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儒学“经世致用”和“开放包容” 思想特征的源流探究
林元昌
摘 要 儒家源于远古王宫中司徒官职，儒学源于远古“天下统一的道术”，这个历史渊源使儒家和儒学先天就具备了“经世致用”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这也是儒学区别于古代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儒学经过长时期的激荡和升华，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调，同时揭示了儒学源于朝廷也必然回归朝廷的演变轨迹。
关键词 儒家儒学；开放包容；思想渊源；多元一体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流变中，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格局。近几年来，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揭示，儒家思想虽博大精深，但“经世致用”和“文化包容”精神却是从孔孟到朱熹(新儒学)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儒家区别于古代其他学派和思想体系的主要标志。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沿着汉代“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儒学的源流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探究儒学基本价值观中的文化基因的缘起。
在初中数学教学期间共有着三种函数种类，其中一次函数通常是学生最早了解的函数知识，学生对其的印象也较为深刻，其所蕴含的函数性质也极为简单。对于一次函数的这一特征，在其与动点问题成分结合期间通常具有较长的题目与数量较多的动点，在提出问题情况下还需要对分析讨论方法进行使用，通过其主要特征制造相应的难点。因此对于此类问题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一、诸子百家之学源于远古王宫中的“统一道术”
探讨一种思想和学术的流派和作用，首先要探讨它的源头，古人也一再提示，学术根本任务就是要“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要考察儒学源流，首先必须从诸子百家的源流以及儒学与诸子百家的关系谈起。
最早对诸子百家进行归类和源流考证的是西汉的刘向、刘殷父子，他们离诸子百家所处的时代还不到一个世纪，正是总结的契机。他们在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说时，重视其产生的历史源流，内容分类和归纳总结，如在《七略》小序中，将春秋以降盛行的诸子之学分成儒、道、法、阴阳、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经过对上述各家的学术起源考证和总结，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宫”学说。他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俾官”[1]。刘向父子认为，“先言其学之所自出，此明其所长，而终言其弊的模式，考辨诸子百家之学术”，“其言皆深通乎道术之源，而确有以见其得失之故，殆无一字虚设”[2]。同时，他们以历史的眼光，把诸子之学纳入到《六经》的学术体系之中，成为华夏文明的文脉之一，论证了诸子流派的学说都是上古王官在某一方面学术和技艺的发展和演变，是对远古帝王之道的领悟和总结，并有进一步发挥成一种学说的趋势，虽然在代际传承过程中都有着嬗变和叠加。著名学者汪高鑫认为：“如果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六家分类诸子主要是通过辨章诸子学术而成的不易之论，那么刘氏‘诸子出于王宫’论则主要是通过对诸子学术考镜源流而形成的一个重要成果。”[3]无独有偶，比刘向父子时代更早的，战国时代庄子(周)同样认为，在诸子百家诞生之前，以周王室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应有统一的文化传统，其精神价值正如庄子所说：“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4]这种文化传统应在王宫中孕育和保留，其基本价值观保留在《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经典之中，且每一篇都有其不同的功能，“《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5]。虽然这样功能划分不一定正确，其出现的次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先有后，但史料表明，上述几部经典确实是在孔子以前就已出现的，并且都是道(学)术范畴之内，代表了远古以来华夏文明的文化主流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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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源于古王宫中的“司徒之官”
从上述的西周青铜铭文看，总结起来，司徒的职能有四项：一是管理王室的籍田；二是掌管奠还之地的山林、川泽、畜牧等；三是继承祖先的所任冢司土之职，管理成周八师的军队；四是继续做好并继承祖先所任卜官之职。可见，司徒不仅管理籍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还管理军务和卜事。可见，司徒管理着国家的众多事务，所承担的职责比其他几类职位宽泛得多，任务也重大得多，到春秋时期，司徒的职位虽有变化，但治理民事、掌管户口和田籍者几项职能就相对固定下来，与治军的司马、治工程的司空、治刑狱的司寇成为各诸侯国治国理政的“执政官”。史料文载，司徒的官职是种古老的官职，也许从虞、夏时期就已设置，是由一个家族或部族代代世袭的专业职位，如古史载，鲧治水失败后，要由其儿子禹继承这份事业，就提供了片段的远古“世官职”制度信息。从上述铭文“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更乃祖考司卜事”可以看出，周天子一再以严肃的口吻强调“祖考”，意思是告诫“司徒”要弘扬祖先的德业，做好所管政务。司徒掌管着一个王国军队和卜祀，在远古时期，“祭与伐”是国之大事，在早期的部族政权中，更是施政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运转的“核心”。反观，能够任司徒官职的人必定出于擅长治民和祭祀的专门部族，可以谓之“政治世家”。
由于远古司徒职务世袭，祖先留给他们专治民事的传统和经验就成为原始儒家的学术来源，经过代代的总结发挥，形成自己的学说——儒学。儒家学说与古王宫的司徒职能(业务)密切相关，主要有两点：一是治国理政，二是教化祭祀。特别是前者和他们的“世业”的联系更为密切。“卜”在早期国家中的角色，即指导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智囊团”，又是教育官员“敬天保民”的导师，也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解释者，是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角色。失去了“王宫奉养”的司徒之后裔，在“学术市场”上必须与其他学派竞争，推销自己的学说，以获得各诸侯国统治者的承认，弘扬祖先的基业。因此，他们必须在“怎样治国理政，怎样推行教化”这两个问题作出解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成为儒学内容的基本框架。后来，经孔子等人的不断努力，形成了治国和教化相结合的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孔子门生三千，七十二贤人，其中大部分做官或为诸侯幕僚，有力地证明儒学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特殊作用。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言，“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并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8]八纲领，就充分说明了儒家学说的性质和功用。
命免作司土，司奠还林，罘(及)吴(虞)罘牧
在西周初期乃至更早的时期，除职务世袭外，无论是学者还是手工业者也是“世袭”，均“食于官”[7]，如“殷民六族”。即文化和技术皆供职于王官，由王宫奉养，并且专门由一个部族出任并世袭。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周天子式微，特别各诸侯国对虞、夏以来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选聘的“官僚制”逐渐取代了世袭的“世官制”，朝廷官职、专业技术官僚与部族世家脱钩，导致“宫学下移”“学术下移”“工艺下移”，这些“以官为业”的世家子弟和专门技术人才流落民间，但不甘寂寞、在各诸侯之间游说，施展自己祖传的技艺，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争取在朝廷之上有一席之地，重新返回王宫，逐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史籍漏载的现象，源于王宫的手工业者很快在民间找到自己的“市场”，在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推动了春秋时期的经济繁荣和手工业的发达，也出现了“百家争技”的时代。
——(《酨簋》铭)
（3）教师要合理整合教学资源。“植物的生殖”一课中，教师呈现了大量教学实物：学生用于枝接、芽接的材料，嫁接植株的展示标本，学生生活中常见的水果花卉等。虽然每项实物都服务于教学设计，特别是学生生活中常见的水果花卉，意在让学生领悟到植物多种多样的繁殖方式在生活中的应用。但课堂40 min容量有限，大量实物堆砌，易让人混淆，教师应当根据课堂设计，合理删减部分实物，力求清晰明朗呈现课堂主线。
——(《免簠》铭)
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
——(《忽壶》铭)
5.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应从防火、防爆、防震、防洪涝、防尘、防腐、防噪声等方面考虑与城镇、工业区、港区及各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使电厂设施布置在环境保护和卫生防护的有利地段，使其符合环境保护的法规、法令的有关规定和地方法规的具体要求。
——(《忽鼎》铭)[6]
正如上文所指，经刘氏父子考察，“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也就是说，儒家的原始身份源于古王宫里的“司徒”职官。司徒是上古、中古历史上频率出现最多的官职名词，问题的关键是“司徒”在古王宫是什么职位，具体负责什么事务。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只能考察西周初年王宫里的官员设置情况。在西周政府机构，官员基本上分为三大块：王室外庭政务官、王室外庭事务官、王室内庭的事务官。而王庭外庭的政务官是西周王庭施政的中枢，其官职的设置有任人、准夫、牧、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任人”即“常任”，执掌政务；准人，“准”意为“公平”，执掌司法；“牧”即“常伯”，掌管民事；司马主军，掌管军队；司空(工)掌管王国的工程建设；司寇是主刑之官；司徒，也叫司土，司徒掌管的政务与上述官职相比是比较复杂的，是个复合性的职务。
王曰酨，命女司土，官司籍田
三、“治理民事”之职哺育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
关于“司徒”，西周青铜铭文记载有这么四条：
更乃祖考司卜事
中国学术出于王宫，在源头和基因上就决定了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儒家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土壤，都规定了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以现实政治为依归。从儒学史上看，无论是孔子周游列国而“仿周礼”，还是孟子“施仁政”，到朱熹的“正君心”，无不把自己的学说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经世致用、体恤民情、尊君重教等学说都是儒家永恒的主题，体现了儒学一脉相承的风格。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就高度地总结了儒家的政治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大历史角度看，其揭示了儒学源于朝廷也必然回归朝廷的演变轨迹。
再者，儒学根源于古王宫治国理政与教化祭祀官员职能，在文化基因上就带有实践性和关注现实的浓厚情怀，经世致用就成为儒家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诉求。因此，儒学在源头上就保证了它的实践性和世俗性，随着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从而确保了中华文明在世俗的轨道上前行，成为世俗文明，而且把伦理道德融化在世俗性的理论中，成为民族性的社会德教。西方学术文化的源头基本上源于社会民间，学术服务目的性不是很强，虽有很大的自由性，但又强调团体组织性和服从性，随着思想的传播和蔓延，发生变异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也为宗教的起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而“建构了一种宗教文明”[9]。
四、“考司卜事”之职孕育了儒学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
近年来考古资料表明，华夏学术(道术)应该是在夏商周乃至更远时期王宫中孕育，其基本精神散落在《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经典之中，且每一篇都有其不同的功能，而弘扬与传承上述文化典籍的文化巨匠是孔子。而孔子能当此大任者，与其家族、背景和经历密不可分。孔子是商朝贵族后裔，商朝是具有浓厚的“祭祀”氛围传统的王国，孔子家族就是“考司卜事”的“世家”，孔子在年轻时就有很高的“祭祀”天赋，做过短暂的民间祭祀礼官。在夏、商、周三代，“祭与伐”是国之大事，“祭”是文化，“伐”是武功。因此，祭祀是当时一个王国文化的折射，是哲学价值观、历史文化认同最初的萌芽状态，这就要求担任祭祀官者必须有较高的综合、包容、归纳和升华的专业素养。孔子就对上述的“王宫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修订，如《诗》在孔子之前就有近3000篇，而经孔子综合整理后，就剩300篇，集成《诗经》，诗的内容和格调都是被孔子认为充满“正能量”的，因此，孔子曰“诗无邪”。孟子赞道：“孔子之谓集大成。”[10]即“天下统一的道术”从分散的状态即“官学下移”，又在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回归成一体。历史事实是孔子继承和综合了华夏文明诞生以来的文化成果，构建以“仁”为核心理念的、来统摄和集成上古文化的儒学体系。从儒学的集大成和包容性的特征看，综合和继承各家学说的精神，创新和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学说体系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说和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宋代的朱熹继承和弘扬了孔孟儒家的传统精神，汲取了儒、佛、道及综合了北宋之前的诸子百家学说，构建了以“理”为核心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也称新儒学和“后孔子主义”。正因为儒学有着这样的包容力和消化力，其基本上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特质。牟钟鉴先生指出：“儒家之所以成为尔后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的主干和底色，是由于它对炎黄以来的中华文明进行综合创新，他的仁学为礼文化注入了鲜活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人本主义的精神方向。”[11]再者，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有‘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又通过儒道互补，形成开放包容的心怀，能够吸纳异质和外来文化，使之和谐相处并互摄营养”[12]。因此，儒学以及后来的理学其实是综合前代优秀的文化成果而集成的学说，体现儒学的包容和开放性，以及强劲的消化能力，必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又看到奇特的一幕。天空出现了微红的太阳。阳光洒在高速公路两旁的大树上，让那些秋叶更加金黄。我想，就用这秋叶代替那红罂粟，献给曾为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们。于是，我口占一首七言绝句。诗云：
五、结语
经世致用，开放包容思想的源头是华夏远古先民在实践中形成朦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折射，由于历史的机缘，得到了“百家之一”的儒家传承与弘扬，也促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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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10-0132-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福建省委统战部人文社会科学B类项目“人格与学术：南宋书院与朱子理学——以考亭书院为案例的历史考察”(项目编号：TB18052s)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林元昌(1960-)，男，福建尤溪人，武夷学院统战部、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统战文化、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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