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华北工作座谈会和党的七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工作座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是即将出版的薄一波同志的新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的第六章第三节。原标题为《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介绍抗日战争后期作者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华北工作座谈会、出席党的七大等重要活动的情况，其中不少内容鲜为人知。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先予发表，以飨读者。标题是编者加的。
一、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
1943年8月1日，我收到太行分局转来的中央的电报：“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我交代工作后，于10月下旬动身，11月初到达延安。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我一直在基层工作，经历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军队工作、狱中斗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做过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到中央参加活动这还是第一次。对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是心仪已久。所以这次到延安，自然是心情激荡，感慨万端。
到延安后我住在杨家岭，第二天毛主席就接我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谈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哩。他首先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也许是他为了加强对我的姓氏的记忆。接着就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谈话自始至终都是漫谈式的，像似聊天，使我很快就摆脱了初次见面的拘束。他详细地讲了党内整风的情况。他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使党受到极大的损失，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还讲了“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两者的关系。在听了我的汇报后，话题又转到白区工作、监狱斗争、在山西跟阎锡山搞上层统一战线上。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做了结论。
毛主席对我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我们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又问我：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接着说：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彭真同志作过一个关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报告，讲得也很好，是马列主义的。接着又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随后，毛主席问到我的经历。我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入党时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他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我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读什么书信仰什么书，《三民主义》读过，《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陈独秀先生讲演录》读过，有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些，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主席笑着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我向毛主席汇报我们同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主持顺直省委工作的陈原道等同志在北平监狱中长期争论的那些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当谈到我们在狱中规定了日常生活斗争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时，他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毛主席并问了同时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我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分派到各地方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填补了白区缺乏干部的空隙，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谈话结束时，他要我开个和我一起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的名单，我随后送给了他。
我还汇报了在山西搞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工作的详细情况。我说，我们跟阎锡山的合作，是在日寇进逼山西的紧急关头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合作。我们时刻警惕着他的翻脸，并时刻以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作为我们工作的警戒。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我们早有准备，并不感到突然。毛主席说：对。最后的结束语是：“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这次同毛主席见面，谈了八个钟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的谈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一句很普通的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被赋予新的涵义，使你顿时感到其中所包含的全部力量，并从中悟出哲理，同时也使你感到他的智慧的广袤和深邃。他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善于归纳问题。向他汇报工作，谈问题，他常常用几句话就对你所谈的问题作了结论，使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获得教益。通过这次谈话，我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不愧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不愧为杰出的革命战略家。他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集中全党的智慧，使之结晶、升华，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战略策略，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风格。
二、进中央党校学习
我们同路到延安的几位同志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后，我和罗瑞卿同志住在杨家岭，接着，陈光同志住进中央党校。由于七大推迟召开，我就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不久，我和罗瑞卿同志一起进了中央党校，在一部学习，同时担任第一支部干事。这时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刚告一段落，正在纠正康生等人在“抢救运动”中所造成的极大错误。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说他们都是路经西安被国民党突击收买过的特务，是来自各省的“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党）。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现在把它作为一个例子记录在这里。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1943年4月3日，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这本来是为了从组织上扩大、巩固整风成果，加强党的建设，但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却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制造敌情，于七八月间在延安发动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尽管被中央及时发现制止，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后，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边学习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竞天、宋维静等。后来我曾经带回20多位被“抢救”过的同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实践证明，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在康生等人的领导下，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康生早年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就和王明沆瀣一气。1937年回国前，他摸到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事实，不再放手支持王明。其实康生搞“抢救运动”这一着，并未完全看准。回国后，他宣称自己是一贯和王明作斗争的，是受到王明排挤的。他不放弃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是支持正确路线的先锋。由于负责社会部的工作，他又给自己增加了不少神秘色彩。延安整风以前，他确实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也取得了毛主席的信任。但是“抢救运动”使康生来了一次大暴露，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高级干部，对他的真面目开始有所认识。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整党中，康生又作了进一步的表演。
我进中央党校后，主要是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学习讨论。在这之前，党中央已经决定，从1943年10月起，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学习的主要材料是《两条路线》（上、下）一书，该书编入了建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文章，起自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迄至1943年10月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137篇。其中特别显目的是王明路线统治中央四年间的文件、文章。结合每个历史时期的问题，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五本马列原著。大家以自学为主。学习方法，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学习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入手，经过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再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上来。把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现实问题出发，经过历史问题的学习，再回到现实问题上来，从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在学习期间，结合对每个历史时期的讨论提出的问题，由有关同志作专题报告。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周恩来同志关于六大的报告。
学习深入以后，我们在讨论中自然联系到自己所在的地区或部门的工作，并且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综合。毛主席说：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露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就是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入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派，对不同阶层、不同力量加以分析，找出矛盾，并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要求，规定具体政策。毛主席要求我们学会分析和综合，这不但对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十分必要，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是大有教益的。在讨论会上，我曾多次发言讲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
这次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学习，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的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行将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思想准备。参加学习的同志，虽然大都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有些同志还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是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多数同志还只限于局部或片断的了解，虽然也听过、研究过各个关键时刻党的重要总结，但那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是否正确，多数同志并不明确。通过这次系统学习，才真正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纵观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正像毛主席在1941年的一次会上讲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行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
当时，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内外的重要报告，我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少数高级干部都可以去听。这期间，我有幸多次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1944年4月12日和5月20日，毛主席先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一部两次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历史应取何种态度的五条结论，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使我很受启迪。我在山西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但自己检查起来，也还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在山西十二月事变后，我负责太岳区工作时，在处理内部矛盾上，有时也不得当，有“山头”的倾向。1942年，决死一纵队与八路军三八六旅合并组成太岳纵队。它们不仅原来是两个部分，而且又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与军队之分。处理这种带有多种矛盾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本应按照毛主席一向主张的原则，要待人宽，责己严，多作自我批评。我却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得很不够，发生争执时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还自以为是“公正”。实际上考虑三八六旅的困难少了，也没有有意识地多宣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有些偏袒曾经由自己领导过的决死队。听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以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干部要放下包袱、开动脑筋的倡议，我曾经写了一份材料，总结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决心改正。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作了批示，指出：“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毛主席的批示，寓意深刻，亲切而又谦虚，是在帮助我正确对待缺点和错误，鼓励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努力把工作做好。
三、参加华北工作座谈会
1945年二三月间，我还参加了华北工作座谈会。当时所以提出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彭德怀同志为参加七大回到延安后，住在杨家岭，我和他经常往来，每次话题总离不开这些问题，通过交谈，有几个大的不同意见已经得到共识，可以说基本解决。在此情况下，我向德怀同志提议，是否可以开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德怀同志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嘛。”我说：“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谁没有缺点、错误！你也有错误，但你的优点更多，是令人钦佩的。你在革命低潮时发动平江起义，上了井冈山，为扩大红军力量，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以来，你领导八路军挺进敌后，打击日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主席对你的这个评价，大家是公认的。”德怀同志把我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这样就由德怀同志主持召开了华北工作座谈会。参加人员只限于华北各解放区来延安的高级干部。
座谈会头一天，德怀同志首先发言。他回顾了七年半以来华北敌后斗争的胜利，指出华北几个根据地的工作都有巨大的成绩，并且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随后他对自己在华北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就我回忆所及（事隔半个世纪，这些回忆肯定会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德怀同志的检讨大意是说：我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是错误的；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抗战初期我们对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缺乏认识的意见，自己不但不冷静思考，反而借题发挥，批评大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错误的……等等。德怀同志发言后，各区同志先后发言，除表示赞成德怀同志的意见外，大都是讲各自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情况。3月2日，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山西形式”问题的长篇发言。会上的讨论是热烈的、健康的。
座谈会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有个大“转变”。约有十几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如李富春、陈毅等同志，来参加会议。康生也来了。康生首先打了一炮。从此把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把意见完全集中到彭德怀同志身上。讨论、批评的内容，也突破了华北的工作，变成对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清算”。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同志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他还闪烁其词地影射某根据地某某人就是追随彭德怀的。在批判中，首先集中火力攻百团大战，几乎全场一致。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成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惭愧。
以后的大会发言，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就更离谱了。有同志说：你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入党，直到1928年才带领几个营上井冈山。上井冈山来当然很好，但这能说你思想觉悟高？对党有感情？也许正如你自己所说，你是有大志，原名彭得华，就是志在“得中华”。不要把自己吹得过高。这样的无端指责，显然是很荒唐的。
有同志说：你上井冈山为创造和发展中央苏区建立了功勋，“朱毛彭黄”天下人皆知，我们都赞赏。但你执行的军事路线有偏差，也是人所共知的。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你也有一份吧？你偏听偏信，杀害对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有大功的王佐、袁文才，你是大错特错的。
有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一向朴素，我们赞成。但有些矫枉过正，见到人们吃得比较好些就横加批评，说是忘记了党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看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屋内壁上粘贴了油光纸，也到处作为批评的例子，这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吗？是否有些虚伪？
还有的同志批评彭德怀同志“闹独立性”，说有些问题本来应该由中央说，你却自己说了，而且说得有错误。有的甚至批评彭德怀同志在讲话和文章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是“闹独立性”，等等。
我认为，对华北工作座谈会这一历史公案，应好好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为后人之鉴戒。我作为一个建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人，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
华北工作座谈会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首先集中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上，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从而使华北根据地进入了困难时期。这种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有影响；提高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有力地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我军造的“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我军也在对日大规模“破击战”中取得了攻坚经验，有利于我们以后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敌伪工作的迅速开展。至于“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的批评，也是站不住脚的。早在百团大战发动一年以前，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会议就已经指出：“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关于百团大战导致华北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的批评，也不符合实际。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早就指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事实上，1941年以后的困难，是经历了长期战争消耗，进入相持阶段必然出现的，这和百团大战并无必然的联系。陕甘宁边区没有进行百团大战，也进入了困难时期。当时不只在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敌友我三方面都进入了严重困难的时期。会上对彭德怀同志参加革命的动机、“闹独立性”的批评，甚至对他生活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的指责，无须作任何说明，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
彭德怀同志从全国抗战开始就到华北前线，和朱德同志一起指挥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当然，彭德怀同志不是神，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他在工作中也难免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我认为他在华北期间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认识和掌握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上，对发动群众这一中心环节注意不够，使根据地建设工作受到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我在前边的回忆中已经谈到了。二是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观点，是不妥当的。三是他有问题也很愿意和同志们商量，但工作方式比较生硬简单，往往影响团结。对这些错误和缺点，彭德怀同志自己也认识和不只一次地检讨过。他对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是很关心、很重视的，而且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在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矛盾的问题上，有时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偏见。
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对彭德怀同志这方面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些问题，彭德怀同志在会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座谈会后不久，彭德怀同志还找我谈了一次话。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一波，我还欠你一笔帐没还。你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有答复你，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你讲得有道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这也再次说明彭德怀同志是知错就改、胸襟坦荡的。其实，到延安以后，华北工作座谈会以前，经过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我们两人之间的疙瘩早已涣然冰释。
对于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错误的批评，彭德怀同志没有做违心的检查。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但是对他错误的批评，他有时也难免耿耿于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就曾经流露过对华北工作座谈会的不满情绪，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由于对“三面红旗”认识上的分歧，于是“新帐”、“旧帐”一起算，终于酿成了一场无论是对毛主席、对彭总本人，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悲剧的党内过火的斗争，这是谁都不愿看到却又发生了的事实。这样的沉痛教训，我们应该永远记取。
四、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到延安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中。为了开好七大，把历史问题解决在七大之前，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的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同时决定组织军事、组织、统战三个报告起草委员会。指定我参加了原准备由周恩来同志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报告起草委员会。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六届七中全会用了11个月的时间，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重新起草并七次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即于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1945年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召开。毛主席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在报告讲到起草并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毛主席提出，“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4月23日至6月11日，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我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期间，听了毛主席的七次报告和讲话，刘少奇同志的《论党》报告，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周恩来同志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更加深了对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理解。如果不用相当长的时间，把从六大以来十八年，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所积累的重大问题一一解决，取得共同认识，如果仓促上阵或者只解决个别问题，七大能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么！我认为七大应永远作为我们解决党内历史上积累的难题的楷模。所谓历史上积累的难题，往往是由于党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错误或失误，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并在党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上造成了是非不明、认识分歧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集中一段时间，首先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通过相互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是非，消除认识上的分歧，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正确的基础上来，共同总结和吸取错误或失误的教训。唯有这样，全党的统一意志和坚强团结才能充分实现和巩固起来。而有了思想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团结，就会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党的事业也才能因此而更好地继续前进。这个历史经验是很宝贵的。
在党的七大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作为插曲，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在酝酿中委、候补中委名单时，本来我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陈赓同志觉得我是从监狱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就找了恩来和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表示，可以陪他去向毛主席反映。陈赓不去，让少奇同志代为转达。少奇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主席的意见，选举前在各代表团中进行了传达。因而在选举中，我作为中委的候选人，很顺利地就当选了。当时，我37岁，是资历比较浅的一个。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用人之道。
稍后，6月19日和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深刻讨论了时局问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适时地进行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解放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常想，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是当之无愧的。为什么半个世纪前我们党能做到这一点呢？原因是否有这样几条：
（一）在全党同志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产生了公认的伟大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涌现了一大批善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骨干。
（二）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原则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形成了党的正确路线，实现了我党认识史上从必然到自由的第一次重大的飞跃。
（三）经过遵义会议以后十年革命胜利实践的教育和通过延安整风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党内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真正达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
（四）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党内矛盾，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正确的、深得人心的做法。
（五）党的领导集体，尤其是第一把手，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励精图治，以身作则，率领全党同志和革命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我在延安的一年零八个月，的确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开阔了视野，特别是从毛主席身上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的东西，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可以说也有了一个“飞跃”。归纳起来，收获和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毛主席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是彻底的，对犯错误的同志的组织结论和处理则是很慎重，也很宽大的，真正达到了弄清思想，治病救人，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解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写的），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是无情的，但不是“无情斗争”，而是无情地揭露和分析错误的事实及其产生的根源，彻底地分清是非，以利全党同志从中正确地吸取教训。当王明口头表示要检讨错误之后，毛主席亲自到各个代表团去说服大家，一定要把几个犯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主席说，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犯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同我们仍然是一致的。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从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根源来说，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我们批判错误路线，要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那天，投票以后，毛主席不走，我当时也站在一旁看。直到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开会场。这件事意义非同寻常。
（二）毛主席坚持有的放矢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全党树立了楷模。毛主席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中，讲到长征路上他在担架上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曾经读过40遍。毛主席说，他是按照革命斗争的需要，反复阅读马列主义的重要著作的。他还说，对《‘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重要著作，过一段时间，甚至过一两天，再读一遍，体会就不一样了。整风文件中还有一篇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毛主席也很赞赏这篇文章。他曾经作过一个长篇报告，对十二条逐条进行了讲解。他读书不是为读而读，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不但自己爱读二十四史，还鼓励其他领导同志读。他始终认为，了解和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天指导工作的重要鉴戒。
（三）毛主席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并善于深入浅出地教育干部。一件看来很平常的事，经过他的总结，经过他一讲述，就会透出很生动很深刻的哲理，使人深受教益。比如1944年10月25日，他在对王震、王首道等南下干部的讲话中，用柳树比喻灵活性，用松树比喻原则性，强调共产党员必须是两者的结合体。又比如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王震同志打敌人去，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光明，第二条叫困难。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就是辩证法”。“你们出发到各地去，到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为什么要喊万岁？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英雄事业。”“但是也要有准备，准备人家不了解你，不尊重你。”“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锁线；敌人的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多，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
（四）毛主席的胆识，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行前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我们与会的同志都为毛主席此行的安全担心。但是他说，我到重庆以后，你们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坚决打击进犯的蒋军。胜仗打得越多，我就回来得越快；打不胜，我就回不来。后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的上党、平汉两次战役，坚决地消灭了来犯的蒋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对重庆谈判给了有力的配合。很快，毛主席就回到了延安。
（五）在延安的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实事求是”这句普通的成语，在中国已经用了近两千年，而毛主席对它作了新的解释和阐发：“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用这句成语教育全党同志首先是领导干部，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句成语，经过毛主席的解释，便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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