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乡论文,晚清论文,文中论文,作气起孱论文,王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8-0068-06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翘楚，他在晚清词坛具有无可争辩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既体现在他的创作活动与词学活动中，也体现在他与晚清三大词派的关系中。
一、王鹏运与清末四大词人
夏纬明在《晚清词人王鹏运二三事》一文中写道：“清季词学昌盛，名家辈出。同光之际，如文道希廷式、沈乙庵曾植、郑叔问文焯、朱彊村祖谋、况夔笙周颐、张次珊仲忻、宋芸子育仁等，皆当时以词鸣……诸人皆推王半塘鹏运为领袖，持词坛之牛耳。”[1]（页51）陈子展甚至尊他为词坛之“泰山北斗”（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由此可见王鹏运在当时词坛的显要地位。叶恭绰先尘更是明确指出了鹏运领袖时流的作用，他说：“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广箧中词》卷二）同时，蔡嵩云先生也把以王鹏运为首开创的桂派（实指以清末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为代表的晚清词派）列为清词继浙西、阳羡、常州之后的第三期词派，给以高度评价。
尽管对这一词派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称之为桂派，有的称为清末常州词派，有的称为彊村派，但它作为一个有共同文学思想、主张及相应的组织、吟咏活动的词学流派是无庸置疑的。王鹏运在清末词坛的领袖地位，首先便体现在这个文学流派的活动中。
王鹏运乐于举办词社，与词友们相互酬唱应和，并且热情指点，奖掖后进。由于他的推动，晚清词坛一时出现满园春色的景象。他是个出类拔萃的词人，也以词作影响别人，堪称同道的良师益友。无论何时何地，王鹏运与朋友们所见、所闻、所感、所触皆联吟唱和为词。京城的龙树院、观音寺、南湖、西爽阁、江亭等风景名胜之地都留下了他们游览吟咏的词作；觅句堂、咫尺村社、宣南词社、校梦龛词社、四印斋等处都是他们切磋词艺的固定场所。甫人仕途，王鹏运便参加了觅句堂的活动，广西三大中兴词人的遗风极大地影响了王鹏运；同时他与粤西文士的吟咏，对于推动广西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王鹏运与上元端木埰、吴县许玉瑑、临桂况周颐以词学相砥砺，切磋唱和，时称四大中书词人，《薇省同声集》便是其创作的结晶。1896年，王鹏运与况周颐、缪荃孙于北京约为咫村词社，并邀朱祖谋入社。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鹏运在围城中与朱祖谋、刘福姚唱和，辑成《庚子秋词》；稍后又与朱祖谋、郑文焯、张仲炘、曲习经等十余人唱和，辑成《春蛰吟》。王鹏运是词学活动中的骨干和旗手，以个人词的成就与风气感召词友。
在这之中，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文廷式与之交厚，过从甚密，故四人于论词、作词中受其影响最大。“彊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叶茶绰《广箧中词》卷二）郑叔问晚涉梦窗，上追清真，境尚东坡，受王鹏运熏染尤深。况周颐作为王鹏运的同乡和晚辈，为词、为人皆以王鹏运为轨范。他尝自述填词经历云：‘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光绪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校勘，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他无责焉。”（徐珂《近词丛话》）朱祖谋先以诗名，后受王鹏运影响而转为专事词学，其能成词坛名家，实属王鹏运一手引导和栽培。朱祖谋也虔诚地尊之为师，并对他的指点教诲铭记不忘。他在《彊村词剩》卷首中深情地回顾：“余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翁喜奖掖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途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彷徨求索，为之且三寒暑。则又曰：‘可以视今人词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忆云、鹿潭诸作。会庚子之变，依翁以居者弥岁，相对咄咄，倚兹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领受。”[2]（页37页）可见王鹏运影响古微之至深且巨。不仅如此，朱祖谋还继承王鹏运遗志，毅然挑起了词坛大梁，他校刊词集，编定选本，并以自己的创作影响词坛，促进了晚清词学的复兴与繁荣，显示了他作为清词殿军的应有风貌。
王鹏运还是个卓越的校勘学家。在清末词坛上，王鹏运开创了校勘词籍的先河。尽管词书之有校勘自宋已启其端，然而词籍校刊成为专门之学始于王鹏运。有宋一代，有关词籍大部头见诸著录的有4部，诸书或亡佚已久，或残缺不全。明代有二，流传下来的只有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然而此书随收随刻，搜罗未广，校订疏略。王鹏运遍览词书，总结出毛、杜（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杜文澜《曼陀罗阁本》）2本之失，以为“毛刻失在不校，舛误致不可乙；杜刻失在妄校，每并毛刻之不误者而亦改之”。因此他汲取清代朴学大师治经、治史之法，制定了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五例，成功地校勘了《四印斋所刻词》16册，《宋三十一家词》4册，《四印斋宋元三十家词》25种30卷和吴文英《梦窗词》，不仅在刊印数量上远超前人，而且校勘的质量也是前无古人。他广择善本，校勘精细，态度严谨，补阙周全，在词学校勘的原则、义例、质量方面，王鹏运都具有开创意义。在王鹏运的影响下，况氏与之同校《梦窗词》；郑文焯吸取了王鹏运校词的义例、原则，并且取长补短，获得了新的突破。朱祖谋校词成就尤为突出。张尔田在《彊村丛书序》中说：“盖自王佑遐之校梦窗，叙述五例，以程己能。先生循之，津途益辟。”[3]他校刻的《彊村丛书》被龙沐勋誉为词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故沈曾植在《彊村校词图序》中说：“盖校词之举，鹜翁造其专，而彊村竟其事。”[4]（页36）自王鹏运开风气以来，校刊学于是大盛，被称为清代词学四盛之一，“而后词家有校刊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5]（页23）。王鹏运筚路蓝缕之功，当不可没。
王鹏运于创作和校刊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词学经验。他也是个词论家，尽管他的论著留存下来的极少，但从存留下来的只言片语也可见其论词思想和主张。概言之，王鹏运论词宗旨和要义是“重”、“拙”、“大”。
首先，王鹏运推崇词体，认为词可以与诗一样反映国家大事，表现词人志向，与儒家诗教理论相吻合，微言大义，意内言外，寄托遥深，用词来作为参与、投身社会现实的手段和方式，从而抬高词体的地位。
其次，王鹏运标举体格，要求体性正，格调高，提倡词境浑化，气息静穆，格调高简，风度矜庄。这便对词人的襟抱、德才、旨趣、气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受他的影响，况周颐强调填词第一要襟抱，其次要有高洁的品德才情和艺术旨趣。
王鹏运所领会的“重”、“拙”、“大”是词人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体格。具体说来，“重”即表现郁勃于心之情，显示沉着浑厚的气格。况周颐解释为“情真理足”，“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所存者厚。沉着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6]（页48），便是从半塘得之。他的轻艳尖巧词风经常受到王鹏运的批评和劝诫，才致于体格为之一变，而成沉郁婉丽一格。
所谓“拙”，指质朴拙稚、自然清纯之美。王鹏运强调适度，勿不及，勿太过，犹如况氏所言“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况氏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真和顽：“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几乎。”[6]任真情自然流露，返朴归真，如赤子之笑啼，方能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所谓“大”，是指才情、旨趣、寓意博大。王鹏运追求的是一种“更饶烟水迷离之致”的意境，一种惝恍朦胧、非雾非花的词境。况周颐所神往的空灵静穆的词境，无非是其另一种翻版。
“重”、“拙”、“大”理论是王鹏运的核心词论，在词学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在它的熏染与滋养下，作育了况周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论。即使在当时，它对其他词人也直接产生了影响。例如深研乐律的郑叔问入手即爱白石骚雅，主张体尚清空，语必妥溜，但也受王氏影响，强调清空在于骨气，其与张孟劬书云：“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镕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雅，渊渊乎文有其质。若子、集中之所取裁者益夥，读者贵博观其通耳！”[7]先求内在骨气之高健，然后再求字面之飘逸清隽，自然能达到神韵空灵的地步；否则全用飘逸字眼，而内涵薄弱，自然就流于空疏虚绮。至于如何达到骨气高健，则与学力大有关系，“经史百家悉在镕炼中”即是蕙风所说的“词外求词”。可见“清空在于骨气”云云，基本上仍是由半塘重体格之说变化而成的。
朱祖谋与文廷式也深受影响。朱祖谋得王鹏运有关词的源流正变之教，得王鹏运词之体格精髓之说；文廷式曾从王鹏运问词法，大得益于王氏之切磋，且其尊词体、写胸臆的主张，其对成容若、蒋鹿潭、张皋文的推崇，其词境理想（“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8]（页685））都与王鹏运词论暗合。由此可知，王鹏运被誉为清末四大家之冠也当之无愧。
二、王鹏运与常州词派
有清一代，词人辈出，继阳羡词派、浙西词派之后，常州词派兴起词坛，独领风骚。其创始人张惠言拯衰纠弊，尊词体，言寄托，斥浮艳而崇比兴。“周济推陈出新张氏之旨，而扩充之，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四家，领袖两宋作者，示人以写词之次第，将冶疏密二派于一炉，学者受其牢笼，罕能自外。”[5]影响深远，直逼清末，龙沐勋说：“五十年来，常派风流，未遽消歇，一时作者，遍于东南，而造诣之深，断推王、文、郑、周之遗绪，而益务恢宏。”[5]蔡嵩云亦评以王鹏运为首的清末四家“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9](262-263)。二说视清末四家为常州词派之余绪和尾光，正如许多著述称其为清末民初常州词派一样，都是不甚恰当的。因为同光年间常州词派已颓靡衰微，不再是词坛宗主，从理论到创作都不足以牢笼清末四家。但是二人都看到了清末四家与常州词派的承继关系，却是符合事实的。不过是既有承继，更有扬弃。
当然，这种承前启后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王鹏运身上。朱祖谋深情赞誉王鹏运拯衰起弊之功：“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10]（页236）卢前更是高度评价王鹏运变革、中兴常州词派之功如中兴桐城派古文之曾国藩：“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11]（页916）这并非过誉之辞。
国势阽危，时运维艰，是促使清末四家选择经世致用词论、亲近常州词派的时代背景。目睹朝政窳败，诸家托时感事，哀抑欲绝，国家兴亡之感，忧生念乱之情，一寄于词，故此他们继承了尊词体、意内言外、重比兴寄托的理论。推尊词体，拓展词的意境，扩大词的社会容量，表现重大社会主题，提高词的地位与影响是其理论基础。传统认为词乃“烟月文章格本低”，王鹏运却说：“词亦穷人大类诗。”（《沁园春》）在他看来，词与诗一样可以反映重大的社会人生主题，有着与诗文化一样的卫道、补天功能，绝不可轻忽。
王鹏运词大都寄托深沉而浑化无迹，真正达到了周济“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理想境界。比如他后期伤君臣遇合之词，有屈原《离骚》之余韵，寄托深邃，沉郁哀婉，连王国维也盛赞其“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王国维《人间词话》）。
然而，王鹏运重视作家的性情、性灵，这一点与常州词派的类型性理论截然异趣。他主张的抒情，是个性之情，有自己特色之情。如他评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6]［页75］无论是忧国伤时，还是吟风弄月，只要情真，有个性，便应受到尊重。他对花间艳词的推重，他对夫妻生活的全面叙写，都可证明他对主体创作情绪或创作主体性的看重。况周颐也宗寄托，但反对“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并有针对性地指出：“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12]其强调寄托自性灵中出的观点实来源于王鹏运。
不仅如此，王鹏运推举的是“重”、“拙”、“大”的词旨，推重的是词的精神和意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沈著”、“沉郁”、“浑厚”宗旨的继续阐发。但在具体词作中，直接反映社会政治，描摹时变和心境，有时不免愤激冲动，咽呜叱咤，突破了温厚和平、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从而创造出宽广宏大的词美意境，更易达到自然神秀的风格。生逢厄运，忠义忧愤之气，缠绵悱恻之忱，郁勃于心，不由得发愤叫呼，扼腕太息。这便是对谭献“折中柔厚”说和陈廷焯“沉郁温厚”说的突破。
最后，以王鹏运为首的清末四家善于集词学之大成，取浙补常，融会贯通，从而为清词作了最光荣的一大结局。
四家学词之始颇受常州派末流影响。王鹏运为王拯、端木埰带入文坛，自然沿着常州派学词途径，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王鹏运问途碧山，模拟白石，效仿稼轩，酷爱梦窗、清真，遍学南北宋诸家，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正如龙沐勋所说“（君词）欲由碧山、白石、稼轩、梦窗，蕲以上追东坡之清雄，还清真之浑化”[5]（页224）。而朱祖谋以为“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却似不妥贴，二者所倡之不同在于一为目标，一为途径。周济《宋四家词选》标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主张以碧山为人门之阶，再辅以梦窗之奇思壮采及稼轩之“才情富艳，思力果锐”，以渐进于美成之浑成，为的是给当世词人示以学词矩范。王鹏运最初也未出此牢笼，但他注重的是词之体格，他曾赞扬朱氏能得梦窗之精髓神妙，表明他并非为学词而学词，同时他也并不拘泥于学一人或几人之词。纵观王鹏运一生，对南北宋诸家之词，只有偏爱，而无偏废，他多所点染，广泛涉猎，融众制于一炉。对他来说，遍学诸家不过是锻炼词笔的一种手段，最终追求的是词的体格与神髓。王鹏运以此心得影响其余三人。况周颐《蕙风词话》有云：“读宋人词当于体格神致间求之，而体格尤重于神致。”认为由学养求体格则神致天然，极为推重体格。郑氏也于清空飘逸中讲求骨气。因此，四家不再局囿于流派之别，常折衷浙、常二派，取长补短，力求融通。况周颐示人学词之法，主张“天分高者，不妨先学南宋；学力专者，不妨先学北宋”，基本打破流派界限。郑文焯入手即爱白石、清真，而又大言寄托、骨气，家数已然不顾。朱孝臧所辑选之《宋词三百首》，更显示了调和浙常、摆落门庭之旨意。
王鹏运一方面继承常州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理论，另一方面对周济之抑苏扬辛颇有异辞，他说：“北宋人词，如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黄文节之隽上，皆可执拟得其仿佛。惟苏文忠之清雄，迥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这一点与周济之说恰好相反。周济说：“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日而语也。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13]（页566）周济认为稼轩郁勃情深，纵横才大，沉著疏宕，可与吴文英相济为中介，过渡到疏密虚实结合的完美境地，故苏轼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王鹏运却把苏轼当作词家仙境来推崇，因为他追求的是集性情、学问、襟抱于一体的气象和韵致，是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词境，因此，愈不可及，愈为高境。受其影响极大的朱孝臧也对周济将碧山与梦窗、稼轩、清真并列于四家领袖之位，颇为不满。据龙沐勋云：“彊村先生固亦推挹周选者，然先生尝语予：‘周氏《宋四家词选》抑苏而扬辛，未免失当，又取碧山与梦窗、稼轩、清真分庭抗礼，亦微嫌不称。’则知先生固雅不欲以常州词派之说自限也。”[14]
总之，清末四家在王鹏运的带动和影响下，继承并开拓了常州词论，他们力图突破宗派藩篱，“冶南北宋而一之”，无论是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呈现出集大成和开疆拓土之势。王氏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没也。
三、王鹏运与临桂词派
（一）临桂词派与王鹏运的宗主地位
所谓临桂词派是指以晚清临桂词学大师王鹏运和况周颐为首，包括当时的临桂词人倪鸿、刘福姚、邓鸿荃、阳顗、龙继栋以及附近同临桂词人有戚友关系的如永福韦业祥等，相互应酬唱和，吟咏切磋，从而形成了以“重”、“拙”、“大”为其宗旨、原则和审美情趣，带有明显的桂林风味的群体文学流派。他们既有权威的领导，又有成形的组织实体；既有明确的主旨词论，更有大量高质量的词作，具有一定的文学影响，推为清末文学流派应是恰当的。对于临桂词派，有的称桂林词派，有的称桂派，有的则扩展称为粤西词派、广西词派。尽管临桂词派于当时推动广西词学创作热潮其功甚巨，但毕竟其核心范围仍在临桂，故称之为临桂词派更符合词史状况。
清代广西词学的中兴起于乾隆时代。自乾隆以来，粤西词家人才辈出。如著名词人朱依程、朱依真兄弟，虽受浙西词派影响却不落其窠臼。常州词派盛行之时，词选家黄苏撰有《蓼园词选》，“浑雅温丽，极合倚声消息”，后来词人受其影响极大。况周颐曾得之，“如获拱壁，心维口诵”，尊其为师，并加摹仿。道光间粤西词人王拯、苏汝谦、龙启瑞取法两宋，成就昭著，号称广西三大中兴词人。他们在词坛的声名开启了临桂词派的先声。三人均留宦京师，常有文酒宴会，多以词学提倡后进。光绪庚、辛之际，一批仕宦于京师的粤西人士时聚于龙继栋家中觅句堂，觅句堂遂成京师文友之组织，以广西人为主，以论词为务。“厥后广西词派领导晚清词坛，与浙、常二派三分鼎足，考其渊源，因觅句堂有以启之。广西词派，虽肇始于觅句堂，实成于王鹏运、况周颐。王鹏运倡之，况年辈差后，得半塘而后益专益精。”[15]（页72-73）在觅句堂中，王鹏运是核心人物，他不仅直承王、苏、龙等人耳提面命之教导，而且通过相互酬唱，开启了临桂词派的先声。
从此，王鹏运、况周颐、刘福姚等广西词人便活跃于词坛，影响日益扩大。当时，国家多故，忧患交迫，士大夫文人多聚会抒其忠愤。王鹏运为首组建的宣南词社于是应运而生。同时，王鹏运还与上元端木埰、吴县许玉瑑等更叠唱和。通过组织词社和各种词学活动，王鹏运逐渐地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并以其词学思想与词学活动影响当时词坛。“当是时，浙派末流虽已就衰，常州词派流风未沫。牛塘之初，主张尚不外周止庵之范围，犹是常州词派，逮交端木子畴，始别立主张，揭出重拙大三字，为词家宗旨，又值况抵京，朝夕切磋，相与赏奇析疑，更校刊南北宋各家词集，成四印斋一书，为词学模楷，为词家校勘之学。”[15]（页72-73）庚子变后，王鹏运与朱祖谋、刘福姚等唱和，为《庚子秋词》、《春蛰吟》，和者遍于辇下词客。嗣后，况氏承继王鹏运衣钵，在湖南与湘社词人程颂万、易顺鼎、易顺豫等交游，以其所闻于半塘者，相与切磋。朱祖谋则提倡于东南。“蕙风又撰词话，衡论古今词家，指示学者途径，为词家批评之学，由是全国风从，广西词派遂悉拔浙、常之帜，巍然为海内词宗。王、况二家，亦如浙之朱、厉，常之张、周，为一代词坛领袖而无异议矣。”[15]（页72-73）由此可见王鹏运在临桂词派中的宗主地位。正如王煜所评说：“拓土广西，佑霞开国矣。”[16]（页253）广西词境之高，实得力于开风气者王鹏运。朱荫龙也高度评价王鹏运的开派之功，说：“王鹏运词体高旷，行气清空，两宋而后，一人而已。广西自开辟以来，迄于今兹，操觚之士，未有能空所依傍，辟坛建
，驰骋中原者，有之，自先生始！
”[17]其振风易俗、挽堕支倾、开疆易帜之功，自不可没！
（二）王鹏运对临桂词派成员的影响
临桂词派有两个搴旗人物：王鹏运与况周颐。叶恭绰这样评价他们：“夔笙先生与幼霞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沈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轾也。”（《广箧中词》卷二》）而“巨匠”之学，盖出于“词宗”。朱荫龙说况周颐“及戊子入京，与邑人王鹏运幼霞同官内阁。王氏治词，力别正变，真谛独标，而校刊之精严，议论之辟透，一时作者，殆无与并。先生亲承砚席，获益独多。每有所作，必就正于王氏，切磋砥砺者凡五年，其学乃近于雅正。”[18]实际上，况周颐无论是在词学理论和创作风格上都受王鹏运影响。王鹏运提出的“重”、“拙”、“大”理论，便是经过况周颐的提炼、总结而成为临桂词派的词论和风格的。王鹏运重比兴寄托，但他用鲜明、充实代替隐晦、芜蔓的寄托，用“自然从追琢中出”纠刻意求深的毛病，以沉著朴拙取代深约幽微。在此基础上，况周颐还主张“性情襟抱”，崇尚“情真景真”，从而使临桂词派独树一帜，自成一统。同时，况周颐早期热衷于香艳淫靡的词风，王鹏运对之多所批评和规劝，如王鹏运看了况周颐的得意之作《临江仙·记得西楼长伫立》后说：“是词淫艳，不可刻也。”[6]在王鹏运的影响下，况周颐词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除二人外，临桂词派的其它成员还有王维豫、邓鸿荃、刘福姚、龙继栋、韦业祥、于式枚等人。
王维豫是王鹏运胞弟，邓鸿荃是他的妹夫，以此特殊关系，自是往来甚密，而二人也经常与之唱酬应和，得到王鹏运的鼓励、支持和教导。维豫词学稼轩，风格粗豪慷慨，与王鹏运迥然异趣，而王鹏运却特别欣赏弟弟雄健峭拔的词格，因此常予激赏，几乎所作必和。邓鸿荃官京师时，与王鹏运、况周颐等常结伴出游，时有词作，而与半塘倡酬之作尤多，故受王鹏运的影响也尤深。朱荫龙说：“幼霞固工于词者，特重之，以故得窥倚声之门。及游京师，幼霞方校刻宋金元词，尝引以襄其事，审音拈韵，曛旦钩撣，而平居交游，又尽皆幼霞之俦侣，蜚声当世词坛者，往来辨难，互扇宗风，于是学乃大进。比宦蜀中，风尘澒洞，亲故凋零，身世家国之感，乃悉藉词以发之。所作沈郁幽婉，浏亮清冷，盖问径苏辛而以屯田为归者。其诣虽与幼霞殊，然于重拙大之旨，固共守而未失者也。”[19]邓鸿荃与王鹏运一同踏月观光，饮酒题画，在共同生活中耳濡目染，受益颇多。
广西状元刘福姚也是王鹏运的忠实追随者。他积极参加王鹏运组织的宣南词社，成为其中的中坚人物。他赞同、支持王鹏运的词学主张，钦佩王鹏运于常州派斟酌损益之功，并且在以王鹏运为首的革新常州词派的创作运动中推波助澜。而他从王鹏运处获益最多的便是在与王鹏运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那一段苦难日子里。徐珂在《近词丛话》中叙述道：“光绪庚子之变，朱孝臧与刘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及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喁唱酬，日为之无闲。一阕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20]（页264）正是这一段日子里，三人篝灯倡酬，创作了怵魄怆神的《庚子秋词》、《春蛰吟》。刘福姚词受王鹏运影响，沉著悲凉，可誉之为黍离麦秀之歌。
临桂其他词人或与王鹏运酬答唱和，或参加王鹏运组织的词派活动；或受其理论滋养，或受其词风熏染。总之，在王鹏运的援引、奖掖和倡导下，临桂词派形成了一股滔滔滚滚的创作浪潮，席卷广西，蔓延全国。
这股词学浪潮培育了一大批词人。比如说桂平的崔瑛、崔肇琳父子，崔瑛词多愀怆之音，虽以婉丽为宗，间亦有苏辛之慷慨，其词沉著峭拔，有半塘遗风；崔肇琳词雄奇卓拔，寄托幽深，深孚重拙大之旨。除二人外，还有南宁钟德祥、北流陈柱、武宣韦启瑞等，都受到过临桂词派风格的影响。其流衍、影响之深远，实足为清末之一大词派。
王鹏运在常州词派的熏染、作育下，力矫常、浙之失，力求融合汇流，虽与常派为近，却脱其窠臼，最终以其自然之神、寄托之义、重拙大之旨、冲淡沉着之风，独辟蹊径，另立门户，冲破了常州词派一统天下的氛围，从而形成了清季词坛名重一时的临桂词派。其派中词人虽“寥寥如晨星，然皆独抒性灵，自成格调，绝无挨门傍户，画眉搔首之态”（《粤西词见》，转引自《粤西词载》前言）[21]，仍以其独特的桂林风格与深远的影响，可与浙、常鼎足而三。
王鹏运以其创作、吟咏活动、词学理论滋养、泽被当时词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晚清词学中兴史上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从而奠定了他在晚清词坛领袖与先行者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2-10-15