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堂”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堂原名为救世堂，取天主教耶稣救赎之义。因其位于北京西什库大街的南端，京城的百姓便称之为西什库教堂；又因其位于北城，所以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北堂。
一、北堂的前身
北堂，原地址在北京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的中海西畔，因其地名叫蚕池口，所以北堂最初也称蚕池口教堂。清康熙年间建堂时，其地尚不属皇宫禁苑范围。北堂建堂的缘起，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时，康熙皇帝偶患疟疾，吃中药数剂无效，太医见状束手无策。当时在京的耶酥会教士张诚、白晋神父闻之，立即献上所带金鸡纳霜西洋之药，使康熙皇帝恢复了健康。康熙皇帝病愈之后大悦，因此对外国传教士亦颇有好感。于是在这年的7月4日召见了张诚、白晋等神父，遂赐张诚住宅，并把蚕池口之地赐与耶稣会传教士以示酬谢。除允许传教士在蚕池口建天主教教堂一座居住外，还赐白银数万两，以备建堂之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北堂建成后，康熙皇帝亲笔撰写“万有真原”匾额、长联及律诗一首送至堂中。
“北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此外，并建造了天象台一座，图书馆数间，规模不大。”（注：转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第106页、第516页、第517页。）1703年12月9日，北堂隆重地举行了开堂典礼，命名为“救世堂”（注：转引自1950年12月3日《教友家庭报》。），是日还举行了祝圣大典。北堂的规模并不大，但在当时已属相当宏伟的建筑。
清康熙年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礼遇和重用。康熙皇帝不但任用西方传教士在宫廷任职，而且对西方新科学也很感兴趣。为了了解西方科学知识，康熙皇帝甘拜西方传教士为师，向他们学习数理、西医等科学知识。康熙皇帝对传教士非常友善，也异常宽容。这些西方传教士当中，有的在清朝政府中任要职、有的在各省传教。就在这些西方传教士备受重用的同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蒸蒸日上、教务也有了很大发展。据1701年的统计，“全国13各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士住屋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万人”（注：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9页。）。
随天主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逐渐引起中国各地官吏和缙绅的疑忌，反教的风潮时有发生。天主教教会内部也因中国礼仪问题引起了争端。1700年以后，“礼仪之争”已发展为罗马教皇和清朝皇帝的直接冲突。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罗马教皇发布禁令七条，其主要内容是：不许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百姓祭孔、祭祖；不许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百姓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等。这一禁令激怒了康熙皇帝，致使康熙末年清朝政府对基督教和西方传教士由友善而一变为反教和限制。康熙皇帝对罗马教皇的禁令严加驳斥，并颁发谕旨：教皇的禁令“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皇所可禁止。……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注：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皇帝即位，严厉执行了他父皇的禁教命令。自雍正皇帝后，虽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但是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期都没有改变。自此天主教在中国失去合法地位，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自然也不敢公开进行了。由于清朝政府数次明令禁教，所以位于中海西畔蚕池口的北堂，因长久无外国传教士居住而基本废置。在道光七年（1827年），道光皇帝降旨将北堂没收入官。随后又把北堂出售给一位姓于的官员。道光十八年（1883年）时，清政府便下令将教堂拆除。至此，历经135年的北堂，随之毁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基督教新教入华为起点，基督教各派各差会凭借殖民势力再次涌入中国。正如西方传教士所说：“不管这场战争（鸦片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3页。第339页、第339、340页、第358页、第354页。）在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签订，其中第22条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同年12月28日，道光皇帝正式批准了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借助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传教活动作为特权被列入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条约使基督教各派各差会在中国取得了合法的传教权力。西方各国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并以条约为护身符纷纷进入内地活动。西方传教士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后，进而要求清朝政府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教教堂旧址。他们认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注：任继愈主编：《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页。）
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权力，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向清朝政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被迫与俄、法、美、英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不仅重申“给还旧产”，而且还允许法国传教士可以随便在各地传教建堂。条约签订后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神父唆使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依据中法《北京条约》替他向清朝政府索回东、西、北三处教堂。他们根本不考虑东西北三处教堂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困难，一律强令中国百姓立即迁走。清朝政府鉴于北堂居民群起反对搬迁的状况，怕激起民变，经协商清朝政府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为北堂的赔偿费。事隔不久，法国再次索要北堂。在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的百般要挟下，清朝政府只得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给教会。经协商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孟振生却分文也没有退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发还教产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由于外国传教士强行索要教堂，使中国无数居民倾家荡产。
1866年（同治五年），教会在蚕池口原址上第二次重新建起北堂。新建的北堂比原来的北堂大得多，新堂长50米，宽21米，而且非常华丽壮观。自此天主教北京枢机主教公署就设在北堂。
二、北堂的迁建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朝皇帝为了扩建皇宫，给圣母皇太后修建游览区，决定给价银圈禁宫廷附近的地方。在蚕池口新修建的北堂也在圈禁的范围之内。为了拆除北堂，清朝政府愿赐西安门内西什库南首三分之二地方为另建新堂之地，并赐努金作为另外修建北堂所需之费用。现北堂左边十二柱双顶黄亭里边的碑文详细记载了清朝政府与驻京公使、外国传教士商定迁建北堂的经过。其碑文全文如下：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上谕：李鸿章奏蚕池口教堂与教士定议迁移，并与驻京公使商定互送照会一折奏均悉。西安门内蚕池口教堂，该教士于康熙年间钦奉谕旨准令起建，迄今百数十年。该教士等仰戴朝廷怙冒深仁，咸知安静守法。上年修理南海等处工程，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几余颐养之所，西南附近一带地势尚须扩充，该处教堂密迩禁苑。经李鸿章派英人敦约翰前赴罗马商酌，并令税务司德璀琳与教士樊国梁定约迁於西什库南首地方，申画界址、给资改造。该教士复声明改建之堂以五丈为度，比较旧建之楼减低三丈有余。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议定后，樊国梁又赴罗马告诸教会总统费雅德。据覆文历叙感激中朝覆帱保护之优，有激发天真图报万一等语，情司尤为肫恳。李鸿章现复与公使恭恩，当互相照会，亦据覆
称无不依照办理和协邦交。深知大体、实堪嘉许。此事既据李鸿章详细商定，均无异词。即着照所请行，其改造经费亦着分期拨给俾赀营建，余均照议办理。候补道恩佑於创办之初奉委出力，着交军机处记名遇缺题奏。主教达里布诚心报效，教士樊国梁，英人约翰远涉重洋、不辞劳瘁。达里布着赏给二品顶戴，樊国梁着赏给三品顶戴，敦约翰着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樊国梁、敦约翰并着各再加赏银二千两，由李鸿章发给税务司德璀琳。领事林椿往来通词昭终奋勉。德璀琳着赏换二品顶戴，林椿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其余出力之英商宓克等，着李鸿章查明奏请奖励该衙门知道。钦此
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十月朔 立
碑的背面碑文如下：
天津税务司德璀琳：
照泽商定合同 北堂教士 樊国梁：
为商议移让北堂在西什库改建酌鉴，仍应祗候。
大清国大皇帝
大罗马大教皇 御览批准谨遵、奉行。
事计五端详细列於后。
一、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以二年为限。凡北堂仁慈堂地基、房屋及树木等，均於限内交付。除家具外一概不准移动损坏。
二、应请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将西什库内南边地方给三分之二，丈量四至交与北堂主教收管。该地现有树若干一并交代，不可折损、移动。
三、查北堂地方，系康熙年间蒙圣祖仁皇帝赏给教士等居住，并派员相助起建大天主堂，又颁发敕建天主堂金字匾额。中外同课钦感。今因朝廷欲扩禁地，教士等遵敕移让，复蒙赏西什库内地方另为建堂。朝廷厚泽深仁、后先一辙，教士等尤深感激。应请奏明按照康熙年间办法，明降谕旨俾中外咸知。教士等永远遵守，则仰荷恩宠益无涯涘。
四、如蒙查照康熙年间成法办理、颁发谕旨，教士等於西什库新堂成后，照南堂式恭刊。诏旨於碑、护以黄亭，以汉白玉石制匾，以昭诚敬至在西什库。建造大堂自地至梁，以五丈高为度；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
五、此次在西什库改建北堂，教士等甚愿官家按照北堂仁慈堂原样代为盖造，房屋一切均照原式是为最要。如官家不肯照样代办，只得由教士等画图自行起造。此项工料银两应请於付西什库地方时付给三分之一；过六个月再付一次；又六个月付仡。分作三次，为时十八个月，似较轻便。
按此敕建北堂仁慈堂工料等项，实需用至四十五万余金奉。中堂谕令核减银十万两，共需库平宝银三十五万两。此系格外报效。伏祈亮察，在北堂所有百鸟堂内禽兽及一切古董物件，钟楼内风琴、喇叭等，樊教士愿请教皇吩示概行报效。奉行中国国家。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会同商定画押。
以上所议各条款均经：
大清国皇帝
大罗马大教皇
大法国伯理锡天德圣味增爵会总统费雅德先后批准施行。（注：抄录于北堂黄亭内石碑。）
由以上碑文不难看出，清光绪年间，清朝统治者为慈禧太后修茸三海，以供其享乐。因位于中海蚕池口教堂的钟楼上可窥视皇家御苑。为此清廷决定将蚕池口教堂圈进中南海之内，遂与法国公使签订了《迁堂条款》，将西什库三分之二面积（约二十英亩）供传教士迁建新教堂之用；同时拨给迁移费库平银三十五万两；等等。用了二年的时间，北堂由旧址迁移到西什库新堂。
西什库地区在明朝时，是明朝皇室内务府所管辖的十个库房所在地。这十大库房，因地处皇城的西北隅，故称西什库。西什库大街之名由明朝一直沿用至今。1644年，清推翻明朝政权占领北京后，便把明朝的西什库库房封存起来。据史料记载：至清初三十余年，十个库封锢不开，尘土堆积，“库后古木丛茂，居人鲜少，众鸟翔集，以数万计”（注：《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6页。）荒芜不堪。一日，康熙皇帝游幸至此，才命令内务府把它打开，并清查立档。自此西什库库房改作为清朝的库房。
新建的北堂既华丽又壮观。据《燕京开教略》记载：“其堂之格局，堂内空地总长二十五丈四尺有余，正祭台前后左右计宽十丈。进堂时，必经三排铁栅而入，铁栅正中据有铁门，系巴黎巧匠所制。堂之正门，建于高四尺五寸的青石平台上，台三面皆有汉白玉栏杆绕护，台的正中及左右，有台阶三起。楼正面有长一丈二尺、宽四尺八寸的汉白玉一方，镌刻着耶稣善牧圣像。大堂正面两旁，有中国式黄亭各一座，内藏皇帝圣谕石碑各一块。堂之首层，其墙砖每块俱重六七十斤。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基石皆为汉白玉，柱顶俱镂菘菜叶形，玲珑可观，每柱计高四丈九尺，皆为美国运来的桧木。堂之正身，有双尖洞牖十二，高约三丈，蔽以五色烧花玻璃，灿烂夺目，系巴黎所产。在大堂后面，建有耶稣受难小堂，与大堂相通，间以玲珑隔扇。雕镂精致，金碧辉煌，尤为美观；正祭台外又有配台九座，油漆描金，亦颇艳丽；正祭台后三面俱列哥座。在大堂正门内，建有乐楼，楼上设置巨琴，系法国所制，琴座为北京巧匠所雕（解放后，巨琴收藏于中央音乐学院）。这样，西什库教堂成了北京最新、规模最大的教堂，成为北京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注：转引自林克光等：《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在西什库新址动工修建天主教教堂的同时，还修建了主教公署、修道院和育婴堂等。在新建的北堂前面右边十二柱双顶黄亭中的石碑上，用汉文与满文撰刻着《迁建天主堂碑记》。正面汉字碑文如下：
伏维王者以教治天下，亲其亲而仁其民正教以道。人心敬於神亦尊乎君，仁其民斯远人来服，尊乎君故奉令惟夤。京西安门内蚕池口地方教堂，乃康熙年间泰西教士航海来东，精于天文历算诸学，在钦天监供职蒙圣祖仁皇帝恩赏居住颁赐，敕建天主教堂、金字匾额，敬谨悬挂以昭久远者也。二百来年荷，深仁莫可铭状。光绪十一年适畿省亢旱民多艰食皇上乃以工代赈修理南海等处为慈禧端佑康颐豫庄诚皇太后畿馀颐养之所，西南附近一带地势尚须拓展，而教堂密尔。禁苑不得不筹度迁移乃命太傅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派员相商，拟在西什库南首地方申尽界址赐币改建，教士等久沐。因膏情殷，报效而事难擅专。因遣教士樊国梁远涉重洋、分诸罗马、巴黎请命教皇法廷并圣味增爵会总统均蒙喻允，乃商订合同五端，由李傅相奏明奉旨着照所议办理，发给帑金克期经始准署敕建。天主堂匾额一如康熙年门故事颁发。谕令中外咸知。俾教士等得以永远柢守一举也。
大皇帝法祖孝亲仁民、而兼柔远一举、而四善备美、千秋万世，炳若日星，所谓以孝治天下者，孰逾於斯哉。嗣因所订钧期尚缓，欲致速成，经总理衙门会同驻京法国大臣慕恩当一再商酌，由教士允从於约订之期提前一年早行移让，其余各节仍行逐一恪遵。惟迁徒之期既迫，则西什库建造之工所费滋钜复经总署允补羡费二万金，并将西什库南之尼庵一所，既兹云寺及该庵北官道，与西什库原基毗连者均让与教堂营业，教士等督工昼夜兼办，於光绪十三年十月一律迁移……
三、义和团运动中的北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5—6月间便攻入北京，在清朝政府的默许下，这场反洋教的斗争很快达到了高潮，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义和团斗争的锋芒便集中到北京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北堂。在6月13日这天， 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从崇文门进城，开始围攻使馆、焚烧教堂。15日，继东堂、西堂被围攻后，北堂也遭到围攻，北堂的东、西、南三面霎时间被义和团团民包围。团民各个义愤填膺、高声呐喊，要教堂将“樊国梁和林懋德二人交出…不然，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斩首不赦”（注：转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第106页、第516页、第517页。 ）北堂主教樊国梁面对日益高涨的反洋教运动早就做了准备，他派教徒在“西什库大门两侧各置枪眼六口，日夜守备；又派教徒沿西什库周围墙根深挖壕沟，以防义和团埋地雷；在内堂，构筑短墙，严加守护；在外墙之内，以木板搭架，挑选青壮年教徒六百人，手持花枪，时刻防守；洋兵们荷枪实弹，守卫四周要塞”（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06页。）做好这些准备后，北堂主教樊国梁还不放心。他边给法国公使写信请求法国对北堂进行保护；一边又迫不及待地亲赴法国公使馆请求立即派兵保护北堂。当时从北京城内外躲进北堂的传教士和教民达3000多人，法国公使馆在北堂主教樊国梁的请求下，派法国武官恩利保帅30名士兵进驻北堂守卫。在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的冲击下，这些准备还不能使樊国梁放心，他又请来意大利10名水兵来加强北堂的守卫。当时围攻北堂的一万多名义和团团民，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汗衫之外围上大红粗布兜肚；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长矛大刀、腰刀宝剑等器械，呼啸呐喊着，一路冲杀上去”（注：转引自林克光等：《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页。）。 义和团团民勇猛地向北堂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护北堂的法国官兵残暴地向密集的人群开炮射击。“法军开炮射击，团民47人身亡。团民大愤，纵火焚烧了教堂南面的房屋”（注：转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第106页、第516页、第517页。）。霎时间火光冲天，杀声震地。“义和团团民趁势以火油灌入水龙内向起火之处喷射不止，火势益猛，烈焰冲天，火光怒发，光明如昼。……团民还向堂内发射尾部带有火种的一种新式‘火箭’，这种武器内装炸药两公斤，燃烧可达15分钟之久，‘力大穿屋，一如炮弹，犹有失火之患。……堂中已失所恃，乱成一团”。据当时一个被围困在北堂内的外国传教士回忆说：“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杀喊之声，实令人惊魂动魄。此时余等自忖必死无疑，人人面孔煞白，坐以待毙（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06页。）。义和团团民为了攻下北堂，在教堂四周设立了大炮阵地，在东面的旃坛寺前、北海南门、西皇城根、北皇城处，南面惜薪胡同口和西安门城楼上都安置了以杉木为架的大炮。大炮齐发，顿时轰塌了教堂的钟楼，打断了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为了攻下北堂，义和团团民还在北堂的四周挖地道，地道从四面八方伸向北堂。当时北堂附近的老百姓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义和团的战斗，他们不但给义和团团民送粮食和蔬菜，而且还配合义和团捉拿到北堂外面来寻找粮食和求援的传教士和信徒。义和团在围攻北堂的过程中，经过几次轮番进攻，伤亡甚是惨重。
面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腐朽的清政府却别有用心。在这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反洋教运动中，清朝统治者想一箭双雕，坐收渔翁之利。清朝政府表面上支持义和团的斗争，不但发给义和团口粮，而且还发给他们军火等物资；但是暗中却指使部下属员寻找借口制造事端、设置种种障碍，来破坏义和团对教堂的进攻；在紧要关头下令停止对义和团的供给，扣押义和团急需的大炮、军火及粮食等物资；以达借洋人之手剿杀义和团之阴险目的。为了削弱义和团的进攻，清朝政府还命人把纸灰掺在火药中，让义和团用这种火药去攻打教堂。与此同时还”命令清军在攻击西什库教堂时，用木头当炮弹，放空炮，佯装进攻，以蒙骗义和团（注：转引自林克光等：《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为了消灭义和团， 清朝政府从斗争的一开始就与洋人暗中往来。在义和团团民攻打北堂的时候，清朝政府暗中派人偷偷地给北堂送菜、送粮、送冰块、还送去弹药。致使义和团数万团民轮番攻打区区北堂长达63天之久而不克，众多的团民纷纷倒在血泊中。义和团血染西什库而没有攻下北堂，完全是由于清朝政府的破坏。就连被围攻的外国传教士和敌人也看的很清楚，他们说：“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力之不能也。”正如慈禧太后所供认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注：转引自林克光等：《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在清朝政府的保护下，北堂的传教士和信徒们度过了难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 被围困了九周的北堂尤如“困兽”出笼，外国传教士及其信徒纷纷冲出教堂，四处活动。正如北堂主教樊国梁所说：“联军方才来到，巷战还在继续进行，枪弹不时地掠身而过，嘶嘶作响，教友们却开始外出寻找生活用品了……”（注：《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123页。）。这些传教士与信徒们怀着复仇的恶念，与联军一起进行疯狂的反扑。在大街小巷如入无人之地，见物就拿，见人就杀。他们不但放火烧掉北堂附近的房屋，而且还把退到旃坛寺的十几名义和团团民杀害了。北堂——这个传播“福音”的圣地，当时竟成了联军烧杀抢掠的罪恶深渊。令人惊讶的是，这场抢劫竟是在北堂主教、遣使会会士樊高梁指挥下进行的。一位目击天主教司铎和教民抢劫的西方人士在信中写道：北堂主教樊国梁下令抢劫前，发布了“布告”。在“布告”上称：“我在北堂，曾获得法国公使的批准，得以为你们这些丧失一切的难民准备吃、穿、烧等日用必备品。……为了使众信徒免于冻饿而死，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在一处，然后大家均分，为此，我颁布以下命令：（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一百七十五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须；（2）每户或每人在上述期间所抢之物， 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在主教樊国梁的指使下，传教士与教民公然四处外出抢劫。那位西方人士在信中写道：“水手、司铎和他们的信徒，相信天助自助的人，急忙设法收刮财物，尽量赔补自己所受的损失。事实上，在那里（北堂）我能所见到的人只有教友；他们尽量把银两堆藏在一间偏僻的屋子里。这些都是因着神圣的权力而抢来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天主堂的所有物。当时，这是一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3页。第339页、 第339、340页、第358页、第354页。）。传教士、教民与八国联军疯狂地在北京街巷抢劫。他们常常是三人一组，一个洋兵持枪开道，一个修道生计数并押车，一个车把式赶车。就这样，北京的银子、玉器、古玩、珠宝等珍贵财宝，便源源不断地流进西什库天主教教堂。这些昔日以“劝人为善”为使命，高唱“哈利路亚”的基督徒，今日却变成了丧失人性的抢劫者。主教樊国梁竟亲自到礼王府、户部尚书立山家去抢劫。当时就有人统计说，主教樊国梁从礼王府拉到北堂去的元宝就装了四十车。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1901年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登载文章说：主教樊国梁从户部尚书立山家拉走的珠宝财物约值一百万两。为了掠取更多的珍宝，主教樊国梁还用支票收购八国联军抢来的金银珠宝，使北堂变成了熙熙攘攘的交易所。“北京教区会计葛珑璧在三天内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记名和不记名的支票”（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98页。）。义和团反洋教运动失败后， 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要求法国公使馆与清朝政府交涉，要求中国赔偿北京教区和教徒的损失和丧亡。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只得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五百万金法郎（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3页。第339页、第339、340页、第358页、第354页。）。
在庚子事变以后的二十余年，来中国巡视教务并驻节北堂的教廷宗座代表刚恒毅，在得知樊国梁和北京教区的所作所为后，他这样写道：“在镇压拳民的时候，北京全城听由外国军队任意处置，拳民和他们的友人被杀了，他们的家被抢了，樊国梁主教趁机让人掳掠银两和在一个拳民的友人亲王府里的艺术品，并接受了法国士兵给他送来的银两。赵怀义主教和程有猷主教，当时还是小修院的修生，他们对我说，他们也参加了那次掳掠的行动。我说出这些惨痛的事实，并不是想清算旧帐，而是使人如果想明中国归化的问题，不可不知道某些事实。……日后有一天，法国的社会党人，要在法国议会里，公开指控樊国梁主教”（注：《刚恒毅枢机回忆录——零落孤叶》，台湾天主教主徒会，1980年版，第48页。）。面对这种情况，基督教教会中一部分人认识到，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危及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信仰，而且对基督教教会的社会地位也很不利。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一方面认为义和团的仇外举动是“一种中世纪反抗二十世纪的暴动”；一方面他客观地承认外界对传教士过分热衷于政治和诉讼的批评是“公正的”（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3页。第339 页、第339、340页、第358页、第354页。）。当时西方舆论界有人明确主张应该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与权力。英国在中国任职的总税务司赫德也认为：传教士不应介入政治，以免招惹当地社会民众的不满和敌意。他这样写道：“传教士仅仅是传教士，必须限制为从事传教工作，并避免任何干预中国官方有关诉讼和调解之举。只有坚定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地方人民、省级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才能是非武力的；传教工作才能改变目前无能的状况”（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3页。第339页、第339、340页、第358页、第354页。）。北堂主教樊国梁公然组织教民打家劫舍的行为不但遭到中国人民的痛恨，而且也引起西方人士的不满。为此，欧洲数家报纸纷纷刊载了抨击樊国梁的文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罗马教皇、法国教会、法国政府并没有谴责他。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义和团团民与北堂传教士和教民双方的激战，北堂遭到严重的损坏。主教樊国梁用清朝政府的赔款重新修建了北堂，7月14 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1902年）北堂修补竣工，是为今日的北堂。
四、北堂的新生
义和团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由义和团运动所点燃的中华民族的怒火却燃遍了整个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翻身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后，我国宗教界人士开展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神职人员和教友都热心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解放后因北堂年久失修，教堂尖顶已损坏；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在1959年下令整修。在整修中将哥特式的尖顶整修为方形的屋顶，当时顶上保留有八根立柱，后在1976年地震中拆掉了。50年代中期，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北京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压缩，因此北堂一度曾被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占用，成为中学生学习的校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已经由教堂迁出，今日的北堂又恢复了昔日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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