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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文化的建设问题，我认为这首先要涉及到两个经济学上的难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对于什么叫“公平”，经济学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就是平均分配。当然这种解释，只有在极特殊条件下才是对的。比如闹水荒时，不管你是什么人，这时规定每人每天只给一盆水，就是公平的。因为这是以维持人生存的基本要求依据的，而这种标准决定了每个人之间没有差别。这在遇到战争、灾害时表现最明显。
第二种，是机会均等。所谓机会均等，就是起点均等，即是说每个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赛，而最后的差异只是竞争的结果。这种解释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也有毛病。比如，我们真能做到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吗？比方说同样是考上北大，他在城市，父母都是博士；我生在农村，家里全是文盲，肯定我付出的代价要比他大好几倍。我们之间的起跑线怎么平等？
第三种，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这种解释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差距，只要是合理的。问题是在于对“合理”又如何解释？于是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参照历史。
应该说，这三种解释都有局限性的。那会不会存在第四种解释呢？有的，这就是：公平来自认同感。
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有体会。比如一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正赶上困难时期，家里只能供他读完中学；老二呢，赶上改革了，家里宽裕了，他读完了大学；老三更幸运，还能够出国留学。那你说这哥仨现在一碰头，会觉得父母不公平吗？不会。因为他们对这些能够认同，所以就会觉得公平。同样，原来生活困难时，我们通常是老大穿新衣，老二穿老大穿过的旧衣，而老三就经常要穿打补丁的了，这时他们也不会觉得不公平。
所以，我认为建立企业文化的本质就应该是培育认同感。有了认同感，所有员工与企业就可以共患难。
那么怎么理解“效率”呢？
第一种，就是指生产效率。这是最传统的理解。
第二种，发展为对所有生产资源进行配置的效率。
第三种，是我同意的一种理解，就是“宽容与和解产生效率”。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经常发洪水，那么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与洪水的斗争促成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体制，这是不对的。其实治水留给中国的遗产是“疏导”，大禹靠疏导治水深入民心就是一个证明。而“疏导”，就意味着“宽容”。对宽容的意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因为宗教不同的原因，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都是受排斥的。他们不能从政，不能与外族通婚，很多领域都受歧视，而只能经商，然而挣了钱又都被没收了。但是越排挤，犹太人在欧洲反而越报团儿，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在唐宋时，河南开封也有很多犹太人，但因为中国人对不同宗教的宽容，他们可以当官，可以与汉人通婚，不受任何歧视。结果呢？今天我们已经根本找不到河南的犹太人了，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与汉族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说，“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一个是道德基础。物质技术基础产生的是常规效率，但道德基础则能够产生超常规效率，比如战争中的同仇敌忾，以及灾难中的凝聚力。因此，我们不能小看道德基础的作用。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认同带来了公平，宽容产生了效率。而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所以，企业文化应建立在认同与宽容这两个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