供给条件大为改善（关于此问题的利弊后文还将论及）。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中国不尽合理的工业布局有所改观，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新式工业开始逐步向内地城市扩散，汉口、九江、芜湖、沙市、郑州、济南、长沙、太原、西安等城市相继建立了纱厂、布厂。在内地筹集资金比沿海地区更显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工厂的建立又是与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大银行积极给予资金扶持分不开的。汉口的一些纱厂得到了上海银行业给予的大量贷款，如1922年至1926年，总行设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对汉口第一纱厂的最高放款额一度达到175 万银两，约占该行工业放款总额的一半左右。河南、山西、山东境内的一些纱厂几乎都是在中国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创办或营运的。创办于1919年的芜湖裕中纱厂是安徽省惟一的现代化棉纺织企业，以中国实业银行为主的上海银行界向该厂放款多达180余万元，1936年企业陷入困境后， 仍交由中国、上海、中国实业三家银行投资合组的中一银行公司经营，得以继续维持。
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动不仅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且还起到活跃金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作用，增强了银行业自身的实力，从而能够不断为城市经济的运行输入新的资金“血液”。以银行的汇兑业务为例，中国银行1931年至1935年的汇水收入为770万元， 占同期总收益的13.69%。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 年至1937 年6 月的汇水兑换收入为1510万元，占同期收益总额的37.95%。金城银行1928年至1937年6月的汇水兑换收入为171万元，占同期收益总额的9.19%。
总体来看，城市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最大正面效应就是促进了城市功能与城市性质的转变，使城市由传统的生活消费型城市逐步过渡为现代的生产流通型城市。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金流动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是双重的，近代中国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动也会难以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沿海大城市与内地中小城市之间资金流动在数量上的不平衡，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单向流动，从而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了若干不利影响，这种状况在30年代上半期表现尤为突出。下面试对该时期的情况作一具体分析：
上海是全国的工商业中心，也是最大的投资市场，它所容纳的资金，除了本地资金外，还包括全国其他城市的资金。这些城市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其结果是：一方面使该城市的资金供给条件得到改善，暂时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但这是以牺牲其他城市经济的发展为代价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上海的这种“一枝独秀”式的孤立发展也终难持久。另一方面，当其它城市的资金流入上海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超过了当地的实际需求，难以吸纳，就会变成一种游资，从而激发起各种投机事业的繁盛，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形成城市泡沫经济，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发展秩序，最终导致全国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
从1930年起，中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即现金开始大量涌往沿海都市，尤其集中于上海一地。据统计资料显示，上海银钱业存有的银两，1931年11月仅为5789万两，到1933年1月增加至14959万两，增长1.6倍；银元也是如此，1931年3月仅为13379万元，到1933年1月增加至22417万元，增长67.6%。
1932年，中国银行的汇入资金总额为75077 万元（剔除大阪分行及国外部收汇145万元）。其中，汇入上海35555万元，占47.4 %； 天津5878万元，占7.8%；其它各地33644万元，占44.8%。无怪乎该行为此发出惊呼：“内地资金，集中都市，而上海一隅汇入之数，几占本行汇款金额之半数，尤为极堪注目之现象也。”
资金集中于都市，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在沿海大城市，大量的资金变成游资，到处寻找出路，于是，地产交易、公债买卖、标金炒作等带有投机色彩的各项事业随之发达起来。以上海地产交易为例， 据上海《地产月刊》的统计， 1930 年上海地产交易额为6500万两，1931年增加至13100万两，其中最高月份达到2000 万两以上。地产市场上参与交易的资金大部分为银行所提供。由于地产的买卖为当时政府颁布的新银行法令所不允许，银行业便多以抵押放款方式与地产发生联系，间接投资于地产，如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库的财产5000万元中，房地产占82.6%。投资地产是银行业务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容易使大量的营运资金陷入呆滞，对资金流动极为不利；同时还极大地助长了投机热潮，造成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并留下严重的隐患。1932年初，日军继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又一次挑起侵略的战火，再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震荡，致使地产市场行情骤变，地价突然普遍下跌，昔日持以运用的筹码10多亿元，一下子变为呆账，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极大波动与混乱，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地产市场的崩溃，首先打击了地产商和地产投机者，其次打击了与地产业有密切关系的银行业，致使一批实力较弱的银行因资金周转不灵而相继倒闭。此外，因游资充斥而形成的公债、标金投机热潮也无不对经济发展秩序带来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在内地各城市，由于资金大量流出，致使当地现金短缺，金融日趋枯竭，市面百业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关门倒闭，经济由此蒙受沉重打击，与沿海大城市的畸形繁荣成一种鲜明对照，并且进一步加重了久已有之的内地城市与沿海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如何继承和利用这份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迈入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充分发挥银行业在组织资金有序流动、促使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吸取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尽量避免在资金流动过程中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对业已出现的消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给予妥善解决，特别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治理正在蔓延中的巨额游资现象，防止对城市经济发展造成新一轮的更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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