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刻本《世说新语》补刻刘辰翁评点真伪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本论文,真伪论文,世说新语论文,补刻刘辰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可谓名人评名书，后世颇为重视。然而关于其真伪，最近却成为一个问题①。明代凌濛初、凌瀛初、张懋辰等都分别刊刻过《世说新语》，辑录刘辰翁的批语，清代还在不断翻刻。凌瀛初在四色套印本上题识云：“余弱冠时幸睹王次公批点《世说》一书，发明详备，可称钜观，以刻自豫章藩司中，不能家传户诵为恨。壬午秋，尝命之梓，杀青无几，惜板忽星失。余惟是有志而未逮也。嗣后家弟初成得冯开之先生所秘辰翁、应登两家批注本，刻之为鼓吹。欣然曰：‘向年蠹简残编，已成煨烬，今获捃摭其全，良为快事。’行之已久，独失载圈点，未免有遗珠之叹。予复合三先生手泽：耘庐缀以黄，须溪缀以蓝，敬美缀以朱，分次井然，庶览者便于别识云。”②从这段题识可知，凌氏所见到的刘辰翁评点本，是刘辰翁、刘应登两家的批注本。两家批注的元刻本，现尚存台湾“国家”图书馆。笔者先后在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台湾“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此书胶卷影像③，据此可以细致考察刘辰翁评点的来龙去脉，辨析其真伪。
一、关于刘应登的删注本
刘应登，字尧咨，安福人，景定间漕贡进士。“宋社将危，隐居不仕。其为文出入经史，刘须溪、赵青山交推许之。所著有《耘庐集》、《诗经训注》、《杜诗句解》，行于世”④。同为宋遗民的江西人王炎午，在《生祭文丞相》的“小序”中称赞刘应登与其弟刘应凤“文章超卓，为安成名士”⑤——刘应凤也是宋遗民。王炎午与刘应登兄弟颇多交往，在《回耘庐刘尧咨》的书信里，他称赞刘应登的《杜诗句解》说：“非与子美神交意授不至此，孰谓无两子美哉！”并指出此书：“事注太简，似有矫枉之失。”⑥刘应登注《世说新语》也是“刬其长注，疏其滞义”，大量删削刘孝标的注释，略微增补一些自己的笺注，风格上与《杜诗句解》“事注太简”是一致的⑦。
刘应登注《世说新语》，历来公私书目罕见著录。惟明万历时期凌濛初兄弟将刘应登、刘辰翁两家批注辑录出来，并与王世懋等评语汇辑在一起，而刘应登原来刊本是如何删削刘孝标注释的，尚无从得知。刘应登的序，常附录于明清刊刻的《世说新语》中。序曰：“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刬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耘庐刘应登自书其端。”⑧刘应登在这里提到“丙戌”，明年即“丁亥”年，此书授梓刻成。据朱铸禹考证，“丁亥”是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而非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⑨。但是这个初刊本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所能看到的是补入刘辰翁批语的元代重刊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两种，一本卷首有清末藏书家叶昌炽的“题识”，云：
此书旧有二刻：一王弇州本，一袁褧本，皆三卷。此本八卷，耘庐刘应登刊。旧注删节，十无二三；间有应登自注，随文训释，无所发明。其《自序》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手校家本，明年授梓。”书中遇宋讳缺笔，应登当为宋人。丙戌，理宗宝庆二年也。然中有须溪刘辰翁评。辰翁，宋末人。宋亡上据宝庆丙戌计四十年，其评未行，应登无由采之。反复审谛，乃知后来所窜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题名刬去未刊，卷三始题云“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为一行，“须溪刘辰翁批点”为一行。此必原刻撰人、注人分列二行，后并为一行，即以所空一行补刻刘辰翁姓氏。前二卷偶脱之，或是补刻不坚，随即损落。评语皆在各条末行，挤到末行无空，则移上方，亦有竟刬去本文，重为挤刻，以留余地，无越行者，此尤补刊之迹，显然可认。原刻颇精，补入之字不堪寓目。盖宋元之际，辰翁评本如少陵诗之类盛行于时，坊肆借以炫售尔。每半页十行，行大小皆十七字。以今本勘之，卷一“管宁华歆锄菜”一则，今本与上一则误合为一，此本不误；字亦颇有异同。旧为鄂中张濂卿先生藏书。翼翁从先生受古文学，得于其师，出以相示，为书数语归之⑩。光绪乙酉叶昌炽。
此元刊本钤有“张裕钊图书印”、“濂亭”、“余园藏书”、“霅州许氏怀辛斋图籍”、“怀辛居士”、“博明鉴藏”诸印，知为张裕钊(字濂卿)、许厚基(字博明，号怀辛居士)故物，当即是凌瀛初所见“刘应登、刘辰翁两家注本”。此本大量删削刘孝标注，正如叶昌炽所言，删存“十无二三”，其中也有刘应登简注，时有见地。如《纰漏》第5则：“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据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则谓第二者为中。今谢昆弟有六，而以据为中郎，未可解。当由有三时以‘中’为称，因仍不改也。)”“章仲反”三字，袁刻本作“章伸反”，皆不得其解；朱铸禹本改为“章仲友”与下“按”连读，似乎“章仲友”为一人名：均误。惟刘应登注曰：“中，章仲反，次也。”也就是说，“章仲反”是用反切法注“中”的音，中(zhòng)即“次”的意思。问题便迎刃而解。
二、关于元刻本补刻的刘辰翁批语
元刻本刘应登删注《世说新语》中刘辰翁批点文字的“补刻”性质，上引叶昌炽的“题识”说得非常清楚：“补刊之迹，显然可认……盖宋元之际，辰翁评本如《少陵诗》之类盛行于时，坊肆借以炫售尔。”潘建国说明了刘辰翁批语的“补刻”性质(11)，兹不赘述。那么，刘辰翁是如何批点《世说新语》并被“补刻”上去的呢？
(一)刘辰翁和刘应登年辈相差而关系密切。刘辰翁的其他文章至少在两处提及刘应登，一是《乐丘记》(12)，乐丘为刘应登父刘仲达的斋号。《乐丘记》有云：“科举前杰然有文采志虑可喜者，惟安成刘翼父(甫)兄弟。日，翼父(甫)请曰：‘余兄弟为家君求乐丘于马淦阳，既书之，而家君望子，愿子记是丘也则出。’其云云如画。余盖难言之而辞之，辞之又难。人子以此娱亲而亲之乐适在是有余矣。达哉此叟……而予与叟老是丘矣。叟名某字某，闻其言知其盛德人也，宜寿宜有后。”说的是刘应登、刘应凤兄弟为父亲求得乐丘，其父一定要请刘辰翁作记。最后“予与叟老是丘”云云，显然是同辈人的口气，说明刘辰翁与刘应登父刘仲达是同辈人，年岁相差不大——时刘辰翁已年过五十，刘仲达六十余岁。一是《乐丘处士墓志铭》，有云：“达仲，乐丘翁也。余尝记乐丘，知其贤且达。已记之后三年，而乐丘翁死，年七十，乡人士惜之。是年翼甫又死。其中子应登将以丁亥某月日葬乐丘。请曰：‘应登与弟，及门旧也，而弟已矣。”(13)刘辰翁的这段文字提到刘应登的父亲刘仲达、弟弟刘翼甫相继去世，于丁亥年下葬，这正与刘应登《世说新语序》所谓“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的“病思无聊”心态相呼应。这段文字中刘辰翁还提到自己作的《乐丘记》，作于刘仲达死前三年，也就是在丁亥年前数年时间内。最关键的是刘应登请刘辰翁作《墓志铭》时说“应登与弟，及门旧也”的话，意思是说自己和弟弟过去都曾拜刘辰翁为师，忝列门墙——或许有谦虚之意，不一定是真正的学生，但至少说明刘应登和弟弟刘应凤都算是刘辰翁的晚辈——这与《乐丘记》所记述的口气也是吻合的。
(二)刘辰翁是在刘应登删注本上从事批点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刘应登删注的《世说新语》刊刻了，时刘辰翁五十六岁。照情理刘应登将新刻的《世说新语》敬呈给师长辈的刘辰翁是完全可能的。刘辰翁就是在这部《世说新语》上从事自己的批点。其实，早在十余年前的南宋恭帝德祐初年，刘辰翁就开始着手批点唐人王维、韦应物的诗集，后刊刻成《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和《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前书卷末有刘辰翁跋语，署云“德祐初初秋看二集并记”。卷首则有刘辰翁丁亥年的序云：“丁亥正月，为康绍宗刻此本，复书其后。”也就是说德祐初(1275)初秋前，刘辰翁就手批了《韦苏州集》和《王右丞集》，十二年后的丁亥年(1287)由康绍宗刊刻行世。那么，为什么说刘辰翁批点的就是刘应登删注的《世说新语》？是否有可能元刻本刘应登删注《世说新语》上“补刻”的刘辰翁批语是“元代坊肆伪托”的呢？细致考察这部元刻本“补刻”的批语，足以证明刘辰翁批语就是批在刘应登删注的《世说新语》上，绝非后人伪作。
1.刘辰翁批语所指涉的文本内容，只能是刘应登删注本。如：(1)《赏誉》第132则：“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傲朗。’”刘辰翁批曰：“一字是病，一字是德。”所谓病，是就“傲”而言；所谓“德”，是就“朗”而言。但是，惟有董弅刻本和刘应登删注本作“傲朗”，其他宋刻本如陆游刻本、湘中刻本均作“彻朗”(14)。如果是“彻朗”，很难说“一字是病，一字是德”。(2)《巧艺》第11则：“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刘辰翁批曰：“仲堪眇目。”就这个删注本而言，辰翁批注很有必要，否则读者无法理解“形恶”、“正在眼尔”、“轻云蔽日”的意思。但是其实原本在“明府正为眼尔”后有刘孝标的注：“仲堪眇目故也。”是刘应登把刘孝标的注删去了，才导致文意不清，刘辰翁觉得需要补上，才下此批语。而在董弅刻本、陆游刻本、湘中刻本里，本来就有刘孝标的“仲堪眇目故也”六字注语。若刘辰翁批的是这些本子，怎么还会画蛇添足地批“仲堪眇目”呢？显然刘辰翁批语的底本不是这三种本子，而是刘应登删注本。(3)《简傲》第15则：“王子敬兄弟见郄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箸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郄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儿辈敢尔！’”刘辰翁批：“备极世情。只‘儿辈’是，别本作‘鼠辈’，非。”刘应登删注本这则的末四字“儿辈敢尔”，董弅刻本、陆游刻本、湘中刻本均作“鼠辈敢尔”。所以，作“鼠辈敢尔”的这三种本子，都是刘辰翁所谓的“别本”，不是刘辰翁批点所依据的本子，他依据的正是作“儿辈敢尔”的刘应登删注本。(4)《简傲》第12则：“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
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已。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安曰：‘阿螭故作尔！’”刘应登删注本的最后五字“阿螭故作尔”，董弅刻本、陆游刻本、湘中刻本均作“阿螭不作尔”，但是，刘辰翁的批语是：“‘故作尔’三字，极得情态，何必尔！”很显然，刘辰翁批语的底本是刘应登删注本，绝不是其他本子。(5)《尤悔》第5则：“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刘辰翁批云：“导亦为此言邪？”意谓王导性格宽厚，不会说出这样尖刻的话。其实刘孝标的注，已经怀疑这一则的真实性了。刘孝标注云：“按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而刘应登删去了刘孝标的注，导致了刘辰翁下此批语。在删去刘孝标注的情况下，下那样的批语是合理的。如果批的是董弅刻本、陆游刻本、湘中刻本，刘孝标的注豁然在目，刘辰翁作此疑问的批语，也就多此一举了。以上几例，是从批语的底本上考察，结论是刘辰翁批语只能是刘应登删注本，而不是董弅刻本、陆游刻本、“湘中刻本”等。
2.刘辰翁批语有的就是针对刘应登的删注而发的，说明刘辰翁在评批时阅读的就是刘应登删注本。如：(1)《德行》第3则：“郭林宗(泰)至汝南，造袁奉高(闳)，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刘辰翁批：“本语云奉高‘清而易挹’。四字有味，不宜去。”通行本有刘孝标注，引《泰别传》曰：“薛恭祖问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耳。’”而刘应登删注本删去了这一注释，所以刘辰翁说“‘清而易挹’四字有味，不宜去”，即刘应登不应该删去。(2)《德行》第6则：“陈太丘(寔)诣荀朗陵(淑)，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纪)将车，季方(谌)持杖后从。长文(群，元方子)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皆淑子)文若(彧，绲子，淑孙)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刘辰翁批：“元注有‘五百里内’，复不可少。”所谓的“元(同‘原’)注”，是指被刘应登删去的刘孝标注：“檀道鸾《续晋阳秋》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刘辰翁认为这个原注不该删去，显然是针对刘应登删注本，而不是原存此注的董弅刻本、陆游刻本、湘中刻本。(3)《政事》第16则：“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元刻本刻有刘应登注，曰：“谓就连竹根用为篙，以代铁足。”旁边补刻刘辰翁的批语：“非此解，殆不喻。”显然，刘辰翁所批正是针对刘应登注而发，离开刘应登注，就无法理解刘辰翁的批点。(4)《轻诋》第13则：“高柔在东，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
(奴角反)中，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寔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这是刘应登删注本的文字。刘辰翁批云：“真长对仁祖语，大是有情，谓偏处言轻，不足为高重耳。高柔误认。别本‘爱玩贤妻’、‘隐而不遂’，极可观。”刘辰翁这里所谓“别本‘爱玩贤妻’、‘隐而不遂’，极可观”云云，显然也是指刘应登删注本以外的未删本，指刘应登删去了的刘孝标原来的注释。刘孝标的注，正是“爱玩贤妻”、“隐而不遂”的内容，但是被刘应登删去了，所以刘辰翁略有遗憾地说“别本”“极可观”。以上几例说明，刘辰翁批语与刘应登删注《世说新语》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或许有人说，可能元代的坊肆书贾正是根据刘应登删注《世说新语》这个本子而伪造出刘辰翁的批语，并补刻上去，所以才造成刘辰翁批语与此本《世说新语》正文、删注的高度相关性。这个推测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刘辰翁的批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在指擿、批评正文和注释的错误。试看这些例子：(1)《德行》第24则：“郄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刘辰翁批曰：“‘郗’误作‘郄’，后同。”此元刻本的“郄”字应该是“郗”才正确，现存所有宋刻本均不误，惟独刘应登删注本所有的“郗”字都误作“郄”，所以刘辰翁批曰：“‘郗’误作‘郄’，后同。”(2)《德行》第37则：“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曰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刘应登注：“谓恐因弹鼠而误发伤人也。”刘辰翁批曰：“解误，可笑。”刘应登说弹鼠而伤人，是把“门下起弹”的“弹”字理解为“投鼠忌器”的“投”，其实这个“弹”字是用言辞来“弹劾”的意思。所以刘辰翁嘲笑刘应登误解。(3)《德行》第28则：“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中兴书》曰：‘攸弃儿于草中，儿啼追之，至暮复及。攸系儿而去。’)”元刻本刻有刘应登的按语，云：“攸弃儿全侄，局于势之不可两全尔，儿追及之，‘系之而去’，毋乃无人心天理乎？不复有子，于此见天道之不可诬也。”在这段话后补刻刘辰翁的批语，云：“谓系儿树上者(15)，喜谈全侄而甚之也，使其追及，任所能行，何事于系？言‘系’者谬，罪‘系’又非。”刘辰翁所谓“罪‘系’又非”，正是针对刘应登的按语而作出的诘难。(4)《德行》第30则：“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刘应登注释云：“谓父之交，不欲人言其名。”刘辰翁辨曰：“谓‘不欲人名其父交’，非也。意必有长短之论。”这正是直接否定刘应登的注释。(5)《贤媛》第25则：“王右军郄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第26则：“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刘应登评论这两事说：“此二则皆妇人薄忿夫家之事，不当并列‘贤媛’中。”刘辰翁不同意刘应登的评论，说：“怨恨至此，我辈所不能道，未可尽非。”所谓“未可尽非”，就是针对刘应登而发的。(6)《政事》第3则：“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此则的“先父在太丘”，董弅刻本同，他本均作“老父”，不作“先父”。刘应登注云：“时元方尚小，仲弓必在，而称为‘先父’，不以为讳。”刘辰翁批驳云：“必无父在称‘先父’之理，未可以年十一故意之。如此注书，或误来者。”显然，末八字“如此注书，或误来者”是在斥责刘应登注释之讹谬。试想一想，元代坊肆书贾怎么可能伪造出这一句来诋毁自己所刻书的价值呢？或许有人说刘辰翁和刘应登交谊甚好，不会用这种批评的口气。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考述的，刘应登算起来是刘辰翁的晚辈，在注释中出现如此不堪的错误，作为父执的刘辰翁批点时直陈出来，有何不妥？
刘应登删注本《世说新语》的价值就在于刘应登的删注，这正是此版本值得元人去翻刻的价值所在。而刘辰翁的批语，或校其正文，或攻击其删和注，元代坊肆书贾怎么可能会“伪托”出这样的批语并补刻上去，来抨击自己的版本如此糟糕呢？这不是自拆己台吗？就这些批语本身来看，显然是刘辰翁阅读刘应登删注本《世说新语》随时批上去的，而不是元代坊肆书贾“伪托”的。特别是元刻本的刘辰翁评语，有一则是与“伪托”动机截然相悖的，可以反过来证明刘辰翁评语的真实性。元刻本全书末页即“卷第八终”的空白处有一段文字，算得上是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总评，曰：“《世说》所载，多无识俚语，然皆今人所有，得而用之，则古亦不可谓无故，自未可弃耳。即□□字面，亦不当忽。无暇细评。”这里所谓“无暇细评”，正是刘辰翁的真实口吻。如果坊肆要伪托刘辰翁的评点借以炫售的话，伪托这么一句“无暇细评”，不是自己将苦心伪托的评点的价值大打折扣吗？明凌濛初把刘辰翁的这则总评移到全书卷首页眉，作为第一则，然而删去“即字面，亦不当忽。无暇细评”十一字，显然这是出于凌氏作为出版商的心计。从中可以反观元代坊肆补刻时，文字真实，忠于刘辰翁手批本，不为“炫售”而删削不利于销售的文字。
3.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与他对魏晋的有关论述相一致，与他的政治态度、晚年遭际时艰的遗民思想是一致的，可以参证元刻本增补刘辰翁批点的真实性。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常用“堕泪之言”、“情真语快”等话头来点评魏晋士人之意真情深。这与他所谓“晋人语言，使壹用为诗，皆当掩出古今，无它，真故也”(16)的认识是一致的。刘辰翁评点《王荆文公诗》，现存元刻本，前有大德辛丑冬至嗣子刘将孙的序言，“目录”后有门人王常的题识，是一部可以确信无疑的刘辰翁评点本。元刻本卷一七之末页，有刘辰翁题识，云：“其诗犹有唐人余意者，以其浅浅即止。读之，如晋人语不在多而深情自见也。”(17)刘辰翁“晋人语不在多而深情自见”的品评，其相近意思在其批《世说新语》中随处可见，如：《言语》“陆机诣王武子”则，刘批：“最得占对之妙，言外谓下盐豉后尚未止此。第语深约，可以味得，难以俊赏耳。”《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则，刘批：“自家潦倒，忧及儿辈，真钟情语也。此少有喻者。”《言语》“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则，刘批：“黯然销魂，直是注脚语耳，未在能言。”诸如此类所谓“言简而情深”的评论，在刘辰翁的《世说新语》品评中不一而足，这本来就是刘评的一个特色。刘辰翁评《世说新语》和他题识《王荆文公诗》的文字具有一致性，是刘辰翁对魏晋清谈的一贯认识。如果说刘辰翁的评语都是“元代坊肆伪托”，那么上引这些评语，是坊肆根据刘辰翁“晋人语不在多而深情自见”一语而发挥出来的？还是坊肆作伪者对魏晋清谈的认识本来就和刘辰翁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刘辰翁是南宋遗民，宋亡后隐居不仕。但故国之思、乱离之痛，在诗词中时有流露。在对《世说新语》的评点中，刘辰翁也时而流露出经历世乱、追怀故国的情怀，这与他晚年心态是合拍的。《世说新语·方正》一则：“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姓凋敝。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这则故事的背景是，苏峻作乱，攻入建康，大肆杀戮，后为温峤、陶侃等所灭，孔坦也辅助王导平苏峻乱。晋明帝诏王导、温峤、庾亮等为顾命大臣，辅弼成帝。孔坦因为得罪王导，出为丹阳廷尉，那里刚刚经历了苏峻叛乱，“乱离之后，百姓凋敝”。孔坦颇有怨言，说了这一番话，意思是，你王导等人得到朝廷的重用，身为顾命，位高权重，我孔坦疏贱，地位低，不在顾命之列，现在把我派到这样一个混乱危险之地，不是白白让我去送死吗！于是以疾去职。刘辰翁评曰：“小人语，岂识国家大体，见辱方正！”简直是愤慨的叱责。这显然不仅仅是斥责晋代的孔坦，而是寄寓着经历南宋亡国的刘辰翁在艰难时事中对家国一体的认识。在刘辰翁看来，在苏峻乱平之后，丹阳一带百废待兴，而孔坦出于一已安危的考虑，出于个人恩怨的私愤“拂衣而去”，置社稷黎民于不顾。所以他责骂孔坦的话是“小人语”，不识“国家大体”，不应该把这一条放在“方正”目。试对读一下刘辰翁给一介布衣汪元量《湖山类稿》所作序，就可以明白在刘辰翁心中何谓“国家大体”。《湖山类稿序》曰：“杭汪水云，以布衣携琴，渡易水，上燕台，侍禁时为太皇王昭仪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锒铛所，为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其诗自奉使出疆，三宫去国，凡都人忧悲恨叹无不有；及过河，所历皇王帝伯之故都遗迹，凡可喜、可诧、可惊、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诗，解其囊，南吟北啸，如赋史传，亦自有可喜。余盖不忍观之。”一介布衣汪元量能陪銮驾北上，对故国深怀眷恋，坚贞不屈，挺起一代遗民的铮铮铁骨，是刘辰翁心目中“识国家大体”的一个表证，和汪元量相比，东晋孔坦之苟且懦弱，皎然可见。刘辰翁“小人语”之批，虽曰评古，实则讽世，因为孔坦并非“小人”。《世说新语·方正》又载孔坦疾笃时语：“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刘辰翁赞叹地评曰：“惜不见话言以下。”“此却非周嵩比。”《世说新语·轻诋》又一则曰：“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刘辰翁批曰：“邦国之叹，何必平生！”显然，也是寄寓故国《黍离》之叹，不论平生如何，当邦国遭际深重变故时，都不免有“邦国之叹”，刘辰翁其实是在自抒其怀。如果说，这些评语都是“元代坊肆伪托”的，那只能说“伪托者”是与刘辰翁有着相同怀抱的南宋遗民。
三、“补刻”是刘辰翁评点的一种早期版本形态
“补刻”和“伪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并非“补刻”就是“伪托”。事实上，在旧板上填木增补，补刻若干文字，是一种常见的版本形态，特别是对于早期简短的批语而言，旧板补刻是一种经济而可行的刊刻形式。笔者查阅刘辰翁评点的现存各种宋元刊刻本，发现补刻并非仅批点《世说新语》一例。首先须了解刘辰翁评点书籍的流传方式，大致有三类：
第一种方式，刘辰翁批点本在生前就上板刊刻，《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和《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就属于这种情况。上文已述，此不赘。
第二种方式，刘辰翁的手批本生前并没有刊刻，去世后由嗣子门生刊刻。刘辰翁批点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就是如此。此书现存大德五年王常刻本。《目录》之末页有门人王常的“题识”：“仆顷闻诗于须溪先生。及半山则始李注本极少。于是先生出示善本，并得其评点。兹不敢私，命刻之梓，期与四方学者共之。”前刘将孙的序亦谓“因士吉刻本，记先君子所尝为荆公感叹者于此”。显然是初次刊刻于刘辰翁去世之后。像刘辰翁评点杜甫诗，还因为弟子罗履泰和儿子刘将孙的分别传播刊刻而形成《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二十二卷和《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这样不同的版本，这是评点传播史上常见的现象。
第三种方式是坊肆补刻本。这部元刻本《世说新语》就是坊肆补刻本。叶昌炽“题识”说“坊肆借以炫售”，是在刘应登丁亥年“授梓”的刻本上补入的。这个推断甚为确切(18)。叶昌炽更为审慎的是，他并没有明确认为刘辰翁评语是“元代坊肆伪托”。“坊肆借以炫售”只是说，因为当时刘辰翁评点其他书籍非常盛行，于是坊肆在《世说新语》原板上补刻了刘辰翁的评语。而很可能的情况是，刘辰翁批点刘应登刻本《世说新语》的手迹本和过录本当时已经出现于市面上(19)，坊肆据此而在刘应登刻本的原板上补刻刘辰翁的评语。刘辰翁评点的补刻形态，《世说新语》并非惟一的例子。与元刻本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补刻情况如出一辙的，还有元建安熊氏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20)。此书卷首题“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之一”，次行署“宋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第三行上题“纪行”，但同行下署“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其他各卷首页的情况都是如此，即在第三行补入“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九字，字迹拙劣，显然不符合一般刻书版式，是后来补刻上去的。刘辰翁的批语，都是补刻在空白处，如卷一第一首《壬寅二月……寄子由》，就是在最后一行余空加白盖“批”字，增批语“一笔转换，不复属对，盖杜体而甚之”。翻检全书，刘辰翁的批语都是见缝插针式地补刻在空白处，而不是和原诗、原注自然镶嵌，同时上板。将此元建安熊氏刻本，与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本相对照，版式基本相同，惟宋刻本各卷首均无“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字样，各诗后也无刘辰翁的评语。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元建安熊氏刻本刘辰翁批点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就是在宋刻本的空白处增补刻入刘辰翁评语而成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元刻本刘辰翁批点刘应登校刻《世说新语》，是在原刻本上补刻入刘辰翁批语一样(21)。在我们无法否定刘辰翁批点过《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否定刘辰翁批点过《世说新语》。其实，在原刻本上补刻入批语而成为一种新的本子，是评点发轫时期的一种版本形态。元代刻书工价高昂(22)。从刻书商的角度看，比起另刻新板来，成本要小得多，同时也产生“借以炫售”的经济效益。
综合上述考辨，笔者认为，《世说新语》元刻本所补刊的刘辰翁评语是真实的：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刘应登刊刻本《世说新语》面世后，刘辰翁得到了这个刊本。在去世前的十年内(1287-1297)，刘辰翁在这个刊本《世说新语》上进行批点。刘辰翁去世后，这个手批本在嗣子门生间流传钞录，后为1287年刊刻刘应登《世说新语》的那个坊肆所得，并据之以补板重印，形成了现在可见的这部补刻本《世说新语》。这个补板刊本，据前引潘建国文章推断，大约在元大德前期。从刘应登刊刻《世说新语》的元至元二十四年，到刘辰翁晚年加以批点，再到元大德时期的补板刻印，时间不过二十年。元大德时期，刘辰翁的嗣子刘将孙、门生王常、罗履泰等都还在世，而且陆续在刊刻刘辰翁的评点，不可能有胆大妄为的坊肆“伪托”刘辰翁的评点，伪造出一部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出来。其实，坊肆作伪，是明代万历以后逐渐兴起的现象，元代时并不常见。我们不能根据当时未曾提及或后世未曾著录而轻易断定伪托。如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集》，现存有明活字本《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刘辰翁评点、明顾道洪参校《孟浩然诗集》(万历四年顾氏藻翰斋刻本)，刘辰翁、李梦阳评《孟浩然诗集》(凌氏朱墨套印本)，刘辰翁批点、袁宏道参评《孟襄阳集》(明末刻本)。但是，刘辰翁《须溪集》没有提及孟浩然，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集》没有宋元刻本传世，宋末元代和明初书目也未著录。那么，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集》会不会是明代某坊肆作伪，然后各家转相以讹传讹呢？如果以怀疑一切的眼光看，这不免是一个问题。然而我们查考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全书末页有刘辰翁的题识云：“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晏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偏入幽寺。二人趣意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采色，不免有轻盈之意。德祐初初秋看二集并记。”“看二集”，就是批点韦、孟二诗集的意思。特别是后两行有刊者识语“孟浩然诗，陆续刊行”。《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据卷首刘辰翁的序，是康绍宗于丁亥年(1287)正月刊刻的。那么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集》的刊刻一定是在此后不久，都是刘辰翁生前刊刻的评点书，毋庸置疑。刘辰翁评点韦应物、孟浩然诗集由同一家坊肆刊刻，因此从书名也可以推断明活字本《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最接近初刊本的本来面貌。现在宋元刻本的《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已难以寻觅，幸亏有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的刘辰翁“题识”和坊肆的“布告”作旁证，否则的话，若说《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是坊肆伪托，就是一桩无法洗清的冤案了。
注释：
①(11)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②刘义庆：《世说新语》，明万历间吴兴凌瀛初刊四色套印本卷首凌瀛初题识。
③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两种元坊间补刻本，正文板式均10行，行17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左右双栏，版心小黑口，双黑鱼尾，惟字体和序文板式略异；一有叶昌炽题识，一为袁克文题封，乃前者之翻刻本。本文所引元刻本和刘辰翁批语，均据叶氏题识者。
④《江西通志》卷三六，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第2册第261页。
⑤⑥王炎午：《吾汶稿》，《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卷四第3页，卷一第14页。
⑦后世因刘应登注和刘辰翁批合刻而将删削旧注之咎归到刘辰翁头上，如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说：“此书经须溪殽乱卷帙，妄为批点，殆将丧斯文之一端也欤！”(管庭芬、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妄为批点”属刘辰翁，但“殽乱卷帙”者应为刘应登。
⑧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刘应登删注《世说新语》，元刻本卷首刘应登序。
⑨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⑩“翼翁”即查燕绪(1843-1917)，字翼甫，号继亭，为张裕钊入室弟子。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二册)乙酉年正月初十日记载：“午后访查翼甫，出所藏宋元本畅睹。”(江苏古籍刻印社2002年据手稿影印，第998页)所言之宋元本，或许即包括此部元刊本《世说新语》。
(12)刘辰翁：《须溪先生记钞》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天启三年杨谶西刻本，齐鲁书社1977年版，集部第20册第463页。
(13)刘辰翁：《须溪集》卷七，民国《豫章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影印《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07册第133页。
(14)按，宋《世说新语》今天可知者，一为“董弅刻本”，即绍兴八年董弅刻本，三卷，日本东京前田尊经阁藏宋刻本，后有多种影印本。二为“陆游刻本”，六卷，宋淳熙十五年陆游跋刊，原本已不可见，明袁褧嘉趣堂据陆游本重雕，保存其貌。三为“湘中刻本”，宋淳熙十六年刊，原本不可见，惟存沈宝砚校记，可见其一斑。兹据此三种刻本，与此元刻本作比较。
(15)刘辰翁批点时常提及“别本”，即当时除此删注本以外的通行本(如董弅刻本、陆游刻本等)，通行本中引《中兴书》时作“系儿于树而去”，刘应登简作“系儿而去”。
(16)刘辰翁：《简斋诗集序》，《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卷首，日本翻刻明嘉靖朝鲜刻本；又见《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首，略有异文。
(17)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大德五年王常刻本《王荆文公诗笺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8册第11页。
(18)按，台湾“国家”图书馆卡片据此著录为“宋元间坊肆增刊评语本”。
(19)刘辰翁批点本在当时广为传抄，这是事实。如其批点李贺诗，据刘将孙《刻长吉诗序》云：“自是传本四出，近年乃无不知读长吉诗，效昌谷体。”(李鸣、沈静校点《刘将孙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20)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存世尚有元庐陵坊刊本、明成化间刻本等，还有元刊巾箱本刘辰翁批点《选东坡诗注》二十卷，绝非伪作。
(21)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著录“元熊氏刊本(藏国家图书馆，增刘辰翁评点)”，即判定刘辰翁批语是“增补”的(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9页)。
(22)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