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夫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当·沙夫（Adan Schaff,1913—）是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波兰科学院院士和波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多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一九六五年沙夫出版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一书，而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也几乎同时面世。这两部著作的重点都在于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但结论完全相反，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此外，阿尔都塞显然在沙夫此书发表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沙夫的思想，他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曾指名批评沙夫的某些观点。于是，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沙夫又于七十年代发表专著《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根据此书对沙夫的思想观点作简要分析。
一
关于当代结构主义思潮，沙夫首先力图概括其各个流派的共同特征：其一，结构主义者将其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特定的整体，这个整体决定其所有的部分。结构主义者认为，整体大于总和，整体具有部分之总和所不能说明的东西。其二，结构主义者认为每一个系统都是一个特定的结构，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个结构为何。其三，结构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事物或现象的共存性规律（Coexistential Laws）或形态学规律，而不是因果性规律或发生学规律。最后，结构主义者以共时性观点研究特定系统，因而将时间因素排除于这一系统的理想化模式之外（假设t＝0）。〔1〕
沙夫进一步阐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他指出，现实世界是伴有相对均衡状态的运动和变化之流。现实世界的动态与静态的两面性决定了其规律的两重性：历时性（或因果性）与共时性（或结构性）。实际上，要想揭示某一事物的发展变化，首先需要了解此一事物的结构特性以便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从科学史上看，上述两种方法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发生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充分发展，形态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发生学研究的充分发展。科学的实践证明，只有上述两种方法的互补和复合才能给我们提供对于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
但是，虽然以系统分析或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涉及诸多学科且成果丰硕（如林耐的分类学），但长期以来关于此方面的方法论反思却严重滞后，至于两种方法的哲学综合则更难于达致。之所以如此，沙夫认为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处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科学家往往无力充分反思自己的方法并达到一种元理论的自我意识（MetatheoreticalSelf-consciousness ）。其次，即使某一科学家具有充分的反思能力 ，他也往往自发地倾向于推崇自己所注重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不管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存在一个普遍法则，即在一个发生学方法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之后，必然跟随一个充分重视结构分析方法的阶段。事实证明，两个阶段的相互交替和两种方法的均衡发展实乃科学研究的客观需要。
沙夫认为，当代结构主义思潮对于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应该被承认。但这一贡献并不是象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共时性方法对历时性方法的胜利，而是在于它使我们具有了对于认识现实世界的另一方面的更有力的工具。现在，对于两种方法的深入反思和高度综合终于成为可能，我们将会目睹科学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
另一方面，沙夫又指出，所谓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主要是指结构分析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成为“时髦”，它表露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追求严密科学形式的愿望和冲动。事实上，结构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共存性规律的揭示在自然科学中由来已久，但并无人宣称什么结构主义革命。即使在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也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上一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运用了这一方法，本世纪初这一方法则在格式塔心理学中得到体现。然而令人不能忽视的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的潮起潮落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尤为严重。有些从“意识形态”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寻求“纯粹”科学，对马克思进行结构主义的解释。沙夫指出，鉴于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日渐走出法国波及拉美和亚洲，因而必须对阿尔都塞的方法、结论以及心路历程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以正视听。
二
在对结构主义思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沙夫转而对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要深入地理解阿尔都塞的思想，应该首先认真阅读其《保卫马克思》一书的《序言》，因为此文坦诚地表露了他的思想历程和政治信念，是他的“思想自传”。
阿尔都塞在这篇题为《今天》的《序言》中写道：汇编成此书的这些文章“是一种特殊经历的特殊见证。与我同龄的、力图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哲学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2〕他说，二战之后， 他们这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立即被送上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而没有机会研读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曾几何时，他们为了捍卫李森科“生物学”，狂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极左大旗，而当时法国老一辈共产主义者不仅没有阻止他们，却同他们一样过着无知的生活。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终于使他们由狂热转向理智。阿尔都塞痛定思痛，苦不堪言：“就哲学来讲，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去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3〕“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 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4〕于是，他确立了自己真理般的信念： 哲学是可能的，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把哲学作为纯粹的科学来研究，并用科学的实证本质打退意识形态的进攻，以实现哲学的真正死亡。
沙夫指出，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历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一名曾真诚追随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其信仰对象幻灭之后他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赋予另外的意义并推向极端。也就是说，他不愿作叛逆者而宁愿成为异端。对于经历过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挫折的人来说，阿尔都塞是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令人迷感的现象，由此方可得到解释。譬如，“打倒意识形态，科学万岁！”这一战斗口号显然与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潮的结构主义无甚关系。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政治心理情结的宣泄，因而它只对那些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的人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三
在充分揭示阿尔都塞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心理根源之后，沙夫讨论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关于人道主义，沙夫认为，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它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始终。沙夫坚持认为，马克思只有一个，马克思早期的人本学是理解马克思全部思想的钥匙。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学到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逐步深化和完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早年所关心的人的问题（如自由、异化等）不止一次被重新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什么“断裂”，所有的只是清晰可见的“连续”。〔5 〕马克思的思想革命并不在于为了强调“阶级”或“客观结构”而抛弃了人，而在于下述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由“个人”到“社会的个人”。〔6〕由此，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被建立在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基础上，成为革命的和科学的世界观。
沙夫指出，阿尔都塞十分肯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说是反人道主义的。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中写道：“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人们可以公开地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在此绝对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7 〕“以往的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都建立在人性（或人的本质）这个总问题的基础上。”〔8 〕“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的批判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9〕阿尔都塞认为， 入道主义是与科学的哲学相对立的整个意识形态哲学的总问题，是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所接受的理论框架。但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中清算了自己的哲学信仰，对一切意识形态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设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即所谓“认识论的断裂”。因此，马克思只有在信仰费尔巴哈时才是一个明显的人道主义者。而成熟的马克思是反人道主义的，因为他不再从人出发，而是从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等）出发去研究和阐述革命理论的。
沙夫指出，认真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的“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实际等同于“人本学”（Anthropology）概念。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中，人本学是指从“人的本质”出发阐述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观点。所谓人的本质，则指自由、理性等人生而即有的品性。显而易见，阿尔都塞所说的“人道主义”与人们通常的理解大不相同，至少他是在相当狭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而他本人却不愿对自己的独特用法予以说明。沙夫指出，根据通常的理解，人道主义泛指各种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拥护人的全面发展的进步思想。马克思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一种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更高形式的人道主义。
另一方面，沙夫认为，就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而言，“人的本质”是在其全部思想中始终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由此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沙夫指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以对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为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对于“真实结构”的“科学分析”并不意味着对人的否定，因为作为“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包括了具有一定能力和态度的人。人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动力，而且是生产力的要素。
在《阅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曾写道：“假如有人恰巧提出生产关系可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的关系’，他便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10〕阿尔都塞认为，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人这一概念没有理论作用。生产关系虽然涉及到人，但马克思是把人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去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关系决定一切，人和物同样是生产关系的“承当者”。总之，历史过程的真正主体是社会结构，不是人，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
沙夫认为，阿尔都塞为了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而否认生产关系是人的关系，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仅仅把商品生产看作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看不到商品生产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商品拜物教的特征。〔11〕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把生产关系解释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2〕
沙夫还认为，虽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和后来的著作相比思想概念和写作风格有所不同，但人的问题始终是他的核心问题，人道主义实质上是贯穿马克思全部著作的主线。事实上，在阿尔都塞所谓“断裂”（1845年）之后，马克思不仅没有抛弃人，而且相反，他对人的思考更趋深刻和严密，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接下去，沙夫就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一书，阐述了所谓“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看法。在这部被认为是《资本论》草稿的著作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个人乃是他的出发点。但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写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13〕在这里，马克思在时隔多年之后又一次讨论了异化问题。他把异化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认为异化形式的社会劳动将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他写道：“（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4〕
马克思在此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他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5〕
综上所述，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不争的事实。阿尔都塞把社会的发展仅仅看作是客观结构运作的结果，从而否认人的作用和意义，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
四
在分析批判了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错误理解之后，沙夫接着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阿尔都塞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吗？沙夫说，关于阿氏理论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看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两者关系微弱却至关重要。
沙夫首先指出，在阿尔都塞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述中，几乎看不到结构主义的明显特征。虽然有时偶尔出现“结构”、“整体”等概念，并无重大理论意义。但是当阿尔都塞谈到人和历史时，客观结构概念的引入起了关键作用，它堵塞了阿尔都塞理解人的主体作用的道路。于是，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结构无主体的历史故事，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只有客观结构关系没有人的关系的社会。这正是阿尔都塞之思想本质。
那么，这就是结构主义吗？沙夫指出，虽然阿尔都塞的某些思想的确是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但它与那种把结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的学派（如结构主义语言学）毕竟不同。沙夫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对结构主义诸流派应该有一个评价的标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沙夫认为，这个标准应包括下述两条：其一，是否提出了适合自己研究领域的、特定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单单借用别人的方法）；其二，是否将结构方法作为与历史方法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以结构方法排斥历史方法）。
沙夫指出，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结构分析方法本来就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夫曼在其《资本论》评论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结构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互补性。马克思则对此深表赞同。〔16〕至于阿尔都塞，虽然他是当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中的风云人物，但据此标准却难以被称之为结构主义者。这不仅是因为阿尔都塞缺乏独具风格的结构方法，只是借用别人现成的东西；而且是因为他不愿将结构方法作为历史过程分析方法的相应补充，相反却以前者排斥后者。因此，沙夫将其称之为伪结构主义。
五
综上所述，沙夫在对结构主义思潮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揭示社会历史的和政治心理的根源入手，对阿尔都塞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沙夫逐步阐明了自己对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看法。
从整体上说，沙夫对当代结构主义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结构分析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方法之一。当代结构主义的流行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视觉转换，这一转换将使人类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沙夫也指出了结构主义思想运动中的某些主观性和片面性错误。他认为，当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研究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现实世界及其结构的客观性。如果认为结构是任意的，那么结构分析方法就失去了科学意义。此外，他反对某些激进的结构主义以共时性方法排斥历时性方法、以结构方法排斥历史方法的作法，提出了两者的互补性原则。他认为，结构的任意性和片面性正是阿尔都塞错误思想的重要认识论根源和方法论根源。应该承认，沙夫在结构主义风行一时的六、七十年代，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说明这一思想现象，是十分可贵的。
虽然沙夫对结构主义是基本肯定，但他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是根本否定的。他不仅将阿尔都塞的思想称作伪马克思主义，而且根据自己的标准将阿尔都塞逐出结构主义者的行列。关于后者，笔者认为沙夫似乎有失偏颇。因为我们不能否认，阿尔都塞不仅对结构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方面独具匠心，而且其研究成果也自成一家之言，令人瞩目。例如阿尔都塞曾坚持认为，每一个具体个人的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应该用思想的整体来说明思想的成分而不是相反。他还认为，某一特定的思想整体是由“理论框架”从内部统一起来的，决定某一思想的关键不在于思考的内容而在于思考的方式，或者说关键不在于思考什么而在于如何思考。阿尔都塞运用上述方法论原则去分析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他不同意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某些简单的成分（如唯物的成分或唯心的成分等），而是力图揭示青年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框架，并按照不同思想框架的转换来描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化轨迹。上述种种与皮亚杰关于结构概念的定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整性）〔17〕是一致的，而这一定义则是几乎为结构主义各流派所共同接受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上，沙夫与阿尔都塞显然各执一端，阿尔都塞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纯粹的科学”将人放逐于外，沙夫则将人及其自由和幸福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明珠。阿尔都塞抓住马克思思想结构转换的缝隙将马克思一分为二，沙夫则力图用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各个硝烟弥漫的思想战场连成一体。笔者认为，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视为反科学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但沙夫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有牵强之处。笔者还认为，理解两者的尖锐对立尚需诉诸两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不应仅仅注意其理论研究方法的差异。沙夫是当时社会主义波兰的理论家，他尤为注重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意义。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使人类获得解放的革命理论，所以他认为，不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和表述方式有何不同，人及其自由和幸福始终是马克思所关心的根本问题，因而人道主义毫无疑问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至于阿尔都塞，他是在经历了信仰危机和理想崩溃的痛苦之后，在战后法国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反思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功过。他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的重新研究和解释去澄清历史的迷雾，使一度误入歧途的灵魂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家园。为此，阿尔都塞毅然借用新潮的方法，运用含混的语言，作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在这里，理论的对立际会着历史的风云，包含着时代的焦虑，因而不能不令关注当代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掩卷长思。
注释：
〔1〕A.Schaff,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 Pergamon Press,1978,p7～14.
〔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
〔3〕同上书，第8页。
〔4〕同上书，第2页。
〔5〕A.Schaff,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Pergamom Press,1978,p121.
〔6〕A.Schaff,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Pergamom Press,1978,p123～124.
〔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9页。
〔8〕同上书，第197页。
〔9〕同上书，第192～193页。
〔10〕L.Althusser and E.Baliber,Reading Canital,London,1970,p180.
〔11〕参见《资本论》第88～89页。
〔12〕《马恩全集》13卷，第8页。
〔13〕《马恩全集》46卷上，第18页。
〔14〕《马恩全集》46卷上，第520页。
〔15〕《马恩全集》46卷上，第104页。
〔16〕参见《资本论》第二版跋。
〔17〕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