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潘汉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潘汉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在他长期革命斗争生涯中，有许多得力的助手。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潘汉年就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潘汉年驰聘在左翼文化战线，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功勋卓著，有许多成就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直接指挥下取得的。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文化工作者从斗争前线，从内地、海外，陆续聚集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各类进步团体、文艺社团相继成立，各种进步刊物先后出版，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周恩来虽然主管组织、军事工作，但对文化工作也十分关怀。他很注意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为加强创造社党的力量，周恩来约见阳翰笙，要他和李一氓去创造社工作，和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组成一个党小组，以此为核心，培养和发展党的组织。沈端先（夏衍）翻译了一些作品，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从潘汉年那里了解沈端先的一些情况，认为沈可能是条件较好的文艺骨干，就要潘汉年作进一步了解。潘汉年找了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康生），赵把沈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了潘并说：这样的人才放在闸北搞工人运动，跑跑纱厂，是可惜的。潘汉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29年9月， 周恩来将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并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筹备工作。
当时在革命文化阵营内部，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一方是创造社、太阳社，一方是鲁迅。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之前就有所察觉。他开完中共六大，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经哈尔滨，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国祯处看到鲁迅给任的信上，有对这场论争不满的表示。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又从潘汉年、冯雪峰处了解了革命文化阵营中矛盾的新发展。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过问了这场论争，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而是创造社、太阳社里的党员犯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毛病，于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以及对茅盾的批判，结束论争，共同对敌。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 为加强宣传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由潘汉年担任文委书记。潘汉年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先后撰写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和《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使这场革命文学的论争逐步平息。潘汉年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开会，统一思想，酝酿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率先作出自我批评，要冯雪峰、吴黎平和他拜访鲁迅，自己又专程与鲁迅交谈。1930年3月“左联”成立， 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这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对30年代“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二
1931年4月， 中共中央特科（即中央的保卫部门）原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投敌。周恩来得悉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调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潘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并接替陈赓任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到中央特科不久，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去中央苏区，直接相处虽只有七八个月，但潘汉年出色的工作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确证向忠发叛变一事就是一例。
顾顺章被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迁居周恩来处。周恩来、邓颖超一再关照向忠发不要外出，但向不听劝告。1931年6月21日， 向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家，去姘妇杨秀贞处，住了一夜。翌晨，向雇出租车时被叛徒叶荣生发现而被捕。向忠发被捕，潘汉年得到特科干部黄慕兰的警报，迅即上报周恩来、陈云。随后，从法捕房关系方面获悉，向在捕房时，已供出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和杨秀贞的住处，以及戈登路（今江宁路）中央秘书处机关，使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苏才和陈琮英、杨秀贞都被捕。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处又获悉，向忠发一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即又供出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住址。接着，特科二科干部王子春（又名欧阳新）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处获知向忠发已被秘密枪决。向既已叛变，又即被枪决，使人费解。周恩来要二科找到向叛变的口供材料。潘汉年要王子春设法秘密地把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经潘汉年送周恩来审阅，认定向忠发确已自首叛变，取消了原来打算的悼念活动。潘汉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沪。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蛊惑人心，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 《时事新报》上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伍豪是周恩来曾用的化名，许多同志都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以此造谣污蔑，制造中共党内和进步人士中的混乱。中央特科把揭穿国民党伪造此启事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潘采取了有力的反击行动：一是在上海散发反击国民党造谣污蔑的传单；二是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党组织AI写作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发表《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评论文章；三是向申报社送去中共临时中央AI写作的《伍豪启事》，虽未登，但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告人以有两个伍豪，而后一个伍豪启事是对着《时报》等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四是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布告，驳斥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国民党这一卑劣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潘汉年于1933年夏到达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于工作需要，也是对潘汉年才能的赏识，1933年至1934年周恩来等两次委派潘汉年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谈判。
1933年8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 陈铭枢和广大士兵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先派代表陈公培（吴明）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一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的支持。10月16日，十九路军派该军秘书长徐鸣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到瑞金谈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项工作，派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的积极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谈判进展顺利。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潘汉年作为驻福建代表与之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条约》等，开展经济贸易，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默认进步团体公开活动。
1934年10月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和朱德派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江西寻乌罗塘镇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临行前，周恩来、叶剑英向潘、何交代了谈判原则和联络等事项。周恩来特别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潘、何与陈济棠的代表南路军参谋长杨幼敏和师长黄质文、黄旭南经过三昼夜谈判，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等五项协议。谈判刚结束，接周恩来电召两人立即返回苏区，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经过，受到周的赞扬。这次谈判成功，为红军长征突破南边的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
1935年党的《八一宣言》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开始了国共两党的谈判。党中央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在西安的艰巨工作是促成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而潘汉年在前期与国民党的秘密联系和在西安事变前后在南京和上海的活动，是对周恩来活动的有力配合。
1936年1月， 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主动约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王明要潘汉年先与邓接洽，了解了邓的使命后，才与邓见面。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为好，并指定当时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回国联络国共谈判事宜。1936年6月， 冯雪峰赴港会见潘汉年后，返沪即电中共中央报告潘回国的任务。7月初， 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立夫派出的代表张冲联系上后，不日同船离港到沪，转道去南京，与陈立夫的亲信曾养甫见面。同月下旬，潘汉年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从此，潘汉年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领导下作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联络代表。9月24日， 潘汉年受中央委派，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去蒋管区联络。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为初步谈判代表，并设立中共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第一次正式会谈。此时，两广事变已解决，蒋介石消除了后顾之忧，就又忘乎所以，调兵遣将，云集西北，企图一举消灭红军。陈立夫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并提出要周恩来出来谈判。当即遭潘汉年严词拒绝。11日，潘汉年将与陈立夫会谈情况致电中共中央。12日，又将在南京、上海与张冲、陈立夫的联络、会谈经过写信汇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多次联名为国共谈判目前任务和方针电示潘汉年，潘汉年也多次致电写信向中央汇报国共谈判进程。
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立场，激起国民党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深入探讨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大计。同时，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电告在沪的潘汉年。当时南京政府一片混乱。有主张讨伐的，也有主张和平解决的。这时，陈果夫、陈立夫命杜桐荪赴沪找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潘将我党中央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告诉来人。宋子文也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一一作了介绍，并谈了欢迎南京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事变的问题。不日，潘又密赴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会面，再次阐述我党中央和张、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鼓励宋氏兄妹去西安谈判，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藉顾问端纳陪他们同去西安。12月19日，潘汉年接毛泽东电，赶赴南京，在中央饭店与陈立夫、曾养甫洽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19日，南京接到蒋介石手令后，20日，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西安，进一步了解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此行使他更有了信心。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起飞到西安探望蒋介石，面见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才能，艰苦的说服工作，使各派政治力量在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上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4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宋子文时，宋子文主动要求中共为他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中共中央把这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五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面对抗日战争新形势，周恩来对潘汉年作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
1937年7月7日（一说8日），周恩来会见潘汉年、刘晓等， 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方党的工作，指出：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当周恩来从潘汉年那里得知叶挺正在上海，他要潘安排与叶挺见面。周恩来和叶挺会面后，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领导这支队伍抗日。后来叶挺以其特殊身份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共领导的新编第四军军长。1937年8月下旬， 潘汉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主任，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的指示，“八办”在刘晓等地下党领导协助下，开展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出版各种书报刊物，宣传我军战况，搜集敌友我各方面情报，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12月10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撤离上海去香港。1938年1月，潘汉年到汉口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并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会见文化界人士。2月下旬，潘汉年回香港后， 与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继续开展统战工作，领导隐蔽战线工作。1938年10月，潘汉年赴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5月，又返香港。冬， 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领导机关设在香港、第一线在上海。中央情报部又决定由潘汉年、廖承志和刘少文组成情报委员会，潘负总责。1940年8月，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工作时， 谈到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款，潘汉年管情报及文化，刘少文管统战。这时，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和要求，坚决执行打入敌伪组织的工作方针，积极工作，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予以应变。潘汉年奉中央命令从香港到上海配合。周恩来为保护留在重庆等内地的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免遭国民党迫害，布置几条撤退路线。潘汉年抵沪后，会同有关同志作了具体安排，有些人留在香港，有的人去了南洋。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香港设第二调查分局，潘汉年任分局长，负责搜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材料。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在重庆兼管第二调查分局和重庆的第三调查分局。1941年6月13日， 潘汉年向中央报告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重要战略情报。7月至10月间， 潘汉年数次向中共中央及时报告日本南进的重要战略情报，及其演变内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恩来急电廖承志、潘汉年、 刘少文，提出将困留香港的爱国人士疏散转移。当时潘汉年正在上海。经中央同意，潘用特殊关系，把华南情报局在香港的情报摊子分批撤离香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1942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王尧山等和潘汉年撤离上海到淮南根据地。1943年春，潘汉年任华中局情报部长。
六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1946年5月，潘汉年由北平飞延安汇报工作。 根据中央社会部的决定，“归周恩来副主席全权分配”，同月，潘汉年偕夫人董慧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周恩来决定潘汉年和陈家康一起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华岗联系。后来周恩来到上海，决定潘汉年不作公开活动，以领导情报工作为主，同华岗、乔冠华、龚澎分别保持联系；必要时，参加外国友好人士方面的活动。潘汉年的掩护身份是中共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行总”（行政院救济总署）的联络代表。潘汉年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单位仍旧潘汉年领导。潘汉年在上海逗留约4个月，因时局日趋紧张， 组织上命他随时准备离沪去港工作。1946年9月上旬一个夜晚， 潘汉年应召赴“周公馆”，周恩来与他长谈良久。不日，潘汉年即与夏衍同机飞抵香港，继续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及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则于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飞返延安。
1947年1月16日， 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不久的周恩来起草蒋管区党组织调整方案，经中央决定成立香港分局，管理南方工作，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委员。
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失道寡助，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陆续从内地，从上海来到香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先后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指出：按美国国务院政策，“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我们对于美帝这类阴谋是应当揭穿的，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潘汉年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开展了大量工作。其中，为接送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潘汉年和方方、夏衍、章汉夫、连贯、钱之光、饶彰风和乔冠华等排除万难，精心组织，从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分20余批，出资租船输送350余人从海路安全抵达东北、华北解放区，无一失误。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加快，国民党阵营内部分崩离析，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加强做好策反工作。1948年3月11日， 周恩来就时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对内战“无信心”，致电方方、潘汉年，指出：“卫有争取可能”。提出要他们通过关系去做工作。12月3日， 周恩来又致电潘汉年并告方方，介绍傅作义进退失据的情况，指示做傅的工作。潘汉年也将争取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之事致电周恩来请示，经同意，与上海地方党组织共同努力和策划，争取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起义，使这两大系统大批技术人员、资材、档案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七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向外透露中央一个重要决定：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将出任国家总理。作为未来掌管整个国家事务的总理，对上海的前途当然备致关切。4月26日， 周恩来电示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速来北平，然后转往上海工作。5 月初，潘、夏、许三人到北平。5月1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潘、夏、许，并要他们列席华北局会议。会后，周恩来对他们就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并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并关照潘汉年“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5 月13日晚，潘、夏、许三人应邀到中南海参加周恩来召开的会议。到会者有茅盾、胡愈之、周扬、郑振铎、萨空了、钱杏邨、沙可夫、袁牧之等一批文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周恩来对大家说，上海即将解放，潘汉年等同志即将南下，想听听大家对解放后上海文化工作的意见。潘汉年讲了工作设想，大家热烈发言。最后周恩来说，“一定要谦虚谨慎，多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要团结，要安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潘汉年就任上海市副市长， 他积极协助陈毅市长领导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战胜美蒋封锁和对敌隐蔽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后，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对上海工作十分关切，作了许多指示，推动上海的改造和建设。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9次政务会议， 专门听取并批准潘汉年所作的上海市工作报告。1953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沪期间，听取潘汉年、谷牧关于市场情况、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说：“搞建设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变成内行。”1954年1月20日，周恩来约见潘汉年、 吴克坚和谷牧谈话，就本年上海工业企业执行公私合营的重点、步骤等问题交换意见，并指出：“棉纺业已为我们控制、技术上无秘密，并不发生市场冲击问题，不必太急。”“对荣（毅仁）、郭（棣活）合营不可带一点勉强。”
八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蒙冤入狱，周恩来回天乏术。当时反映很多，情报部内的同志压力很大。情报部、公安部、监察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恩来到会讲话。谈到潘汉年案件时，他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周的讲话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周恩来要罗青长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共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写一个调查报告，小组成员有罗青长、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他们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共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 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几个疑点（后都完全弄清楚），接着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但这份有理、有据、有力的报告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左”的情势下，并没有引起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建议重新复查潘汉年案件时，这个报告才被发掘出来，并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据韩素音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他冥思苦想，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必须立即处理。他有没有忘了什么人或什么事？……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感到不满。”
相识相助，聆诲从命，知汉年者，其周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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