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新秩序论文,民族论文,根本途径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解体后，国际间和国内的民族冲突显得很突出。其实，这是个老问题，又有新的因素。民族问题十分复杂，但是，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一.国际民族冲突与国内民族冲突
我们这里讲的民族是指Nation，通常译作国家。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民族问题的。当然，国内的民族问题往往是同国际之间民族问题有联系的，其中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本文也会附带地谈到。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国家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而存在的。
1、财富是权力的基础；
2、权力是获得财富的保障；
3、国家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保证一国的财富和权力；
4、一国的财富和权力从长远来看是一致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暂时牺牲经济的利益，以达到长期的经济繁荣。
远的不说，单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看，从十七世纪重商主义发展以来，各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力，发生了多次的民族冲突和战争。这类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谴责的。
目前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能否建立国际关系中互惠互利的态势，以避免国际间的恶性冲突。市场经济本身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在国际市场经济中能否做到互惠互利，促进各国的繁荣呢？这里的前提是建立国际间正常的交易秩序。
然而，国际交易中存在着一个难题，即参加交易的各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可能服从于“世界范围的政府”的决策的指导。这里不存在可以作出经济决策的“世界社会”，这里只能存在各国之间的谈判和协议。谈判和协议失败，就会引起冲突，甚至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即国际范围的民族冲突。
国内的民族问题与此不同，因为在一个国家之内，有着统一的政府，有统一的法律，不论实行联邦制或民族区域自治，都必须服从一国统一的宪法，这有利于一国之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交易秩序的确立，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从而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保障。但是，在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国内民族之间也会发生矛盾或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又同国际之间的民族冲突交织在一起。或者是由国际民族冲突引起国内民族冲突，或者是国内民族冲突引起国际冲突。
由上可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如何解决国际间或国内民族利益矛盾问题，是一个老问题。
二.计划体制下的霸权主义与市场体制下的霸权主义
这些新因素出现于霸权主义之后。
前苏联企图用“阶级斗争”和“计划体制”来解决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即从东欧到蒙古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它企图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苏联本身的解体和东欧的激变已经说明，霸权主义下的民族和谐已化为泡影。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经互会”，说到底是为了谋求前苏联的霸权利益，损害了别国的利益，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解体，从而导致前苏联本身的解体。
如果说前苏联用霸权主义下的计划体制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失败，那么美国用霸权主义下的市场体制，能否解决民族问题呢？
霸权主义下稳定的理论把霸权看作是一国在物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其中主要是：1、霸权必须控制原料；2、霸权必须控制资本；3、霸权必须控制市场；4、霸权必须控制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比较优势。
控制原料产地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帝国主义对外奉行领土扩张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原料产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石油的控制，直接影响到美国的霸权地位。
控制资本，同样是权力的重要源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可以廉价地获得资本，对自己的朋友给予优惠贷款，对自己的对手则拒绝给予贷款。例如，十七世纪，荷兰靠自己的良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则是英国。在最近50年，美国以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潜在的权力可以产生于一国的市场规模。对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或关闭自己的市场往往是“经济权力的潜在武器”①。一国的市场规模愈大，它的经济权力也愈大。例如，美国经常以是否开放自己的市场，给予别国以最惠国待遇，作为自己施加影响的手段。
在产品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作为一国权力的源泉是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按照传统理论，工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自己的比较优势。自从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尽管在纺织品和其他基本工业品方面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由于美国能出口高科技产品，并且具有生产未来更先进技术产品的基础，所以它并没有失去某种占支配的经济地位。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一国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的。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具有实行霸权的物质前提。
在1880年，英国是世界金融中心，控制了原料产地，人均收入最高，直到1938年，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4%。在十九世纪，英国科技处于领先地位，劳动生产率最高。
在英国具有霸权的物质前提下，能否维持市场交易的良好秩序，从而维持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呢？回答是否定的。英国作为海洋国家，努力维护海上的贸易自由，但是，它对欧洲大陆国家关闭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它要求欧洲大陆国家取消对自己的贸易壁垒。同时，英国把技术过时的产品倾销到自己的殖民地，而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竞争。
自从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50年，美国占了世界贸易量的18.4%，远远超过了1938年的英国。其劳动生产率超过世界一般水平的程度，也远远超过英国当年的水平。美国在建立世界经济秩序方面的努力也超过英国。
美国企图在同前苏联对抗中，在其核保护伞的控制地区维护自己的霸权主义的稳定秩序：1、建设稳定的国际通货体系，以保证国际的自由贸易和支付；2、建立产品的公开市场，降低关税，取消歧视性的贸易限制；3、以稳定的价格供应石油（美国公司曾一度以稳定的价格向欧洲和日本供应中东的石油）。
但是，从70年代开始，这种霸权主义下的秩序已开始走向衰落。
1、1971年，美国公开宣布废除美元同黄金的固定汇率，代之以浮动汇率制，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不仅受市场影响，而且经常受政府的干预。美元汇率变动频繁，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变动更频繁，建立稳定的国际通货体系的企图已经失败。
2、从60年代中期起，自由贸易制度日益失效，在各国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各国对贸易的控制日益增加，从70年代开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发展。美国由此不断要求各国“自愿限制出口”，各种贸易争端此起彼伏。
3、石油供应体制的破产更为突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后一下子把油价提高三倍，引发了西方深刻的经济危机，直到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一幕又一幕的石油风云，充分说明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实质，正如尼克松所说，“美国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图用自己美元的垄断地位，用自己的国际贸易中的优势，依靠自己控制的廉价石油，谋取自己的霸权利益。这样势必损害别国的利益，引起别国的反抗。总之，在霸权主义的市场体制下，同样不可能出现民族的和谐和合作。
同时，从80年代开始，美国作为霸权的物质优势已经大大衰落，就美国所能控制的原料（如石油）和资本（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债务危机）来说，已经够不上霸权的地位，只有在自身是一个大市场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还有些优势。
由上可见，在霸权主义下，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都不可能解决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当前民族问题比较突出，是同霸权主义之后有关，这些新因素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国际经济政治合作的新秩序是否有可操作性？
在前苏联和美国霸权主义下的稳定失败后，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世界各国会经历动荡和冲突，甚至战争，在战后又会确立新的霸权，再出现新的霸权主义下的稳定，整个世界将经历着这种循环。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在霸权主义之后，有可能出现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新时代。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勃特·基奥恩的《After Hegemony》（霸权之后）(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他认为，国际间的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和谐。国际间的和谐相当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一国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自然促进了各国的利益。这并不是现实的世界。国际之间的合作并不排斥各自利益的矛盾，而是通过协商、谈判、政策协调，寻求共同的利益。
他把国际间的秩序(Regimes)理解为国际当事人在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所谓原则是指对事实和习惯的尊重，准则是指权利和义务的标准，规则是行为的指针，决策程序是指作出集体选择的通行作法。
他认为，霸权主义下的合作之所以失败，既在于政府市场失效，也在于经济市场失效。在现代经济学中，把市场失效归结为经济的外部性，在霸权主义的市场体制中，霸权国家通常把政治和经济的外部性，即政治和经济的成本转到其他国家，而把收益攫为己有。
他用科斯的产权理论来分析在霸权主义后能否建立可操作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新秩序。先看看科斯举的一个例子。例如，有两家工厂，一家是染料厂，一家是洗衣厂。染料厂污染空气，使洗衣厂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而要改在户内晾衣服，为此必须增加投资2万美元而没有收益。相反，染料厂增加防污染设备，需增加1万美元投资。如果法律有规定，污染者必须自己治理污染，那么染料厂必须自行投资1万美元而没有收益。如果法律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洗衣厂会同染料厂谈判，也许支付1万美元—2万美元之间的费用，使染料厂增加防污设备。
这个例子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即通过谈判可以找到某种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国际合作中的难题：①在国际间没有权威机构规定的共同遵守的法制，比如反污染法；②缺乏完善的信息，互不了解彼此的成本和收益，不可能像染料厂和洗衣厂那样简单：③国际之间交易或谈判成本很高。
下面我们分别研究一下这些难题是否有可能解决：
1、法律责任问题。各国都是独立的，试图建立超越各国政府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实施法律制裁，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能发展某些共同遵守的法律。国际法律并不是主权国家可以服从，也可以不服从的那种形式主义的条文，而是反映了主权国家对共同利益的共识。这种法律并不是靠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来强制实施，而是靠主权国家彼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以达到对原则和决策程序的共同准则。国际协议并不是自动实施的，由于情况改变，需要不断谈判，谈判的交易成本会增加，但是，在协议范围内实施成本会降低。
2、交易成本问题。国际秩序对交易成本有巨大影响。例如，关贸总协定规定了非歧视性的贸易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对违反关贸总协定的行为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可见即使没有国际中央政府，违反国际协议总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国际协议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此外，有了国际制度，各国代表可以定期会商，确定原则和标准，而不必就每个具体问题不断谈判，因而可以减少谈判成本。国际制度保证自由贸易，也有助于发展各国的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最后，国际秩序还有利于贸易、货币关系、能源、外国投资、对发展中国的援助等等相关的问题通盘研究和解决。如果让各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去解决，各个部门的官僚都有特殊的利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彼此讨价还价，最终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总之，建立国际秩序，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生产性的联系会得到鼓励，谋求特殊部门的官僚利益的腐败性联系会得到遏制。
3、信息不对称问题。通俗地说，这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如何防止欺骗上当的问题，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则是如何防止欺诈问题。表面看，欺骗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终究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事实证明，信守国际协议，有良好声誉的国家，投资和贸易的机会会增加，对发展本国经济有利。国际组织给予所有成员提供信息，可以大大减少达成国际协议的风险。一国的开放程度愈高，愈让外界了解自己，达成国际协议的机会就愈多；相反，一国政府官僚的封闭性高，同外国合作的机会也会减少。国际秩序的开放性，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国际合作的新秩序是有可操作性的。所谓可操作性，从经济角度看，就是成本低，效益高。从政治角度看，是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寻求合作。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总的来说是采取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相结合的立场，即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即从已有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合作框架出发；另一方面，使这些框架逐步完善，使之进一步制度化。其核心是在尊重各国产权和主权的前提下，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和公开性，减少交易成本，发展国际合作，使国际的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真正做到互惠互利。
四.我们的对策
当前国际上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霸权主义的国际格局的冷静分析，对我们观察民族问题，寻求解决民族矛盾的途径是有帮助的。如果受国际上某些民族冲突有所发展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把民族主义当作国际思潮的主流，就会使人进入误区。
邓小平在80年代曾明确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邓小平这段话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建立可操作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可采取以下对策：
1、维护国家主权。按照产权理论，界定和明确产权，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产权是历史形成的，只能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同样必须尊重历史形成的国家主权。如果去算历史的老帐，必然引起国际民族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处理国内民族矛盾问题，即只能尊重历史形成的现实。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犯自己的主权，干涉自己的内政，干涉自己国内的族际问题。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2、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和公开性。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失效和合作失败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国内族际关系。因此，务必以诚相待，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信守协议，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政治经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互惠互利。
3、建立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且同国际市场经济体制接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愈健全，愈容易同国际市场体制接轨，在这方面，我们将尊重国际惯例，并在双边、多边以及国际交往中努力使现存的国际秩序日益完善，真正做到互惠互利。
4、正确处理权力和财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体制转轨中，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寻取租金，是改革的大敌，是政治腐败的根源。这一原理也可应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国家权力是财富的保障，没有国家权力，就谈不上维持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稳定和维持市场交换的秩序。但是，决不能依靠权力来谋取财富，而只能在自由的市场交换中谋取财富增进，互惠互利，共同富裕。这可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关键。
在重商主义兴起的时代，在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使国际和族际冲突加剧的时代，莎士比亚写下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著名的悲剧故事。马克思继承了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雄壮的国际歌唱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理想。如果说劳伦斯神父没有把信息及时转达给罗密欧，致使这对恋人发生了悲剧性的结局，那么，今天人类已进入了信息时代，应该可以避免罗密欧和朱丽叶这类故事的重演。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作为实现自己的国际主义理想的途径。
注释：
①Mckeown:1983,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e and 19 th 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op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7 no.1 pp.73-92.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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