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报刊中的朝野筹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季报论文,朝野论文,筹藏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12)04-0014-11
目前研究晚清西藏问题的学者对奏牍、文集、档案、政书等资料的利用较多，而对报刊资料的关注和利用还不够。一方面是由于晚清报刊资料数量太多，且分藏多处，使用起来耗时费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报刊消息来源复杂，准确性与档案、政书、奏牍等相较差很多，要仔细甄别。刘永文、德萨合著的《晚清〈时报〉与中国西藏》[1]一文在开篇梳理了学术界对报刊资料的利用情况，委实不多，专门以晚清报刊为对象来进行西藏问题研究的论文目前也仅此一篇。但是，文中的综述漏掉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即《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该书第三章对1840年至1911年间与藏事相关的著述和译作进行了梳理[2]，但限于该书学术史回顾的形式，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归类和总结，只是点到为止，而无法展开分析。本文以晚清报刊中有关藏事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对晚清朝野筹藏观的变化进行探讨。
一、1900年之前国内筹藏观萌芽时期
清代以前，有关藏地的记述寥寥无几，且多语焉不详。清代对西藏的统治大大加强，与西藏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出现许多驻藏奏牍、旅藏游记、西藏历史志略之类的著述，如《西藏见闻录》(萧腾麟撰)、《康輶纪行》(姚莹撰)、《卫藏通志》(松筠撰)等，其中以姚莹为代表的许多爱国志士在文中揭露了列强的侵藏野心，流露出忧国忧民、励精图治的思想。这些作品对于提升国人对西藏的认识很有裨益。不过，这些作品体系很不完备，内容杂糅，也存在许多失实及以讹传讹之处。加上这些著述传播范围有限，民间对西藏仍知之甚少。
1865年至1895年是中文报刊的早期发展时期，全国共新办中文报刊86种，外文报刊91种[3]。报端开始出现有关西藏的介绍和报道，借助大众传媒的形式，民众也得以更多的了解西藏。
早期仅有《瀛寰琐纪》、《画图新报》、《益闻录》、《万国公报》等少数报刊零星报道藏事纪闻，如《瀛寰琐纪》刊载的《西藏源流考》[4]，《画图新报》刊载的《西藏人物图考》、《西藏风情图》[5]，《益闻录》刊载的《西藏考略》、《续录西藏考略》[6]，上述文章涉及西藏的地理、政治、宗教、人物等诸方面，基本上都是普及知识性的文章；《万国公报》有关西藏的消息则多摘录《京报》上谕。自清朝与西方订约，允许藏地游历后，前往西藏的外国人也逐渐增多，西藏的神秘面纱遂被揭开。中文报刊上关于藏地游记、藏地风俗等的文章也渐渐增多，如《西藏陋俗》、《西藏述略》、《玩游西藏》、《西藏山水》、《游西藏记》、《西藏测路》、《游历西藏》[7]等；而藏地潜藏着的巨大商机也深为西人所知，如《藏地商利》一文，谓“藏内与印度贸易，近大生色，藏地本多善贾之人，又知有利可获，自愿与西人通商，喇嘛亦不能遏阻。去年藏中出口货较前极多，其进口货系靛青、棉布、绒布、茶叶、铁器，共值三十五万磅，道途艰险，法禁纷繁，而货多如此，可为巨矣。苟藏中酋目深知商利，辟一通途，任英商入其都会，而保卫之，则英兵决不拦入一步，讵非藏之幸哉？”[8]
早期中文报刊虽然有关于西藏的报道，但大多为对西藏的粗略介绍。对于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及之后的订约事宜，虽有少量报道，却多来自国外尤其是英属印度的消息[9]。这既是由于内地对藏事的关注不够，也反映出国内有关藏事信息来源不畅，反而要借助印度获取消息。而且，究而言之，《画图新报》、《益闻录》、《万国公报》等均为西方传教士创办，其立场并非立于我国，而更多体现英美等国的利益；《瀛寰琐纪》为《申报》馆发行的文学期刊，也是英商投资，登载《西藏源流考》只是偶一为之，没有持续性，也不具代表性。其他中文报刊对西藏的报道则更少，可见国内民众乃至报界对西藏并未投以多少关注，更谈不上对政府治理西藏提供建议。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举国震惊。康有为等力主维新，变法图存。1898年光绪帝下令实行变法，准许官民自由办报。维新人士先后创办《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知新报》等，倡言改革，鼓吹维新。民间出现一次办报高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讨论时政、表达政治理念的平台，为各种思潮的传播和民众的思想解放准备了条件。民众对于时政的关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西藏的边疆危机也得以纳入世人的视野。
有关西藏的一般性介绍在这一时期呈增多趋势，且更详细。如《西藏风俗》中述及西藏婚姻、财产、饮食、服饰、建筑、商情、酷刑等[10]；《西藏舆地考》介绍西藏的山川舆地知识[11]；《西藏游记》为英人撒倍·郎达游历西藏的见闻和遭遇之记录[12]；《西藏地震》为藏区地震灾情之记录[13]；《卫藏商情》描述了亚东税关所见西藏地方进出口贸易的变化[14]。从这些逐渐增多的报道中，民众可以得知关于西藏更多更准确的消息，西藏的全貌于国人眼前渐次展布。
中英订立《藏印条约》及续约后，国人对于西藏施政和外交状况也逐渐加以注意。如《西藏勘界》报道了中国派员与英印官员一同查勘藏印边界[15]。《西藏练洋操》报道驻藏大臣准备整肃藏中军务，订购洋枪大炮，并改习洋操[16]。《西藏兵虚》反映西藏靖西地方防务空虚，兵员缺额，粮饷、军械全无，敦促政府整顿边防[17]。《西藏细情》则忧心靖西地方驻军孱弱，恐难以抵挡外国军队[18]。《西藏筹防》一文建议四川机器局定购新式枪炮，以装备驻藏军队[19]。也有文章对西藏上层官吏的腐败误事进行揭露，如《藏俗再识》记载西藏官吏“当其赴席时，虽有要紧公件，俱置不理，俟其宴毕后方各任事”[20]，而《藏情杂志》描述了噶布伦蒙蔽达赖、彼此串通，使得驻藏大臣每欲行事都不得开展之情[21]，可以想见驻藏大臣若想在西藏有所作为、开通风气，将遇到极大阻力和困难。
对于西藏应如何变革以挽救危局，报上相关文章罕见，较有分量的有一篇署名内江陈其昌的《经藏卫以固蜀疆议》[22]的文章。文中指出川藏唇亡齿寒的关系，提出八点建议来经营西藏：一、设川藏总督，改设抚藏大臣；二、选拔藏民中优秀人才治理西藏，逐渐削弱僧官权力；三、开导西藏地方政府，允许川民进入，开发西藏；四、施行川茶官卖，平价销售，以广销路而收利权，抵制印度茶叶；五、采用俄、法、德等国军制之长处编练藏军；六、分割利权，旧有利益仍归西藏地方政府，而新政所开利权归驻藏大臣管理，以增加财政收入；七、测量藏中险要，驻军扼守；八、笼络藏中蒙古三十九族等部为治藏助力。这一方案涉及官制、财政、经济、军事等方面，在当时实属不易，但这类建议并不为当局者所关注。
这一时期，关注藏事的报刊数量增多，其中国人所办报刊呈增长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国内筹藏尚处于初级水平，提出施政建议的报道不多，但相比从前的漠视无知已经有很大改观。
二、1901年至1911年国内筹藏观长足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民间办报热情依旧高涨，“20世纪初的头10年，报刊数量更是激增，每年平均新办105种”[23]，全国各地的新闻都能在报刊上及时报道，西藏也不例外。对藏事关注较多的报刊有《广益丛报》、《大同报(上海)》、《东方杂志》、《外交报》、《萃新报》、《新民丛报》、《益闻录》、《四川官报》等。
报上依然经常刊载国外有关西藏研究的文章。如《外交报》译载了一篇《西藏民族源流考》[24]，是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所写，该文对藏族源流进行了回溯，其中运用了语言文字学的考证方法，而且结合中外资料进行论证，较之国人之前的著述要细致得多，但是史实方面错误很多。又如《大同报》译载《泰晤士报》记者兰敦所撰《西藏宗教民俗》[25]的调查报告，对西藏的宗教起源及发展过程、社会阶层划分、达赖与班禅、藏中民俗进行了简要介绍。
关注边事的学者憾于国内在西藏研究上的低水平，不再满足于借助译介国外论著了解西藏，决心奋起直追，深入研究西藏。
张其勤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1906年随驻藏帮办大臣联豫入藏，在藏中三载，参阅诸多西藏地方档案书籍，详考藏地政教历史，编成《炉藏道里最新图考》、《西藏宗教源流考》、《清代藏事辑要》等书，梳理藏地政教、史地，为国人了解藏事提供了便利。其中，《炉藏道里最新图考》、《西藏宗教源流考》二书均在《东方杂志》上刊载，影响极大。《炉藏道里最新图考》[26]记载了从打箭炉到藏地的行程，十分详备，联豫则补充了时政、风土人情等内容，行文中夹杂着改良藏地风俗、改铸藏钱、修筑道路等主张。《西藏宗教源流考》[27]则罗列西藏大活佛、达赖、班禅及其他呼图克图世系，简述其生平事迹，又列表反映西藏寺院概貌。其中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事迹叙述尤为详尽，其中也涉及英兵入侵、中英交涉、联豫新政改革等内容。虽然该书对藏传佛教教派的叙述过简，但就当时国内对西藏的认知程度来看，张其勤的著作已经处于先进水平，对国人了解西藏贡献极大，对西藏施政也有所帮助。
沈颐的《西藏近世史略》[28]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研究西藏的论文。其行文和文章结构合乎科学规范，虽然在西藏人种、地理、宗教等方面的论述失之粗疏，不无错误，但史实叙述却详尽准确，为国人系统全面地了解西藏问题提供了便利。
剑夫的《西藏与四川前途之关系》[29]一文从形势、政治、交通三个方面阐明了西藏与四川唇齿相依的关系，认为经营西藏就是经营四川，以四川之力足以支持西藏经营，同时呼吁政府速筑川藏铁路，保卫路权。《蒙回藏与国会问题》[30]一文回顾了蒙回藏与中国内地在历史、地理、国民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分析了蒙回藏局势的严峻，提出经营蒙回藏的必要性和经营方法，并阐述了今后蒙回藏参与国家治理将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论卫藏与蜀边之不可混》[31]提出不可将川边与藏地混为一谈，并追溯了同治年间将瞻对赏给达赖抵作兵费的过程，而西藏地方则妄图将川边都据为己有，遂混淆视听，以致川边动荡不安，土司愈加桀骜不驯，建议政府收回三瞻地方，付清军费，恢复管理，然后才能实施移民实边等策略。
上述文章使得民间研究西藏的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有利于国人系统全面了解西藏，而且也吸引了更多人理性地研究西藏问题。
此外，还有很多零散的介绍西藏的文章，其水准不如上述文章，但对增加内地民众对西藏的了解不无裨益。如《西藏礼俗志》介绍藏地民俗风情，于藏民职业、服饰、饮食、建筑、婚姻、生育、丧葬等无不备载[32]。《藏卫政俗志》内容比较驳杂，涉及驻藏大臣及衙署四房、藏中官制与兵制、四大寺与喇嘛、丧礼、藏钱、廓尔喀、大吉岭至西藏路程、藏印分界条约等内容[33]。《西藏风俗》介绍了藏地的宴饮风俗[34]。《由成都至西藏险要程期》记载了从成都经打箭炉、察木多至拉萨的行程、环境、兵防等情况[35]。
进入20世纪后，英、俄等国对西藏的渗透和侵略日益加深，如何应对成为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此时，中国国内竟出现“拍卖西藏”的论调。1902年7月23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匿名社说《拍卖西藏议》，此论是受俄国1867年出售阿拉斯加于美国的启发，通篇谬论。西藏地方刚与俄国接触，作者便危言耸听，说西藏必在俄国支持下自立，成为俄之附属国；而俄国此后即可“一举而席卷五印度也，再举而蹂躏地中海，大分胜兵搏击天下，如秦之灭齐灭燕，并吞万国，混一地球”，根本未认清当时世界的形势，将一外强中干之沙俄抬至无国可敌之地位。作者又进一步提出，西藏之实权落于达赖之手，今既投俄，倡言自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不如趁此为我属地时，仿西国亚拉斯加之例，向各国拍卖之为善也……英人有西藏则印度与扬子江相连贯，英之权力可于此横贯亚细亚洲……则英之所得中国南方膏腴也，俄之所得(北方)瘠田耳。英乃能与俄抗，乃能不失其权利”，中国拍卖西藏须请美国或日本居间，“可拒俄而予英，卖去狼子野心之西藏而买得一唇齿相依之英吉利，又得以余利结日美之欢，且得一项重资借补赔款之不及，稍纾内地民生之困，利孰大焉……英人得我一西藏，犹足大开矿产，广布铁路，联欧亚为一气，聚东西为一家，制俄人之死命而保全全球之和局，我中国犹得于此乘间蹈隙，急思所以自保自强之方法，争存于物竞之天演界中”。
此文也被一些报刊转载，如《经济丛编》即表示赞同：“其说虽惊骇庸俗，然实今日不得已之良图，日来外间纷传中俄订有协同保护西藏之约，其说虽未必尽确然，殆非无因……观于俄人经营满洲之毅力，不达其愿望不止，则西藏岂终能晏然哉。然与其被攘窃于他人，终非我有，固不如今日拍卖之，犹得巨款，以济国用也。”[36]《鹭江报》也刊有一则短消息[37]。可见这一论调也占据了部分市场。
此说唯令亲者寒心仇者快。其实，美国在购买阿拉斯加不久后发现了金矿，此外阿拉斯加潜在的其他经济、政治、科技意义足以令俄国政府后悔莫及。而时至1902年仍有人对俄国此举表示赞赏并欲仿效，实为昧于时事。撰稿人鼠目寸光，为一时之困局所扰，即准备将国土拱手让人；明知西藏资源丰富、战略价值高，仍汲汲于微末之利，而不思变革良策，捍卫国土。英国多年耗资费神皆不可得，自己反主动奉送；自己祖国方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却有余暇顾虑全球之均势。弃西藏则中国西部各省门户洞开，势如累卵，不仅中国地位将继续猛降，也将在更大程度上激起列强瓜分中国之野心。贪图一时苟安，不知亡国灭种就在眼前，真是愚昧至极。
好在这种论调并非主流。1904年4月，《外交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论中国不宜委弃西藏》[38]：“俄人之据东三省也，国论沸腾，若有不可终日之势，揆之情势，固应尔矣。而英人之图西藏也，天下寂然，初若以为甚当也者，岂西藏非中国之土地乎？抑英人非外人乎？……夫使英人而明言中国之力已不能有西藏，与其送之俄人，毋宁送之英人，此亦实事实理，使人无可难者。然而不能无惧者，英人而为此说，则法人可以此施之于滇粤，德人可以此施之于山东，英人、俄人又再行推广其土地，则吾土可以立尽矣。”此文对“拍卖西藏论”也是一种回击，呼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挽救西藏危局，以免中国被列强瓜分殆尽。
有感于西藏的边政危机，朝野有识之士开始思索维护西藏主权的办法，其中在西藏设立行省的讨论颇受关注，讨论也最热烈。
早在1902年就有人提出应仿照台湾和新疆之例，在西藏设置行省，并提出了十分细致的方案，府州厅县设置均完备，并“设康卫兵备道一员，以守兼巡……设西藏巡抚，治布达拉城，总理全藏事务，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仿新疆及从前台湾之例。以康卫兵备道兼按察使衔，管理刑名驿传事，改驻藏大臣为西藏将军，移镇后藏扎什伦布，以控遏江孜。四川总督改为川藏总督，岁协西藏军饷若干万。”同时，作者也指出设置行省面临的三大困难：一、藏中人丁稀少，设官少不足控制，设官多则难以供给；二、藏地苦寒，矿产虽多，农业却不发达，建省后粮食供给成问题；三、骤建行省，需要巨款，只能依靠四川，但四川还要负担云南费用，无力再支持西藏建省。作者还以台湾、新疆为例，指出不能以为建省即可高枕无忧，还要注意加强军备，巩固边防[39]。此议颇有新意，对西藏舆地也很了解，却仍有照搬内地制度之弊，设官困难虽有所考虑，而于藏地与内地体制差异没有深思，只有官制变革，而没有相关制度配套进行，故其筹藏方法难以付诸实际。《东方杂志》发表时评，反对在西藏设行省，认为西藏与内地在宗教、语言、文字方面差异太大，设行省未必有利[40]。
《大陆》报登载了另一份治藏方略，据称是南方诸督抚合议的结果。其大略为：将西藏分为六大行政区，各置巡督官；巡督官从喇嘛僧中选定，当选后与宗派分离；巡督官握有军政大权，各区实行联合行政制度；各区军队由巡督官选拔及编制，自筹经费；在拉萨置参务官，查察各地政况、商业、工业、矿山、宗教各情形；等等[41]。置行省之议是照搬内地制度，而此议所言设巡督官实行联合行政制度，概受西方联邦制影响，而套用于西藏。这一制度恐怕比行省制更难让西藏地方接受，而且措施和官制都十分粗略，显然并不成熟，也根本达不到稳定藏区、巩固边防的效果，难以施行。
1906年，又有人重提在西藏设行省的方案。方案不再要求按照内地行省之例设官，提出设总督，管理西藏财政、军政，另设办理诸务各局，不设司道州县；编设标镇，归总督节制，不再设绿营各武官，以节省费用。又拟以四川留学毕业陆军学生为核心，编练两镇新军，调入藏地镇守，十年后以武备小学堂毕业生为核心编练四镇新军，不再调川军，以开矿、筑铁路等筹军费，并筹设机器局造军火。教育方面则以汉文施行教育，在各小学堂施行军事化教育，并创设巡警，管理钱粮词讼，设巡警学堂[42]。这一方案考虑到经费难筹的问题，已经开始思索用比较高效的职官体制来替代内地官制，注重练兵和教育，并十分重视陆军学堂毕业生，并倡言“无论何等小学堂，均宜以兵式体操为制造铁血种子之炉”，看来撰稿人希望从小对国民进行军事知识方面的教育与军事体育训练，以期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理念在当时也算是比较新潮，清末筹藏观也因各种社会思潮的加入而增色不少。
1907年，由于黑龙江、吉林、奉天已经先后设立行省，此前，新疆、台湾亦建省，建省成为清末巩固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于是，在西藏仿内地设立行省的呼声不断高涨。
1907年5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清廷，提出一个系统的筹边方案，包括改革官制、设省、边防、办学等，其核心就是在蒙古地区设立热河、开平、绥远三省，西南的川滇边区、西藏设立川西省、西藏省，将原来的都统、将军、大臣改为巡抚[43]。国内报纸纷纷刊载相关消息[44]。清廷把这一奏折发给各地督抚讨论。对此，驻藏大臣联豫在1907年12月呈递奏折，认为内、外蒙古地区可以设立行省，但西藏情况不同，“在中日战事之前，西藏大喇嘛及各员对于中政府之命令均极听从，而于战事后，彼亦知中国之衰弱，致启藐视之心，甚欲借外势以冀免中国之压制……且有谓西藏人民现下仍不能服从中政府，恐忽改行省，不免转滋乱事。故议请缓施行，先为筹备，然后降旨改为行省”[45]。此议十分稳健，深知藏地形势的严峻，不可贸然改省。清朝中枢对此也进行过讨论，鹿传霖对川藏情形较熟悉，认为此时改设行省，经费难筹，应先设法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训练新军[46]。清廷认识到改设行省的实际困难，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47]。
此外，报上也出现不少文章向政府提供筹藏建议，其中不少也被主政者吸纳，出现在清末西藏的改革中。
1905年，《大陆》报登载了清末著名外交家吕海寰的奏折，有八项主张：“一曰垦荒地，二曰开屯田，三曰设戍防，四曰立商市，五曰开矿产，六曰建铁路，七曰设巡警，八曰广学校。”[48]这份条陈除未触及政治、宗教改革外，考虑到了藏事调整中最重要的八个方面，为后来在西藏进行的新政改革提供了有益思路。此后报上陆续出现《开通西藏刍议》、《论西藏可开商埠》[49]等文章，基本不出上述主张。
1905年12月，《东方杂志》刊载一篇社说《筹藏论》[50]，该文提出五点建议：四川应分建行省，设川西巡抚，归总督节制；以驻藏大臣总揽军事、财政、外交大权，达赖仅掌宗教事务；征盐税，铸货币，设银行，开矿厂，施行川茶专卖以抗印茶；整顿军备，训练新军，培养军事人才；自行开放口岸通商，以获通商之利而免觊觎。《筹藏论》立意深远，囊括了此后西藏新政的大部分内容。
1910年，《东方杂志》连载东京政法大学毕业生陈赞鹏的《治藏条陈》[51]，作者在日本留过学，又在荷属爪哇生活，对列强治理属地的政策颇为了解，建议政府学习列强的治理手段，收回西藏政教大权。其建议如下：增加驻藏大臣权限，优待达赖等，定达赖权限，给予虚职，增立副主教分达赖之权，选会计掌达赖财政；筹办武备，以内地军官或武备学堂生为军官，选拔藏民精锐编练军队，择要驻扎；以优厚待遇聘请人才，不拘出身；重新划分西藏行政区，因地制宜；重订官制，分华官、藏官，以华官为主官分治地方，优待藏官，不给事权；整理财政，振兴实业，仿效西方收税，作为施政经费；注重教育，多设小学堂，教授汉语，设汉语、藏语报纸，普及爱国观念；兴办交通、邮电事业，方便商贸出行；进行实地调查，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设外交司，专管交涉与通商事件。作者在提各项建议时，都在文中介绍日本、荷兰等国治理属地的实际措施和效果，说服力很强；不过，作者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舆地等并不熟悉，对西藏变革面临的重重困难也毫无概念，所以，他的各项条陈并不能全适用于西藏，却可作为开拓思路的有益借鉴。
大批针对西藏论著的发表，使国人对西藏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清政府做出改革决策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政府也亟须改变不断恶化的藏地局势，维护中央权威，巩固领土主权。
1906年，清廷派张荫棠赴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到拉萨后，经过调查，发现藏中吏治腐败。于是参奏驻藏大臣等一批满汉藏官员贪赃枉法、媚外误国等罪行，将驻藏大臣有泰等革职查办，这一举措得到了藏民的拥护，增强了清朝的权威，有利于藏事革新的开展。
《大同报》登载了张荫棠与唐绍仪所商议的一份改革西藏事务方案，大概只是草案，与学界熟知的“治藏十九条”有所不同，包括官制、外交、军机、刑法、巡警、学务、宗教、商业、矿业、邮电、银行、牧畜、垦务、界务、税项等十五条[52]。张荫棠并不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与西藏僧俗官员会集讨论多次，又在《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的基础上，“提议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巡警九局，附设植物园一区，并创定章程，庶几觕具规模，俾可次第兴办，以冀逐渐改良。当经译发，旋据噶布伦等禀复，大公所集议，询谋佥同，情愿遵办，并将拟定各局办事职员衔名呈请核派前来”[53]。张荫棠的温和方式深得西藏民心，藏事变革也有了良好开端。此外，报上还分别刊载了张荫棠为挽救西藏利权所做的努力，如建议重铸藏币、保护茶利、改良西藏刑律以抵制英国治外法权[54]等。
不过，张荫棠很快被调离西藏，赴印度与英国谈判西藏开埠事宜。藏政改革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主持进行。联豫是最后一任驻藏大臣，有报道称：“驻藏联大臣近颇注意于整顿西藏之事，昨有折奏到京，历陈整理藏地政策，内中如请在该地设立官盐专卖局以防印度盐及俄领盐之入口，暨征兵藏番，改练洋操，查勘矿产，普辟利源，调查藏印境界，厘定疆域；又请在藏设立番汉学堂，教授藏人汉文，并奖励贸易事宜，以渐图商业发达。各项所陈均极详明，闻政府颇然其说。”[55]从中可看出联豫在赴任时心中自有来西藏干一番事业的雄心。联豫在西藏也确实施行了不少改革藏政的举措，国内报刊对联豫在西藏实行的练兵、兴学、铸币、办报、办施医馆、办邮政、办电信、办巡警等进行了报道[56]。
清朝在西藏推行新政，也吸引了一些热血志士不畏艰险，毅然入藏，为维护国权、巩固边疆出力。如有留日学生罗朝桢向学部自荐，准备投效西藏办学，并条陈兴学办法，学部认为其志可嘉，推荐给四川总督酌核委用[57]。《广益丛报》刊载了两首诗，都是反映送人赴藏地筹边之事，其中有“投笔我惭班定远，筹边君胜赵营平”、“我亦临风饶怅望，何时仗剑著征袍”[58]等句，诗歌大气豪迈，以西汉建功西域的班超和平定羌人叛乱的赵充国勉励行者，并表达了自己跃跃欲试的艳羡之情，反映了民间有识之士对于西藏新政寄予厚望。
联豫为了保证新政的推行，请求调川军入藏弹压[59]。达赖调遣藏军，意图阻拦川军进藏。在达赖与联豫对立之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居中调停，因联豫刚愎自用，拒绝和平办理藏事，使得十三世达赖最终出走印度[60]。温宗尧也被联豫排挤，调离西藏。温宗尧本是一名能臣，就职西藏前曾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阐述自己的治藏抱负[61]。他离职后请川督赵尔巽代奏，以英国蓝皮书中所载英国有关西藏的政策为论据，建议中国应该大胆革新藏政，不必担心英俄会加以干涉，提出“不必遽改西藏之地为行省，而不可不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西藏之俗同汉民，而不可不以爱汉民之心爱之”、“达赖既革，似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利用转世迷信之愚，从此永废达赖之制”等治藏策略。从温宗尧这份奏折和他在藏诸举来看，其识见要高于联豫，他的措施相对而言比较温和，建议对藏民与汉民一视同仁，逐渐改良西藏政事。但是，清廷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报界还披露，为了在西藏实行新政，清廷准备对西藏实行“强迫政策”和“政教分离主义”。所谓“强迫政策”，实际上是赋予驻藏大臣军政大权，在传统的羁縻政策中适当加入强硬手段[62]。所谓“政教分离主义”，是指划分西藏的政权与教权，使达赖仅管教权，而政务统归驻藏大臣管理。清廷本拟由驻藏大臣与十三世达赖和平商议办理，因川军入藏，达赖潜逃印度，清廷下令革除达赖名号，另觅转世灵童，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今后政务均由驻藏大臣报中央批准施行，达赖与外人所订私约清朝概不承认[63]。从此之后，清廷一改之前因循姑息的羁縻手段，而采用强硬手段来推行新政，其中含有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同化思想，清廷的筹藏思路也因此有了偏差，与达赖等西藏上层势力的矛盾终不可调和，为辛亥革命后汉藏矛盾爆发和西藏“离心”埋下了隐患。
三、小结
清末朝野筹藏观经历了一段逐步成熟的过程。近代以前，民间对西藏的了解以道听途说居多，偶尔出现几部有关西藏的游记和介绍性文字，或认识模糊，或错误颇多。在中文报刊这种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出现后，介绍西藏的文章逐渐增多，但以转译国外西藏游历和研究的文章居多，国内筹藏观总体处于低水平阶段。即便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西藏的研究也进展缓慢。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国人对救亡图存的要求空前迫切，对于边疆危机也着意关注。国人开始全方位地深入探讨西藏问题，理性地分析筹藏措施，各种新思潮也在这些筹藏文章中有所反映，于拓宽思路有益，但有生搬硬套之弊。大量有关西藏的时论和研究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对民众影响深远，对政府的西藏施政也起着指引和参谋作用。不过，舆论低估了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国人对西藏新政带有盲目乐观和自大的倾向，对政府改革走入误区有一定影响。清朝在西藏采用强迫政策推行新政，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却为民国时期西藏的“离心”种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